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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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推动社区发展工作以来,相关实践已近70年,但是相应的回顾与深层分析相对缺乏.通过对菲、印、墨、韩、英、美、加等典型国家社区发展实践的比较,能够分析出社区发展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社区发展均由国家力量主导,体现出“自上而下”的特征.相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介入具有“直接性”和“总体性”,发达国家则较多地以非政府组织为载体,困家介入具有“中介性”和“有限性”.社区发展往往以“反贫困”为第一任务,包含物质改善和价值改造的“二重性”,由于各国所面临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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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350;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天津300350;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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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推动社区发展工作以来,相关实践已近70年,但是相应的回顾与深层分析相对缺乏.通过对菲、印、墨、韩、英、美、加等典型国家社区发展实践的比较,能够分析出社区发展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社区发展均由国家力量主导,体现出“自上而下”的特征.相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介入具有“直接性”和“总体性”,发达国家则较多地以非政府组织为载体,困家介入具有“中介性”和“有限性”.社区发展往往以“反贫困”为第一任务,包含物质改善和价值改造的“二重性”,由于各国所面临的社会自主性普遍较低,居民参与的初衷难以达成,社区发展实践展示出“物质性大于价值性”的特点.总体来看,社区发展的转型是一种“条件论”,中国的社区发展要积极创造条件,在改善社区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价值引领,构建“关联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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