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能假设。但倘若说起广东莫雄将军，一连串的“假设”便浮想联翩。假设那年莫雄没有出席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军事会议得到那份绝密情报。假设情报没有转给中共或没有及时送达中央苏区，倘若蒋介石如期实施了“铁桶计划”，中央苏区就难逃灭顶之灾。假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批中共精英在灾难中遭遇不测，“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性到现在还没有取得胜利……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恐怕都要改写。恰好那一刻，莫雄充当了历史转折中的值班员。正是莫雄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历史的指针调转了方向，已陷入山重水复的中央苏区，顷刻转向柳暗花明。
　　1949年11月，毛泽东对即将挥师南下的叶剑英说：“莫雄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你一定要找到他，无论他过去做过什么事，一定要安排他的工作。”从未加入中共的莫雄何以被毛泽东如此关切？其实早在1934年12月，红军突破湘江后，毛泽东就无限感慨地对身边人说：“这三万人能活着出来，我们搞情报工作的同志是立了头功的。”这些“搞情报同志”中，就包括时任江西国民党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莫雄和中共特科的项与年。
　　拥戴孙中山
　　莫雄这位出身广东英德县农家的贫苦少年，早在教堂打工时接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16岁就加入了同盟会。1917年，在护法运动期间，莫雄加入了孙中山亲自组建和直接控制的援闽粤军。1922年6月，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难永丰舰。莫雄时任粤军第四师中校营长，兼梧州卫戍司令。危急时刻，莫雄旗帜鲜明坚决拥护孙中山，推动粤军第四师兴兵“讨陈”，同时加紧对驻守桂东的滇军、桂军的策动。1922年12月25、26两日，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在莫雄的策动下，滇、粤、桂联军在广西藤县的大湟江白马庙举行“白马会盟”，组成滇、粤、桂“西路讨贼军”，誓师东下“讨陈”。此时在梧州的莫雄成功控制了粤军第四师的第二团和一个补充团，孙中山亲自任命莫雄为“中央直辖独立旅旅长”。12月30日，滇、桂军的9个旅先后到达梧州，与莫雄的两个团会师。总指挥部任命莫雄为前敌指挥官，联军合共4万余人浩浩荡荡地沿西江向广州进发，一路上攻城略地，势如破竹，一举将陈炯明赶出广州，通电邀请孙中山回粤。
　　1923年2月初，孙中山由上海回粤，重组大元帅府，这是他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孙最后一次建立政权），为“三大政策”的实施和黄埔军校的创立提供了必要条件。由于坚决拥戴孙中山为大元帅，莫雄被正式委任为粤军第二师第三独立旅少将旅长。此后他率部东征，为肃清陈炯明的残余势力、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奋战。1925年8月，升任第四军第十一师中将师长。
　　结怨蒋介石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形势波谲云诡。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谁料想，这一惨案，却为蒋介石提供了政治机遇。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下，国民党中央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并负责处理廖案。
　　“廖案”发生前，蒋介石的职务是黄埔军校校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长，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也不是国民政府委员，他是因进入“廖案”特委才进入国民党最高权力核心的。而蒋介石的关键性起步，应从以武力驱逐许崇智、并吞粤军算起。事件中，对于莫雄，蒋介石玩了一回“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把戏。当时莫雄先被蒋以“革命的名义”委以重任，由少将旅长升任为中将师长，然后去缴被蒋视为“异己”的两个粤军旅的武装。哪承想，一个月后，蒋又宣布莫雄的第十一师为“反革命”部队，派嫡系第一军（黄埔军）前去缴械，莫雄中将师长职务被免，被迫避走澳门。这一事件使莫雄与蒋介石终生结怨。
　　由于有了这一段积怨，后来粤系人马“反蒋”几乎成为传统，李济深、陈铭枢、张发奎、薛岳、蔡廷锴、蒋光鼐等粤军将领都先后举旗“反蒋”。
　　借力杨永泰
　　此后的十年中，莫雄积极投身到广东李济深、陈济棠发动的反蒋战争，均告失败。困顿无奈中的莫雄只好投奔当年的小兄弟薛岳。薛岳，字伯陵，年龄小莫雄五岁，因为彼此都是北江人又长期在粤军共事，故薛岳一直对莫雄以“大哥”相称。
　　此时的薛岳已是蒋介石的红人，被蒋任命为江西“剿共”部队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碍于面子，随意安排“莫大哥”在第二路军南昌办事处挂个只领薪不干事的“参议”闲职。
　　一天，闲极无聊的莫雄正在南昌街头散步，迎面竟走来了“机会”。“这不是老朋友杨永泰吗！”
　　杨永泰是广东茂名人，早年留学日本，是国民党“政学系”的主要人物，1918年任广东省长时与粤军旅长莫雄交往甚密。杨永泰也今非昔比，已是南昌“剿共”行营秘书长，是蒋介石当时信赖的高级幕僚。一番问候，杨永泰拉着“无官一身轻”的“莫大哥”来到自己的住所。
　　杨永泰问莫雄最近可有与蒋先生联系？莫雄说自己虽然当年与蒋介石在粤军共过事，但自从自己的第十一师被蒋介石的黄埔军缴了械，就对他敬而远之了，况且，前些年自己还跟张发奎、蔡廷锴他们先后举旗“反蒋”，躲还来不及，哪敢联系。
　　杨永泰哈哈大笑：“莫大哥多虑了，张向华（张发奎）、薛伯陵（薛岳）他们当年都举过旗反过蒋，如今蒋先生对他们也都是信任的嘛！只要我从中‘拨拨线’，蒋先生那边你尽管放心。”
　　随后，杨永泰说出了他的意图。原来，蒋介石采纳了杨永泰的建议，准备在江西“匪区”实行专员制，将江西划成若干个行政区，行政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军政民政一把抓，意在提高“剿共”效能。楊永泰洋洋得意地说：“莫大哥，我给你弄个专员干干，一手揸两印，亦文亦武，蛮好玩的！”
　　几天后，杨永泰果然给莫雄弄来两张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一张是委任莫雄为“江西德安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另一张是委任莫雄为“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随同委任状送来的还有一张3000元大洋的支票和两张空白组织表。 　　看到那两张空白组织表，莫雄还是一头雾水，忙问杨永泰怎么不给自己配一个人，难道又叫我当“光棍司令”不成？
　　杨永泰又是大笑：“党国正是用人之际，我手中也没有多余的人，你当过师长，总不至于找不到几个旧部吧？”言下之意，是对莫雄极为信任的了。其实莫雄十分清楚，当时蒋介石急于扩充“剿共”力量，往往一纸任命书就可以建立一个司令部，然后由被任命的司令自己去筹粮、筹饷和召集人马，继而为他的“剿共”大业出力。当然，莫雄的这个专员兼保安司令是个货真价实的职衔，要不，杨永泰也不会让莫雄去当。
　　这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莫雄的脑海里迅速形成，他对杨永泰说：“我在南昌一个人都没有，要找得到上海找。”
　　“好呀，那你到上海找吧，这是你的开办费。”杨永泰把那张3000元大洋的支票推给莫雄。
　　联络共产党
　　原来，莫雄要到上海找中共特科，请他们派人协助自己组建“剿共”司令部。
　　要共产党的组织派人来组建“剿共”司令部，这事听来滑稽！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真的被莫雄实现了。莫雄与中共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1925年8月中，莫雄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中将师长。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有人向莫雄介绍了刘哑佛。莫雄见到这个刘哑佛思想进步，头脑清醒，作风正派，于是就委任刘为师政治部主任。后来莫雄才知道，这个刘哑佛是中共党员，而且他还是鲁迅先生文章中“刘和珍君”的胞兄。
　　但莫雄与刘哑佛的合作相当短暂，因为他这个中将师长只当了一个多月，就被黄埔军缴了械，两人从此分开。直至1930年底，莫雄在宋子文的财政部挂了个“少将视察”的闲职，才又在上海重逢刘哑佛。而此时的刘哑佛，已是中共上海特科的特工。刘哑佛见到“老师长”莫大哥又被人闲挂，于是经常到莫雄的住所作客，并有意识地介绍了一些新朋友给莫雄认识，大家竟也十分投缘，这对于正处在人生低潮的莫雄来说是一份十分难得的温暖。
　　不久，莫雄就发现，刘哑佛以及他介绍来的朋友，比如严希纯、项与年、卢志英、华克之等人都是中共上海特科的重要成员，因为他们不时托自己利用在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帮助解救狱中的共产党人。
　　自从莫雄与上海特科建立了牢固的互信关系，刘哑佛等人不时向莫雄宣传中共的革命纲领，介绍俄国的十月革命。渐渐地，莫雄在思想上逐渐认同中共、接受中共。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莫雄正式向上海地下组织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请。
　　不久，严希纯向莫雄转达了中共上海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述周恩来的意见：“你是革命的老前辈，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你参加共产党的请求党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你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因此，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党为宜。要做一个共产党员并不困难，我们党更需要一个不是党员、但又一心为党工作的同志和朋友……”
　　1934年3月末，在中共上海特科的帮助下，莫雄在江西德安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剿共”保安司令部终于建立起来，特科一共给莫雄派来了几十名中共党员，除了先前认识的几个朋友，其他的全部都是陌生的，但莫雄都一一安排在司令部的重要岗位。其中专员公署主任秘书由刘哑佛担任，司令部主任参谋由卢志英担任，情报参谋由项与年担任。
　　既然成立了“剿共”司令部，仗总是要打的。莫雄当时手下有两个保安团，煞有介事地与当地的红军游击队打了几仗，红军均被“击溃”，“消灭”了当地的苏维埃政权，不到半年，第四区的7个县“匪患”全部绝迹。杨永泰将“战报”呈送蒋介石，蒋十分开心，给莫雄发来了个“传令嘉奖，考成第一”的嘉奖令。
　　其实这都是刘哑佛他们运作的结果，他们与当地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打几场假仗后全部转移。因为当时中共中央已经迁到赣南瑞金，蒋介石连续发动了四次“围剿”，中央面临的压力相当大，特科想从莫雄这里入手，得到一些事关全局的核心情报。
　　连夜送情报
　　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绝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是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五省的省主席、作战部队司令、军师长以及高级参谋人员共200余人。本来这么高级别的会议莫雄是没资格参加的，但庐山是第四专区的防区，庐山脚下就是德安，况且莫雄刚获取全省“考成第一”的战绩，于是经蒋介石批准，莫雄被特邀参加这次绝密军事会议。
　　会议在庐山牯岭召开，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开了整整一个星期，整个军事计划之严密、用兵规模之巨大、部署之细微具体都让莫雄大吃一惊。莫雄心想：这回中共有麻烦了。
　　这份作战计划是由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制定的。这个赛克特是“一战”时德军总参谋长、陆军上将。计划名曰“铁桶计划”，也叫“铁桶围剿”计划。计划动用150万大军，目标的中心是瑞金，范围是半径150公里、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的中央苏区。赛克特将整个区域画成一个个网状图，每个小格子都标上某个部队的番号。一旦战斗打响，各个部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位置，然后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那儿不动，以此来达到条块分割、全盘落子的战略意图。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红军无论是游击战、运动战还是阵地战，都将统统失效。
　　除了作战计划，这次“围剿”的物资保障也是惊人的，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要“毕其功于一役”，把所有家底都用上了。待包围圈形成后，各参战部队每推进1华里（0.5公里）就要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就要构筑一道碉堡线，计划每月推进25公里，6个月后，全部参战部队将在瑞金会师。而这时瑞金周围就有了300多重铁丝网、30重碉堡线，即使有红军部队被打散，也难以逃出这重重包围。
　　此外，在包围圈尚未形成之前，派出12个师的杂牌军与红军纠缠，迷惑红军，等到包围圈一形成，这12个师的杂牌军立即撤出，同时断绝中央苏区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让紅军成为笼中困兽。
　　这份计划把莫雄看得脊背发凉，这是他所见过规模最大、手段最辣的作战计划。而此时的莫雄可能还不知道，远在瑞金的中央苏区恰巧也是一个德国人在指挥红军，这人就是中央“三人团”的李德。李德粗暴专横，他的战略方针是“分兵把守，全线防御，御敌于国门之外”，横下一条心要与敌人拼实力、拼消耗，把中央红军弄得疲惫不堪，连吃败仗。 　　莫雄已铁定了主意，要把这份计划交给中共。整份计划文件装了一个厚厚的卷宗，内有作战计划、图纸、兵力部署等内容，足有一两公斤重，每份文件都打上了蓝色的“极秘密”字样，并按领用者的名单编号存档。
　　会议结束后，莫雄连夜下山。当他回到德安的司令部时，已是半夜时分，他顾不上吃饭，马上把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等几个核心的中共人员找来召开秘密会议。莫雄把从庐山上带回的文件一份不剩地交给他们细看。刘哑佛他们越看越激动：面前的这份绝密情报，不就是特科做梦都想得到的核心情报吗？
　　刘哑佛急问：“莫大哥，你说怎么办？”
　　莫雄说：“还能怎么办？这么危急，你们马上拿去送给中央。”
　　三人听罢，激动地握住莫雄的手说：“莫大哥，我们代表党感谢你！”
　　接力项与年
　　党组织决定由项與年负责把这份情报送到瑞金党中央。他们将全套计划的主要内容，连夜用特种药水写到4本四角号码字典上。第二天一早，项与年装扮成教书先生，带上“四角号码情报”出发了。为减少与敌人接触，项与年决定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色掩护，避开大路，穿山越岭，秘密而行。进入泰和山区后，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有“进剿”的敌军，所有进出苏区的道路都被严密封锁，发现可疑之人立即逮捕。项与年只得在山林中穿梭露宿，以少量的干粮、野果充饥。
　　经过多天艰难跋涉，项与年变得胡子拉碴、骨瘦如柴，当他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封锁更加严密，几乎村村有碉堡，各口有岗哨，青壮年一接近，就立刻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项与年只好再回山里寻找时机。心急如焚的他已经意识到再没有耽搁的时间了。他突然把心一横，双手搬起一块石头，猛然向自己的脸部砸去，只觉一阵剧痛，昏死过去，渐渐苏醒中发现自己的四颗门牙裹着鲜血流淌在胸前。他随手抓起一把灰土，向血肉模糊的脸上抹去。第二天，蓬头垢面的项与年双腮肿胀，衣服也被荆棘刮得破烂不堪，身体散发着一股股臭气，完全像是一个精神失常的老叫花子。沿途敌军岗哨见了他就像瘟疫一样纷纷躲开。10月7日，项与年闯过无数艰辛，终于到达江西瑞金的中共中央驻地，见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特科最高领导人周恩来。
　　接到这份情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紧急制定了提前实行战略转移的计划。10月10日，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路。中共中央、中央红军成功规避了一场灭顶之灾。
　　莫、项二人的功勋没有被忘记。1949年11月，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应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盛情邀请，莫雄从香港返穗，出任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配合解放军招抚和围剿北江一带残余股匪，稳定社会治安。此后改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参事室第一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项与年解放后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
　　1956年国庆节，项与年与莫雄被接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叶剑英元帅代表党中央设宴招待两位功臣，称赞他们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莫雄1980年病逝于广州，项与年1978年病逝于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