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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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02-2012年我国省域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在经典的Grossman分解模型中纳入环境规制效应，并把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按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进行分类，然后实证分析了内外资对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外资给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带来了正的规模效应、负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而内资则带来了负的规模效应、正的结构效应以及负的技术效应；与内资相比，外资仅在结构效应上占优。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污染避难假说”，但并不支持“污染光环假说”。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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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570228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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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海南大学“中西部高校综合能力提升计划”建设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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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02-2012年我国省域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在经典的Grossman分解模型中纳入环境规制效应，并把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按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进行分类，然后实证分析了内外资对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外资给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带来了正的规模效应、负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而内资则带来了负的规模效应、正的结构效应以及负的技术效应；与内资相比，外资仅在结构效应上占优。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污染避难假说”，但并不支持“污染光环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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