韩非的“叛逆”
　　韩非主修刑名之学,最终自己却被无情地套上了枷锁,这仿佛是一个魔咒,比如作茧自缚的商鞅,使后来的士子们不得不步履谨慎起来。作为悲剧性的人物,韩非一生钟情的学术主张,如一杯酒,练就了他的人生性格和人生信条,而最终,这杯酒却成了为他壮行的最后晚餐。
　　韩非子,韩国的贵族,和秦国后来的丞相李斯是同学,师从荀子。按理说,六国多辩士,不说口若悬河,口齿伶俐也是必需的基本功夫,可是我们的韩非却偏偏患有严重的口吃——命运跟韩非开起了玩笑。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秦王嬴政只要轻轻推开函谷关,映入眼帘的,便是挡路的韩国,挡住了秦军千万虎狼之师的东进之路。家门口有块石头,换谁都会不爽。于是,秦王的剑锋便直指近邻。
　　而韩国国内,韩王的做派和大多数国君一样,无非酒池肉林,把一些正直之士当作眼中钉。因此,戏剧性的情况便出现了,当边关吃紧时,韩王才慌忙想起那些大臣大将们都在家抱小孩呢,于是临时征调他们去挡一阵子。要是嬴政稍打一个盹,他又温柔富贵乡去了。有这样的国君,可以想象韩国的局面。
　　韩非要是也跟大多数公子哥似的,没事哼个小曲,遛个鸟,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有他自己的主张与抱负。眼见韩国国势一天不如一天,不仅是忧虑,而且是忧愤起来。他多次上书韩王出谋献策,洋洋洒洒写了十余万字的著作,诸如《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说难》之类,来阐明他的理想。这样努力的结果是,他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听众,可惜这个听众不是韩王,却是作为对手的秦王嬴政。
　　公元前233年,韩王安六年,也就是秦王政十四年,距秦统一中国仅剩12年。韩王被嬴政折腾得实在没办法,想起了最后一根稻草,派韩非子去秦国试一试,碰碰运气。可是,这一试,外交努力没试成,韩非的命却试没了。
　　韩非在秦国是这样开展外交作为的:他对嬴政说,只要你嬴政听我的,灭不了赵、韩、荆、魏、齐、燕,我就不是人。不但不是人,命也可以任你拿去(“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韩非不愧是法家出身,要多无情就有多无情。苏武在北海牧羊19年,受尽千辛万苦,无非为了骨气,可他倒好,反水还在其次,却要带部队打自己的祖国,难怪后人骂他。
　　嬴政对这个超级宏伟的战略蓝图怦然心动,“悦之”,恨不得明天一步就能封禅泰山,一统山河。于是嬴政考虑该给韩非安排什么样的职位,考虑来考虑去,却把对韩非的任用给耽误了。
　　从史书的记载看,嬴政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况且韩非还是他极想见到的人物。《史记》上说,秦王为了尽早见到韩非,甚至命令部队加大攻击力度。可一旦见到神交已久的韩非,嬴政却一反常态,举棋不定起来,这事确实颇费思量。今人的推测是,秦王从始至终都未见到韩非本人。也就是说,除了外交场合的客套外,他们之间尚缺少一次足以达成共识的深谈。而这次没有兑现的深谈,对双方都是重要之极。秦王可以借此进一步认识韩非,要用其人,总得见见面吧。韩非也可以借此进一步阐明思想,取信于秦王,大而言可以得到富贵,小而言可以保住性命。
　　什么原因造成秦韩的失之交臂,不得而知,也许,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当是韩非的口吃。韩非深知自己的功力不在嘴皮子上,而在笔底下。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然而,韩非因口吃而丢掉的机会,却给了同学李斯一个可乘之机。西方有个哲学家曾说过一句相当恐怖的话:他人即是地狱。这句话用在李斯与韩非身上,真是贴切至极。
　　楚人李斯,也客卿秦国。所谓客卿,就好像中国留学生取得美国国籍,正准备参加议员选举,还在准备阶段,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韩非,对他的竞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结果自然不难想象,这个擅长心计且妒忌心极强的楚国人,不顾同窗之谊,准备干掉他。
　　李斯还真找到了韩非的死穴,他对秦王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韩)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又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法诛之。”这句话因袭了李斯在《谏逐客书》中为秦国谋划的攻防思想。他为秦王谋划说,“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那些名人名士,能拉拢的,不惜一切代价拉拢来,实在拉拢不了的,干脆“利剑刺之”,免得为敌所用,老给我们添麻烦。
　　嬴政怕的就是这个,于是不分青红皂白,派人将韩非逮捕下狱。狱中的韩非要见秦王,李斯不让;要申诉,李斯也不让。不但不让,还擅做主张,派人拿了一杯毒酒,说是御赐的,逼韩非喝下去。而等秦王缓过神来,韩非,这个因为口吃而错过与秦王面谈的人物,早已吃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顿晚餐。
　　《通鉴》中有两人评论了此事,一是扬雄,一是司马光,二人的论点和李斯一样,关键词只两个字:“人情”。扬子云认为,韩非之失在于信口胡话,没有基于“以礼动,以义止”的操守,口出狂言,不留后路,犯了自大病。司马光认为,韩非替秦国谋划,首先一条就想把自己的祖国打倒,太禽兽了,死有余辜。而太史公在《韩非列传》中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说的正是韩非的性格。
　　韩信的市井之志
　　韩信不听从武涉、蒯彻的策反,死不背汉,是其性格所致,欲报知遇之恩故也。萧何称之为“国士无双”。
　　公元前203年,韩信率部直取齐地,肥得可以,有了环视群雄的本钱,然后派人对刘邦说:“齐地形势非常复杂,大王就让我代理齐王(假齐王)吧,否则怕镇不住。”
　　刘邦一听,火冒三丈,这不明摆着伸手向组织要官么?坐在旁边的张良机警地踢了他一脚。尽管刘邦文化不高,但悟性极好,明白过来这一脚是怎么回事,连忙说:“要做就做真齐王,假齐王是怎么回事。”韩信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齐王。可是,这个轻率的举动,埋下了他日后身首异处的祸根。
　　当此之时,脑子清浅的项羽得知他的二十万部队连同司令官龙且尽为韩信所灭,汉军对楚军形成了包围之势。这位力能扛鼎的赳赳武夫平生第一次产生了恐惧心理,于是派武涉前去策反韩信,条件是:三分天下,各做地主。而不属于任何派系的汉阳人蒯彻也看出了局势的微妙,也在第一时间赶来凑热闹,让韩信南面称孤,三分天下。三人的谋虑竟惊人的一致,第三人就是张良,只是没有明说罢了。
　　按说武涉替项羽前来游说,情有可原。可蒯彻凑什么热闹,他又无党无派,就不怕被韩信就地正法?今人的推测是:韩信的假齐王之事,估计蒯彻也风闻到了,他估摸着韩信随着势力的壮大,可能会不老实,于是想借机捞一杯羹,弄个开国元勋干干。问题出来了,蒯彻这么一个疯疯癫癫的书生都看出了,身为统帅的刘邦能看不出来?就是这个蒯彻,后来见韩信对他的策反无动于衷,于是佯狂为巫,令人惊奇的是,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刘邦竟赦免了他,也是好命。
　　平心而论,武涉和蒯彻都独具眼力,对形势的分析,有理有据,入木三分。设若韩信当时脑子一热,雄心一动,三分天下有其一之首谋,不归诸葛武侯明矣。可是韩信一再迁延者,只是心存一个“义”字。他说自己给项王当差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执枪站岗的侍卫(郎中),“(在楚)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通鉴》卷十)。时至今日,韩信这一番话在我们读来,也看不出任何矫揉造作的成分,确是肺腑之言。当时形势,韩信依汉则楚亡,归楚则汉危,中立则三分天下。当此之时,韩信铁了心追随刘邦,完全符合他的性格,漂母一饭之恩日后不也千金投水相报么!
　　按理说,知恩图报,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提倡的人文精神,刘邦后来不该那样对他才是。可是韩信的结局,却又在意料之中,刘邦并没有负他。司马光好意地说:“假如韩信能谦虚一点,不那么居功自傲,他也能永享子孙后代的供奉。”司马先生是希望韩信能学道张良,功成身退。问题是,韩信打小受穷,不比张良的富贵出身,以致后来见着什么都想抓住。三年大饥荒的过来人,都有一副馋相,即是此理。《资治通鉴》载:“初,淮阴人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通鉴》卷九)后来武功发达了,钱也有了,便伸手向刘邦要“假齐王”,刘邦在张良一脚的提醒之下封给真齐王。人生的因果至此上演。
　　 我们私下揣摩韩信的前言后语,他终究不过是要荣华富贵罢了,正如梦中的阿Q,参加革命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娶老婆,还嫌吴妈的脚太长。而刘邦是个老辣的政治家,想的却是汉家天下。人心难测,欲壑难填啊!这小子手里有兵,功劳又大,三大战役他打了一个半,现在要齐王,保不准将来要……刘邦不觉打了一个寒噤,想都不敢往下想。因而就睡不着觉,史家笔法是“心御之”。打仗我不行,阴谋你不行,韩信这位“沙场秋点兵”的老将,最终连吃饭的家伙都没保住,遑论其他。
　　司马迁说:“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韩)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司马迁看人入木三分,这话值得再三玩味。
　　李广难封
　　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李广与卫青、公孙贺、公孙敖各率部一万出击匈奴。结果是,除公孙贺没有遇到敌人外,其他三路皆与敌人遭遇,卫青大胜,而公孙敖与李广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李广自己也被俘,靠着过人的勇力和胆识,夺了匈奴白马小将的马,这才逃回来。依汉律,败军之将得处死,幸好汉武帝还有一个充满人性化的补充规定,只要出得起钱,可免死罪,贬为庶人。于是,公孙敖和李广都被削职为民,公孙敖还被削去侯位。这样,李广就来到离长安不远的南山闲居,在那打了两年猎。
　　一次无聊,出门找朋友喝酒,还至霸陵亭,已是深夜。霸陵,是汉文帝陵寝,坐落在著名的白鹿原上。巧的是,霸陵尉那晚也喝得稀里糊涂,于是大声呵斥李广。因为根据汉律,任何人不得随便在暗夜行动,否则一律治罪。随从说:“这是故李将军。”霸陵尉也是酒壮贼胆:“在职将军尚不得夜行,何况是故的。”硬是不让他过去。李广无奈,只得屈尊在野外露宿一夜。当李广被重新起用为右北平太守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杀之”。
　　李广身为将军,自然应该做将军本分的事。套一句俗话,常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而李广竟因一点闲气,就直取人家的性命,其无量如此,自然也就无福消受侯位。古人说,小富由勤,大富靠命,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得封侯,一直是李广的心病。当年一同出来混的堂弟李蔡都官居丞相了,据李广自己说,李蔡的才能是远不及自己的,可他连个侯府的台阶都没摸到,不要说“侯门深似海”了,因此就着急上火,终成为李广悲情自杀的主因。李广为了达到封侯的目的,甚至找过望气的先生看相,可见其迷恋的程度。
　　公元前119年,李广最后一次随大将军卫青出征。本来汉武帝不准备让李广出马,一者因为李广年老,一者因为李广的运气实在太差,屡战屡败。李广软磨硬泡,终于泡来了个前将军,他也把这次行动看做封侯的最后希望。
　　在这一点上,卫青是有私心的,把本来属于李广的前将军位置,调给了对他有救命之恩的公孙敖,想给公孙敖机会,好立功再封侯。可是这个目的最终也没达到。而被调为右将军的李广,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偏偏又遇上迷路失期这档子事,按律又得贬为庶人。忙活了大半辈子,出生入死,血雨腥风,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思来想去,觉得冤屈得很,于是选择自杀。他自杀前说了一番话,不但博得后人的无限同情,同时也让卫青沉冤至今。
　　其实,李广的不得封侯与自杀,和他的个性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此人心胸确实不够开阔。而司马迁的非凡笔力,又使后人悉数站在李广一边,进而非难汉武帝与卫青。河南大学的王立群教授说,“是刘彻和卫青联手谋杀了李广”,便是通行的说法。南宋的黄震在《黄氏日抄》中说:“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这个评价就相当中肯。
　　刘邦与刘秀
　　刘邦的哥哥叫刘仲,刘秀的哥哥叫刘演,刘邦的性格与刘演相似,刘秀却相似刘仲。而最终竟然是性格完全相反的刘邦与刘秀,走上了历史的最前台,取得与日月齐辉的事功,很好玩的一件事。
　　刘邦有五大好:好闲游、好喝酒、好女人、好讲大话、好损人,活脱一个坏坯子。有个叫吕公的人迁居沛县,因为是县令的好友,县中豪强都去拜会。这么热闹场合刘邦自然不能错过,虽说官不大职位不高,好歹“亭长”也是长。身无分文,刘邦自有妙计,他大摇大摆地去了,说:“我出贺钱一万。”其实是“空手道”,连张白条都没打。却惊动吕公亲自出迎,延为首座,他也不客气地坐下来。后来成为刘邦手下三杰之一的萧何,当初对主子的印象可不好,甚至有点低,“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
　　然而吕公亦非等闲之辈,略通相面之术,对刘邦端详了一番,印象极好,于是不顾夫人的反对,决意把女儿许给了他,这便是后来的吕后。可是刘季就是不老实,都娶妻生子了,却不种田。口粮哪里来,喝西北风啊,估计刘太公也这样骂他。虽然史无确载,但通过刘邦定鼎后的一句话可以逆推出来。一天,在未央宫落成典礼的酒宴上,刘邦对父亲说:“当初父亲老骂我是无赖,不如刘仲懂得持家治产业,现在我的产业和刘仲相比,谁多?”噎得老父无话说。
　　刘秀要是身居太平世界,肯定会成为南阳一带家道殷实的大地主,因为他“性勤稼穑”,老实本分,上心打理家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兄长刘演常打趣他没出息,田舍治得那么整齐,粮仓里的粮食堆得那么满,有什么用?把刘秀比作刘邦的哥哥刘仲。新莽末年,刘演造反,逼得刘秀没办法也跟着反,不反被朝廷抓着也是死。南阳一带人看见了,说,这么老实的人都造反也,看来确实该反。于是竞相反起来。
　　公元23年,刘秀打了一场著名的战役,在昆阳(今河南省叶县)以8000兵力对阵王莽的40万部队。令人惊奇的是,刘秀最后竟然赢了,前程看来确实有奔头。可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却出了岔子,刘演遭更始帝刘玄的忌妒而被杀。刘秀怎么办?是逞匹夫之勇,为哥哥报仇,还是忍辱负重、放眼长远?考虑再三,刘秀最终选择了后者。“惟深自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刘)演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通鉴》卷三十九)。可见刘秀隐忍之功力。
　　清人周永年写了一本书叫《先正读书诀》,中说:“钜鹿、昆阳,皆以少胜众。项羽一战而骄,诸侯膝行而前,气焰太露;光武一味收敛,伯升(刘演的字)为更始所杀,夜间泪湿枕席,平居却不露色,便是成事气量。”而《史记》说:“高祖为人……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此便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之所以成事之“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