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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
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
不仅靠他过人的胆识、务实的作风和忘我的工作打动了干部群众，
更以坦诚朴实、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亲切和蔼的为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习近平说：“我对燕赵大地充满深情。不只因为我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过，更是因为这是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工作了三年多，和这里的人民“一块苦、一块过、一块干”，倾注了极大心血和情感，他对这片热土知之深、爱之切。他说：“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
习近平担任县委书记不到一年，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
河北正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位于北京以南240公里，石家庄以北15公里。上世纪80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正定却还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人们依旧习惯于敲钟下田、吹哨上班，成了远近闻名的“高产穷县”。
渴望改变、渴望富裕成为正定人民的共同心声。就在此时，习近平来到了正定。
1982年3月25日，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的习近平，被石家庄地委任命为正定县委副书记，分管农村经济、精神文明建设、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以及文化、教育等工作。1983年7月，他担任县委书记。到任县委副书记伊始，他就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调查研究。
全县第一个粮食亩产过千斤的三角村是习近平调研的首站。习近平没想到，和站在街头的几位群众拉起家常，大家说到生活上的首要问题竟是“粮食不够吃”。
上世纪70年代初，正定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高产县，被树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全县每年粮食征购任务高达7600万斤，交完征购，再扣除种子、饲料等，留下的口粮已经远不够百姓填饱肚子。由于保征购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地里只能上茬小麦下茬玉米。1981年底，全县人均收入仅140多元，每天只有4角钱。
“吃饭问题是解决正定问题的当务之急”，习近平认为，高征购造成了正定农业结构比例失调，必须及时纠正。习近平和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一起跑省进京，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正定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存在的困难。1982年初夏，上级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后，决定把正定粮食征购任务减少2800万斤，初步缓解了正定农民口粮紧张问题。县长程宝怀高兴地对习近平说：“你为正定人民立了一大功。”
如何让老百姓富起来，是习近平来到正定后一直思考的问题。为改变分配上搞平均主义、社员出工不出力、生产效率低下的现状，习近平力推农村改革。在习近平的推动下，县委和县政府经过认真讨论、反复研究，确立了“先行试点，逐步推开”的工作思路，决定在经济落后、生产条件差、农民生活水平低、离县城较远的里双店公社搞“大包干”试点。
1983年1月，正定下发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提出土地可以分包到户，承包后5年或更长时间不变。在经营管理上，坚持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大包干”在正定全面推广，在河北省开创了先河。正定经济腾飞的基础由此奠定。试点村子当年农业产值翻了一番，人均收入增加到400多元，省内外参观者不断。
“依托城市，服务城市，大搞农工商、农民变工人、离土不离乡。”“城市需要什么，我们就种什么;城市需要什么，我们就加工什么。”1984年2月，习近平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经济。他提出的“半城郊型”经济模式和旅游业的重大“转型”战略，让在场干部耳目一新。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习近平还非常关注生态问题：“农业经济早已超出自为一体的范围，只有在生态系统协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稳定而迅速的发展。”他在两河滩以林还林，大力发展速生丰产林和果树，使荒滩变宝滩;他在塔元庄村设计生态立体农业，既取得经济效益又获得生态效益，造福至今。
1984年6月17日，习近平担任县委书记不到一年，《人民日报》就以较大篇幅报道了正定经济的新变化。这也是习近平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
习近平像一个“人才吸入器”，拼命地吸收人才
1983年冬的一个夜晚，河北农大操场边的一间教室里，一群大学生聚在灯光下认真地读着一封信。这是时任中共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写给农大正定籍大学生的信函，信中邀请他们毕业后回乡工作。
“收到来信，大家欢呼雀跃。”现任正定县总工会主席的祁立广每每忆及30多年前的情景，仍掩不住内心的激动。
彼时，祁立广正在河北农大就读，同学们争相传阅这封充满深情的来信。“我毕业以后，按照习书记的指示回到了正定，我们51个人当中，有一半都回到了正定工作。”
“栽上梧桐树，引得凤凰来。”1983年，习近平撰写面向全国的“招贤榜”，颁布了招贤纳士的“九条规定”，刊发在《河北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在省内及全国引起热烈回应。他还提出组建经济顾问团，并发出100多封邀请信。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等著名大家，都成为这个小县城的顾问。
石家庄有一位工程师武宝信，他研制出的医用化妆品畅销全国，但在原来的单位却不受重视。听说正定县重视人才，武宝信就让人捎信表示愿意到正定工作。习近平立即决定接收。
一天下班后，习近平带着县长、副县长来到武宝信居住的小區。没有确切地址，就挨门挨户打听，还是找不到，他甚至扯开嗓门在小区里喊起来。后来武宝信将自己研制的医用化妆品项目带到正定，一年就赢利30多万元。
去无锡考察时，习近平发现了一个懂经营、善管理的能人，亲自做工作，请他来正定担任油嘴油泵厂厂长。当时这个厂亏损50多万元、已经濒临倒闭。此人上班第二天就把厂里积压的产品全部卖了出去，不到一年，该厂产值翻了一番。他还曾将一名培育出棉花优种的农民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 有人曾说，习近平像一个“人才吸入器”，拼命地吸收人才。用习近平的话解释：“人才，关系着事业的成败。”习近平认为，不仅要识才、用才，更要养才、育才。正定积极开展在职干部文化补习、知识更新工作，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了大批实用人才。习近平多次在县干部大会上要求各级干部树立新的用人观，以人才促进发展。随着各类人才聪明才智的发挥，正定经济开始加速发展。
习近平就任县委书记后第一次下鄉发火：如果一个月内你们还不行动，就要撤你的职
1984年3月的一天，习近平骑车下乡回到机关大院不久，不少人便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不止一位同行的工作人员说，“这可是头一回见习书记发这么大火”。
原来，当天习近平一行骑车来到北贾村小学查看校舍。令他没想到的是，一眼看去，富裕的北贾村，小学竟然是这样的景象：坍塌的大门，破败不堪，无人修葺，老师学生就从墙上的一个大窟窿进进出出;一条马车、拖拉机来回驶过的大道就算是操场，嘈杂而且危险;因为风吹雨淋，十几间教室房顶的瓦片都快掉完了，没有一扇窗的玻璃是完整的，教室门要关关不上、想开开不了;教室里，孩子们挤满一屋子，凳子不够坐，有的孩子只好坐在地上……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么破败的学校，你们怎么看得下去？”习近平责问赶来的校长。村干部听到习近平的批评，赶紧解释：村里对学校的改善一直没顾上，不够重视，到时候……
“到什么时候？”习近平打断村干部的回答，“你们今晚就开会落实整改，下星期去县教育局报计划。至少先要有院墙、灯泡、玻璃，有木头的课桌板凳。”
“就你们村的条件，不应该把小学搞成这个样子，完全有条件把学校好好改善。如果一个月内你们还不行动，就要撤你的职！这件事还要告诉乡里，乡党委也要督促过问，否则，他们要负‘连坐’责任！”临走时，习近平语气有所缓和：“你们呀，对不起你们的子弟。”这是习近平就任县委书记后第一次下乡发火。
在回机关的路上，习近平还反复向身边的同志们强调：人命关天，怎么能当儿戏。“教育关系着子孙后代。”
习近平深知，教育兴，人才兴，事业兴。事实上，早在1982年春，习近平到任不久，就对全县学校危房进行了一次普查，发现200多所村小学共有3590平方米危险校舍，上万名学生趴在水泥板、土台子上上课，4万名学生自带板凳。
1983年10月，习近平明确提出，教育要改革，要改而不乱。根据这一原则，县里将民办教师工资列入干部工资序列，较好地解决了民办教师待遇和拖欠教师工资问题，使广大教师特别是民办教师深受鼓舞。县里还积极推行教师聘任制、考核制，打破铁饭碗，全县2985名专职教师中有2833名达到了聘任资格，增强了教师队伍的上进心和责任感。
由于体制原因，办教育、搞投资、管学校一直被认为是教育局的事，公社和大队在办学上形成了与己无关的“惯性”。虽说归教育局管，可正定当时是“吃饭财政”，1982年财政收入才1296万元，除去教师工资等“大头”，用于教育的款项已经剩不下多少钱来维修校舍。
为了扭转这个被动局面，习近平在全县教育工作“三干会”上提出，打破“教育是教育局的事，与公社、大队无关”的思想，一个公社，一个大队，对辖区的学校是主管单位，实行“谁家的孩子谁抱”。然而，一年时间过去，落实情况却不如人意。
离开北贾村前，习近平语重心长地对村干部说，“要做到全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此后，他让县委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乡镇、各村都要这样做。为掌握全县校舍危旧情况和修缮进度，习近平一有时间就去转学校。近的骑自行车，远的开车去，一转就是好几个村。哪个村、哪个学校、哪一间教室是危房，危到什么程度，习近平都要在笔记本上一项不落地记下来。
1984年，正定筹措187万元资金，对1020间近15000平方米危房进行了维修，购置桌凳3000余套，有16个村为学校盖了教学楼，很多被挤占的学校操场又重新腾出归还了学校。
在抓好教育的同时，习近平还狠抓精神文明建设。当时，正定县城到处是残垣断壁、碎砖烂瓦，粪土柴草混杂，生活垃圾乱倒，不少街道污水横流、坑坑洼洼。“五马闹市”“四车乱行”“三乱上墙”，成为正定县城脏乱差的真实写照。为了改变这一乱象，习近平大力推行“精神文明礼貌月”活动。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正定精神文明面貌焕然一新。
面对反对的声音，习近平没有退缩
正定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古称常山，汉初更名为真定（真正平定之意），清朝时又因避雍正皇帝胤祯名讳更名为正定。正定悠久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古迹。习近平被正定丰富的古建筑群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吸引，他熟读县志、史料，走街串巷，勘察古迹，细品文化。
土生土长的作家贾大山熟知正定历史文化，对正定现存的古建及文物情况知之甚多，人称“正定通”。习近平拜他为师，利用闲暇时间，常去他家拜访长谈。后来，在习近平的推荐下，正定县打破党外人士不任正职的“规矩”，任命贾大山为文化局局长。
习近平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要求整改。一次，他在隆兴寺院西侧，看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撰写的名碑“本命长生祝延碑”上沾满泥土，缺乏保护，当即找到主管领导，并提出严肃批评。
如何挖掘潜力，使正定经济发展的根须从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汲取更多营养，是习近平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习近平意识到，正定古建筑集中，交通发达，地理位置优越，在今后发展中要弘扬正定历史文化、凸现古城特色，要让古建从沉睡中复苏，重放光彩。他提出了旅游兴县、带动“三产”、服务省会，把正定打造成距石家庄最近的旅游窗口的思路。
习近平多次找到河北省委，详细汇报正定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思路，省直有关部门随后向正定拨出古建修缮专用款172万元。利用这笔钱，正定对隆兴寺方丈院、天王殿等进行了修缮和彩绘，建了停车场，将这座千年古刹修成了一个旅游景区。正定旅游业逐渐发展起来。1985年，到正定旅游的人数突破50万。 到正定旅游，人们大多会去荣国府看看。那里是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拍摄地，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其实，当年正定修建荣国府，也有着一波三折的故事。
1983年，正定县领导班子发生了一场争论。
“隆兴寺门票才由5分钱提高到1毛钱。建造荣国府需要投资300多万元，按隆兴寺的门票价格算，荣国府要收回投资得需要100多年！”“咱们县是‘吃饭财政’，哪有钱干这个？”泼冷水者居多。
面对这些反对的声音，习近平没有退缩。因为他有自己的考虑：要想把游客留住，在正定吃、住、玩，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就必须建立更多的旅游、娱乐场所。
一个偶然的机会，正定县工商局的两位同志，与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工作人员坐上了同一趟火车。闲谈间，他们听说中央电视台要拍《红楼梦》，已经在北京选址建大观园，还有意在北京周边选址搭建荣国府和宁荣街。
正定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此时，习近平正在酝酿发展旅游业，计划把正定建成距石家庄市最近的旅游窗口。听到两位同志带回的消息，习近平敏锐地意识到，正定的机会来了！
经与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接触沟通，对方同意荣国府和宁荣街选址正定，搭建临时外景地，由正定县无偿提供场地，中央电视台负责投资。
“假景拍完就拆除了，不能给正定留下什么，还是得建真景。”习近平看得长远，提出应把荣国府建成永久建筑，为正定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他判断，“随着《红楼梦》热播，正定的知名度将大大提升，掀起旅游业发展热潮”。
但是，把荣国府建成实景，需要追加投资300多万元。一些领导干部想不通，这就有了那场争论。
习近平、程宝怀和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吕玉兰等分头找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干部讲意义、谈发展。
随后召开的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习近平说：“要用发展的眼光看旅游、长远的眼光看发展，不能只盯着眼前。南方有些地区发展旅游业，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个别谈心，大会动员，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县委很快做出兴建荣国府的决定，成立了筹建荣国府的专门机构，将修建地址选在隆兴寺西北角的一片空地。
思想统一了，可钱从哪里来？中央电视台出资一部分，县财政拨款27万元，剩下的资金缺口还很大。怎么办？习近平等县委领导想到了石家庄市，想出了找钱的办法。
通过协调沟通，在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的帮助下，市里的几家大企业入了股——石家庄市红星机械厂入股42万元，华北制药厂用门票偿还的方式投入25万元……
怎样才能高度还原《红楼梦》中那规模宏大、五进四合院格式的古建筑群呢？这又是一个考验。
正定多次邀请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就工程施工等进行专题论证。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中国古建研究所工程师杨乃济、故宫博物院古迹部总工程师王朴子都来到正定，为修建荣国府现场指导、出谋划策。
“严格按照具有明清风格的仿古建筑标准修建”——荣国府筹建处工作人员张士文，仍清楚地记得习近平的叮嘱。磨砖对缝、木刻云盘线……工人们干得一丝不苟。海棠、玉兰、银杏……就连院子里的树木，都严格按照《红楼梦》里描述的树种栽种。
荣国府是一座仿古建筑，共有房屋212间，游廊102间，由杨乃济主持设计，1984年8月兴建，1986年7月落成。宁荣街在荣国府前面，1986年8月底竣工。中央电视台投入制景费38万元，各方集资370万元。
在电视剧《红楼梦》拍摄过程中，荣国府就火了。1986年国庆节，游客排到了1公里以外，超过1万人次。开放当年，荣国府吸引130万人次前来参观，门票收入达221万元，旅游总收入1768万元。荣国府极大地带动了正定旅游业的发展，创下旅游业的“正定模式”。
从此，正定的旅游业进入了黄金发展期。
习近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后，第一次离京考察，就来到正定
习近平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1983年12月，在习近平主持下，正定县委出台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六项规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总揽全局，抓大事，谋大势;反对官僚作风，注重工作实效;搞好班子团结，维护班子统一;坚持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努力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创优争先。
习近平对基层领导班子建设一抓到底。1984年3月，习近平在县委会议上指出，大队领导班子，要有党性、有魄力，不能守旧，要勇于創新。开创农村商品生产新局面，必须大刀阔斧调整农村基层领导班子。选拔农村领导班子要实行“青中选优”，把党性强不强、能不能带领群众致富，作为选拔的重要条件。
随后，正定开始大规模调整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领导班子。调整后，班子平均年龄降到33.1岁，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占到了86.5%，有经济头脑、懂商品生产的干部占到41.3%，干部结构趋于合理。新干部上任后，勇于改革，努力开拓，在发展商品生产的大道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农村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群众高兴地说：“新班子有本事、有劲头，农民尽快致富有奔头。”
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不仅靠他过人的胆识、务实的作风和忘我的工作打动了干部群众，更以坦诚朴实、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亲切和蔼的为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习近平在正定的3年多时间里，睡在办公室。他的床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两条长凳支起一块木板，铺上一条打满补丁的旧褥子。
习近平总是在机关食堂与大家一起吃大锅饭。他在生活上不搞特殊，上级来人都是用正定的传统饭菜招待，如扒糕、猪头肉、馄饨、缸炉烧饼、荞麦面饸饹。这就是习近平常说的“正定宴”。
习近平在行上也总是轻车简从。只要不出城关，他就骑自行车。
习近平对自己要求严格，但对老同志却“网开一面”，格外照顾。他曾在多个场合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过去的奋斗和无私的奉献，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老干部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一定要怀着深厚的感情对待老干部。尊老敬贤，绝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应实实在在地见之于行动。要学习老干部的坚强党性，继承老干部的优秀品德，发扬老干部的优良传统，善于汲取老干部的宝贵经验，热情照顾好老干部的晚年生活。 习近平在正定工作生活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在以后的岁月里，习近平走到哪里，正定人民就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哪里，习近平也把正定当作第二故乡牵挂于心，关爱有加。这些年来，不管在厦门、宁德、福州，还是在浙江、上海、北京，习近平不忘正定的建设与发展，不忘正定人民幸福与安康。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曾邀请24名正定县干部和16名石家庄地区干部到福州挂职煅炼，学习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他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促成正定与温岭、台州等市建立了友好县市关系，还安排浙江经济专家、企业家来正定介绍经验，并将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经验介绍给正定，在他的协助下，正定后来建立了华北地区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离开正定后，习近平一如既往地关心正定的老干部、老同事、老朋友，平时书信来往，逢年过节还要写问候信、寄挂历和贺年卡，遇有工作变动，便主动告知新地址。1991年、1993年和1997年春节，他三次踏上第二故乡正定的热土，还像当年一样，和干部谈心、与百姓拉家常。
2005年4月2日，习近平第四次回到正定。他专程看望了已故原省领导邢崇智、解峰和冯国强的遗属，每到一家，他都是热情地叫“阿姨”，关切地询问身体是否健康、生活上有没有困难。石家庄地区和正定县有些老同志去福建、浙江看他时，他总要挤时间与大家见面，问长问短。离开时，习近平总是与大家一一握手，让人真切感受到那份真情。
更让人感动的是，习近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后，第一次离京考察，就来到正定。这是习近平离开正定后第五次“回家”。
那是2008年1月12日。他走进塔元庄村委会，那种轻车熟路，那份亲切自然，犹如20多年前最寻常不过的一次下乡调研。他先后察看村平安建设监控室、文化活动室和图书阅览室，与村支部书记尹小平边走边聊。
习近平还与当年一起工作过的程宝怀、张景良、李志深、何玉、张五普、王保奇等老同志共进午餐，与大家共同回忆往事。习近平深情地说：“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到了什么，其中之一就是做到了解放思想这一条。做到这一条并不是因为我们本事大，而是从心里有一种想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觉悟和愿望，有这么一颗诚心，试着去学、去闯。”习近平曾这样感叹。
谈起当年的体会，习近平曾说：“当县委书记时年轻想办好事，老熬夜，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干，因而差不多一个月得大病一场。”后来他感觉到这样不行，就摆顺心态，“内在有激情，但是还要从容不迫”。“你手里攥着千头万绪，攥着一千个线头，但是一个针眼一次只能穿过一条线。”习近平说，这句话让他想明白了，此后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就睡觉，第二天重新来过。
如今的正定已成为河北省的经济强县，正定人民没有忘记为此而奋斗过的老书记——习近平，正定人民的心里永远镌刻着这位“老书记”的身影。
（责编/黄梦怡 责校/陈小婷 来源/《习近平在正定》，程寶怀、刘晓翠、吴志辉/文，《河北日报》2014年1月2日;《“把百姓的事放在心里”——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阮玉秀/文，《河北日报》2017年8月21日;《习近平这样做县委书记》，张伟/文，《新湘评论》2015年第7期;《习近平的改革足迹——正定》，佚名/文，《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1日）
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
不仅靠他过人的胆识、务实的作风和忘我的工作打动了干部群众，
更以坦诚朴实、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亲切和蔼的为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习近平说：“我对燕赵大地充满深情。不只因为我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过，更是因为这是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工作了三年多，和这里的人民“一块苦、一块过、一块干”，倾注了极大心血和情感，他对这片热土知之深、爱之切。他说：“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
习近平担任县委书记不到一年，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
河北正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位于北京以南240公里，石家庄以北15公里。上世纪80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正定却还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人们依旧习惯于敲钟下田、吹哨上班，成了远近闻名的“高产穷县”。
渴望改变、渴望富裕成为正定人民的共同心声。就在此时，习近平来到了正定。
1982年3月25日，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的习近平，被石家庄地委任命为正定县委副书记，分管农村经济、精神文明建设、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以及文化、教育等工作。1983年7月，他担任县委书记。到任县委副书记伊始，他就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调查研究。
全县第一个粮食亩产过千斤的三角村是习近平调研的首站。习近平没想到，和站在街头的几位群众拉起家常，大家说到生活上的首要问题竟是“粮食不够吃”。
上世纪70年代初，正定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高产县，被树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全县每年粮食征购任务高达7600万斤，交完征购，再扣除种子、饲料等，留下的口粮已经远不够百姓填饱肚子。由于保征购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地里只能上茬小麦下茬玉米。1981年底，全县人均收入仅140多元，每天只有4角钱。
“吃饭问题是解决正定问题的当务之急”，习近平认为，高征购造成了正定农业结构比例失调，必须及时纠正。习近平和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一起跑省进京，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正定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存在的困难。1982年初夏，上级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后，决定把正定粮食征购任务减少2800万斤，初步缓解了正定农民口粮紧张问题。县长程宝怀高兴地对习近平说：“你为正定人民立了一大功。”
如何让老百姓富起来，是习近平来到正定后一直思考的问题。为改变分配上搞平均主义、社员出工不出力、生产效率低下的现状，习近平力推农村改革。在习近平的推动下，县委和县政府经过认真讨论、反复研究，确立了“先行试点，逐步推开”的工作思路，决定在经济落后、生产条件差、农民生活水平低、离县城较远的里双店公社搞“大包干”试点。
1983年1月，正定下发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提出土地可以分包到户，承包后5年或更长时间不变。在经营管理上，坚持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大包干”在正定全面推广，在河北省开创了先河。正定经济腾飞的基础由此奠定。试点村子当年农业产值翻了一番，人均收入增加到400多元，省内外参观者不断。
“依托城市，服务城市，大搞农工商、农民变工人、离土不离乡。”“城市需要什么，我们就种什么;城市需要什么，我们就加工什么。”1984年2月，习近平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经济。他提出的“半城郊型”经济模式和旅游业的重大“转型”战略，让在场干部耳目一新。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习近平还非常关注生态问题：“农业经济早已超出自为一体的范围，只有在生态系统协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稳定而迅速的发展。”他在两河滩以林还林，大力发展速生丰产林和果树，使荒滩变宝滩;他在塔元庄村设计生态立体农业，既取得经济效益又获得生态效益，造福至今。
1984年6月17日，习近平担任县委书记不到一年，《人民日报》就以较大篇幅报道了正定经济的新变化。这也是习近平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
习近平像一个“人才吸入器”，拼命地吸收人才
1983年冬的一个夜晚，河北农大操场边的一间教室里，一群大学生聚在灯光下认真地读着一封信。这是时任中共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写给农大正定籍大学生的信函，信中邀请他们毕业后回乡工作。
“收到来信，大家欢呼雀跃。”现任正定县总工会主席的祁立广每每忆及30多年前的情景，仍掩不住内心的激动。
彼时，祁立广正在河北农大就读，同学们争相传阅这封充满深情的来信。“我毕业以后，按照习书记的指示回到了正定，我们51个人当中，有一半都回到了正定工作。”
“栽上梧桐树，引得凤凰来。”1983年，习近平撰写面向全国的“招贤榜”，颁布了招贤纳士的“九条规定”，刊发在《河北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在省内及全国引起热烈回应。他还提出组建经济顾问团，并发出100多封邀请信。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等著名大家，都成为这个小县城的顾问。
石家庄有一位工程师武宝信，他研制出的医用化妆品畅销全国，但在原来的单位却不受重视。听说正定县重视人才，武宝信就让人捎信表示愿意到正定工作。习近平立即决定接收。
一天下班后，习近平带着县长、副县长来到武宝信居住的小區。没有确切地址，就挨门挨户打听，还是找不到，他甚至扯开嗓门在小区里喊起来。后来武宝信将自己研制的医用化妆品项目带到正定，一年就赢利30多万元。
去无锡考察时，习近平发现了一个懂经营、善管理的能人，亲自做工作，请他来正定担任油嘴油泵厂厂长。当时这个厂亏损50多万元、已经濒临倒闭。此人上班第二天就把厂里积压的产品全部卖了出去，不到一年，该厂产值翻了一番。他还曾将一名培育出棉花优种的农民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 有人曾说，习近平像一个“人才吸入器”，拼命地吸收人才。用习近平的话解释：“人才，关系着事业的成败。”习近平认为，不仅要识才、用才，更要养才、育才。正定积极开展在职干部文化补习、知识更新工作，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了大批实用人才。习近平多次在县干部大会上要求各级干部树立新的用人观，以人才促进发展。随着各类人才聪明才智的发挥，正定经济开始加速发展。
习近平就任县委书记后第一次下鄉发火：如果一个月内你们还不行动，就要撤你的职
1984年3月的一天，习近平骑车下乡回到机关大院不久，不少人便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不止一位同行的工作人员说，“这可是头一回见习书记发这么大火”。
原来，当天习近平一行骑车来到北贾村小学查看校舍。令他没想到的是，一眼看去，富裕的北贾村，小学竟然是这样的景象：坍塌的大门，破败不堪，无人修葺，老师学生就从墙上的一个大窟窿进进出出;一条马车、拖拉机来回驶过的大道就算是操场，嘈杂而且危险;因为风吹雨淋，十几间教室房顶的瓦片都快掉完了，没有一扇窗的玻璃是完整的，教室门要关关不上、想开开不了;教室里，孩子们挤满一屋子，凳子不够坐，有的孩子只好坐在地上……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么破败的学校，你们怎么看得下去？”习近平责问赶来的校长。村干部听到习近平的批评，赶紧解释：村里对学校的改善一直没顾上，不够重视，到时候……
“到什么时候？”习近平打断村干部的回答，“你们今晚就开会落实整改，下星期去县教育局报计划。至少先要有院墙、灯泡、玻璃，有木头的课桌板凳。”
“就你们村的条件，不应该把小学搞成这个样子，完全有条件把学校好好改善。如果一个月内你们还不行动，就要撤你的职！这件事还要告诉乡里，乡党委也要督促过问，否则，他们要负‘连坐’责任！”临走时，习近平语气有所缓和：“你们呀，对不起你们的子弟。”这是习近平就任县委书记后第一次下乡发火。
在回机关的路上，习近平还反复向身边的同志们强调：人命关天，怎么能当儿戏。“教育关系着子孙后代。”
习近平深知，教育兴，人才兴，事业兴。事实上，早在1982年春，习近平到任不久，就对全县学校危房进行了一次普查，发现200多所村小学共有3590平方米危险校舍，上万名学生趴在水泥板、土台子上上课，4万名学生自带板凳。
1983年10月，习近平明确提出，教育要改革，要改而不乱。根据这一原则，县里将民办教师工资列入干部工资序列，较好地解决了民办教师待遇和拖欠教师工资问题，使广大教师特别是民办教师深受鼓舞。县里还积极推行教师聘任制、考核制，打破铁饭碗，全县2985名专职教师中有2833名达到了聘任资格，增强了教师队伍的上进心和责任感。
由于体制原因，办教育、搞投资、管学校一直被认为是教育局的事，公社和大队在办学上形成了与己无关的“惯性”。虽说归教育局管，可正定当时是“吃饭财政”，1982年财政收入才1296万元，除去教师工资等“大头”，用于教育的款项已经剩不下多少钱来维修校舍。
为了扭转这个被动局面，习近平在全县教育工作“三干会”上提出，打破“教育是教育局的事，与公社、大队无关”的思想，一个公社，一个大队，对辖区的学校是主管单位，实行“谁家的孩子谁抱”。然而，一年时间过去，落实情况却不如人意。
离开北贾村前，习近平语重心长地对村干部说，“要做到全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此后，他让县委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乡镇、各村都要这样做。为掌握全县校舍危旧情况和修缮进度，习近平一有时间就去转学校。近的骑自行车，远的开车去，一转就是好几个村。哪个村、哪个学校、哪一间教室是危房，危到什么程度，习近平都要在笔记本上一项不落地记下来。
1984年，正定筹措187万元资金，对1020间近15000平方米危房进行了维修，购置桌凳3000余套，有16个村为学校盖了教学楼，很多被挤占的学校操场又重新腾出归还了学校。
在抓好教育的同时，习近平还狠抓精神文明建设。当时，正定县城到处是残垣断壁、碎砖烂瓦，粪土柴草混杂，生活垃圾乱倒，不少街道污水横流、坑坑洼洼。“五马闹市”“四车乱行”“三乱上墙”，成为正定县城脏乱差的真实写照。为了改变这一乱象，习近平大力推行“精神文明礼貌月”活动。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正定精神文明面貌焕然一新。
面对反对的声音，习近平没有退缩
正定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古称常山，汉初更名为真定（真正平定之意），清朝时又因避雍正皇帝胤祯名讳更名为正定。正定悠久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古迹。习近平被正定丰富的古建筑群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吸引，他熟读县志、史料，走街串巷，勘察古迹，细品文化。
土生土长的作家贾大山熟知正定历史文化，对正定现存的古建及文物情况知之甚多，人称“正定通”。习近平拜他为师，利用闲暇时间，常去他家拜访长谈。后来，在习近平的推荐下，正定县打破党外人士不任正职的“规矩”，任命贾大山为文化局局长。
习近平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要求整改。一次，他在隆兴寺院西侧，看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撰写的名碑“本命长生祝延碑”上沾满泥土，缺乏保护，当即找到主管领导，并提出严肃批评。
如何挖掘潜力，使正定经济发展的根须从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汲取更多营养，是习近平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习近平意识到，正定古建筑集中，交通发达，地理位置优越，在今后发展中要弘扬正定历史文化、凸现古城特色，要让古建从沉睡中复苏，重放光彩。他提出了旅游兴县、带动“三产”、服务省会，把正定打造成距石家庄最近的旅游窗口的思路。
习近平多次找到河北省委，详细汇报正定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思路，省直有关部门随后向正定拨出古建修缮专用款172万元。利用这笔钱，正定对隆兴寺方丈院、天王殿等进行了修缮和彩绘，建了停车场，将这座千年古刹修成了一个旅游景区。正定旅游业逐渐发展起来。1985年，到正定旅游的人数突破50万。 到正定旅游，人们大多会去荣国府看看。那里是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拍摄地，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其实，当年正定修建荣国府，也有着一波三折的故事。
1983年，正定县领导班子发生了一场争论。
“隆兴寺门票才由5分钱提高到1毛钱。建造荣国府需要投资300多万元，按隆兴寺的门票价格算，荣国府要收回投资得需要100多年！”“咱们县是‘吃饭财政’，哪有钱干这个？”泼冷水者居多。
面对这些反对的声音，习近平没有退缩。因为他有自己的考虑：要想把游客留住，在正定吃、住、玩，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就必须建立更多的旅游、娱乐场所。
一个偶然的机会，正定县工商局的两位同志，与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工作人员坐上了同一趟火车。闲谈间，他们听说中央电视台要拍《红楼梦》，已经在北京选址建大观园，还有意在北京周边选址搭建荣国府和宁荣街。
正定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此时，习近平正在酝酿发展旅游业，计划把正定建成距石家庄市最近的旅游窗口。听到两位同志带回的消息，习近平敏锐地意识到，正定的机会来了！
经与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接触沟通，对方同意荣国府和宁荣街选址正定，搭建临时外景地，由正定县无偿提供场地，中央电视台负责投资。
“假景拍完就拆除了，不能给正定留下什么，还是得建真景。”习近平看得长远，提出应把荣国府建成永久建筑，为正定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他判断，“随着《红楼梦》热播，正定的知名度将大大提升，掀起旅游业发展热潮”。
但是，把荣国府建成实景，需要追加投资300多万元。一些领导干部想不通，这就有了那场争论。
习近平、程宝怀和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吕玉兰等分头找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干部讲意义、谈发展。
随后召开的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习近平说：“要用发展的眼光看旅游、长远的眼光看发展，不能只盯着眼前。南方有些地区发展旅游业，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个别谈心，大会动员，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县委很快做出兴建荣国府的决定，成立了筹建荣国府的专门机构，将修建地址选在隆兴寺西北角的一片空地。
思想统一了，可钱从哪里来？中央电视台出资一部分，县财政拨款27万元，剩下的资金缺口还很大。怎么办？习近平等县委领导想到了石家庄市，想出了找钱的办法。
通过协调沟通，在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的帮助下，市里的几家大企业入了股——石家庄市红星机械厂入股42万元，华北制药厂用门票偿还的方式投入25万元……
怎样才能高度还原《红楼梦》中那规模宏大、五进四合院格式的古建筑群呢？这又是一个考验。
正定多次邀请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就工程施工等进行专题论证。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中国古建研究所工程师杨乃济、故宫博物院古迹部总工程师王朴子都来到正定，为修建荣国府现场指导、出谋划策。
“严格按照具有明清风格的仿古建筑标准修建”——荣国府筹建处工作人员张士文，仍清楚地记得习近平的叮嘱。磨砖对缝、木刻云盘线……工人们干得一丝不苟。海棠、玉兰、银杏……就连院子里的树木，都严格按照《红楼梦》里描述的树种栽种。
荣国府是一座仿古建筑，共有房屋212间，游廊102间，由杨乃济主持设计，1984年8月兴建，1986年7月落成。宁荣街在荣国府前面，1986年8月底竣工。中央电视台投入制景费38万元，各方集资370万元。
在电视剧《红楼梦》拍摄过程中，荣国府就火了。1986年国庆节，游客排到了1公里以外，超过1万人次。开放当年，荣国府吸引130万人次前来参观，门票收入达221万元，旅游总收入1768万元。荣国府极大地带动了正定旅游业的发展，创下旅游业的“正定模式”。
从此，正定的旅游业进入了黄金发展期。
习近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后，第一次离京考察，就来到正定
习近平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1983年12月，在习近平主持下，正定县委出台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六项规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总揽全局，抓大事，谋大势;反对官僚作风，注重工作实效;搞好班子团结，维护班子统一;坚持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努力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创优争先。
习近平对基层领导班子建设一抓到底。1984年3月，习近平在县委会议上指出，大队领导班子，要有党性、有魄力，不能守旧，要勇于創新。开创农村商品生产新局面，必须大刀阔斧调整农村基层领导班子。选拔农村领导班子要实行“青中选优”，把党性强不强、能不能带领群众致富，作为选拔的重要条件。
随后，正定开始大规模调整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领导班子。调整后，班子平均年龄降到33.1岁，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占到了86.5%，有经济头脑、懂商品生产的干部占到41.3%，干部结构趋于合理。新干部上任后，勇于改革，努力开拓，在发展商品生产的大道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农村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群众高兴地说：“新班子有本事、有劲头，农民尽快致富有奔头。”
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不仅靠他过人的胆识、务实的作风和忘我的工作打动了干部群众，更以坦诚朴实、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亲切和蔼的为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习近平在正定的3年多时间里，睡在办公室。他的床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两条长凳支起一块木板，铺上一条打满补丁的旧褥子。
习近平总是在机关食堂与大家一起吃大锅饭。他在生活上不搞特殊，上级来人都是用正定的传统饭菜招待，如扒糕、猪头肉、馄饨、缸炉烧饼、荞麦面饸饹。这就是习近平常说的“正定宴”。
习近平在行上也总是轻车简从。只要不出城关，他就骑自行车。
习近平对自己要求严格，但对老同志却“网开一面”，格外照顾。他曾在多个场合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过去的奋斗和无私的奉献，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老干部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一定要怀着深厚的感情对待老干部。尊老敬贤，绝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应实实在在地见之于行动。要学习老干部的坚强党性，继承老干部的优秀品德，发扬老干部的优良传统，善于汲取老干部的宝贵经验，热情照顾好老干部的晚年生活。 习近平在正定工作生活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在以后的岁月里，习近平走到哪里，正定人民就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哪里，习近平也把正定当作第二故乡牵挂于心，关爱有加。这些年来，不管在厦门、宁德、福州，还是在浙江、上海、北京，习近平不忘正定的建设与发展，不忘正定人民幸福与安康。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曾邀请24名正定县干部和16名石家庄地区干部到福州挂职煅炼，学习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他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促成正定与温岭、台州等市建立了友好县市关系，还安排浙江经济专家、企业家来正定介绍经验，并将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经验介绍给正定，在他的协助下，正定后来建立了华北地区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离开正定后，习近平一如既往地关心正定的老干部、老同事、老朋友，平时书信来往，逢年过节还要写问候信、寄挂历和贺年卡，遇有工作变动，便主动告知新地址。1991年、1993年和1997年春节，他三次踏上第二故乡正定的热土，还像当年一样，和干部谈心、与百姓拉家常。
2005年4月2日，习近平第四次回到正定。他专程看望了已故原省领导邢崇智、解峰和冯国强的遗属，每到一家，他都是热情地叫“阿姨”，关切地询问身体是否健康、生活上有没有困难。石家庄地区和正定县有些老同志去福建、浙江看他时，他总要挤时间与大家见面，问长问短。离开时，习近平总是与大家一一握手，让人真切感受到那份真情。
更让人感动的是，习近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后，第一次离京考察，就来到正定。这是习近平离开正定后第五次“回家”。
那是2008年1月12日。他走进塔元庄村委会，那种轻车熟路，那份亲切自然，犹如20多年前最寻常不过的一次下乡调研。他先后察看村平安建设监控室、文化活动室和图书阅览室，与村支部书记尹小平边走边聊。
习近平还与当年一起工作过的程宝怀、张景良、李志深、何玉、张五普、王保奇等老同志共进午餐，与大家共同回忆往事。习近平深情地说：“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到了什么，其中之一就是做到了解放思想这一条。做到这一条并不是因为我们本事大，而是从心里有一种想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觉悟和愿望，有这么一颗诚心，试着去学、去闯。”习近平曾这样感叹。
谈起当年的体会，习近平曾说：“当县委书记时年轻想办好事，老熬夜，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干，因而差不多一个月得大病一场。”后来他感觉到这样不行，就摆顺心态，“内在有激情，但是还要从容不迫”。“你手里攥着千头万绪，攥着一千个线头，但是一个针眼一次只能穿过一条线。”习近平说，这句话让他想明白了，此后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就睡觉，第二天重新来过。
如今的正定已成为河北省的经济强县，正定人民没有忘记为此而奋斗过的老书记——习近平，正定人民的心里永远镌刻着这位“老书记”的身影。
（责编/黄梦怡 责校/陈小婷 来源/《习近平在正定》，程寶怀、刘晓翠、吴志辉/文，《河北日报》2014年1月2日;《“把百姓的事放在心里”——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阮玉秀/文，《河北日报》2017年8月21日;《习近平这样做县委书记》，张伟/文，《新湘评论》2015年第7期;《习近平的改革足迹——正定》，佚名/文，《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