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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俗语亦云“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周作人在散文中曾反复提到这类字句，行文间难掩赞赏之意，这代表了他关于生活的理想境界：布衣蔬食、闭户读书、优哉游哉。但事实上，终其一生，他从未试图将这种“咬菜根”理想付诸实践，相反，各种史料表明，他在现世追求的恰恰是另外一种有美食相伴的精致享乐生活，甚至不惜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真是奇哉怪也。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形成了如此大的反差，是时代家庭的客观原因还是个人思想深处的贪欲在悄悄作祟？
慕古怀旧的菜根情结
周作人的菜根情结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慕古，一是怀旧，两者综合作用，形成了他“青灯一盏、清茶一杯、布衣蔬食”的生活理想，“咬菜根”则是这种理想的载体。
先说慕古。他出生于1885年初，时值清末，周氏家族又是书香门第，于是，他从小便读“四书五经”，后来还去参加科考，一早便接触到以儒家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虽则日后又接受了许多外来思想，但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不可抹杀。作为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知识分子，周作人颇多与古人心灵相契的地方，儒家“独善其身”的安贫乐道思想就深为他所喜，如孔子所云：“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颜回所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常常被他在文中提及，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出于种种需要，他自居为正宗儒家时，这些观点亦成为重要依据。
另外还有南齐的周颙：“清贫寡欲，终日常蔬食”；宋代的黄山谷在画作上所题：“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清代学者李渔的论点：“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进自然也，草衣木食，上古之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腹中菜园不至羊来踏破，是犹做羲皇之民，鼓唐虞之腹，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后肉食而首蔬菜，一以崇俭，一以复古。”〔1〕凡此种种，统被周作人列为“道德的吃菜主义”一派，对这种崇尚朴素清淡的生活以及“不是不吃肉，而是多吃菜”的主张，他是颇为赞同的，前人的著述成了他菜根情结的理论来源。
再看怀旧。周作人的散文多写于北京。他怀旧的对象，一是童年的故乡——绍兴，二是青年的故乡——东京，两者在素朴的生活习惯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动笔时已时远年湮，且对干燥粗粝没有好吃茶食的北京又有诸多不满，在回忆中就不免对逝去的故乡生活进行美化，旧时的日子被幻化为不可企及的理想境界，其中犹以菜根情结为最。
对故乡的回忆是儿时的体验：“绍兴的老百姓往往托了一碗饭站着吃，饭碗上放着一长条乌黑的干菜——整棵的白菜晒干，吃饭时和米一起‘邬’熟，一叶叶撕下来，就那么咬着吃，如是茄子茭白之类，还浇上麻油酱油，吃起来味道特别好，与用刀切的迥然不同，此外的吃食就是腌菜，霉苋菜梗，红霉豆腐之类。”〔2〕他对这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心驰神往，在文章中频频提及：“咬得菜根，吾乡的平民足以当之……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3〕可见，这种自然简单的“咬菜根”生活使得周作人一直留恋不已。
对东京的回忆则是成年以后的，关于那里的饭食，他写道：“寻常茶饭，萝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大多“清淡、枯槁、没有油水”〔4〕。许多中国留学生对此都很头痛，而周作人却是十分适应并喜欢，“这些日本食物之有意思也就在清淡质素，它没有富家厨房的多油多团粉，其用盐与清汤处却与吾乡寻常民家相近，在我个人是很以为好的。”〔5〕谷崎润一郎所竭力批判的“寒乞像”更被他奉为“俳味”，再三把玩，又对日本食物的又一特色——“冷”——加以详细解说：“人家大抵只煮早饭，家人之为官吏教员公司职员工匠学生者，皆裹饭而出，名曰‘便当’，匣中盛饭，别一格盛菜，上者有鱼，否则霉干一二而已……冬夜苦寒，乃以热苦茶淘之。”〔6〕这番描述之后，结论是冷饭自有清淡甘香的滋味，觉得“这也很好，不但故乡有吃‘冷饭头’的习惯，说得迂腐一点，也是人生的一点小训练……目前似乎刻苦的训练也很必要”〔7〕。篇尾居然有几分励志的意思了，这种笔调在周作人一向不动声色的散文中真是殊为难得，可见，他对“咬菜根”生活的倾心。
旧日回忆为周作人的“菜根情结”提供了现实来源，于古人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内容。这里的菜根不仅仅具有字面的意义，更成为一个涵蕴丰富的意象，代表了周作人对民间原始自由生活方式的向往，以及“于极尽质朴中寻真味”的生活观。这与他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概念也有莫大的关联，只是，就像他的文学理想并没有真正实现一样，他也没有将这种平民化的生活观贯彻到底，反而背道而驰，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始终追逐着另外一种物质上安逸享乐的生活，甚至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
觥筹交错与乞食为生
纵观周作人的生平，他对优裕物质生活的主动追求主要体现在三个阶段，一是二十年代中期由于生活态度的深层分歧而与鲁迅失和，二是三十年代末由于坚持不了困窘生活而附逆，三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不断向政府与友人“哭穷”与“乞食”。
众所周知，周氏兄弟的失和是由周作人的夫人信子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引起的，而深究起来却与家庭经济开支过大有关。鲁老太太曾对人说：“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8〕而鲁迅也曾告诉许广平：“在八道弯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9〕那时大学教授的工资是很可观的，而两个教授的钱加在一起都不敷家用，还得去借，可以想见，周作人一家在八道弯的生活是过于奢侈了。虽然许多研究者将之归因于当家的信子，对周作人则以“心底糊涂”一笔带过，但事实上，如果没有作为全家经济来源的周作人的支持与默许，出身日本平民且毫无收入的信子不可能专横到将两人共有的生活安排得奢华如斯。而从周作人对信子的纵容可以想见他对鲁迅过节俭生活的意见是反对的，或许，对人生道路的不同选择才是兄弟失和的根本原因所在，只是这个时期集中体现在了对物质生活的不同态度上，而信子所谓非礼云云更只是充当了一个导火索而已，所有偶然的都是必然的。
到了三十年代末，周作人附逆前后的一系列举动更能说明他对于美食享乐的无法割舍，甚至不惜为之放弃宝贵的民族气节，让自己沦为千夫所指的汉奸。钱理群先生就曾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对吃食之美（当然，更重要的是对美食所代表的享乐生活）的无止境追求贻害了他一生。”〔10〕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北平陷落前后，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而周作人却以家累为名，坚持“苦住”，于国难声中仍想保住以往“安闲而丰腴的生活”，而单靠他闭门译作已不足以应付一家人的开支，当然是较为铺张的生活所需的开支（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全家设宴之类的记载），经济原因成了他最终“下水”的直接诱因。
1939年1月，周作人彻底放弃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底线，他收下了伪北大的聘书，这种行为用“为稻粱谋”已不能解释，应是“为富贵谋”了。事实上，他对“出仕”后的富贵生活也的确如鱼得水，大兴土木改建扩充住宅，日常衣食愈加奢华，日记中大量出现诸如制新衣、添家具、摆宴席的纪录，可谓觥筹交错、日日笙歌。而他仿佛对这种奴仆成群、宴席不断的生活方式适应至极，也越来越离不开带来这一切的高官厚禄，于是官越做越大，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咬菜根”的理想在现世更加不知所在了。
甚至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牢狱磨炼的周作人仍不改旧态，不断向政府“上书”，向朋友寄信，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哭穷”。据考证，当时他的稿费并不少，政府也较为照顾，足以维持普通的生活开销，但他却总给人一种“缺钱用”的印象，“像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11〕，除了日常生活过于铺张外，实在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
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社会物资过于匮乏，他的丰裕生活自然得不到保证，于是声称“预备托钵于世，乞食为生”。我们且来看看他当时乞的都是什么“食”：先是以他们夫妻只吃大米为由向文联要求补助米油，后又在给香港友人曹聚仁的信中不断写道：“汇下港币四百元，至为欣慰。副食品难得，需求黑市，鸡蛋九十个六十三元，鸡两只三十四元，肉三斤二十一元，均人民币，虽暂得享用，则穷困如昔”；“托购糯米，意在新年包粽子用……另乞寄砂糖一二公斤”；“承月寄猪油二次”；“购寄食物，鲸鱼沙丁鱼都是好的”〔12〕……现在看来，这些都是正当的需求，但在那个大多数人连草根都咬不到的年月，他仍为了舒适的口腹之欲，而并非为了温饱四处行乞，此种行为殊不可解，文人的耿介之气自是早已荡然无存，现在则连安贫乐道的姿态也丢掉了，或者，这种淡泊优游的姿态本就只有在享乐无拘的生活中才做得出。
“周公好菜根”现象解析
由上文可见，周作人在散文中体现出的“咬菜根”理想与他在现世中对安逸享乐生活的苦苦追求形成了令人费解的反差，而细细察之，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自古时起，为文与为人的分裂就十分常见，如唐时田园诗盛行，热心官场的文人也大写归隐；宋时艳词盛行，生活中无“艳”可言的文人笔下也流出脂暖香浓，“言”不为心声，“文”也不似其人。
考察这些文人的写作动机，上者即为在文学中表达一种永难达到的境界，得不到的东西总是最好的，这是人类难以开解的困境之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写作成为文人们弥补缺憾的手段。这类作品中有真情贯注，不乏佳作。而下者如一些写宫廷应制诗的官场文人，或欲走终南捷径的“在野”文人，则纯粹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而表现一种姿态，他们的文字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有形无神，佳作难觅。中者介乎两者之间，便是如“叶公好龙”、“周公好菜根”一类了，在不甚明了“龙”为何物，“咬菜根”生活是怎样的时候，他们真诚地以为那便是自己最爱的东西，但终究他们爱的只是经过自己美化曲解的事物，一旦真龙降临，咬菜根生活到来，他们只会避之唯恐不及，这真是对千百年来囿于想象而缺乏行动力的文人们的绝妙讽刺。但叶公房中盘旋着的雕龙，周公笔下的咬菜根生活却仍有着无可替代的艺术魅力，《故乡的野菜》、《吃菜》、《苋菜梗》诸文感情深挚、文笔流畅，实为名篇。
反观周作人从幼年到青年的生活环境，也即是这种“咬菜根”理想赖以生发的根基，就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咬菜根生活于他始终只是远远的景观而已，由于距离之远，便被蒙上了一层非真实的蔷薇色遮蔽。周作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大族，虽然到他这一代，周氏家族已渐趋衰落，但也依然维持着精神和物质都颇有余裕的小康生活，在他和兄长鲁迅的忆旧散文中都有关于家里过节时丰盛优游境况的记载，这显然与终岁劳苦、每日咬乌黑干菜下饭的普通老百姓有天壤之别。周作人眼中偶尔一吃味道特别好的干菜、腌菜之流，在老百姓口里不得已天天嚼着，总不会有那么美味吧。
到了祖父入狱、父亲去世，家庭彻底陷入困顿时，深有感触的是长兄鲁迅，年纪尚小的周作人仍继续着童年时代的美梦，对冷酷的现实并未留下深刻回忆，及至后来赴南京读书、赴日本留学，都是有鲁迅在前面开道，他只是坐享了“自由宽懈”的学生生活而已。在关于当时生活的散文记载中，仍多美食，如南京的咸水鸭、油鸡、茶食，日本的羊羹等等，可见他的生活并不虞匮乏，与“咬菜根”还颇有距离。到了回北京做教授、任高官，他的人生更与“咬菜根”毫不相干了，即使偶尔稍有接近，也被他迅速地避开去，真龙的模样，叶公永远也不想知道。
可见，那种平民化的理想境界只是周公众多蔷薇色的梦之一，它形成的根基即是不现实的，缩在十字街头舒适的塔中，还可以一直做下去，一旦触到冷冰冰的现实，如在北平刚刚沦陷的困顿时期，五六十年代的大灾难时期，菜根不得不咬的时候，梦就迅速地破灭了。尽管周作人并不甘心，在散文中苦苦挽留，但那时的笔触已少了一份向往的真诚，多了一层伪饰的虚弱，他后期在《亦报》上发表的《咬菜根》、《腌菜》诸文便殊少神采，以至于不得不自称“文思枯窘”，也被评论家们认为有“炒冷饭”之嫌。
另外，周氏思想上的矛盾性也是这个现象形成的重要原因。人都是矛盾混合体，像他那样取得如许成就的大家，内心的矛盾只会争斗得更加猛烈，文章里既有“绅士鬼”与“流氓鬼”的共存，思想上也有互相矛盾的两个侧面，除了布衣蔬食的理想之外，还有对腴润生活的强烈向往：“我们于日常必需的东西之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在不完全的现世，享受一点美与和谐。”〔13〕
与此相应，周氏散文中有大量关于茶、酒、美食的书写，他对饮食的兴趣是始终如一的，甚至声称：“其实男女之事大同小异，不值得那么用心，倒还不如各种吃食尽有趣味，大可谈谈也。”〔14〕中国士大夫文化本就离不开“吃食”，周作人抓住这一点，享用了一生。事实上，“咬菜根”的理想也部分地生发于他对“吃食”的兴趣，不厌其烦地对菜根的色香味进行详尽描述以至于最终摆出了“丰盛的菜根席”，这已与孔子、颜回的蔬食观念大异其趣，也决定了他“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的理想境界难以实现。“食贫、习苦”的效用于他并不重要，他在意的只是尝尽美食之余，得以享用菜根那独特的“清淡滋味”罢了。这样看来，周作人许多费解的矛盾行为——附敌也好，乞食也罢——似乎都显得顺理成章。
结语
爱好天然简素，喜欢闭户读书，却又追求精致腴润，不惜老而为吏、托钵乞食；推崇咬菜根的平民生活，却又始终远离平民化，不管是在思想上以启蒙言志的姿态远离，还是在生活上以饮茶、喝酒、进美食的享乐姿态远离，周作人的一生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或者这与他的文化身份有关，作为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知识分子，他几乎是本能地渴慕古已有之的布衣蔬食、安贫乐道境界，忍不住在散文中多加赞扬，而一半是天性使然一半与生长环境有关。他同时接受了希腊和日本文化中美与和谐的一面，并发展到极致，终生追求优裕享乐的生活，以致散尽了浩然之气，贫贱能移，富贵能淫，威武能屈，以致不惜混淆民族界线而附敌，不惜放弃读书人的耿介而乞食，形成了让人费解的“周公好菜根”现象。
而仔细察之，周作人在作品中时时表现出的“咬菜根”理想看似与他在现世中的人生选择背道而驰，实则有暗通之处，好菜根，如同他的好茶是多取喝茶的闲适意境一样，他取的也只是菜根的自然清淡滋味，而菜根的滋味如同它代表的生活，毕竟过于寡淡寒苦，笔下说说犹可，在现世，毕竟是有美食相伴的腴润生活更能吸引周作人。这样想来，种种奇怪的反差现象或稍可索解。
注释：
〔1〕周作人：《吃菜》，见《看云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2〕〔8〕〔9〕〔10〕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86、299、565页。
〔3〕周作人：《苋菜梗》，见《看云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4〕〔6〕〔7〕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见《苦竹杂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164、165页。
〔5〕周作人：《怀东京》，见《瓜豆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11〕王士菁：《关于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4月。
〔12〕周作人：《北京的茶食》，见《知堂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13〕周作人：《吃茶》，见《知堂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14〕周作人：《卖糖》，《药味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慕古怀旧的菜根情结
周作人的菜根情结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慕古，一是怀旧，两者综合作用，形成了他“青灯一盏、清茶一杯、布衣蔬食”的生活理想，“咬菜根”则是这种理想的载体。
先说慕古。他出生于1885年初，时值清末，周氏家族又是书香门第，于是，他从小便读“四书五经”，后来还去参加科考，一早便接触到以儒家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虽则日后又接受了许多外来思想，但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不可抹杀。作为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知识分子，周作人颇多与古人心灵相契的地方，儒家“独善其身”的安贫乐道思想就深为他所喜，如孔子所云：“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颜回所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常常被他在文中提及，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出于种种需要，他自居为正宗儒家时，这些观点亦成为重要依据。
另外还有南齐的周颙：“清贫寡欲，终日常蔬食”；宋代的黄山谷在画作上所题：“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清代学者李渔的论点：“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进自然也，草衣木食，上古之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腹中菜园不至羊来踏破，是犹做羲皇之民，鼓唐虞之腹，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后肉食而首蔬菜，一以崇俭，一以复古。”〔1〕凡此种种，统被周作人列为“道德的吃菜主义”一派，对这种崇尚朴素清淡的生活以及“不是不吃肉，而是多吃菜”的主张，他是颇为赞同的，前人的著述成了他菜根情结的理论来源。
再看怀旧。周作人的散文多写于北京。他怀旧的对象，一是童年的故乡——绍兴，二是青年的故乡——东京，两者在素朴的生活习惯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动笔时已时远年湮，且对干燥粗粝没有好吃茶食的北京又有诸多不满，在回忆中就不免对逝去的故乡生活进行美化，旧时的日子被幻化为不可企及的理想境界，其中犹以菜根情结为最。
对故乡的回忆是儿时的体验：“绍兴的老百姓往往托了一碗饭站着吃，饭碗上放着一长条乌黑的干菜——整棵的白菜晒干，吃饭时和米一起‘邬’熟，一叶叶撕下来，就那么咬着吃，如是茄子茭白之类，还浇上麻油酱油，吃起来味道特别好，与用刀切的迥然不同，此外的吃食就是腌菜，霉苋菜梗，红霉豆腐之类。”〔2〕他对这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心驰神往，在文章中频频提及：“咬得菜根，吾乡的平民足以当之……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3〕可见，这种自然简单的“咬菜根”生活使得周作人一直留恋不已。
对东京的回忆则是成年以后的，关于那里的饭食，他写道：“寻常茶饭，萝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大多“清淡、枯槁、没有油水”〔4〕。许多中国留学生对此都很头痛，而周作人却是十分适应并喜欢，“这些日本食物之有意思也就在清淡质素，它没有富家厨房的多油多团粉，其用盐与清汤处却与吾乡寻常民家相近，在我个人是很以为好的。”〔5〕谷崎润一郎所竭力批判的“寒乞像”更被他奉为“俳味”，再三把玩，又对日本食物的又一特色——“冷”——加以详细解说：“人家大抵只煮早饭，家人之为官吏教员公司职员工匠学生者，皆裹饭而出，名曰‘便当’，匣中盛饭，别一格盛菜，上者有鱼，否则霉干一二而已……冬夜苦寒，乃以热苦茶淘之。”〔6〕这番描述之后，结论是冷饭自有清淡甘香的滋味，觉得“这也很好，不但故乡有吃‘冷饭头’的习惯，说得迂腐一点，也是人生的一点小训练……目前似乎刻苦的训练也很必要”〔7〕。篇尾居然有几分励志的意思了，这种笔调在周作人一向不动声色的散文中真是殊为难得，可见，他对“咬菜根”生活的倾心。
旧日回忆为周作人的“菜根情结”提供了现实来源，于古人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内容。这里的菜根不仅仅具有字面的意义，更成为一个涵蕴丰富的意象，代表了周作人对民间原始自由生活方式的向往，以及“于极尽质朴中寻真味”的生活观。这与他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概念也有莫大的关联，只是，就像他的文学理想并没有真正实现一样，他也没有将这种平民化的生活观贯彻到底，反而背道而驰，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始终追逐着另外一种物质上安逸享乐的生活，甚至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
觥筹交错与乞食为生
纵观周作人的生平，他对优裕物质生活的主动追求主要体现在三个阶段，一是二十年代中期由于生活态度的深层分歧而与鲁迅失和，二是三十年代末由于坚持不了困窘生活而附逆，三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不断向政府与友人“哭穷”与“乞食”。
众所周知，周氏兄弟的失和是由周作人的夫人信子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引起的，而深究起来却与家庭经济开支过大有关。鲁老太太曾对人说：“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8〕而鲁迅也曾告诉许广平：“在八道弯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9〕那时大学教授的工资是很可观的，而两个教授的钱加在一起都不敷家用，还得去借，可以想见，周作人一家在八道弯的生活是过于奢侈了。虽然许多研究者将之归因于当家的信子，对周作人则以“心底糊涂”一笔带过，但事实上，如果没有作为全家经济来源的周作人的支持与默许，出身日本平民且毫无收入的信子不可能专横到将两人共有的生活安排得奢华如斯。而从周作人对信子的纵容可以想见他对鲁迅过节俭生活的意见是反对的，或许，对人生道路的不同选择才是兄弟失和的根本原因所在，只是这个时期集中体现在了对物质生活的不同态度上，而信子所谓非礼云云更只是充当了一个导火索而已，所有偶然的都是必然的。
到了三十年代末，周作人附逆前后的一系列举动更能说明他对于美食享乐的无法割舍，甚至不惜为之放弃宝贵的民族气节，让自己沦为千夫所指的汉奸。钱理群先生就曾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对吃食之美（当然，更重要的是对美食所代表的享乐生活）的无止境追求贻害了他一生。”〔10〕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北平陷落前后，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而周作人却以家累为名，坚持“苦住”，于国难声中仍想保住以往“安闲而丰腴的生活”，而单靠他闭门译作已不足以应付一家人的开支，当然是较为铺张的生活所需的开支（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全家设宴之类的记载），经济原因成了他最终“下水”的直接诱因。
1939年1月，周作人彻底放弃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底线，他收下了伪北大的聘书，这种行为用“为稻粱谋”已不能解释，应是“为富贵谋”了。事实上，他对“出仕”后的富贵生活也的确如鱼得水，大兴土木改建扩充住宅，日常衣食愈加奢华，日记中大量出现诸如制新衣、添家具、摆宴席的纪录，可谓觥筹交错、日日笙歌。而他仿佛对这种奴仆成群、宴席不断的生活方式适应至极，也越来越离不开带来这一切的高官厚禄，于是官越做越大，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咬菜根”的理想在现世更加不知所在了。
甚至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牢狱磨炼的周作人仍不改旧态，不断向政府“上书”，向朋友寄信，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哭穷”。据考证，当时他的稿费并不少，政府也较为照顾，足以维持普通的生活开销，但他却总给人一种“缺钱用”的印象，“像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11〕，除了日常生活过于铺张外，实在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
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社会物资过于匮乏，他的丰裕生活自然得不到保证，于是声称“预备托钵于世，乞食为生”。我们且来看看他当时乞的都是什么“食”：先是以他们夫妻只吃大米为由向文联要求补助米油，后又在给香港友人曹聚仁的信中不断写道：“汇下港币四百元，至为欣慰。副食品难得，需求黑市，鸡蛋九十个六十三元，鸡两只三十四元，肉三斤二十一元，均人民币，虽暂得享用，则穷困如昔”；“托购糯米，意在新年包粽子用……另乞寄砂糖一二公斤”；“承月寄猪油二次”；“购寄食物，鲸鱼沙丁鱼都是好的”〔12〕……现在看来，这些都是正当的需求，但在那个大多数人连草根都咬不到的年月，他仍为了舒适的口腹之欲，而并非为了温饱四处行乞，此种行为殊不可解，文人的耿介之气自是早已荡然无存，现在则连安贫乐道的姿态也丢掉了，或者，这种淡泊优游的姿态本就只有在享乐无拘的生活中才做得出。
“周公好菜根”现象解析
由上文可见，周作人在散文中体现出的“咬菜根”理想与他在现世中对安逸享乐生活的苦苦追求形成了令人费解的反差，而细细察之，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自古时起，为文与为人的分裂就十分常见，如唐时田园诗盛行，热心官场的文人也大写归隐；宋时艳词盛行，生活中无“艳”可言的文人笔下也流出脂暖香浓，“言”不为心声，“文”也不似其人。
考察这些文人的写作动机，上者即为在文学中表达一种永难达到的境界，得不到的东西总是最好的，这是人类难以开解的困境之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写作成为文人们弥补缺憾的手段。这类作品中有真情贯注，不乏佳作。而下者如一些写宫廷应制诗的官场文人，或欲走终南捷径的“在野”文人，则纯粹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而表现一种姿态，他们的文字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有形无神，佳作难觅。中者介乎两者之间，便是如“叶公好龙”、“周公好菜根”一类了，在不甚明了“龙”为何物，“咬菜根”生活是怎样的时候，他们真诚地以为那便是自己最爱的东西，但终究他们爱的只是经过自己美化曲解的事物，一旦真龙降临，咬菜根生活到来，他们只会避之唯恐不及，这真是对千百年来囿于想象而缺乏行动力的文人们的绝妙讽刺。但叶公房中盘旋着的雕龙，周公笔下的咬菜根生活却仍有着无可替代的艺术魅力，《故乡的野菜》、《吃菜》、《苋菜梗》诸文感情深挚、文笔流畅，实为名篇。
反观周作人从幼年到青年的生活环境，也即是这种“咬菜根”理想赖以生发的根基，就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咬菜根生活于他始终只是远远的景观而已，由于距离之远，便被蒙上了一层非真实的蔷薇色遮蔽。周作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大族，虽然到他这一代，周氏家族已渐趋衰落，但也依然维持着精神和物质都颇有余裕的小康生活，在他和兄长鲁迅的忆旧散文中都有关于家里过节时丰盛优游境况的记载，这显然与终岁劳苦、每日咬乌黑干菜下饭的普通老百姓有天壤之别。周作人眼中偶尔一吃味道特别好的干菜、腌菜之流，在老百姓口里不得已天天嚼着，总不会有那么美味吧。
到了祖父入狱、父亲去世，家庭彻底陷入困顿时，深有感触的是长兄鲁迅，年纪尚小的周作人仍继续着童年时代的美梦，对冷酷的现实并未留下深刻回忆，及至后来赴南京读书、赴日本留学，都是有鲁迅在前面开道，他只是坐享了“自由宽懈”的学生生活而已。在关于当时生活的散文记载中，仍多美食，如南京的咸水鸭、油鸡、茶食，日本的羊羹等等，可见他的生活并不虞匮乏，与“咬菜根”还颇有距离。到了回北京做教授、任高官，他的人生更与“咬菜根”毫不相干了，即使偶尔稍有接近，也被他迅速地避开去，真龙的模样，叶公永远也不想知道。
可见，那种平民化的理想境界只是周公众多蔷薇色的梦之一，它形成的根基即是不现实的，缩在十字街头舒适的塔中，还可以一直做下去，一旦触到冷冰冰的现实，如在北平刚刚沦陷的困顿时期，五六十年代的大灾难时期，菜根不得不咬的时候，梦就迅速地破灭了。尽管周作人并不甘心，在散文中苦苦挽留，但那时的笔触已少了一份向往的真诚，多了一层伪饰的虚弱，他后期在《亦报》上发表的《咬菜根》、《腌菜》诸文便殊少神采，以至于不得不自称“文思枯窘”，也被评论家们认为有“炒冷饭”之嫌。
另外，周氏思想上的矛盾性也是这个现象形成的重要原因。人都是矛盾混合体，像他那样取得如许成就的大家，内心的矛盾只会争斗得更加猛烈，文章里既有“绅士鬼”与“流氓鬼”的共存，思想上也有互相矛盾的两个侧面，除了布衣蔬食的理想之外，还有对腴润生活的强烈向往：“我们于日常必需的东西之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在不完全的现世，享受一点美与和谐。”〔13〕
与此相应，周氏散文中有大量关于茶、酒、美食的书写，他对饮食的兴趣是始终如一的，甚至声称：“其实男女之事大同小异，不值得那么用心，倒还不如各种吃食尽有趣味，大可谈谈也。”〔14〕中国士大夫文化本就离不开“吃食”，周作人抓住这一点，享用了一生。事实上，“咬菜根”的理想也部分地生发于他对“吃食”的兴趣，不厌其烦地对菜根的色香味进行详尽描述以至于最终摆出了“丰盛的菜根席”，这已与孔子、颜回的蔬食观念大异其趣，也决定了他“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的理想境界难以实现。“食贫、习苦”的效用于他并不重要，他在意的只是尝尽美食之余，得以享用菜根那独特的“清淡滋味”罢了。这样看来，周作人许多费解的矛盾行为——附敌也好，乞食也罢——似乎都显得顺理成章。
结语
爱好天然简素，喜欢闭户读书，却又追求精致腴润，不惜老而为吏、托钵乞食；推崇咬菜根的平民生活，却又始终远离平民化，不管是在思想上以启蒙言志的姿态远离，还是在生活上以饮茶、喝酒、进美食的享乐姿态远离，周作人的一生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或者这与他的文化身份有关，作为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知识分子，他几乎是本能地渴慕古已有之的布衣蔬食、安贫乐道境界，忍不住在散文中多加赞扬，而一半是天性使然一半与生长环境有关。他同时接受了希腊和日本文化中美与和谐的一面，并发展到极致，终生追求优裕享乐的生活，以致散尽了浩然之气，贫贱能移，富贵能淫，威武能屈，以致不惜混淆民族界线而附敌，不惜放弃读书人的耿介而乞食，形成了让人费解的“周公好菜根”现象。
而仔细察之，周作人在作品中时时表现出的“咬菜根”理想看似与他在现世中的人生选择背道而驰，实则有暗通之处，好菜根，如同他的好茶是多取喝茶的闲适意境一样，他取的也只是菜根的自然清淡滋味，而菜根的滋味如同它代表的生活，毕竟过于寡淡寒苦，笔下说说犹可，在现世，毕竟是有美食相伴的腴润生活更能吸引周作人。这样想来，种种奇怪的反差现象或稍可索解。
注释：
〔1〕周作人：《吃菜》，见《看云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2〕〔8〕〔9〕〔10〕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86、299、565页。
〔3〕周作人：《苋菜梗》，见《看云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4〕〔6〕〔7〕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见《苦竹杂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164、165页。
〔5〕周作人：《怀东京》，见《瓜豆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11〕王士菁：《关于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4月。
〔12〕周作人：《北京的茶食》，见《知堂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13〕周作人：《吃茶》，见《知堂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14〕周作人：《卖糖》，《药味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