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歧路灯》才写到第十二回,主人公谭绍闻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其父谭孝移就在作者的安排下匆匆告别读者、弃世而去,抛下他牵挂不已的孩子和家庭,并把教育、监护儿子的重担留给了糊涂的妻子。但这样的人物命运设计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关键词:《歧路灯》 谭孝移 构思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歧路灯》共一百零八回,可主人公谭绍闻的父亲,被作者奉为理学楷模、端方正直的谭孝移在小说第十二回就离开了人世,抛下他为之忧心忡忡的儿子和牵挂不已的家庭。作者这样安排人物命运有何深意呢?
　　
　　 一 表面原因:构思需要——谭绍闻堕落的前提条件
　　
　　 谭绍闻误入歧途,走向堕落,然后在忠仆、族兄、父执的规劝下幡然醒悟、浪子回头,这是《歧路灯》的主要结构框架。而如果端方正直的谭孝移活在人世,就没有出现这种结局的理由。
　　 首先,有谭孝移在,侯冠玉就不可能在谭府西席继续稳坐三年,他对谭绍闻进行的自杀式教育就可以及时被中止;其次,糊涂溺爱的王氏就不可能独自执掌操持家务、教育孩子的大权;再次,谭绍闻也就不可能在碧草轩开赌场、招妓女、养戏班、藏污纳垢、结交匪类、为所欲为。因此谭孝移早逝是全书构思的基础,是情节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了使情节按照作者的计划顺利发展,所以作者“把一个端方正直之士,向那割爱处说了”。
　　 为了加深读者对这一构思的理解,作者在第十二回感叹道:“若是孝移享寿耄耋,这端福儿聪明俊秀,将来自是象贤之裔。”似乎只要谭孝移活着,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谭绍闻就将顺利成长,谭府的家声、家风将一如既往。
　　 谭孝移真的像作者所描绘的那么神奇吗?假如他继续活在人世,谭绍闻真的能实现父辈的期望、不会陷入泥坑么?答案是否定的。即使谭孝移“享寿耄耋”,谭绍闻也会深陷堕落的泥潭而无法自拔。作者对此也是清醒的。也就是说,所谓结构的需要只是作者虚晃了一枪,他让正值壮年的谭孝移匆匆辞世其实另有原因,个中体现了作者内心的苦闷和忧思。
　　
　　 二 真实意图——作者的良苦用心
　　
　　 1、避免让“真理学”背上治家无能、教子无方的骂名
　　 虽然作者把谭孝移视为理学楷模,甚至在他死后多年依然让他那些精英朋友们缅怀不已,但用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来衡量,“贤良方正”的谭孝移其实徒有虚名。
　　 首先他没有“齐家”——管理家务的能力。
　　 谭孝移的性格弱点是遇事犹豫不决、举棋不定。这一弱点造成的最大失误就是侯冠玉的执教碧草轩。
　　 他在京候选时,已经知道儿子的先生娄潜斋要上京应试的消息。在为老朋友高兴之余,也为儿子读书的问题开始忧虑,但始终没有打定主意,尤其没有对聘请先生做出明确交待,从而给糊涂妻子王氏的“乱作为”提供了机会:“你姐夫不在家,凡事我就要作主哩。”侯冠玉因此被“一个隔行的经纪提起,一个抖能的婆娘举荐”,来到碧草轩举起了教鞭。
　　 他返家后耳闻目睹塾师侯冠玉的种种劣迹,尽管家人阎楷和王中也都劝他下逐客令,但他担心“坏了一城风气”而没有当机立断把他赶走,让这个“杀吾子”的劣师得以在家继续执教达三年之久,从而给谭绍闻的成长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如果谭孝移果断把侯冠玉驱逐出碧草轩,另请高明之人,谭绍闻的成长历程将是另一番景象。
　　 其次,他没有教育、“改造”妻子的能力。
　　 《诗经》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谭孝移虽然堪称妻子的榜样,但问题是糊涂的妻子并不以他为榜样,而他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
　　 谭孝移在世时门无杂宾,往来的都是高雅之士,三姑六婆从不登门,但她却结交神婆、女尼;谭孝移反对小学生逛庙会,严禁赌博,反对妇女看戏,王氏却振振有词地鼓动小孩子逛庙会,对女子看戏她也毫不在意;谭孝移主张选媳妇首看人品,她看重的却是对方的家产,贪图陪嫁丰厚;谭孝移请先生要的是老师的人品,她关心的只是费用,“供粮饭的我请,管饭的我不请”(第八回);谭孝移严格要求、管教孩子,她对儿子的溺爱、娇惯却是变本加厉;谭孝移一贯节俭,她却喜欢讲排场,爱面子。
　　 糊涂颟顸、溺爱儿子的王氏和谭孝移共同生活几十年,其毛病却没有丝毫改变。丈夫在世时,她还有所收敛;但丈夫死后,她的毛病完全暴露无遗,对谭绍闻的胡作非为放纵不管,甚至推波助澜。不到几年,谭绍闻就把一个殷实之家折腾到了破产的边缘。我们可以说,没有母亲的溺爱放纵,谭绍闻在堕落的道路上不可能如此“一帆风顺”,而这和谭孝移没有“改造”妻子的能力有关。
　　 再次,谭孝移教子无方。
　　 严格说来,谭孝移对儿子的教育是不成功的,因为他没有找到教育孩子的良方。所以,即使他和小说中那些精英朋友一样长寿,也难以改变谭绍闻堕落的结局。
　　 谭孝移对儿子一直是“严加看管”:儿子七岁了,“轻易不曾叫他上街”;他要出远门,反复叮咛妻子“好好叫端福在家,总之不可少离寸地,常在眼前。”(第一回)这种教育方法用娄潜斋的话来说是“把学生圈在屋里,每日讲正心诚意的话头,那资性鲁钝的,将来弄成个泥塑木雕;那资性聪明些的,将来出了书屋,丢了书本,把平日理学话放在东洋大海。”(第三回)这既是对谭孝移教育方法的含蓄否定,也是对谭绍闻未来的预示。娄先生的预言非常准确,几年以后,谭绍闻果然把“平日理学话”丢得一干二净,迅速堕落成一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败家子。
　　 尽管谭孝移在管理家务、“改造”妻子、教育孩子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和不足,但这仍改变不了他的“理学名臣”身份。为了推卸谭孝移教子不当的责任,为了让一个“真理学”全身而退,作者忍痛割爱,让他早早退出教育儿子的舞台,从而让王氏独自担负起监护、教育儿子的重任,也给了庸师侯冠玉和惠养民“大显身手”的机会。
　　 从这个意义来讲,谭孝移的早逝,也体现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四书”“五经”是他理想的天梯,“真理学”是他教育子弟的法宝,但面对日渐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对青少年迅速走向堕落,“天梯”和“法宝”已经失去了灵光,作者已是回天无力。作为一个理学家,作为一部“淑世书”,他自觉地负起了拯救青年、挽救下一代的责任,他必然把理学作为教育年轻人的灵丹妙药;作为一个尊重客观、主张写实的作家,他又不可能对世风日下的社会、令人痛心疾首的环境视而不见;所以他只能牺牲谭孝移,以保全笼罩在和理学名臣头顶上的光环。所以对谭孝移的处理方式也反映了作者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的激烈冲突。
　　 2、是作者教育观、自身教子经历和教训在小说中的曲折反映
　　 谭孝移的教育观是叫学生读“四书”“五经”,用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严格要求学生,所以他反对少年逛庙会,批评女子看戏。第三回他说过:“我在会上,从来没见有一个正经读书的人,也没见正经有家教子弟在会上;不过是那些游手博徒,屠户酒鬼,并一班不肖子弟,在会上胡轰。”
　　 李绿园的教育观在他的《家训谆言》中有清晰的表达:“勿赶会。乡村寺庙中,演戏一棚,便有许多酒肆搏场,无赖不根之徒,嬉嬉然附腥逐臭而往。尔辈试看,内中有个有品行、有学问人否?”
　　 谭孝移严禁赌博,所以他家里不仅没有赌具,连象棋这样高雅的娱乐也在禁止之列。李绿园对赌博更是深恶痛绝:“近来浮浪子弟,添出几种怪异,如养鹰、供戏、斗鹌鹑、聚呼卢(聚赌)等是。我生之初,不过见无赖之徒为之,今则俊丽后生,洁净书房,有此直为恒事。”
　　 可以说,作者李绿园和小说中谭孝移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也可以说,谭孝移的教育观就是作者教育观的再现。而李绿园的教育观源于他对自身经历和教训的总结。
　　 据绿园后裔传记载,李绿园中年时留意功名,对长子李
　　 疏于管教, “无寸进,责以料理家务。 性恣肆,因乡邻口角,放纵家人用生石灰磁瞎了对方的眼睛。事经官府,论徒抵罪,充了军”。李 伤人被判充军,李绿园一辈子为他伤透了心。亲生儿子因教育不力成了罪犯被充军的惨痛教训,不能不引起李绿园对青少年教育问题的警醒与深思。
　　 与李 相反,李绿园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是次子李蘧,在某种程度上他圆了父亲的功名梦。他为官廉洁,“政声远播,耀显三代之封赠”(道光《宝丰县志·选举志》)。李绿园将自己教育儿子的经验教训,通过集堕落青年与回头浪子于一身的谭绍闻形象含蓄地表达出来了:堕落的谭绍闻正是李 人生历程的写照;而谭绍闻的浪子回头,可以视为李蘧的化身;而谭孝移的早逝,正是作者对自己为李 悲剧承担责任的巧妙写照,也可以视为他对自己的深刻反思和严格解剖。
　　 总之,小说设计谭孝移的英年早逝,不是因为结构的需要,而是作者内心矛盾的产物,也是作者自身教子成功与失败经历的曲折反映。它是作者深思熟虑的结果,可谓用心良苦。
　　
　　 参考文献:
　　 [1] 杜贵晨:《李绿园与〈歧路灯〉》,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
　　 [2] 李延年:《〈歧路灯〉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
　　 [3] 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中州书画社,1982年。
　　
　　 作者简介:刘建华,男,1963—,湖南双峰县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小说研究,工作单位:湘南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