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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四人帮”、建立中国政法大学、组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哪一个不是足以改变中国法治进程的事件？而重要参与人陈卓却极少留下只言片语。他总是在不声不响中践行着自己的法治梦
陈卓的第二任秘书袁江至今还记得12年前的那次重庆之行，他跟随陈卓去重庆考察当地的律师事务所，闲暇之余一行人去参观了位于重庆大足的北山摩崖造像。
众人走到一尊“六趣生死轮”的石刻面前，只见一个又高又大的无常大鬼，双手紧握巨轮，嘴巴将轮子咬住，露出两颗尖利牙齿。轮中雕刻的“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的禅意引得众人情不自禁聊了起来。
在导游的建议下，众人决定各自分享一下这辈子感觉最痛苦的事情，许多人表达了工作带来的煎熬，或者俗事的困扰，轮到陈卓时，他说：“没有工作是这辈子最痛苦的事。”袁江回忆，他永远也忘不了陈卓当时说话的神情，他是真心的。
紧接着众人又问：“那陈老你下辈子想做什么呢？”陈卓笑笑，说：“还是要做这些事，与法治事业相关的工作是我最热爱的工作。”
克制与谦逊的法治风格
陈卓逝世那天是3月21日，正好是国际精神卫生与神经科学基金会发起的“世界睡眠日”。就像马克思的辞世被恩格斯叹为“永远地睡着了”一样，陈卓也在一生的辉煌播撒完了后，永远地睡去了。
4日后在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上，93岁的司法部老部长邹瑜、83岁的江平与陈光中皆到场送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等人敬献花圈，与会人员无不触目伤怀。
《方圆》记者忆起一年以前，曾因中国政法大学建校六十周年的报道而在陈卓家中与之见面的场景，如今仍然历历在目：当时老人尚矍铄而健谈，亲自给记者倒了茶，坐在客厅的木椅上和记者寒暄。谈话中，提起中国政法大学昔日的坎坷与今日的荣光，老人更是神采飞扬，讲了许多故事，提了很多人物。
其间有一句话，陈卓反复说起，“不是我的功劳”、“我没有多大功劳”、“都是他们的功劳”诸如此类，令记者印象深刻。当时准备的一些材料，包括陈卓主持建立中国政法大学特殊教学体制、“导师组”计划等等，大多都因他的谦逊而把他同这些重要事件之间的关系给否定了，这对于急需资料的记者来说，无异于泼了一盆冷水。
直到今年陈卓逝世，在采访过法学家江平、司法部原副部长段正坤等人以后，记者才终于从这些旁人的口中得以证实，那些事件就是跟陈卓有关系，而且有莫大的撇不开的关系。比如，建立法大研究生院“导师组”的事情，是陈卓一一与准备延请的法学教授谈的，他还把自己的专车贡献出来，接送老教授。
回想陈卓当年为何谦逊得近乎卑微，也许有个因素可以解释：陈卓本不是科班的法律人，他以老革命家的身份，经历了太多的政治事件，政治上的风谲云诡，让他时时保持着克制与谦逊的作风，以至于在开拓法治事业的时候维持了这种风格，离休多年依然难以改变。
陈卓的第二任秘书袁江曾经告诉记者，晚年的陈卓在对自己的克制方面其实有了一些松动，当然，这种松动往往只有至亲至密的人才有幸得见。“我有时候去看他，他看到有关贪污腐败的法律事件时，有时候也会对这些负面的消息谈一些意见。”袁江说。
后来，再访陈卓家里的时候，跟陈卓的夫人王秀琴谈了一会儿，记者发现，陈卓的克制与谦逊可以说几乎是伴随了他整个职业生涯，西藏时期如此，北京时期更是如此；即便是因远走西藏而被家庭孤立的时候，即便是担任最年轻的司法部副部长而远离权力的时候。
“陈卓的意志，现在的人也许无法理解。设身处地去想，如果你在工作单位遭遇不公，被剥夺了晋升的机会，你还会不会卖力工作？”段正坤说，他甚至都没见过陈卓发脾气，哪怕一次，都没有。
江平倒是见过，只有一次。他在主持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院教学工作的时候，学生们曾经请了一个美国的合唱团来校参与学生活动，江平也欣然参加，陈卓知道后，批评江平：“这么大的事（涉外），你起码告诉校领导一声啊！”江平说，跟陳卓共事这么多年，他的特点就是很“沉着”。
闲不下来的法治梦
臧克家纪念鲁迅写了一首《有的人》，里面有一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化用到陈卓身上，应该是“有的人不说，他已经做了；有的人爱说，他却没做”。
江平评价陈卓：“一位为中国当代法治奠定根基的人。”审判“四人帮”、建立中国政法大学、组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哪一个不是足以改变中国法治进程的事件？而重要参与人陈卓却极少留下只言片语。他总是在不声不响中践行着自己的法治梦。
1925年4月，陈卓出生于河北任丘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中，原名朱瑞祥，15岁参加革命后才改名陈卓。陈卓的祖辈、父辈均是朴实的农民，性格谦厚和善，在近乡享有盛誉。陈卓有姐妹三人，因为只有他一个儿子，所以他倍受父母喜爱。他的外祖父是教书先生，可谓书香门第，他的童年就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性格内向、没有太多爱好的陈卓在外祖父的影响下，读了很多书。
1940年，陈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离开父母投身革命。当时任丘已经是敌占区，陈卓就白天蛰伏在群众挖的地洞里，夜晚出来开展情报工作。有一次，陈卓所在的地洞被发现，日军向洞内扔了毒气弹，要不是被人发现抢救及时，陈卓几乎命丧洞内。
日军投降后，1947年，陈卓在冀中地区执行土地变革的期间担任了任丘县人民法庭庭长，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所谓的法律（当时党中央实行《土地法大纲》），此前陈卓并未有任何对法律的体验。当然，那时法律的概念与现在有巨大差别，陈卓从一片法治的蛮荒地带步步走来，他知道中国需要什么。
随后，陈卓历任河北省公安厅经保处处长、副厅长，1959年，陈卓被一纸调令调到了西藏任工委社会部副部长。西藏的工作是艰苦而残酷的。肃反，这两个字带着凌厉的寒意。一次夜宿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兵站，陈卓病倒了，差点回不来。“文革”开始后，西藏也没幸免，陈卓被冠以“特务”、“叛徒”等一系列罪名，在天津的亲人也受到株连，夫人王秀琴被批判，患上了脑血栓。在西藏的21年里，陈卓踏遍了西藏除阿里地区以外的所有地区，草原、湖泊、牧场、寺庙，他把毕生最美好的年华，一丝不苟地给了藏民。至今，陈卓的家中都保留着数套从西藏带回的瓷盘，置放在奇石嶙峋的古董柜上，看得出他的珍惜之意。 这些经历对陈卓的塑造作用是明显的。他艰苦朴素，因为他去过西藏这不毛之地；他低调务实，因为他经历了“文革”的污蔑与批斗；他敬畏法律，因为他知道无法无天的时代是什么样子；他期待法律，因为他看到过“恶法”对中国的摧残。
回北京后，因为要立刻起草《律师暂行条例》，陈卓拿起了当时仅有的几本法学书，开始边学边干。不过多久，他就能把刑法完全背下来了。“能按照法律规定处理的事情，陈卓绝不迂回。”段正坤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在实践中学习的人，虽然早年参加革命，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但他的各项综合能力和自学水平比任何人都要强。他有专门的本子用来记知识、笔记，每份有关工作的文件、法律材料他都会认真地去看，因为他知道里面包含了很多丰富的信息。”有时候学法律学到很晚，段正坤知道勸不动陈卓去休息，就去找王秀琴谈，夫人摇摇头说：“他知道自己能力有限，让他多学一学吧。”
陈卓怎么学的法律，恐怕只有挑灯夜读的他自己知道，但学以致用的他，能和江平、张晋藩等法学大家对话、探讨。从一侧面反映出他的法学造诣。
江平回忆起跟陈卓去欧洲考察，“参观完德国的行政法院，陈卓感触很深，但我没想到他后来还去询问行政法院工作人员一些非常细致的问题，比如行政法院的管理范围及民告官的胜诉率等等。这些都是法学学者理应了解的东西。”江平回忆，一直到陈卓得知行政法院民告官胜诉率在30%左右的时候，他才停住了追问。
陈卓在离休以后，依然和这些法学家保持联系。去年，张晋藩两本新书出版，陈卓还请袁江去张晋藩家中取了两本。陈卓家中茶几上更是时时铺着一份当日的《人民日报》和《法制日报》。“他每天早上读，读完有客人来了，就跟他们讨论。”夫人王秀琴说。
可惜的是，陈卓并未在法学领域留下自己的痕迹，“如果让他搞这些，他恐怕会谦虚两句，然后拒绝吧？”袁江说。但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张思之、马克昌、苏惠渔等六名曾经参与“四人帮”辩护的律师、学者合著并出版的记录“四人帮”辩护历程的《特别辩护》一书，正是在陈卓的倡导下开始写作的。当时，参加辩护的律师中已有几位相继逝世，健在的也年逾古稀，陈卓知道，时间不容再等。
最后还有一个故事。1990年冬天，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建成投入使用已有3年，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管基建工作的张廷斌因工作原因，从学院路校区搬到了昌平校区办公、住宿。一天晚上，张廷斌的房门被叩开，一望之下，张廷斌惊喜交加，竟然是陈卓来访。他邀请陈卓坐下，递上热茶，忙问老领导怎么深夜来访。陈卓笑着说，这几年，他经常开车到昌平校区来，看看校园的变化，今天突发奇想，才来登门叨扰老朋友。
如果不是陈卓登门拜访，张廷斌或许还不知道陈卓依然关心着他的学校。“他（陈卓）有时候给你的感觉就是这样，他热爱和想念辛苦创下的法治根基，司法部、律协、法大有什么活动他都想去看看，但他就是不爱说。”张廷斌说。
陈卓的第二任秘书袁江至今还记得12年前的那次重庆之行，他跟随陈卓去重庆考察当地的律师事务所，闲暇之余一行人去参观了位于重庆大足的北山摩崖造像。
众人走到一尊“六趣生死轮”的石刻面前，只见一个又高又大的无常大鬼，双手紧握巨轮，嘴巴将轮子咬住，露出两颗尖利牙齿。轮中雕刻的“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的禅意引得众人情不自禁聊了起来。
在导游的建议下，众人决定各自分享一下这辈子感觉最痛苦的事情，许多人表达了工作带来的煎熬，或者俗事的困扰，轮到陈卓时，他说：“没有工作是这辈子最痛苦的事。”袁江回忆，他永远也忘不了陈卓当时说话的神情，他是真心的。
紧接着众人又问：“那陈老你下辈子想做什么呢？”陈卓笑笑，说：“还是要做这些事，与法治事业相关的工作是我最热爱的工作。”
克制与谦逊的法治风格
陈卓逝世那天是3月21日，正好是国际精神卫生与神经科学基金会发起的“世界睡眠日”。就像马克思的辞世被恩格斯叹为“永远地睡着了”一样，陈卓也在一生的辉煌播撒完了后，永远地睡去了。
4日后在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上，93岁的司法部老部长邹瑜、83岁的江平与陈光中皆到场送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等人敬献花圈，与会人员无不触目伤怀。
《方圆》记者忆起一年以前，曾因中国政法大学建校六十周年的报道而在陈卓家中与之见面的场景，如今仍然历历在目：当时老人尚矍铄而健谈，亲自给记者倒了茶，坐在客厅的木椅上和记者寒暄。谈话中，提起中国政法大学昔日的坎坷与今日的荣光，老人更是神采飞扬，讲了许多故事，提了很多人物。
其间有一句话，陈卓反复说起，“不是我的功劳”、“我没有多大功劳”、“都是他们的功劳”诸如此类，令记者印象深刻。当时准备的一些材料，包括陈卓主持建立中国政法大学特殊教学体制、“导师组”计划等等，大多都因他的谦逊而把他同这些重要事件之间的关系给否定了，这对于急需资料的记者来说，无异于泼了一盆冷水。
直到今年陈卓逝世，在采访过法学家江平、司法部原副部长段正坤等人以后，记者才终于从这些旁人的口中得以证实，那些事件就是跟陈卓有关系，而且有莫大的撇不开的关系。比如，建立法大研究生院“导师组”的事情，是陈卓一一与准备延请的法学教授谈的，他还把自己的专车贡献出来，接送老教授。
回想陈卓当年为何谦逊得近乎卑微，也许有个因素可以解释：陈卓本不是科班的法律人，他以老革命家的身份，经历了太多的政治事件，政治上的风谲云诡，让他时时保持着克制与谦逊的作风，以至于在开拓法治事业的时候维持了这种风格，离休多年依然难以改变。
陈卓的第二任秘书袁江曾经告诉记者，晚年的陈卓在对自己的克制方面其实有了一些松动，当然，这种松动往往只有至亲至密的人才有幸得见。“我有时候去看他，他看到有关贪污腐败的法律事件时，有时候也会对这些负面的消息谈一些意见。”袁江说。
后来，再访陈卓家里的时候，跟陈卓的夫人王秀琴谈了一会儿，记者发现，陈卓的克制与谦逊可以说几乎是伴随了他整个职业生涯，西藏时期如此，北京时期更是如此；即便是因远走西藏而被家庭孤立的时候，即便是担任最年轻的司法部副部长而远离权力的时候。
“陈卓的意志，现在的人也许无法理解。设身处地去想，如果你在工作单位遭遇不公，被剥夺了晋升的机会，你还会不会卖力工作？”段正坤说，他甚至都没见过陈卓发脾气，哪怕一次，都没有。
江平倒是见过，只有一次。他在主持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院教学工作的时候，学生们曾经请了一个美国的合唱团来校参与学生活动，江平也欣然参加，陈卓知道后，批评江平：“这么大的事（涉外），你起码告诉校领导一声啊！”江平说，跟陳卓共事这么多年，他的特点就是很“沉着”。
闲不下来的法治梦
臧克家纪念鲁迅写了一首《有的人》，里面有一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化用到陈卓身上，应该是“有的人不说，他已经做了；有的人爱说，他却没做”。
江平评价陈卓：“一位为中国当代法治奠定根基的人。”审判“四人帮”、建立中国政法大学、组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哪一个不是足以改变中国法治进程的事件？而重要参与人陈卓却极少留下只言片语。他总是在不声不响中践行着自己的法治梦。
1925年4月，陈卓出生于河北任丘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中，原名朱瑞祥，15岁参加革命后才改名陈卓。陈卓的祖辈、父辈均是朴实的农民，性格谦厚和善，在近乡享有盛誉。陈卓有姐妹三人，因为只有他一个儿子，所以他倍受父母喜爱。他的外祖父是教书先生，可谓书香门第，他的童年就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性格内向、没有太多爱好的陈卓在外祖父的影响下，读了很多书。
1940年，陈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离开父母投身革命。当时任丘已经是敌占区，陈卓就白天蛰伏在群众挖的地洞里，夜晚出来开展情报工作。有一次，陈卓所在的地洞被发现，日军向洞内扔了毒气弹，要不是被人发现抢救及时，陈卓几乎命丧洞内。
日军投降后，1947年，陈卓在冀中地区执行土地变革的期间担任了任丘县人民法庭庭长，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所谓的法律（当时党中央实行《土地法大纲》），此前陈卓并未有任何对法律的体验。当然，那时法律的概念与现在有巨大差别，陈卓从一片法治的蛮荒地带步步走来，他知道中国需要什么。
随后，陈卓历任河北省公安厅经保处处长、副厅长，1959年，陈卓被一纸调令调到了西藏任工委社会部副部长。西藏的工作是艰苦而残酷的。肃反，这两个字带着凌厉的寒意。一次夜宿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兵站，陈卓病倒了，差点回不来。“文革”开始后，西藏也没幸免，陈卓被冠以“特务”、“叛徒”等一系列罪名，在天津的亲人也受到株连，夫人王秀琴被批判，患上了脑血栓。在西藏的21年里，陈卓踏遍了西藏除阿里地区以外的所有地区，草原、湖泊、牧场、寺庙，他把毕生最美好的年华，一丝不苟地给了藏民。至今，陈卓的家中都保留着数套从西藏带回的瓷盘，置放在奇石嶙峋的古董柜上，看得出他的珍惜之意。 这些经历对陈卓的塑造作用是明显的。他艰苦朴素，因为他去过西藏这不毛之地；他低调务实，因为他经历了“文革”的污蔑与批斗；他敬畏法律，因为他知道无法无天的时代是什么样子；他期待法律，因为他看到过“恶法”对中国的摧残。
回北京后，因为要立刻起草《律师暂行条例》，陈卓拿起了当时仅有的几本法学书，开始边学边干。不过多久，他就能把刑法完全背下来了。“能按照法律规定处理的事情，陈卓绝不迂回。”段正坤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在实践中学习的人，虽然早年参加革命，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但他的各项综合能力和自学水平比任何人都要强。他有专门的本子用来记知识、笔记，每份有关工作的文件、法律材料他都会认真地去看，因为他知道里面包含了很多丰富的信息。”有时候学法律学到很晚，段正坤知道勸不动陈卓去休息，就去找王秀琴谈，夫人摇摇头说：“他知道自己能力有限，让他多学一学吧。”
陈卓怎么学的法律，恐怕只有挑灯夜读的他自己知道，但学以致用的他，能和江平、张晋藩等法学大家对话、探讨。从一侧面反映出他的法学造诣。
江平回忆起跟陈卓去欧洲考察，“参观完德国的行政法院，陈卓感触很深，但我没想到他后来还去询问行政法院工作人员一些非常细致的问题，比如行政法院的管理范围及民告官的胜诉率等等。这些都是法学学者理应了解的东西。”江平回忆，一直到陈卓得知行政法院民告官胜诉率在30%左右的时候，他才停住了追问。
陈卓在离休以后，依然和这些法学家保持联系。去年，张晋藩两本新书出版，陈卓还请袁江去张晋藩家中取了两本。陈卓家中茶几上更是时时铺着一份当日的《人民日报》和《法制日报》。“他每天早上读，读完有客人来了，就跟他们讨论。”夫人王秀琴说。
可惜的是，陈卓并未在法学领域留下自己的痕迹，“如果让他搞这些，他恐怕会谦虚两句，然后拒绝吧？”袁江说。但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张思之、马克昌、苏惠渔等六名曾经参与“四人帮”辩护的律师、学者合著并出版的记录“四人帮”辩护历程的《特别辩护》一书，正是在陈卓的倡导下开始写作的。当时，参加辩护的律师中已有几位相继逝世，健在的也年逾古稀，陈卓知道，时间不容再等。
最后还有一个故事。1990年冬天，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建成投入使用已有3年，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管基建工作的张廷斌因工作原因，从学院路校区搬到了昌平校区办公、住宿。一天晚上，张廷斌的房门被叩开，一望之下，张廷斌惊喜交加，竟然是陈卓来访。他邀请陈卓坐下，递上热茶，忙问老领导怎么深夜来访。陈卓笑着说，这几年，他经常开车到昌平校区来，看看校园的变化，今天突发奇想，才来登门叨扰老朋友。
如果不是陈卓登门拜访，张廷斌或许还不知道陈卓依然关心着他的学校。“他（陈卓）有时候给你的感觉就是这样，他热爱和想念辛苦创下的法治根基，司法部、律协、法大有什么活动他都想去看看，但他就是不爱说。”张廷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