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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胡的音乐创作在20世纪的发展是历经千年来最为迅猛的一个时期，随着社会变迁和文明转换，二胡音乐创作思维经历了摸索、勃兴到繁荣的嬗变过程，本文从历史时代的理想和精神、社会长期维持的传统与政策以及不同人的创造与体验三种因素对20世纪二胡音乐创作思维嬗变成因进行分析，试图对新世纪二胡音乐的繁荣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20世纪 二胡 音乐创作 思维 成因
中图分类号：J632.2 文献标识码：A
二胡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近千年的历史，从早期的二胡处于伴奏的地位直至成为极富中国民族特色的独奏乐器的代表登入了艺术高雅殿堂，尤其是进入20世纪得到快速的发展，自刘天华创作第一首独奏作品《病中吟》以来，二胡的专业创作经历了萌芽、勃兴到繁荣。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因素必然影响到音乐创作的存在方式，并赋予音乐作品以新的内涵和功能，因此，本文从历史的构成、社会的维持、个人的创造三方面对20世纪二胡音乐创作思维嬗变成因进行分析，试图对新世纪二胡音乐的繁荣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历史的构成
20世纪二胡音乐作品作为一种历史的时期产物，与20世纪不同历史社会时期的特质相适应，它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理想和精神，是历史时期审美心理的凝结和聚焦，也正是历史积淀下所特有的文化心理才构成了20世纪二胡音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内容及社会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个历时黑暗、社会动荡的时期，无情的战争让人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无论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间艺人还是接受过西方文化思潮的知识分子，人们深刻感受到内心痛苦、悲凉、苦闷。历史的明与暗，人性的曲与直促使时代音乐呈现出不安的、矛盾的、困惑的语序，表达着历史动乱时期的一种悲忧黯伤之美。此时期音乐创作以阿炳的《二泉映月》《听松》和《寒春风曲》和刘天华的《病中吟》等十大名曲为代表，非常吻合精神气质的表达。不管是以“外显”的方式从标题中采用苦、秋、月、悲、寒等字眼，还是以“内省”的手段通过个人内心感情的抒发，都直率地反映“五四”运动前后我国知识分子那种对反动统治的不满，又对蓬勃发展的群众斗争一时缺乏理解的彷徨、踌躇，特别是对旧文化在新环境中命运的某种隐状与不安。失望与希望同在，痛苦与渴望同在定格了这一时期二胡音乐创作以表达个人内心世界为主的倾向，承袭二胡在传统音乐风格题材语汇单一、体裁结构短小，五声音阶级进贯穿的特质，音乐具有抒情特点的共性。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社会处于初步建设发展时期，社会化大生产使人民激情万丈，广大的文艺工作者置身于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样雄强奋发的时期，人们有着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开阔自信的社会心态，处处展现出生龙活虎、生机勃勃的气息，体现了历史上升时期的那种朝气之美。如《奔驰在千里草原》《山村變了样》《喜送公粮》《三门峡畅想曲》《幸福的歌儿唱不完》《金珠玛米赞》《战马奔腾》《江南春色》《丰收》《秦腔主题随想曲》等乐曲更多地取材于充满勃勃生机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以及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对新幸福生活时代的赞美，不再是个人的苦闷之讴了，而是大家对一个新的伟大时期的歌颂。在原有的个人抒情风格上，音乐结构的扩大化，声部的层次化，力度速度的色彩化，调式布局的协调化，伴奏织体的对置化，一切创作思维的变化，关键在于传达出更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朝气，豁达的社会风气及其历史上升时期喜庆、兴旺的文化心理。这也是音乐作品之所以受到广泛欢迎，成为此时期的典型作品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后，我国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时期。稳定的政局与厚实的经济基础及开放的对外政策促使国内各行各业捷报频传，也造就了二胡音乐创作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不论是二胡音乐创作还是二胡音乐表演，均名家辈出，群芳竞技，众多的音乐人才开创了前所未有的音乐气派，此时的音乐表现出与时期相吻合的巨大的二胡音乐创造力。有大型体裁的协奏曲《长城随想》；有现代音乐语言技法而作的《第一二胡狂想曲》；有国外作曲家创作的二胡音乐作品《二胡协奏曲》，有对西洋小提琴乐曲的移植曲《流浪者之歌》等。音乐创作上自由的曲式结构，个性化的体裁形式，多调性的调式构建，音乐语言元素的综合运用，使得音乐不仅开放明朗，而且还美仑美奂，呈现出热情四溢、绚丽多彩的时期音乐精神。
二 社会的维持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在受到历史时局因素影响的同时，在流变的过程当中还会由一定的社会体制所束缚，并受到社会中长期因素的明确功能所制约。二胡音乐的创作也不例外，它在整个嬗变的过程中一直受政治社会氛围的维系。
20世纪初，在社会政治、经济的急遽变化下，中国的音乐文化也处在变革与转型中，传统音乐在社会音乐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随之不断下降，逐渐产生了更为直接地与传统音乐不同而又与其有着深刻联系的新音乐文化，社会维持下的不断变革中的传统音乐和不断发展中的新音乐，共同构成了中国20世纪初“长袍马褂”“西装革履”双文化现象。以阿炳为代表的民间艺人与以刘天华为代表的接受过西方思潮的有为知识分子正是这种现象在二胡音乐创作上的最好体现。阿炳终生坚守故土，以民间艺人的身份，生活、献艺于社会底层，他的音乐活动是被迫和自发的，而他的艺术创造，则是独尊传统，仅取民间。他的《二泉映月》《听松》和《寒春风曲》虽以自然景物之“泉”“月”为名，但并非写“泉”描“月”的音乐；也不是绘“春”形“风”画“松”之曲，都是传统的借景抒情、状物述志之法，采用中国传统民间音乐音调，秉承中国传统音乐写意手法，将乐曲深远高大的意境表现到极致，且细腻地表现了饱尝生活艰辛的社会底层人们悲怆的心情和倔强性格。刘天华则代表了新音乐文化的方向——发展国乐，中西兼容，因此在他的十首名曲中，创作内容既有知识分子对人生的苦闷、彷徨与呻吟，例如：《苦闷之讴》《病中吟》《悲歌》；又有对新生活新人生的追求与向往，例如：《光明行》《良宵》《空山鸟语》等，创作形式上借鉴西方音乐融合本国国乐的精粹开创了中西音乐融合的艺术风格，给传统的二胡音乐带来了新时代的气息。 建国后，在计划经济时期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制度文化和以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文化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文化性质，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确立了“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发展方向。这种文艺路线直接导致了音乐功能观的改变，使艺术家们都过分强调音乐的政治功能，二胡音乐的内容思想上较少有个人的小我情感，体现的都是歌颂新时代、新社会和新风貌、歌颂劳动者的光荣，歌颂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的单一颂歌。从50年代新生活新感受的《山村变了样》，60年代大建设大变化的《三门峡畅想曲》，70年代大动荡大解放的《战马奔腾》可看出二胡音乐带有明显的教化性，这也是计划经济社会，计划文艺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由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二胡专业教育机构的设立，“上海之春”等二胡专业比赛的开展，音乐创作上继承刘天华“中西兼容”的道路，以本民族审美意识的线性思维方式为主，与西方创作技法的发展结合运用，充分展示民族音韵的色彩功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强调艺术性和思想性紧密结合的指导思想，强调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这种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为核心的社会转型为艺术家们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艺术家面对各种艺术文化，不仅接受了国外传统的艺术理念，也部分吸纳了激进的艺术思维，并且体现在自已的音乐创作中。在二胡音乐创作上这才有了结合西方现代技术与民族语汇、体裁多样个性、呈现多语言语汇交织的内在立体交响思维。作品几乎拓宽到所有的音乐题材范围：民族、国家、个人、风情等，从表现单一歌唱性曲调发展到表现宏篇的戏剧性场面，既能抒情也能叙事，刚柔并济，雅俗共赏。同时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文艺政策导向的宽松也转变了音乐功能，改变了过去的单一政治教化功能，音乐中审美和娱乐两种功能得以重视。
三 个人的创造
在挖掘历史构成音乐与社会维系音乐的同时，不能忽略个人对音乐的创造作用。其个人的体验过程不仅对音乐作品本身而且在整个创作音乐思维的过程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以阿炳、刘天华、刘文金为例：
阿炳身处解放前社会最低层的盲艺人，生活艰辛困苦，对所处社会环境及现实生活的忧愁只能由耳朵感受并通过自己的内心在音乐上反映出来，因此，《二泉映月》《寒春风曲》中的黯伤、悲苦思想的形成正是其从道观生活到流浪街头的人生际遇的写照。同时，又因阿炳自幼从道习乐，尤其擅长二胡、琵琶，在道观演奏各种丝竹乐和锣鼓乐，熟悉由古代词曲牌子、近代民歌、唢呐小曲以及当地流行的小调、戏曲等民间音乐改编的道家音乐，在道观近30年生活为其音乐构筑了充满民间气息的典型道家文化氛围，由此他的二胡曲将阿炳心灵深处对自然之泉溪、日月、寒暑、春秋、风雨、松柏等百般势态升华为“大美”“大音”之曲，包涵著道家“道法自然”的精神。
刘天华虽然和阿炳处于同一个时代，但因在“五四”前后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和教育改革，作为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他的作品当中已有小我的超越，不仅有反映个人内心的彷徨，且有对国家前途、社会局面的担忧，又因长期在江苏、河南等地向民间艺人学习二胡、琵琶、古琴，昆曲、锣鼓等民间音乐，故而创作的二胡独奏曲即体现他在经过艰辛的文化历程所推出的重视国乐、改进国乐、发展国乐的主张，既发扬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精粹，又吸收了西方近代音乐作曲技法与演奏技法。如《悲歌》中变化音与散板的使用，《烛影摇红》三拍子的采用，《光明行》西洋军乐的融入，《闲居吟》古琴泛音手法的模拟等都是其刘天华思想的音乐体现。
刘文金二胡的音乐创作之所以能开辟一个广阔的新天地与他多年在专业音乐学院的学习是分不开的。多年扎实的音乐专业学习使他在继承古典和民间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敢于突破陈规，勇于创新立意，有效地将西方音乐创作与我国民间音乐相结合，成功地运用专业作曲技术和表现手法，将二胡与钢琴有机结合，大胆地进行曲式结构、调性改革，频繁地应用快速跳把、变化音等较难的演奏技术，其纵向多声的创作思维方式正是他专业音乐学习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变迁和文明转换，二胡音乐创作思维在20世纪中由摸索期建立在中国传统音乐的思维方式上横向线性思维到勃兴期时借鉴西方音乐发展手法的纵向多声思维，再到繁荣期时结合西方现代技术与挖掘民族语汇基础上的立体交响思维的嬗变过程。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百余年间，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其与历史时代的理想和精神、社会长期维持的传统与政策以及不同个人的创造与体验三种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回顾历史，展望未来，面对全球一体化、多元文化的今天，紧跟历史脉搏，立足于民族，放眼于全球，以多元化的方式创造性、开放性的构建二胡音乐创作思维主张，追求和谐共生的审美理想，使二胡音乐在新的历史机遇下得到健康、持久地发展。
参考文献：
[1] 乔建中：《一个乐器，一个世纪——二胡艺术百年观》，《音乐研究》，2000年第1期。
[2] 汪海元：《20世纪音乐主题思想之嬗变》，《音乐研究》，2010年第3期。
[3] 李秀清：《二胡音乐的人文关照》，《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2期。
[4] 王乙、胡志平：《20世纪中国二胡艺术的创新与发展》，《黄钟》，2008年第2期。
[5] 冯明杨：《二胡文化论》，《交响》，1999年第3期。
[6] 胡铉：《从时代作品探寻二胡艺术百年发展之轨迹》，《黄河之声》，2001年第2期。
[7] 许多军：《当代文化视角下的二胡演奏艺术》，《长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8] 林菲菲：《当代中国二胡曲创作的时代性》，《大舞台》，2010年第6期。
作者简介：梅洪琼，女，1980—，江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器乐、二胡演奏，工作单位：井冈山大学艺术学院。
关键词：20世纪 二胡 音乐创作 思维 成因
中图分类号：J632.2 文献标识码：A
二胡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近千年的历史，从早期的二胡处于伴奏的地位直至成为极富中国民族特色的独奏乐器的代表登入了艺术高雅殿堂，尤其是进入20世纪得到快速的发展，自刘天华创作第一首独奏作品《病中吟》以来，二胡的专业创作经历了萌芽、勃兴到繁荣。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因素必然影响到音乐创作的存在方式，并赋予音乐作品以新的内涵和功能，因此，本文从历史的构成、社会的维持、个人的创造三方面对20世纪二胡音乐创作思维嬗变成因进行分析，试图对新世纪二胡音乐的繁荣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历史的构成
20世纪二胡音乐作品作为一种历史的时期产物，与20世纪不同历史社会时期的特质相适应，它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理想和精神，是历史时期审美心理的凝结和聚焦，也正是历史积淀下所特有的文化心理才构成了20世纪二胡音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内容及社会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个历时黑暗、社会动荡的时期，无情的战争让人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无论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间艺人还是接受过西方文化思潮的知识分子，人们深刻感受到内心痛苦、悲凉、苦闷。历史的明与暗，人性的曲与直促使时代音乐呈现出不安的、矛盾的、困惑的语序，表达着历史动乱时期的一种悲忧黯伤之美。此时期音乐创作以阿炳的《二泉映月》《听松》和《寒春风曲》和刘天华的《病中吟》等十大名曲为代表，非常吻合精神气质的表达。不管是以“外显”的方式从标题中采用苦、秋、月、悲、寒等字眼，还是以“内省”的手段通过个人内心感情的抒发，都直率地反映“五四”运动前后我国知识分子那种对反动统治的不满，又对蓬勃发展的群众斗争一时缺乏理解的彷徨、踌躇，特别是对旧文化在新环境中命运的某种隐状与不安。失望与希望同在，痛苦与渴望同在定格了这一时期二胡音乐创作以表达个人内心世界为主的倾向，承袭二胡在传统音乐风格题材语汇单一、体裁结构短小，五声音阶级进贯穿的特质，音乐具有抒情特点的共性。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社会处于初步建设发展时期，社会化大生产使人民激情万丈，广大的文艺工作者置身于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样雄强奋发的时期，人们有着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开阔自信的社会心态，处处展现出生龙活虎、生机勃勃的气息，体现了历史上升时期的那种朝气之美。如《奔驰在千里草原》《山村變了样》《喜送公粮》《三门峡畅想曲》《幸福的歌儿唱不完》《金珠玛米赞》《战马奔腾》《江南春色》《丰收》《秦腔主题随想曲》等乐曲更多地取材于充满勃勃生机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以及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对新幸福生活时代的赞美，不再是个人的苦闷之讴了，而是大家对一个新的伟大时期的歌颂。在原有的个人抒情风格上，音乐结构的扩大化，声部的层次化，力度速度的色彩化，调式布局的协调化，伴奏织体的对置化，一切创作思维的变化，关键在于传达出更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朝气，豁达的社会风气及其历史上升时期喜庆、兴旺的文化心理。这也是音乐作品之所以受到广泛欢迎，成为此时期的典型作品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后，我国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时期。稳定的政局与厚实的经济基础及开放的对外政策促使国内各行各业捷报频传，也造就了二胡音乐创作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不论是二胡音乐创作还是二胡音乐表演，均名家辈出，群芳竞技，众多的音乐人才开创了前所未有的音乐气派，此时的音乐表现出与时期相吻合的巨大的二胡音乐创造力。有大型体裁的协奏曲《长城随想》；有现代音乐语言技法而作的《第一二胡狂想曲》；有国外作曲家创作的二胡音乐作品《二胡协奏曲》，有对西洋小提琴乐曲的移植曲《流浪者之歌》等。音乐创作上自由的曲式结构，个性化的体裁形式，多调性的调式构建，音乐语言元素的综合运用，使得音乐不仅开放明朗，而且还美仑美奂，呈现出热情四溢、绚丽多彩的时期音乐精神。
二 社会的维持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在受到历史时局因素影响的同时，在流变的过程当中还会由一定的社会体制所束缚，并受到社会中长期因素的明确功能所制约。二胡音乐的创作也不例外，它在整个嬗变的过程中一直受政治社会氛围的维系。
20世纪初，在社会政治、经济的急遽变化下，中国的音乐文化也处在变革与转型中，传统音乐在社会音乐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随之不断下降，逐渐产生了更为直接地与传统音乐不同而又与其有着深刻联系的新音乐文化，社会维持下的不断变革中的传统音乐和不断发展中的新音乐，共同构成了中国20世纪初“长袍马褂”“西装革履”双文化现象。以阿炳为代表的民间艺人与以刘天华为代表的接受过西方思潮的有为知识分子正是这种现象在二胡音乐创作上的最好体现。阿炳终生坚守故土，以民间艺人的身份，生活、献艺于社会底层，他的音乐活动是被迫和自发的，而他的艺术创造，则是独尊传统，仅取民间。他的《二泉映月》《听松》和《寒春风曲》虽以自然景物之“泉”“月”为名，但并非写“泉”描“月”的音乐；也不是绘“春”形“风”画“松”之曲，都是传统的借景抒情、状物述志之法，采用中国传统民间音乐音调，秉承中国传统音乐写意手法，将乐曲深远高大的意境表现到极致，且细腻地表现了饱尝生活艰辛的社会底层人们悲怆的心情和倔强性格。刘天华则代表了新音乐文化的方向——发展国乐，中西兼容，因此在他的十首名曲中，创作内容既有知识分子对人生的苦闷、彷徨与呻吟，例如：《苦闷之讴》《病中吟》《悲歌》；又有对新生活新人生的追求与向往，例如：《光明行》《良宵》《空山鸟语》等，创作形式上借鉴西方音乐融合本国国乐的精粹开创了中西音乐融合的艺术风格，给传统的二胡音乐带来了新时代的气息。 建国后，在计划经济时期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制度文化和以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文化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文化性质，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确立了“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发展方向。这种文艺路线直接导致了音乐功能观的改变，使艺术家们都过分强调音乐的政治功能，二胡音乐的内容思想上较少有个人的小我情感，体现的都是歌颂新时代、新社会和新风貌、歌颂劳动者的光荣，歌颂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的单一颂歌。从50年代新生活新感受的《山村变了样》，60年代大建设大变化的《三门峡畅想曲》，70年代大动荡大解放的《战马奔腾》可看出二胡音乐带有明显的教化性，这也是计划经济社会，计划文艺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由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二胡专业教育机构的设立，“上海之春”等二胡专业比赛的开展，音乐创作上继承刘天华“中西兼容”的道路，以本民族审美意识的线性思维方式为主，与西方创作技法的发展结合运用，充分展示民族音韵的色彩功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强调艺术性和思想性紧密结合的指导思想，强调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这种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为核心的社会转型为艺术家们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艺术家面对各种艺术文化，不仅接受了国外传统的艺术理念，也部分吸纳了激进的艺术思维，并且体现在自已的音乐创作中。在二胡音乐创作上这才有了结合西方现代技术与民族语汇、体裁多样个性、呈现多语言语汇交织的内在立体交响思维。作品几乎拓宽到所有的音乐题材范围：民族、国家、个人、风情等，从表现单一歌唱性曲调发展到表现宏篇的戏剧性场面，既能抒情也能叙事，刚柔并济，雅俗共赏。同时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文艺政策导向的宽松也转变了音乐功能，改变了过去的单一政治教化功能，音乐中审美和娱乐两种功能得以重视。
三 个人的创造
在挖掘历史构成音乐与社会维系音乐的同时，不能忽略个人对音乐的创造作用。其个人的体验过程不仅对音乐作品本身而且在整个创作音乐思维的过程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以阿炳、刘天华、刘文金为例：
阿炳身处解放前社会最低层的盲艺人，生活艰辛困苦，对所处社会环境及现实生活的忧愁只能由耳朵感受并通过自己的内心在音乐上反映出来，因此，《二泉映月》《寒春风曲》中的黯伤、悲苦思想的形成正是其从道观生活到流浪街头的人生际遇的写照。同时，又因阿炳自幼从道习乐，尤其擅长二胡、琵琶，在道观演奏各种丝竹乐和锣鼓乐，熟悉由古代词曲牌子、近代民歌、唢呐小曲以及当地流行的小调、戏曲等民间音乐改编的道家音乐，在道观近30年生活为其音乐构筑了充满民间气息的典型道家文化氛围，由此他的二胡曲将阿炳心灵深处对自然之泉溪、日月、寒暑、春秋、风雨、松柏等百般势态升华为“大美”“大音”之曲，包涵著道家“道法自然”的精神。
刘天华虽然和阿炳处于同一个时代，但因在“五四”前后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和教育改革，作为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他的作品当中已有小我的超越，不仅有反映个人内心的彷徨，且有对国家前途、社会局面的担忧，又因长期在江苏、河南等地向民间艺人学习二胡、琵琶、古琴，昆曲、锣鼓等民间音乐，故而创作的二胡独奏曲即体现他在经过艰辛的文化历程所推出的重视国乐、改进国乐、发展国乐的主张，既发扬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精粹，又吸收了西方近代音乐作曲技法与演奏技法。如《悲歌》中变化音与散板的使用，《烛影摇红》三拍子的采用，《光明行》西洋军乐的融入，《闲居吟》古琴泛音手法的模拟等都是其刘天华思想的音乐体现。
刘文金二胡的音乐创作之所以能开辟一个广阔的新天地与他多年在专业音乐学院的学习是分不开的。多年扎实的音乐专业学习使他在继承古典和民间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敢于突破陈规，勇于创新立意，有效地将西方音乐创作与我国民间音乐相结合，成功地运用专业作曲技术和表现手法，将二胡与钢琴有机结合，大胆地进行曲式结构、调性改革，频繁地应用快速跳把、变化音等较难的演奏技术，其纵向多声的创作思维方式正是他专业音乐学习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变迁和文明转换，二胡音乐创作思维在20世纪中由摸索期建立在中国传统音乐的思维方式上横向线性思维到勃兴期时借鉴西方音乐发展手法的纵向多声思维，再到繁荣期时结合西方现代技术与挖掘民族语汇基础上的立体交响思维的嬗变过程。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百余年间，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其与历史时代的理想和精神、社会长期维持的传统与政策以及不同个人的创造与体验三种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回顾历史，展望未来，面对全球一体化、多元文化的今天，紧跟历史脉搏，立足于民族，放眼于全球，以多元化的方式创造性、开放性的构建二胡音乐创作思维主张，追求和谐共生的审美理想，使二胡音乐在新的历史机遇下得到健康、持久地发展。
参考文献：
[1] 乔建中：《一个乐器，一个世纪——二胡艺术百年观》，《音乐研究》，2000年第1期。
[2] 汪海元：《20世纪音乐主题思想之嬗变》，《音乐研究》，2010年第3期。
[3] 李秀清：《二胡音乐的人文关照》，《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2期。
[4] 王乙、胡志平：《20世纪中国二胡艺术的创新与发展》，《黄钟》，2008年第2期。
[5] 冯明杨：《二胡文化论》，《交响》，1999年第3期。
[6] 胡铉：《从时代作品探寻二胡艺术百年发展之轨迹》，《黄河之声》，2001年第2期。
[7] 许多军：《当代文化视角下的二胡演奏艺术》，《长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8] 林菲菲：《当代中国二胡曲创作的时代性》，《大舞台》，2010年第6期。
作者简介：梅洪琼，女，1980—，江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器乐、二胡演奏，工作单位：井冈山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