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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自上而下的控制和群众自下而上的自主之间双向互动的辩证逻辑构成了“党群关系”的本质特征。这种辩证逻辑延伸到党群关系疏远方面，突出表现在“党脱离群众”和“群众脱离执政党”两个方面。党群关系疏远，究其主要原因无外乎表现在党自身的变化、群众的变化和外在环境的变化三个方面。
关键词：群众；执政党；党群关系；群众脱离执政党；
中图分类号：D2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9-00-02
当前，如火如荼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以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为着力点。实际上，其根本目的是扭转党脱离群众的局面，实现党群关系和谐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那么，党群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哪些因素影响了党群关系？且活动且反思能够使活动更富有成效。在此意义上，从更宽广的范围和视角反思党群关系疏远的原因显得更加迫切。
一、党群关系的实质
要正确把握党群关系的实质，必须先对“群众”的内涵作唯物辩证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当前，对于群众这一集合概念，人们往往不能给出一个详细和明确的界定。有学者曾这样评价：“人们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熟练的使用着它，也习以为常、心安理得地甚至无意识的接受着它，但对它的政治文化内涵却熟视无睹，习焉不察”[1]细致而缓慢、条缕清晰地梳理总结大量的文献发现，“群众”的内涵大体应该包含三个规定。
一是量上的界定。群即多，“群众”即聚合在一起的众多的人。群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指全体被剥削者，包括工人群众和农民以及一部分流浪无产者、小资产阶级等，并在党的领袖、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群众这四个元素之间形成了一个以党的领导为核心而不断向外延伸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链。[2]同时，群众会被勒上感情的色彩，即反映了社会价值理念的选择、社会性质的定位和政治逻辑的偏好。
二是质上的规范。《辞海》对群众是这样界定的，指“未加入党团的人”，“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以此与“党员”与“干部”相区别。群众在质上的这种规定性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里展现得更具体。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曾指出：“批判的批判什么也没创造，工人才创造了一切，…工人甚至创造了人…”。[3]
很显然，在这里群众有特殊的指向即工人群众。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的历史时期“群众”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在中国革命数十年的革命历程中，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的“群众”主要指的是工人、知识分子和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等不同的阶级中的多数人。在当代中国，群众的范畴则涵盖的是所有赞成、拥护和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以及支持“一国两制”、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三是外延上的补充。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来看，“群众”是独立地代称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但在党的理论中，更多时候“群众”是作为后缀更加深刻地体现出多数人的本质要求，如“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呼声”等。很多时候“群众”亦作为形容词成为不同前缀明白无疑地体现出不同类型的多数人，如无产阶级群众、小资产阶级群众、“人民群众”、“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党员群众”等等。
从“群众”内涵的三个规定性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群众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群众会被赋予新的不会被冲蚀的时代内涵。二是群众是被赋予政治色彩的“多数人”以及特定的政治价值内涵。同时，群众是与政治现实高度稱合的政治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非常普通的政治术语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典型意义的政治文化符号之一，它凝聚着非常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反映着鲜明的政治特征。”[4]这也是当下需要更加关注“群众”内涵的要义之所在。
从表面意思来看，党群关系即是指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相互联系。但是，党同人民群众绝不是异质异体的两个事物，而是统一体中的两个相互依存的部分。[5]一方面，党源于群众，根植于群众，群众是党执政的基础。另一方面，党群关系也并不是一种完全对等的关系，而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就类似于人的“大脑”和“身体”，身体离开了大脑的指挥便会产生盲目性，而大脑离开了身体也便失去了自己生存的基础。因此说，“党群关系”所概括和界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并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互动的，这种双向互动的逻辑不仅强调领导者即党自上而下的控制，也强调被领导者即群众自下而上的自主，这种辩证的逻辑构成了“党群关系”的本质特征。
二、党群关系疏远的表现
当前，党和群众之间总体上讲是一种鱼水关系。但是，党群关系疏远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学界大多把党群关系疏遠归谬于党自身的原因。事实上，从哲学角度讲，既然是一个关系，那么就必然涉及两个范畴，具体到党群关系来讲，如前所述，其反映的是一个统一体中的党与群众之间辩证互动关系，客观全面地审查党群关系疏远的原因就需要关注党与群众这两个层面，“党脱离群众”和“群众脱离执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客观存在。
（一）党脱离群众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将“脱离群众”列为挑战我党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的四大危险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再次重申。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党员干部看不起群众，认为群众无知、野蛮、不讲理、不讲卫生；有的不愿接触群众，认为我是干部，群众有事自然会找上门来；有的不善于听取意见，认为群众反映的问题是些不带普遍性、支离破碎的问题，甚至是不具客观性的，对工作没有指导性；有的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漠不关心，不及时解决，长期下去，群众对干部就会失去信心，干群关系就不和谐。尽管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不一而足，但无一例外地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这“四风”问题致使党群关系一步一步地疏远，直至侵蚀党的执政基础。
（二）群众脱离执政党 无论学界还是官方都已经认识到，党脱离群众的危险与危害。不过，在我们重视对党脱离群众的关注、研究，避免党脱离群众的同时，同样不可忽视另一种倾向，即“群众疏远党员干部的危险”。有些群众由感恩变成批评党，由拥护党变成监督党。目前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群众脱离执政党”。“群众脱离执政党”正在不断侵蚀着党群关系，侵蚀着党的执政基础。“群众脱离执政党”主要表现为群众不愿、不屑甚至不能参与政治，从而出现疏远党员干部、疏离党和政府。
三、党群关系疏远的原因
党群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欲良性需双方努力，即恶性双方亦有责任。当前一些领域和地方， 党群关系出现的“党脱离群众”和“群众脱离执政党”的双重表现，深究其原因，无外乎存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党自身的变化
1、党自身身份的变化。
我党最显著的一个特征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建设党”，在安逸、和平的环境之中， 领导干部逐渐降低了对人民群众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正如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指出的那样：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6]。
2、党的执政作风的变化。
党自身身份的变化随之带来的是执政作风的改变。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党员干部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在和平执政时期，许多党员干部却滋长了很多陋习，出现了滥用权力的腐败行为，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
3、党的功能定位的变化。
中共执政之初是典型的包揽一切的全能政党。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后，它面临着从领导民众实行计划经济的党向发展市场经济的党的重大转变，也就是全能型政党向有限型政党转变。十八大首次提出“服务型政党建设”的党建新目标和功能定位，中共由全能型政党变成服务型政党，由过去更多地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转向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对党的功能的重新定位变成一种自觉。正因为如此，群众对党有了更高的期待。党员干部对“服务”这种党建的永恒主题哪怕有丝毫的不适应也会降低群众对党的满意度，有损党的公信力，影响党群关系。
4、领袖人格魅力的变化。
在艰苦卓绝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型”领袖的人格魅力曾经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党执政认同的重要资源。随着大批老干部退出历史舞台，不可再生的领袖魅力正在逐步递减。向“专家型”、“平民化”转变。尽管依靠领袖魅力的统治形式是不可能持久的，但是，一个执政党的领袖和干部没有魅力则难以有公信度，难以有对群众的吸引力。我党领袖和领导干部“专家型”、“平民化”已日趋明显，他们如何培养人民群众对党执政认同的的威望和人格魅力成为新的历史课题。
（二）群众的变化
1、对党执政高度认同的群众已自然更替。
现代社会主流的群众已是“70后”、"80后”、"90后”年代的青年人。他们不仅缺少与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经历与感情，不会自发产生对共产党执政的高度认同。正如著名党建专家王长江教授所言：“一个政党在连续执政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就会发现，它所面临的是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7]
2、人民群众的独立意识和民主意识增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推动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特别是在新媒体的推动下，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热情大增，民主的实现途径发生很大变化，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对党的信仰带来冲击。互联网等新媒体对聚集、催化、放大和点燃民众情绪引发群体性表达有着特殊作用，党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面临挑战，这些都影响了党群关系的和谐。
3、人民群众的阶级阶层分化明显以及贫富差距逐步扩大。
在改革开放之前，阶级阶层还是比较单一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导致了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随之而带来的是各阶级阶层内部的分化和重组，并且不断产生了一些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同时，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或收入差距都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这些都会降低民众对党的认同感，严重威胁党群关系的稳定。
（三）外在环境的变化
外在环境既包括国内软环境的变化，比如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意识形态政治能量的逐渐减弱。很多青年人既沒身同感受到过去在共产主义目标感召下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又感到现在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遥遥无期而丧失了跟随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热情与干劲。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党群关系已经发生还在深刻地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群众脱离执政党”的危险，而且必须看到“党脱离群众”的危险，而且二者有着密切联系。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使执政党不发生脱离群众问题，也会产生“群众脱离执政党”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产生在中国，在实行两党制、多党制的其他国家，也会产生这种现象。因此，既要全面辩证地看待影响党群关系的这两个方面，又要分清这两个因素的主要方面。客观地讲，“群众脱离执政党”和“党脱离群众”不是处于同一个天平两端并列的两个因素，党脱离群众是内因，群众脱离执政党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一些地方党群关系紧张的根本症结在于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党风不正，从而使得群众对党员干部失去信任，产生了“畏难”情绪。
治标先治本。党给自已以科学的功能定位、给群众以合理的期待或许是从根本上解决党群关系疏远的问题的最好切入点。首先，党的执政行为要由领导者向服务者转变，真正以人民公仆的身份来施政，以人民公仆的身份来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批评，实行由上而下的统治型施恩型的执政方式向扁平化亲民化服务化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同时，要考虑到党所承担社会经济发展、解决民生、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职能任务的复杂艰巨性，给人民群众期许的“蛋糕”应该具有合理性，以免在党没有能力解决或者解决的目标低于群众的期望值时，使群众陷入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不满中。
总之，在党和群众两个双向互动的角度对党群关系疏远的原因进行辨证的解读，在此基础上，对当前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制定一些改进的政策、策略，那么其针对性和有效性会更强。
参考文献：
[1] [4] 丛日云：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载《政法论坛》2005年3月。
[2l祝灵君：《一致与冲突——政党与群众关系的再思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5] 王晓林：《党群关系的实质》，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1年第2期。
[6]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1.
[7]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77.
作者简介：潘洪娥（1976-），女，山东临沂人，讲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党建研究工作。
关键词：群众；执政党；党群关系；群众脱离执政党；
中图分类号：D2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9-00-02
当前，如火如荼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以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为着力点。实际上，其根本目的是扭转党脱离群众的局面，实现党群关系和谐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那么，党群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哪些因素影响了党群关系？且活动且反思能够使活动更富有成效。在此意义上，从更宽广的范围和视角反思党群关系疏远的原因显得更加迫切。
一、党群关系的实质
要正确把握党群关系的实质，必须先对“群众”的内涵作唯物辩证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当前，对于群众这一集合概念，人们往往不能给出一个详细和明确的界定。有学者曾这样评价：“人们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熟练的使用着它，也习以为常、心安理得地甚至无意识的接受着它，但对它的政治文化内涵却熟视无睹，习焉不察”[1]细致而缓慢、条缕清晰地梳理总结大量的文献发现，“群众”的内涵大体应该包含三个规定。
一是量上的界定。群即多，“群众”即聚合在一起的众多的人。群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指全体被剥削者，包括工人群众和农民以及一部分流浪无产者、小资产阶级等，并在党的领袖、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群众这四个元素之间形成了一个以党的领导为核心而不断向外延伸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链。[2]同时，群众会被勒上感情的色彩，即反映了社会价值理念的选择、社会性质的定位和政治逻辑的偏好。
二是质上的规范。《辞海》对群众是这样界定的，指“未加入党团的人”，“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以此与“党员”与“干部”相区别。群众在质上的这种规定性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里展现得更具体。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曾指出：“批判的批判什么也没创造，工人才创造了一切，…工人甚至创造了人…”。[3]
很显然，在这里群众有特殊的指向即工人群众。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的历史时期“群众”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在中国革命数十年的革命历程中，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的“群众”主要指的是工人、知识分子和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等不同的阶级中的多数人。在当代中国，群众的范畴则涵盖的是所有赞成、拥护和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以及支持“一国两制”、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三是外延上的补充。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来看，“群众”是独立地代称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但在党的理论中，更多时候“群众”是作为后缀更加深刻地体现出多数人的本质要求，如“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呼声”等。很多时候“群众”亦作为形容词成为不同前缀明白无疑地体现出不同类型的多数人，如无产阶级群众、小资产阶级群众、“人民群众”、“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党员群众”等等。
从“群众”内涵的三个规定性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群众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群众会被赋予新的不会被冲蚀的时代内涵。二是群众是被赋予政治色彩的“多数人”以及特定的政治价值内涵。同时，群众是与政治现实高度稱合的政治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非常普通的政治术语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典型意义的政治文化符号之一，它凝聚着非常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反映着鲜明的政治特征。”[4]这也是当下需要更加关注“群众”内涵的要义之所在。
从表面意思来看，党群关系即是指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相互联系。但是，党同人民群众绝不是异质异体的两个事物，而是统一体中的两个相互依存的部分。[5]一方面，党源于群众，根植于群众，群众是党执政的基础。另一方面，党群关系也并不是一种完全对等的关系，而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就类似于人的“大脑”和“身体”，身体离开了大脑的指挥便会产生盲目性，而大脑离开了身体也便失去了自己生存的基础。因此说，“党群关系”所概括和界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并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互动的，这种双向互动的逻辑不仅强调领导者即党自上而下的控制，也强调被领导者即群众自下而上的自主，这种辩证的逻辑构成了“党群关系”的本质特征。
二、党群关系疏远的表现
当前，党和群众之间总体上讲是一种鱼水关系。但是，党群关系疏远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学界大多把党群关系疏遠归谬于党自身的原因。事实上，从哲学角度讲，既然是一个关系，那么就必然涉及两个范畴，具体到党群关系来讲，如前所述，其反映的是一个统一体中的党与群众之间辩证互动关系，客观全面地审查党群关系疏远的原因就需要关注党与群众这两个层面，“党脱离群众”和“群众脱离执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客观存在。
（一）党脱离群众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将“脱离群众”列为挑战我党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的四大危险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再次重申。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党员干部看不起群众，认为群众无知、野蛮、不讲理、不讲卫生；有的不愿接触群众，认为我是干部，群众有事自然会找上门来；有的不善于听取意见，认为群众反映的问题是些不带普遍性、支离破碎的问题，甚至是不具客观性的，对工作没有指导性；有的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漠不关心，不及时解决，长期下去，群众对干部就会失去信心，干群关系就不和谐。尽管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不一而足，但无一例外地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这“四风”问题致使党群关系一步一步地疏远，直至侵蚀党的执政基础。
（二）群众脱离执政党 无论学界还是官方都已经认识到，党脱离群众的危险与危害。不过，在我们重视对党脱离群众的关注、研究，避免党脱离群众的同时，同样不可忽视另一种倾向，即“群众疏远党员干部的危险”。有些群众由感恩变成批评党，由拥护党变成监督党。目前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群众脱离执政党”。“群众脱离执政党”正在不断侵蚀着党群关系，侵蚀着党的执政基础。“群众脱离执政党”主要表现为群众不愿、不屑甚至不能参与政治，从而出现疏远党员干部、疏离党和政府。
三、党群关系疏远的原因
党群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欲良性需双方努力，即恶性双方亦有责任。当前一些领域和地方， 党群关系出现的“党脱离群众”和“群众脱离执政党”的双重表现，深究其原因，无外乎存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党自身的变化
1、党自身身份的变化。
我党最显著的一个特征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建设党”，在安逸、和平的环境之中， 领导干部逐渐降低了对人民群众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正如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指出的那样：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6]。
2、党的执政作风的变化。
党自身身份的变化随之带来的是执政作风的改变。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党员干部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在和平执政时期，许多党员干部却滋长了很多陋习，出现了滥用权力的腐败行为，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
3、党的功能定位的变化。
中共执政之初是典型的包揽一切的全能政党。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后，它面临着从领导民众实行计划经济的党向发展市场经济的党的重大转变，也就是全能型政党向有限型政党转变。十八大首次提出“服务型政党建设”的党建新目标和功能定位，中共由全能型政党变成服务型政党，由过去更多地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转向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对党的功能的重新定位变成一种自觉。正因为如此，群众对党有了更高的期待。党员干部对“服务”这种党建的永恒主题哪怕有丝毫的不适应也会降低群众对党的满意度，有损党的公信力，影响党群关系。
4、领袖人格魅力的变化。
在艰苦卓绝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型”领袖的人格魅力曾经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党执政认同的重要资源。随着大批老干部退出历史舞台，不可再生的领袖魅力正在逐步递减。向“专家型”、“平民化”转变。尽管依靠领袖魅力的统治形式是不可能持久的，但是，一个执政党的领袖和干部没有魅力则难以有公信度，难以有对群众的吸引力。我党领袖和领导干部“专家型”、“平民化”已日趋明显，他们如何培养人民群众对党执政认同的的威望和人格魅力成为新的历史课题。
（二）群众的变化
1、对党执政高度认同的群众已自然更替。
现代社会主流的群众已是“70后”、"80后”、"90后”年代的青年人。他们不仅缺少与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经历与感情，不会自发产生对共产党执政的高度认同。正如著名党建专家王长江教授所言：“一个政党在连续执政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就会发现，它所面临的是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7]
2、人民群众的独立意识和民主意识增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推动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特别是在新媒体的推动下，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热情大增，民主的实现途径发生很大变化，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对党的信仰带来冲击。互联网等新媒体对聚集、催化、放大和点燃民众情绪引发群体性表达有着特殊作用，党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面临挑战，这些都影响了党群关系的和谐。
3、人民群众的阶级阶层分化明显以及贫富差距逐步扩大。
在改革开放之前，阶级阶层还是比较单一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导致了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随之而带来的是各阶级阶层内部的分化和重组，并且不断产生了一些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同时，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或收入差距都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这些都会降低民众对党的认同感，严重威胁党群关系的稳定。
（三）外在环境的变化
外在环境既包括国内软环境的变化，比如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意识形态政治能量的逐渐减弱。很多青年人既沒身同感受到过去在共产主义目标感召下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又感到现在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遥遥无期而丧失了跟随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热情与干劲。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党群关系已经发生还在深刻地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群众脱离执政党”的危险，而且必须看到“党脱离群众”的危险，而且二者有着密切联系。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使执政党不发生脱离群众问题，也会产生“群众脱离执政党”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产生在中国，在实行两党制、多党制的其他国家，也会产生这种现象。因此，既要全面辩证地看待影响党群关系的这两个方面，又要分清这两个因素的主要方面。客观地讲，“群众脱离执政党”和“党脱离群众”不是处于同一个天平两端并列的两个因素，党脱离群众是内因，群众脱离执政党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一些地方党群关系紧张的根本症结在于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党风不正，从而使得群众对党员干部失去信任，产生了“畏难”情绪。
治标先治本。党给自已以科学的功能定位、给群众以合理的期待或许是从根本上解决党群关系疏远的问题的最好切入点。首先，党的执政行为要由领导者向服务者转变，真正以人民公仆的身份来施政，以人民公仆的身份来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批评，实行由上而下的统治型施恩型的执政方式向扁平化亲民化服务化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同时，要考虑到党所承担社会经济发展、解决民生、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职能任务的复杂艰巨性，给人民群众期许的“蛋糕”应该具有合理性，以免在党没有能力解决或者解决的目标低于群众的期望值时，使群众陷入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不满中。
总之，在党和群众两个双向互动的角度对党群关系疏远的原因进行辨证的解读，在此基础上，对当前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制定一些改进的政策、策略，那么其针对性和有效性会更强。
参考文献：
[1] [4] 丛日云：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载《政法论坛》2005年3月。
[2l祝灵君：《一致与冲突——政党与群众关系的再思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5] 王晓林：《党群关系的实质》，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1年第2期。
[6]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1.
[7]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77.
作者简介：潘洪娥（1976-），女，山东临沂人，讲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党建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