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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鲁迅指出：还没有获得独立经济地位的“娜拉”们只能有两种选择——“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不论是“堕落”与“回来”，女性总也逃离不了为妓的命运。作家不再局限于卖淫的原因为贫困的刻板印象，提出了女性为妓命运的多样性思考。与男作家不同，身为女性的张爱玲更多地意识到了，女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做出的这种社会抉择甚至是一种智慧的生存抉择。
关键词：海派小说；女性命运；性工作者
新文化运动以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话语消解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规范的权威时，最初的也是最成功的突破口是个人对婚姻爱情的自主和自由的追求。时代先驱们关于个性解放的求索，充满了浪漫激情与理想欢悦的诗意色彩。“娜拉的出走”成为当时中国妇女寻求自身解放最为潇洒的身影和最为热切的话题。
然而，鲁迅对“娜拉的出走”在现代中国造成的强烈反响非常冷静，他指出：还没有获得独立经济地位的“娜拉”们只能有两种选择——“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回来”意味着女性依旧成为附庸于男人的家庭主妇、以经济保障为目的的性奴隶，“堕落”则是为了谋生而靠拢金钱文化，成为“肉”的商品。在海派作家笔下，女性的命运也不过是“堕落”与“回来”两种情况。其实，不只是“堕落”，就是“回来”也是一种变相的卖淫。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婚姻是以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为最通常。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⑴女性在没有获得独立经济权力的情况下，东方西方都是一样的，婚姻就是财产的结合，就是遗产分割，婚姻制度说到底也就是一个家庭财产再分配。因此，不论是“堕落”与“回来”，女性总也逃离不了沦为性工作者的命运。
一、走进风月
娼妓是文明的怀疑者，她们用自己的存在，证明这文明包含有人的买卖与性的买卖。海派作家就为我们塑造了一些由于生活贫困而被迫卖淫的女性。黑婴《春光曲》中的茵子因反对旧式婚姻而离家出走，她想做个女战士，到长沙，到武昌，到汉口，到南京。可是最后还是在上海的黑夜里讨生活。《帝国的女儿》描写的是一个日本妓女勉子穷困潦倒的生活。寂寞的黑夜，她找不到一个客人。她使了点计策才骗到一个中国人。他们并不认识，可她却说，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她骗他找个地方谈谈，便径直领他到了自己的住处，她为了生存试图引诱他。“勉子的身体是污浊了。她不晓得该怨谁，恨谁，她更捉不到一个使他堕落的人。”⑵施蛰存《阿秀》中的乡下姑娘阿秀，因家庭贫困被迫做了富商第七房姨太太，最后不堪凌辱，再嫁一个车夫，却落个迫于生计不得不去卖淫的下场。在一个相当大的妓女类别中“野鸡”是一支卖淫业的大军，“野鸡”通常用来称呼偶尔卖淫的贫困女子，后来又用来称呼夜晚站在门阶上或人行道上试图吸引顾客的妓女。⑶这些被称作“野鸡”的街头妓女是城市中最底层的女性，这些“夜晚的美女”参与制造了上海这个欢乐之都的神话。然而她们的生活最为困苦，并任人践踏。相对来说，生活状况好一些的是被包养的女性。章衣萍的《花小姐》中的女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以自己的肉体从达官贵人处获取金钱的女性。
曾今可《浪漫的罗蒂》中的罗蒂热衷于享乐人生，她将金钱看得十分重要，她说：“做人家的姨太太也可以，只要他有很多的钱，能供我挥霍。”⑷她瞒着未婚夫L君，和一个有钱的朋友在电影院的休息室内“偷情”；她在逛“新世界”商场的时候，与一个穿着讲究的男子搭话，并与他一同“不知了去向”；她还去引诱邻居大学生T君。罗蒂的生活方式看似新潮，实则传统，看似大胆勇敢，实则虚弱不堪。她们的眼睛追随着金钱焕发的熠熠之光，步履却游移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这是她们的悲剧所在。张资平《红雾》中的潘梨花也是这样一位有着现代身躯的传统女性，她是个演员，是当时社会条件下少有的拥有经济能力的女性，但是她却也不谈爱情，她认为，“什么爱情都是假的，结局唯有金钱。金钱是恋爱的培养料。”她利用自己的美貌，周旋于众多男子间，目的只是为了钱，为了穷奢极欲的生活。她喜爱漂亮的李梅苓，也不拒绝腰包胀满的武夫杨师长。为钱她厌弃了成为穷光蛋的李梅苓，为钱她可投入任何一个男子的怀抱。而男人，则用钱来玩弄她于股掌之上。她看似有很大的自由度。但不难想象，一旦人老珠黄，年老色衰，她必然被男子抛弃，成为无人玩弄的木偶。在商业文明笼罩下的上海，妓女在文化发展中不再扮演重要的角色，而逐渐蜕变为单一的性商品。作为性交易对象的妓女其商品本性越来越突出。此时，女性对为妓命运的选择往往是一部份女性在色彩斑斓的商业文化背景下，贪图享乐、好逸恶劳的天性使然。作家不再局限于卖淫的原因为贫困的刻板印象，提出了女性为妓命运的多样性思考。
杜衡的小说《人与女人》中的珍宝，在糊里糊涂中就自觉自愿地做了男性的玩偶。“她牺牲着处女底羞怯，向人类第一次尽了女人底本分。”⑸“照这样，曾经为着贫寒的四毛多钱而做了十二小时工作的珍宝，现在却已经做了就是十年苦工底代价也换不到的这样和那样底女主人。纵然在首尾两年之间，男主人却已经换上了三个，可是不相干，每一次男主人底更换都只表示着她又爬了命运之阶梯一级。”⑹珍宝虽然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心里却曾受着巨大的压力。“纵然是在自己的同伴和邻居之中，她却感到自己是陌生人。那一带眼光底壁垒。加以有时候还不免有一两句不中听的话吹到她耳朵里来。”⑺女性对自己的命运只有逆来顺受，“她只怪同一个娘胎里为什么要生出这两般的货来：哥哥是钢筋铁骨的男子汉，自己是女人……”⑻然而她总有一个疑问，嫂子也是女人，为什么她和自己的命运不一样呢？结果她哥哥参加革命牺牲后，她嫂子被生活所迫也做了妓女。此时她似乎获得了解脱，“然而哥哥的做人的大道理却也不再苦苦地压在她底心上了，她开始得到了一个解释。人应得像哥哥所说地那样做，她承认；可是女人是有她们自己底道理的，女人——两样。”⑼此时，作家流露出女人与男人生来命运不同，为妓是女人一生抛不开的宿命的观点。 农村的贫困、没有选择职业的机会、缺乏教育是女性走上卖淫道路的主要原因，其中90%的女性是由于贫困而走向为妓道路的，就像海派小说中给我们描绘的一样，当时社会向女性开放的职业很少，佣人、保姆、家庭帮工、酒吧招待这些常见的为低层女性提供的职业报酬相当低，而且工作很辛苦，还会受到主人的刻薄管理和社会各方面的盘剥，辛勤劳动赚来的微薄收入根本入不敷出，所以许多女性被迫走上了为妓的命运。⑽根据淫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在1947年的上海每14个女性中就有1个妓女。⑾同样，在黄震遐的《大上海的毁灭》中，作家借女主人公之口，也表达了女性与男性命运不同，女性为了生存只能出卖肉体的观点。草灵问：“……你却不以出卖你的身体为耻吗？……”露露答：“……我并不是女英雄，也不能有什么创造，然而我却晓得这个世界是经济的，一个人短了钱，就会连思想也变为不可能，更何况灵魂的自由？所以在这种制度下，像我们年纪尚轻姿色未褪的女人，既不能，或许是不愿做什么女英雄，亦不可能普渡众生而劳苦创造着，为自身计，为思想与灵魂的自由计，就只可学习从自古以来我们那些聪明而懒惰的姊妹们一样，找一个主顾，把自己的肉体出卖。……”⑿“如果我是男子的话，那么姿色既然不生问题，就也许会找一个古人所谓的‘英雄’，摩登人所谓的‘领导者’来做做吧！”⒀露露一方面在经济上依附于人，一方面也不放弃自己的情感诉求，她仍然在默默地寻找自己的意中人。这也是一种对命运的抗争吧。“ ……在他那忠厚的，饥渴的眼光里，我的肉体是整个的而无掩饰地涌现在他目前，使他昏迷，沉醉，情愿拿出极高的代价来挽留着我，和我长期的亲近，因此，我们就买卖式地搭着挡，他搂抱着我，我水般地用着他的钱，……不过在这整个的暂期之中，我的灵魂却依旧是高高的飞翔在宇宙里，寻找着对象，……”⒁其实，她们都是牵线木偶，被一只只有形无形的巨掌牵扯着，无论你怎样挣扎，最终都难逃玩偶的命运。曾虚白《偶像的神秘》提供了这样的现实：同样是一个女人，当她在大世界的街角傻站、转悠，便只能招来些揩惯油的臭男人，一旦换了副行头，住进饭店，使男人看得见却摸不着，她即能受社会之宠，一日而身价百倍。这就是都市压抑下扭曲的人的价值。女人从街上走进房间，社会功能没有改变。她仍然是男人的性消费品，其实即使女人走进了房间，并且做了这个房间永久的女主人，成为房间主人的妻子，她的性消费品的社会角色仍然没有改变。
张资平《红雾》中的丽君在18岁时，因麻醉于自由恋爱的思想，惑于打倒夫妻制，拥护情人制的口号，也因自己青春期的性的烦闷，拒绝了包办婚姻，大胆与青年李梅苓同居了。最初，他们向往着共同生活定有不少的幸福和快感，然而实际生活的平凡、单调、乏味，使他们很快就厌倦、失望了。丽君终于沦为中国传统的家庭妇女：持家，抚养孩子。而李梅苓却在外拈花惹草，做着堂堂男人的事。爱已从他们之间悄然离去。丽君不愿像传统的家庭妇女那样，做丈夫的附属品，做丈夫随意使用的机械。她要反抗，她要学做娜拉。丈夫如找一个情人，做妻的便要以叛逆的精神去找两个情人，这才是男女平等。可以看出，丽君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但她对爱对平等的理解是多么肤浅！这只是一种病态报复而不是反抗。在无法排遣的苦闷与愤怒中，她大胆地向丈夫提出分手。为了报复丈夫，她投向了追求自己的耿至中的怀抱。她清楚地知道，女人因为经济不能独立，处处受尽男子的气，因此，在最初她拒绝耿至中的钱，力图保持自己的尊严，自己的人格独立。然而，社会并未给她提供相应的谋生环境与机会。经济独立对于丽君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她陷入了难以排解的矛盾之中：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又只能忍受精神上的痛苦，接受他五十元的津贴了。她痛感自己人格和地位的沦落，自己完全是一个青楼中人了。丽君跟从耿至中来到日本，但此时至中的兴趣已转移到日本舞女身上。学着娜拉抛家弃子的丽君不仅沦为耿至中的下女仆妇，而且从至中身上染上性病。她又一次陷入苦闷与失望中。几经周折，回到上海的丽君成了电影明星。她经济上果然独立了，并且也私有过几个男性，她终于解放了，不再依傍男性，不再做男性的傀儡。然而前夫李梅苓向她要钱，落魄的耿至中向她要钱，与她同居的编剧家用她的钱再去追逐别的女性，很显然，表面解放了的丽君事实上成了男人捞钱的工具，成了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玩偶。实际上，她仍然没有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没有获得人格的尊严与独立。在男权制度没有最终瓦解的情况下，女性无法实现根本意义上的解放与平等，也就是说经济权力是解放的基础与关键，但是女性单单获得了经济的独立，而没有平等的社会环境，解放仍然是一句空话。鲁迅或是他之后的思想家，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们，都曾认为经济的依附、经济上的不独立，是女人的被束缚、女性不得解放的根本所在，而波伏娃却不这样认为，她觉得单纯的经济上的因素不能摆布女人，相反，社会存在、整个文明已先“形成了女人”，是这种形成进一步再生产了女人的命运。从男人那里获得经济解放的女人，在道德上、社会上和心理上还没有处在和男人同样的境遇。相当长时间以来，我们学界还主要停留在经济决定论上，在一些女性主义的写作中，这种认识也仍相当流行，对整个文明，具体是语言构成的反思显得不够。
二、“谋爱”即“求生”
金钱婚姻作为女性“物化”的表现形式，最集中地体现了女性深层意识中求安稳的依附性和劣根性。对于旧时代的中国女性而言，婚姻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婚姻是她们唯一赖以生存的方式，也是她们唯一能体现自己价值的空间。寻找婚姻便成为她们非常迫切的需求，而婚姻形式的背后则是非常实际的经济因素的考虑。在男性中心意识时代，妇女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所以他们只能借助婚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才能终身有托，生存下去，成为男性世界永远的依赖者。
婚姻是获取生存的保障，恋爱是获得保障的途径，谋爱是为了谋生——这就是女性苍凉而现实的人生。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指出，“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毋庸讳言——有美丽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丽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⒂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几乎都积极主动地为能争取到一桩“金钱婚姻”而挣扎着。《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连环套》中的霓喜、《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留情》中的敦凤，都是这种处心积虑的女性，她们为了维持自身的基本生存或发展乃至享受，不得不压制自己的身体欲望，凭着机智的头脑，审慎、冷静的盘算，如花的青春，犹存的姿色乃至丰艳的肉体，想方设法去攫取金钱，为此首先要做的是征服金钱的所有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人生就好比一场战役，激烈的心理战，战利品则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物质保障。（关于张爱玲笔下女性人物的分析既往研究已经非常翔实，所以笔者在这里并不赘述。） 在海派作家中，东方蝃蝀的小说风格与张爱玲的最接近，在其小说中，也有大量的这一主题的再现。《惜馀春赋》中，季先生的太太金娇艳抛弃他，与一个美籍华人私奔了。金娇艳身上虽然有洋派作风，骨子里仍然逃不过谋爱即求生的思维路径，“我眼看你这几年打仗下来，也没什么好铜好铁给我！”⒃于是她毅然离开自己的丈夫与那个外国人结婚了。《河传》中的明蟾身上也面临着谋爱与求生的困境，一方面后母对自己不好，亲情冷淡，家事衰微，另一方面想找到真爱，但是又想过上物质丰富的生活，穿美丽的衣服，她在小店员与王约翰之间的徘徊，仍然是谋爱与求生之间的抉择。《忏情》中圆珠是严永汝的情人，严永汝还有一个旧式婚姻下的妻子。圆珠虽然是新派女人，可是却具有许多旧式品格。她希望与严永汝有婚姻的保障，她需要一个有能力的男人保护她，但是严永汝却不是这样的男人。《绅士淑女》中的瑶台诚府很深，她是为了快速逃离了那个她不喜欢的旧式家庭，才急于出嫁的，当然她对含山也有好感。正是由于她那么急于出嫁，含山才那么容易就将她追到手，相比之下，凤髻就幼稚得多，同时，由于家庭环境不同，凤髻求生的渴望不及瑶台强烈，所以她也就输掉了这场求生的比赛。一个女性只有开始思考自己的生存问题的时候，她才开始从父母的羽翼下走出来，才开始从小女孩变成女人。
徐許《女人与事》中的李晓丁，孤身一个女孩子在社会上打拼，她早就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李晓丁）：“为什么不能把婚姻当作职业呢？”⒄（刘则伟）：“那么你就要人用钱来买你的青春。”⒅（李晓丁）：“你知道青春不出卖，它也是要过去的。”⒆“只要隔十年，我就是三十七岁，已经是老太婆了，那时候你是三十四，才刚刚成人，你想，到那时候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爱我吗？……不瞒你说，现在我如果是你太太，你的收入不够我做衣裳，等你有力量养我，我已经不是打扮的年龄了，是不？” ⒇作家通过李晓丁的故事，道出了女性中这种金钱婚姻观念的普遍性，“对于恋爱与婚姻的主张，像李晓丁所说的，也许正是这个时代小姐们共有的人生哲学。而如果世界上多数小姐们抱这样的恋爱态度与婚姻哲学，于历史的影响会是很大的。”（作者语）〔21〕女性的生存必须以性的出让、隐忍为前提，这种出让和隐忍只不过存在着是对一个社会或对一个人的分别。作家在文本中，对女性的这种择偶观持批判态度。
与男作家不同，身为女性的张爱玲，常常是带着悲悯与无奈的笔触去描述那些苍凉的“金钱婚姻”故事。她对这种择偶观，不完全持批判的态度，张爱玲更多地意识到了，女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必然做出这种社会抉择，对于女性来说，这甚至是一种智慧的生存抉择。她认为，“我们这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蒂克的，所以我们都非常明显地有着世俗的进取心，对于金钱，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22〕苏青更进一步道出了其中女性的无奈。有的时候，母亲为了年幼的孩子会迫于无奈与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用肉体的出卖来完成母爱。“贞操与女人真个又有什么相干？一个靠卖淫来养活孩子的女人，在我看来不啻是最伟大最神圣的聪明人中的一个，有一次他（丈夫）惨笑着对我（苏小姐）说道：现在我可明白你的心了，我这次上了你的当；你实际上并不需要我，只叫我替你挂个虚名，来完成孩子们的幸福罢了。”
海派作家笔下的这些女性，披着婚姻的外衣，而实质上经营着娼妓的事业，她们大多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与胁迫，不过是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与男性社会中的货币做了一次交易而已。正是经济的枷锁，使得女性几千年来无法挣脱主宰经济大权的男性世界的压迫和束缚，经济不能自立，女性就永远摆脱不掉对男人的依附。在男性操纵经济杠杆的社会里，妇女经济不独立，便很容易被金钱锁住，沦为男性的附庸与奴隶，从而导致女性自我的严重“物化”。因此，鲁迅说：“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重要。恩格斯也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这样婚姻的充分自由才能在消除了一切经济的考虑之后普遍实现，妇女也不再会出于经济的目的委身于自己所不爱的男子。海派作家的文本实践一再提醒我们，女性只有发挥自己的经济能力，求得经济的独立，才能摆脱对男人的依附。否则金钱对女性的压迫和异化程度愈深，就愈会导致更多的“黄金杀人”的悲剧。虽然男权文化君临一切地规定了女性的从属地位，但是经济地位的获得仍然是女性走向解放的第一步。
关键词：海派小说；女性命运；性工作者
新文化运动以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话语消解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规范的权威时，最初的也是最成功的突破口是个人对婚姻爱情的自主和自由的追求。时代先驱们关于个性解放的求索，充满了浪漫激情与理想欢悦的诗意色彩。“娜拉的出走”成为当时中国妇女寻求自身解放最为潇洒的身影和最为热切的话题。
然而，鲁迅对“娜拉的出走”在现代中国造成的强烈反响非常冷静，他指出：还没有获得独立经济地位的“娜拉”们只能有两种选择——“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回来”意味着女性依旧成为附庸于男人的家庭主妇、以经济保障为目的的性奴隶，“堕落”则是为了谋生而靠拢金钱文化，成为“肉”的商品。在海派作家笔下，女性的命运也不过是“堕落”与“回来”两种情况。其实，不只是“堕落”，就是“回来”也是一种变相的卖淫。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婚姻是以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为最通常。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⑴女性在没有获得独立经济权力的情况下，东方西方都是一样的，婚姻就是财产的结合，就是遗产分割，婚姻制度说到底也就是一个家庭财产再分配。因此，不论是“堕落”与“回来”，女性总也逃离不了沦为性工作者的命运。
一、走进风月
娼妓是文明的怀疑者，她们用自己的存在，证明这文明包含有人的买卖与性的买卖。海派作家就为我们塑造了一些由于生活贫困而被迫卖淫的女性。黑婴《春光曲》中的茵子因反对旧式婚姻而离家出走，她想做个女战士，到长沙，到武昌，到汉口，到南京。可是最后还是在上海的黑夜里讨生活。《帝国的女儿》描写的是一个日本妓女勉子穷困潦倒的生活。寂寞的黑夜，她找不到一个客人。她使了点计策才骗到一个中国人。他们并不认识，可她却说，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她骗他找个地方谈谈，便径直领他到了自己的住处，她为了生存试图引诱他。“勉子的身体是污浊了。她不晓得该怨谁，恨谁，她更捉不到一个使他堕落的人。”⑵施蛰存《阿秀》中的乡下姑娘阿秀，因家庭贫困被迫做了富商第七房姨太太，最后不堪凌辱，再嫁一个车夫，却落个迫于生计不得不去卖淫的下场。在一个相当大的妓女类别中“野鸡”是一支卖淫业的大军，“野鸡”通常用来称呼偶尔卖淫的贫困女子，后来又用来称呼夜晚站在门阶上或人行道上试图吸引顾客的妓女。⑶这些被称作“野鸡”的街头妓女是城市中最底层的女性，这些“夜晚的美女”参与制造了上海这个欢乐之都的神话。然而她们的生活最为困苦，并任人践踏。相对来说，生活状况好一些的是被包养的女性。章衣萍的《花小姐》中的女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以自己的肉体从达官贵人处获取金钱的女性。
曾今可《浪漫的罗蒂》中的罗蒂热衷于享乐人生，她将金钱看得十分重要，她说：“做人家的姨太太也可以，只要他有很多的钱，能供我挥霍。”⑷她瞒着未婚夫L君，和一个有钱的朋友在电影院的休息室内“偷情”；她在逛“新世界”商场的时候，与一个穿着讲究的男子搭话，并与他一同“不知了去向”；她还去引诱邻居大学生T君。罗蒂的生活方式看似新潮，实则传统，看似大胆勇敢，实则虚弱不堪。她们的眼睛追随着金钱焕发的熠熠之光，步履却游移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这是她们的悲剧所在。张资平《红雾》中的潘梨花也是这样一位有着现代身躯的传统女性，她是个演员，是当时社会条件下少有的拥有经济能力的女性，但是她却也不谈爱情，她认为，“什么爱情都是假的，结局唯有金钱。金钱是恋爱的培养料。”她利用自己的美貌，周旋于众多男子间，目的只是为了钱，为了穷奢极欲的生活。她喜爱漂亮的李梅苓，也不拒绝腰包胀满的武夫杨师长。为钱她厌弃了成为穷光蛋的李梅苓，为钱她可投入任何一个男子的怀抱。而男人，则用钱来玩弄她于股掌之上。她看似有很大的自由度。但不难想象，一旦人老珠黄，年老色衰，她必然被男子抛弃，成为无人玩弄的木偶。在商业文明笼罩下的上海，妓女在文化发展中不再扮演重要的角色，而逐渐蜕变为单一的性商品。作为性交易对象的妓女其商品本性越来越突出。此时，女性对为妓命运的选择往往是一部份女性在色彩斑斓的商业文化背景下，贪图享乐、好逸恶劳的天性使然。作家不再局限于卖淫的原因为贫困的刻板印象，提出了女性为妓命运的多样性思考。
杜衡的小说《人与女人》中的珍宝，在糊里糊涂中就自觉自愿地做了男性的玩偶。“她牺牲着处女底羞怯，向人类第一次尽了女人底本分。”⑸“照这样，曾经为着贫寒的四毛多钱而做了十二小时工作的珍宝，现在却已经做了就是十年苦工底代价也换不到的这样和那样底女主人。纵然在首尾两年之间，男主人却已经换上了三个，可是不相干，每一次男主人底更换都只表示着她又爬了命运之阶梯一级。”⑹珍宝虽然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心里却曾受着巨大的压力。“纵然是在自己的同伴和邻居之中，她却感到自己是陌生人。那一带眼光底壁垒。加以有时候还不免有一两句不中听的话吹到她耳朵里来。”⑺女性对自己的命运只有逆来顺受，“她只怪同一个娘胎里为什么要生出这两般的货来：哥哥是钢筋铁骨的男子汉，自己是女人……”⑻然而她总有一个疑问，嫂子也是女人，为什么她和自己的命运不一样呢？结果她哥哥参加革命牺牲后，她嫂子被生活所迫也做了妓女。此时她似乎获得了解脱，“然而哥哥的做人的大道理却也不再苦苦地压在她底心上了，她开始得到了一个解释。人应得像哥哥所说地那样做，她承认；可是女人是有她们自己底道理的，女人——两样。”⑼此时，作家流露出女人与男人生来命运不同，为妓是女人一生抛不开的宿命的观点。 农村的贫困、没有选择职业的机会、缺乏教育是女性走上卖淫道路的主要原因，其中90%的女性是由于贫困而走向为妓道路的，就像海派小说中给我们描绘的一样，当时社会向女性开放的职业很少，佣人、保姆、家庭帮工、酒吧招待这些常见的为低层女性提供的职业报酬相当低，而且工作很辛苦，还会受到主人的刻薄管理和社会各方面的盘剥，辛勤劳动赚来的微薄收入根本入不敷出，所以许多女性被迫走上了为妓的命运。⑽根据淫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在1947年的上海每14个女性中就有1个妓女。⑾同样，在黄震遐的《大上海的毁灭》中，作家借女主人公之口，也表达了女性与男性命运不同，女性为了生存只能出卖肉体的观点。草灵问：“……你却不以出卖你的身体为耻吗？……”露露答：“……我并不是女英雄，也不能有什么创造，然而我却晓得这个世界是经济的，一个人短了钱，就会连思想也变为不可能，更何况灵魂的自由？所以在这种制度下，像我们年纪尚轻姿色未褪的女人，既不能，或许是不愿做什么女英雄，亦不可能普渡众生而劳苦创造着，为自身计，为思想与灵魂的自由计，就只可学习从自古以来我们那些聪明而懒惰的姊妹们一样，找一个主顾，把自己的肉体出卖。……”⑿“如果我是男子的话，那么姿色既然不生问题，就也许会找一个古人所谓的‘英雄’，摩登人所谓的‘领导者’来做做吧！”⒀露露一方面在经济上依附于人，一方面也不放弃自己的情感诉求，她仍然在默默地寻找自己的意中人。这也是一种对命运的抗争吧。“ ……在他那忠厚的，饥渴的眼光里，我的肉体是整个的而无掩饰地涌现在他目前，使他昏迷，沉醉，情愿拿出极高的代价来挽留着我，和我长期的亲近，因此，我们就买卖式地搭着挡，他搂抱着我，我水般地用着他的钱，……不过在这整个的暂期之中，我的灵魂却依旧是高高的飞翔在宇宙里，寻找着对象，……”⒁其实，她们都是牵线木偶，被一只只有形无形的巨掌牵扯着，无论你怎样挣扎，最终都难逃玩偶的命运。曾虚白《偶像的神秘》提供了这样的现实：同样是一个女人，当她在大世界的街角傻站、转悠，便只能招来些揩惯油的臭男人，一旦换了副行头，住进饭店，使男人看得见却摸不着，她即能受社会之宠，一日而身价百倍。这就是都市压抑下扭曲的人的价值。女人从街上走进房间，社会功能没有改变。她仍然是男人的性消费品，其实即使女人走进了房间，并且做了这个房间永久的女主人，成为房间主人的妻子，她的性消费品的社会角色仍然没有改变。
张资平《红雾》中的丽君在18岁时，因麻醉于自由恋爱的思想，惑于打倒夫妻制，拥护情人制的口号，也因自己青春期的性的烦闷，拒绝了包办婚姻，大胆与青年李梅苓同居了。最初，他们向往着共同生活定有不少的幸福和快感，然而实际生活的平凡、单调、乏味，使他们很快就厌倦、失望了。丽君终于沦为中国传统的家庭妇女：持家，抚养孩子。而李梅苓却在外拈花惹草，做着堂堂男人的事。爱已从他们之间悄然离去。丽君不愿像传统的家庭妇女那样，做丈夫的附属品，做丈夫随意使用的机械。她要反抗，她要学做娜拉。丈夫如找一个情人，做妻的便要以叛逆的精神去找两个情人，这才是男女平等。可以看出，丽君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但她对爱对平等的理解是多么肤浅！这只是一种病态报复而不是反抗。在无法排遣的苦闷与愤怒中，她大胆地向丈夫提出分手。为了报复丈夫，她投向了追求自己的耿至中的怀抱。她清楚地知道，女人因为经济不能独立，处处受尽男子的气，因此，在最初她拒绝耿至中的钱，力图保持自己的尊严，自己的人格独立。然而，社会并未给她提供相应的谋生环境与机会。经济独立对于丽君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她陷入了难以排解的矛盾之中：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又只能忍受精神上的痛苦，接受他五十元的津贴了。她痛感自己人格和地位的沦落，自己完全是一个青楼中人了。丽君跟从耿至中来到日本，但此时至中的兴趣已转移到日本舞女身上。学着娜拉抛家弃子的丽君不仅沦为耿至中的下女仆妇，而且从至中身上染上性病。她又一次陷入苦闷与失望中。几经周折，回到上海的丽君成了电影明星。她经济上果然独立了，并且也私有过几个男性，她终于解放了，不再依傍男性，不再做男性的傀儡。然而前夫李梅苓向她要钱，落魄的耿至中向她要钱，与她同居的编剧家用她的钱再去追逐别的女性，很显然，表面解放了的丽君事实上成了男人捞钱的工具，成了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玩偶。实际上，她仍然没有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没有获得人格的尊严与独立。在男权制度没有最终瓦解的情况下，女性无法实现根本意义上的解放与平等，也就是说经济权力是解放的基础与关键，但是女性单单获得了经济的独立，而没有平等的社会环境，解放仍然是一句空话。鲁迅或是他之后的思想家，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们，都曾认为经济的依附、经济上的不独立，是女人的被束缚、女性不得解放的根本所在，而波伏娃却不这样认为，她觉得单纯的经济上的因素不能摆布女人，相反，社会存在、整个文明已先“形成了女人”，是这种形成进一步再生产了女人的命运。从男人那里获得经济解放的女人，在道德上、社会上和心理上还没有处在和男人同样的境遇。相当长时间以来，我们学界还主要停留在经济决定论上，在一些女性主义的写作中，这种认识也仍相当流行，对整个文明，具体是语言构成的反思显得不够。
二、“谋爱”即“求生”
金钱婚姻作为女性“物化”的表现形式，最集中地体现了女性深层意识中求安稳的依附性和劣根性。对于旧时代的中国女性而言，婚姻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婚姻是她们唯一赖以生存的方式，也是她们唯一能体现自己价值的空间。寻找婚姻便成为她们非常迫切的需求，而婚姻形式的背后则是非常实际的经济因素的考虑。在男性中心意识时代，妇女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所以他们只能借助婚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才能终身有托，生存下去，成为男性世界永远的依赖者。
婚姻是获取生存的保障，恋爱是获得保障的途径，谋爱是为了谋生——这就是女性苍凉而现实的人生。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指出，“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毋庸讳言——有美丽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丽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⒂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几乎都积极主动地为能争取到一桩“金钱婚姻”而挣扎着。《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连环套》中的霓喜、《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留情》中的敦凤，都是这种处心积虑的女性，她们为了维持自身的基本生存或发展乃至享受，不得不压制自己的身体欲望，凭着机智的头脑，审慎、冷静的盘算，如花的青春，犹存的姿色乃至丰艳的肉体，想方设法去攫取金钱，为此首先要做的是征服金钱的所有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人生就好比一场战役，激烈的心理战，战利品则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物质保障。（关于张爱玲笔下女性人物的分析既往研究已经非常翔实，所以笔者在这里并不赘述。） 在海派作家中，东方蝃蝀的小说风格与张爱玲的最接近，在其小说中，也有大量的这一主题的再现。《惜馀春赋》中，季先生的太太金娇艳抛弃他，与一个美籍华人私奔了。金娇艳身上虽然有洋派作风，骨子里仍然逃不过谋爱即求生的思维路径，“我眼看你这几年打仗下来，也没什么好铜好铁给我！”⒃于是她毅然离开自己的丈夫与那个外国人结婚了。《河传》中的明蟾身上也面临着谋爱与求生的困境，一方面后母对自己不好，亲情冷淡，家事衰微，另一方面想找到真爱，但是又想过上物质丰富的生活，穿美丽的衣服，她在小店员与王约翰之间的徘徊，仍然是谋爱与求生之间的抉择。《忏情》中圆珠是严永汝的情人，严永汝还有一个旧式婚姻下的妻子。圆珠虽然是新派女人，可是却具有许多旧式品格。她希望与严永汝有婚姻的保障，她需要一个有能力的男人保护她，但是严永汝却不是这样的男人。《绅士淑女》中的瑶台诚府很深，她是为了快速逃离了那个她不喜欢的旧式家庭，才急于出嫁的，当然她对含山也有好感。正是由于她那么急于出嫁，含山才那么容易就将她追到手，相比之下，凤髻就幼稚得多，同时，由于家庭环境不同，凤髻求生的渴望不及瑶台强烈，所以她也就输掉了这场求生的比赛。一个女性只有开始思考自己的生存问题的时候，她才开始从父母的羽翼下走出来，才开始从小女孩变成女人。
徐許《女人与事》中的李晓丁，孤身一个女孩子在社会上打拼，她早就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李晓丁）：“为什么不能把婚姻当作职业呢？”⒄（刘则伟）：“那么你就要人用钱来买你的青春。”⒅（李晓丁）：“你知道青春不出卖，它也是要过去的。”⒆“只要隔十年，我就是三十七岁，已经是老太婆了，那时候你是三十四，才刚刚成人，你想，到那时候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爱我吗？……不瞒你说，现在我如果是你太太，你的收入不够我做衣裳，等你有力量养我，我已经不是打扮的年龄了，是不？” ⒇作家通过李晓丁的故事，道出了女性中这种金钱婚姻观念的普遍性，“对于恋爱与婚姻的主张，像李晓丁所说的，也许正是这个时代小姐们共有的人生哲学。而如果世界上多数小姐们抱这样的恋爱态度与婚姻哲学，于历史的影响会是很大的。”（作者语）〔21〕女性的生存必须以性的出让、隐忍为前提，这种出让和隐忍只不过存在着是对一个社会或对一个人的分别。作家在文本中，对女性的这种择偶观持批判态度。
与男作家不同，身为女性的张爱玲，常常是带着悲悯与无奈的笔触去描述那些苍凉的“金钱婚姻”故事。她对这种择偶观，不完全持批判的态度，张爱玲更多地意识到了，女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必然做出这种社会抉择，对于女性来说，这甚至是一种智慧的生存抉择。她认为，“我们这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蒂克的，所以我们都非常明显地有着世俗的进取心，对于金钱，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22〕苏青更进一步道出了其中女性的无奈。有的时候，母亲为了年幼的孩子会迫于无奈与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用肉体的出卖来完成母爱。“贞操与女人真个又有什么相干？一个靠卖淫来养活孩子的女人，在我看来不啻是最伟大最神圣的聪明人中的一个，有一次他（丈夫）惨笑着对我（苏小姐）说道：现在我可明白你的心了，我这次上了你的当；你实际上并不需要我，只叫我替你挂个虚名，来完成孩子们的幸福罢了。”
海派作家笔下的这些女性，披着婚姻的外衣，而实质上经营着娼妓的事业，她们大多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与胁迫，不过是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与男性社会中的货币做了一次交易而已。正是经济的枷锁，使得女性几千年来无法挣脱主宰经济大权的男性世界的压迫和束缚，经济不能自立，女性就永远摆脱不掉对男人的依附。在男性操纵经济杠杆的社会里，妇女经济不独立，便很容易被金钱锁住，沦为男性的附庸与奴隶，从而导致女性自我的严重“物化”。因此，鲁迅说：“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重要。恩格斯也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这样婚姻的充分自由才能在消除了一切经济的考虑之后普遍实现，妇女也不再会出于经济的目的委身于自己所不爱的男子。海派作家的文本实践一再提醒我们，女性只有发挥自己的经济能力，求得经济的独立，才能摆脱对男人的依附。否则金钱对女性的压迫和异化程度愈深，就愈会导致更多的“黄金杀人”的悲剧。虽然男权文化君临一切地规定了女性的从属地位，但是经济地位的获得仍然是女性走向解放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