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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年里,西方发达经济体大多仍沉溺于金融海啸形成的泥潭中难以自拔,若干新兴经济体则承担起了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重任,其中尤以中国的身影最为突出。中国经济得以率先复苏的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激励,以及由此引致的投资增长。
投资需要资金,此时充裕的国民储蓄成为我国应对危机的巨大优势.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高储蓄率,如何合理调节储蓄率水平及其结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是助推也是拖累——
高储蓄率是把“双刃剑”
任何一个社会要取得发展,都必须实行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需要各项投入的增加,在一些经济学理论模型中,储蓄率被抽象为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核心因素,两者具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在实践中,这种关系也得到了明确的验证。一国要实现经济腾飞,大量投资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虽然可以引进外来资本,但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讲,本国储蓄永远是本国投资的首要可靠来源。
从经济发展规律角度看,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并存是一国经济腾飞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以我们的近邻日韩为例,上世纪50~70年代初是日本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也是实现工业化的时期,伴随其年均9%GDP增长率的,是34%的平均储蓄率和30%以上的投资率。1962年~1992年,韩国年均GDP增长8.5%,与此同时,储蓄率也节节上升,1962年时为3.2%,1976年超过25%,1988年达到了40.5%的峰值,在此期间投资率基本保持在3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接近40%。
我国的情况同样如此。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GDP年均增长9.7%。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雷斯科特的测算,一个国家要达到10%的经济增长率,储蓄率须保持在42%以上。1978年~1993年,我国的储蓄率在30%左右浮动;1993年之后,年度储蓄率升至40%以上;2008年的储蓄率指标再进一步,达到51.8%。显然,我国经济增长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与这一测算是比较吻合的。
从现实需要角度讲,我国宏观经济能在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逆势而进,高储蓄率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充足的国民储蓄作保障,中央制定的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由此带动的地方投资就难以迅速付诸实施。据《经济参考报》报道,来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经济学家劳伦斯·克里寇夫近期指出,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走向破产之路,未来能够挽救全球经济免于崩溃的将是中国的高储蓄率。他认为,即使在各发达国家需要继续保持目前的高福利开支状况下,来自中国的充足储蓄仍将保障全球资金流量充裕,从而导致利率下降,进而刺激投资,最终提高各国国民收入水平。
在西方盛行的超前消费、过度消费遭到了经济规律惩罚的时候,高储蓄的某些优势得以突显。然而,2005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人也“发明”了一种新论调,他们认为正是亚洲国家和石油输出国普遍存在的高储蓄率导致了全球利率水平偏低,从而刺激了高风险投资,最终引发了本次世界金融危机。针对中国,他们还加上了“政府操纵汇率”这一条,认为中国政府为了增加出口而有意压低汇率。由此产生的超量外汇储备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等美元金融产品,从而造成美国国内的流动性过剩,迫使美国金融企业不得不通过金融创新来寻找风险更高的投资品。由此,他们把诱发本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责任推给了中国,而把自身为一时繁荣所陶醉从而疏于金融监管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西方国家荒谬的论调不足挂齿,但我国储蓄率偏高的现状的确不容忽视。
一国的高储蓄率可以为该国提供低利率环境,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该国货币的升值压力,从而有利于扩大出口。但正所谓过犹不及,过高的储蓄率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储蓄率持续超过投资率的情况下。虽然什么样的储蓄率算是过高并无统一衡量尺度,但对比20%左右的世界平均储蓄率,对照日韩等国家在经济腾飞过程中最高也不过40%左右的储蓄率,2008年我国51.3%的储蓄率指标确实是偏高了。
在我国,高储蓄率引发的首要问题是流动性过剩,过度储蓄的货币难以用于投资,必然使得实体经济面临通货膨胀压力,并导致资本市场出现泡沫。2009年以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曾长期依赖出口,由此持续出现贸易顺差。在我国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外汇储备连年攀升和外汇占款的持续增长都导致了储蓄超量增加。
从1994年开始,我国的储蓄率持续超过投资率,2007年两者间的缺口已达8.9%。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时常会受到“偏热”乃至“过热”的威胁。除了经济失衡,储蓄过高还导致国民福利受损。一方面,超额储蓄意味着有一部分财富在不必要地“沉睡”,没有实质性参与到提高民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活动中去,使得这一时期的民众没有充分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另一方面,以外汇储备形式存在的超额储蓄,由于无法在国内投资又存在着海外投资的现实困难,只能购买国外债券,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国国债。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借钱给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使其得以维持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显然,这种局面于情于理都是不应该继续下去的。
明确成因与构成——
找准降低高储蓄率切入点
由高储蓄率导致的流动性过剩以及宏观经济失衡是困扰我国多年的老问题,为此,降低储蓄率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要降低储蓄率,首先需要对高储蓄率的成因有所认识,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加以调整,而这需要先从了解储蓄率的构成入手。
经济学意义上的储蓄率,是指国民储蓄总额与GDP的比值。按部门分,国民储蓄总额在统计上被分为三部分: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居民储蓄。在我国,这三个部分的储蓄动机或形成储蓄的来源有所不同,但受相关政策的影响都较为直接,这些都是影响其各自储蓄率水平的重要因素。
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之后,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迅速,增速持续超过GDP增幅,但与之相对的是在公共支出方面相对保守,致使财政收支的增幅差异明显,从1995年到2007年的13年间,财政支出增幅小于收入增幅的有9年,2007年两者间9.2个百分点的差额达到了几年中的最大。由于整体呈现收多支少的局面,政府部门的储蓄收入比近年来呈逐渐上升之势。根据渣打银行专家的计算,这个比值从1999年的15%一路攀升至2007年的44.2%,其中只有2004年出现下落,上升势头可谓相当迅猛和稳健。
从企业部门看,近年来,从国有大中型企业到民营中小企业,其储蓄率都在逐步上扬。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随着重组和市场化改造工作的逐步完成,经营效益大为改善。与此同时,国企红利曾长期没有上缴国家,即便从2005年起开始缴纳,但比例仍然很低,大多数红利依然归企业留存,这部分资金在找不到合适投资方向的时候便会被储蓄起来。对大多数民营企业来说,由于普遍面临着融资渠道狭窄的问题,出于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它们也倾向于把经营利润尽量储蓄起来。两方面因素相加,促成了企业部门储蓄率的不断上升。1992年的企业储蓄率为13.2%,到2007年时这一统计已超过20%。
在居民储蓄方面,东方人勤俭持家、未雨绸缪的文化传统,由社会保障体系不尽完善而产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青壮年时期为养老作打算进行储蓄都是推升我国居民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动力。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享受了20多年“人口红利”,在这一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老龄化问题不突出,社会负担也相对较轻,此时劳动年龄人口通常倾向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将来养老,这成为居民高储蓄率的成因之一。另外,由于之前一段时间政府社保支出不足,加之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健全、不到位,致使居民倾向于通过自行提高储蓄率加以弥补。几项因素相加,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重呈上升势头。
但另一方面,近年来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连年下降,与之相随的是,政府和企业的收入以及由此产生的储蓄额却节节上升。1992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8.6%,2007年为52.3%,平均每年下降大约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的收入上升了16个百分点。在劳动报酬方面,1997到2007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企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加上预算外等其他部分收入,政府收入几乎占整个国民收入的30%。
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降低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之一,另一个成因则在于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据2007年出版的中国《社会蓝皮书》披露,我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与最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差距约18倍,而差距仍在向纵深发展。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介绍,低收入者拿到100元花掉88元,高收入者拿到100元只花掉64元。据粗略统计,我国目前20%的高收入户拥有银行储蓄存款的80%,由此可见,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率的提高主要是高收入者的贡献。高收入者找不到新的消费热点,使其更倾向于储蓄,而低收入者想增加消费手中却没钱,致使这两方都难以对国家刺激消费的政策产生有效反应。
居民储蓄在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与GDP的比值)基本稳定在20%左右。
从总的国民储蓄内部构成比例的变化看,1992年~2007年,我国的储蓄率(各部门储蓄总额/GDP)从36.3%大幅升至50.8%。在增加的14.5个百分点中,居民的贡献是1.5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从1992年的20.3%上升至2007年的21.8%),政府贡献了6.2个百分点(政府储蓄率从1992年的4.4%上升至2007年的10.6%),企业贡献了4.7个百分点(企业储蓄率从1992年的13.7%上升至2007年的18.4%)。这说明,在居民储蓄率水平保持连年稳定的时候,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储蓄率在较快地增加。
由此可见,导致近年来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根源不在于居民,而是在于政府与企业部门储蓄率的不断提高。因此,在研究如何降低储蓄率的时候,仅采取种种措施来刺激居民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是远远不够的,此时更应当考虑如何切实有效地降低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储蓄率。
合理调节收入分配——
降低高储蓄率制胜之道
多年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总为以下几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投资盲目冲动、信贷总量畸高;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贸易顺差过高;能源消耗的增速超过经济增速。这几个问题屡屡被摆上桌面,也屡屡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直接针对的对象,但总是难以得到根治。寻根溯源,只要“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发生改变,以上几个问题就难以根除。
人们常说,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消费不振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只能依赖投资和出口,而来自政府、企业以及主要来自居民中高收入者的高储蓄成为了高投资的助推器。由于国内居民有效需求不足,投资的方向只能是基础设施、重化工行业和出口行业,由此便引发了产能过剩、贸易顺差过高、能源消耗过大等问题。如此方式的高投资又会引发新一轮的高储蓄问题,两者互相推升,最终成为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今年“两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要解决盲目投资、产能过剩问题,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降低储蓄率是一个釜底抽薪之策。另外,要合理平衡投资、消费、出口的比例关系,也需要降低过高的储蓄率,以便增加各部门消费,从而减轻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可见,要完成中央提出的工作部署,达到“促转变”的目的,适度降低我国当前的储蓄率是一个有效途径。至于降到多少为合适一时恐难有定论,从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这一判断出发,储蓄率不应过低,初步或可参照日韩等国家工业化时期40%的最高储蓄率来调整。
如前所述,在总储蓄率中,政府、企业、居民所占份额不一,而储蓄的多寡与收入水平有着直接联系,因此,调节储蓄应当从调节收入分配入手。
国民收入的分配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后形成了政府、企业和居民各自的原始收入,在此基础上,政府以各种手段对原始收入进行再分配,从而形成各部门的最终收入。以往人们一般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更多应侧重效率,以政府为主导的再分配更多地要侧重于公平。但现实表明,这种看似有所侧重的做法很容易导致一无所获。
在初次分配领域,进入新世纪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得份额持续下降,企业所代表的资本的所得出现显著上升。应当注意的是,行业性垄断、人为压低劳动力报酬、企业劳保制度不健全等因素是这一时期企业收入大幅增加的重要动因。初次分配领域存在的这种收入差距,显然既谈不到公平,也有损于未来的效率。实践证明,初次分配是更为基础性的分配关系,对于因资源初始配置不当而出现的初次分配显失公平问题,要在再分配过程中加以扭转将有着相当的难度。
在再分配领域,充分利用财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是从再分配层面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理想措施。但是,虽然当前财政收入连年增长,但在前一时期在民生方面的投入仍显不足,加之一些地方存在着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监督的问题,权力滥用、私用以及种种行政垄断也极大地抵消了财政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积极功效。这种情况的存在,也同时有碍于公平和效率的实现。
因此,在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成的今天,“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指导思想要求我们,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必须同时重视效率和公平的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调节各部门、各阶层的收入差距,进而合理调整储蓄水平。
制度与政策并举——
政府调节作用是关键
当前我国仍处在转型时期,市场发育的不完备和产权界定不清晰常常导致市场失灵,此时政府的干预也就是宏观调控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
第一,尽快制定或完善有助于劳动力实现全国自由流动的各项法规政策,从而平衡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以期在工资形成过程中提升劳动者的话语实力,从而形成合理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
第二,继续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在国有经济领域,应当规范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入,杜绝企业管理者和其他资本所有者通过暗箱操作,侵吞国有资产和资本收益。继续推进公务员工资制度和事业单位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各种所有制经济领域,都要合理确定最低工资标准,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加强行政和法律监督,严厉禁止拖欠、克扣工资、非法削减挤占职工福利社保金等侵害员工利益的行为,使劳动者依法获得足额的劳动收入。
第三,规范由政府非税收入形成的预算外分配。依法将这部分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取消预算外分配,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从而将国家的财政收入纳入统一有序的轨道。
第四,积极扩大就业,为人民群众提供起点的公平,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除了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之外,当前和今后还应当通过制定财政、金融、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把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缓解劳动力供需矛盾,为低收入者提供提高收入机会的有效途径。
第五,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彻底取消不必要的政府管制和行政垄断,取消民间资本在电讯、金融保险、教育、医疗健康等高端服务业领域的投资限制,从而实现资源初始分配的公平和效率。
第六,逐步取消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补贴,让民营企业在融资市场上获得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地位。此举一方面可以为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基础,另一方面,融资渠道的畅通,可以使民营企业减少当初为扩大再生产而进行的自有资金储蓄比例,从而降低企业储蓄率。
第七,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财政资金向农村倾斜并不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除了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还应当通过财政支农资金的集中使用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推动农业产业化建设,从而增加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确保农民收入长期稳定的增长。消除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种种歧视性政策,促进城乡统一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建立。一方面,这将有效地提高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是推动农村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途径之一。
在再分配领域,政府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
第一,继续推进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并加强征管。合理确定所得税起征点,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从而减轻低收入居民的税收负担和消费负担。尽快健全财产税体系,通过征收房产税、利息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方式来调节过于悬殊的财富差距,为人们提供大致公平的竞争起点。
第二,加大政府在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继续扩大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各项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抓好社会保险金依法、按时、足额发放的工作,切实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通过加大对困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方式不断提高救助水平,并帮助困难企业解决社会保险金和医疗费等的拖欠问题。同时,配合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开展,加大对农村地区社会福利的投入,减少贫困人数,并不断提高农村弱势群体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水平。此举有助于减轻民众的后顾之忧,形成对收入增加的稳定预期,从而减少为应付不时之需而做的预防性储蓄,并提高消费在收入中的比例。据有关学者研究,我国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负相关关系。1991 年至2007 年间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每提高1% ,居民储蓄率将下降0. 857 %。
第三,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执行力度,增加央企分红比例,并将这部分收入主要用于公共支出。据专家测算,如果将国有企业利润的50%纳入财政预算体系并分配给教育和医疗事业,政府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将增加85%。此举具有双重好处,一是可以直接降低国有企业的留存收益储蓄,减少其盲目投资的冲动;二是可以显著提高民众的社保水平。
总之,要有效地降低储蓄率,政府、企业、居民三个方面均应有所动作。与居民与企业的微观活动特性相比,由于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有必要在公平市场、合理分配收入上采取更多的行动,从而尽快实现三个方面内部储蓄与收入比例的合理化,降低总储蓄率,最终实现发展方式真正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和国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财政部科研所)
投资需要资金,此时充裕的国民储蓄成为我国应对危机的巨大优势.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高储蓄率,如何合理调节储蓄率水平及其结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是助推也是拖累——
高储蓄率是把“双刃剑”
任何一个社会要取得发展,都必须实行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需要各项投入的增加,在一些经济学理论模型中,储蓄率被抽象为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核心因素,两者具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在实践中,这种关系也得到了明确的验证。一国要实现经济腾飞,大量投资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虽然可以引进外来资本,但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讲,本国储蓄永远是本国投资的首要可靠来源。
从经济发展规律角度看,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并存是一国经济腾飞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以我们的近邻日韩为例,上世纪50~70年代初是日本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也是实现工业化的时期,伴随其年均9%GDP增长率的,是34%的平均储蓄率和30%以上的投资率。1962年~1992年,韩国年均GDP增长8.5%,与此同时,储蓄率也节节上升,1962年时为3.2%,1976年超过25%,1988年达到了40.5%的峰值,在此期间投资率基本保持在3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接近40%。
我国的情况同样如此。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GDP年均增长9.7%。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雷斯科特的测算,一个国家要达到10%的经济增长率,储蓄率须保持在42%以上。1978年~1993年,我国的储蓄率在30%左右浮动;1993年之后,年度储蓄率升至40%以上;2008年的储蓄率指标再进一步,达到51.8%。显然,我国经济增长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与这一测算是比较吻合的。
从现实需要角度讲,我国宏观经济能在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逆势而进,高储蓄率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充足的国民储蓄作保障,中央制定的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由此带动的地方投资就难以迅速付诸实施。据《经济参考报》报道,来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经济学家劳伦斯·克里寇夫近期指出,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走向破产之路,未来能够挽救全球经济免于崩溃的将是中国的高储蓄率。他认为,即使在各发达国家需要继续保持目前的高福利开支状况下,来自中国的充足储蓄仍将保障全球资金流量充裕,从而导致利率下降,进而刺激投资,最终提高各国国民收入水平。
在西方盛行的超前消费、过度消费遭到了经济规律惩罚的时候,高储蓄的某些优势得以突显。然而,2005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人也“发明”了一种新论调,他们认为正是亚洲国家和石油输出国普遍存在的高储蓄率导致了全球利率水平偏低,从而刺激了高风险投资,最终引发了本次世界金融危机。针对中国,他们还加上了“政府操纵汇率”这一条,认为中国政府为了增加出口而有意压低汇率。由此产生的超量外汇储备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等美元金融产品,从而造成美国国内的流动性过剩,迫使美国金融企业不得不通过金融创新来寻找风险更高的投资品。由此,他们把诱发本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责任推给了中国,而把自身为一时繁荣所陶醉从而疏于金融监管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西方国家荒谬的论调不足挂齿,但我国储蓄率偏高的现状的确不容忽视。
一国的高储蓄率可以为该国提供低利率环境,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该国货币的升值压力,从而有利于扩大出口。但正所谓过犹不及,过高的储蓄率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储蓄率持续超过投资率的情况下。虽然什么样的储蓄率算是过高并无统一衡量尺度,但对比20%左右的世界平均储蓄率,对照日韩等国家在经济腾飞过程中最高也不过40%左右的储蓄率,2008年我国51.3%的储蓄率指标确实是偏高了。
在我国,高储蓄率引发的首要问题是流动性过剩,过度储蓄的货币难以用于投资,必然使得实体经济面临通货膨胀压力,并导致资本市场出现泡沫。2009年以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曾长期依赖出口,由此持续出现贸易顺差。在我国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外汇储备连年攀升和外汇占款的持续增长都导致了储蓄超量增加。
从1994年开始,我国的储蓄率持续超过投资率,2007年两者间的缺口已达8.9%。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时常会受到“偏热”乃至“过热”的威胁。除了经济失衡,储蓄过高还导致国民福利受损。一方面,超额储蓄意味着有一部分财富在不必要地“沉睡”,没有实质性参与到提高民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活动中去,使得这一时期的民众没有充分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另一方面,以外汇储备形式存在的超额储蓄,由于无法在国内投资又存在着海外投资的现实困难,只能购买国外债券,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国国债。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借钱给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使其得以维持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显然,这种局面于情于理都是不应该继续下去的。
明确成因与构成——
找准降低高储蓄率切入点
由高储蓄率导致的流动性过剩以及宏观经济失衡是困扰我国多年的老问题,为此,降低储蓄率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要降低储蓄率,首先需要对高储蓄率的成因有所认识,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加以调整,而这需要先从了解储蓄率的构成入手。
经济学意义上的储蓄率,是指国民储蓄总额与GDP的比值。按部门分,国民储蓄总额在统计上被分为三部分: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居民储蓄。在我国,这三个部分的储蓄动机或形成储蓄的来源有所不同,但受相关政策的影响都较为直接,这些都是影响其各自储蓄率水平的重要因素。
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之后,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迅速,增速持续超过GDP增幅,但与之相对的是在公共支出方面相对保守,致使财政收支的增幅差异明显,从1995年到2007年的13年间,财政支出增幅小于收入增幅的有9年,2007年两者间9.2个百分点的差额达到了几年中的最大。由于整体呈现收多支少的局面,政府部门的储蓄收入比近年来呈逐渐上升之势。根据渣打银行专家的计算,这个比值从1999年的15%一路攀升至2007年的44.2%,其中只有2004年出现下落,上升势头可谓相当迅猛和稳健。
从企业部门看,近年来,从国有大中型企业到民营中小企业,其储蓄率都在逐步上扬。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随着重组和市场化改造工作的逐步完成,经营效益大为改善。与此同时,国企红利曾长期没有上缴国家,即便从2005年起开始缴纳,但比例仍然很低,大多数红利依然归企业留存,这部分资金在找不到合适投资方向的时候便会被储蓄起来。对大多数民营企业来说,由于普遍面临着融资渠道狭窄的问题,出于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它们也倾向于把经营利润尽量储蓄起来。两方面因素相加,促成了企业部门储蓄率的不断上升。1992年的企业储蓄率为13.2%,到2007年时这一统计已超过20%。
在居民储蓄方面,东方人勤俭持家、未雨绸缪的文化传统,由社会保障体系不尽完善而产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青壮年时期为养老作打算进行储蓄都是推升我国居民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动力。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享受了20多年“人口红利”,在这一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老龄化问题不突出,社会负担也相对较轻,此时劳动年龄人口通常倾向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将来养老,这成为居民高储蓄率的成因之一。另外,由于之前一段时间政府社保支出不足,加之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健全、不到位,致使居民倾向于通过自行提高储蓄率加以弥补。几项因素相加,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重呈上升势头。
但另一方面,近年来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连年下降,与之相随的是,政府和企业的收入以及由此产生的储蓄额却节节上升。1992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8.6%,2007年为52.3%,平均每年下降大约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的收入上升了16个百分点。在劳动报酬方面,1997到2007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企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加上预算外等其他部分收入,政府收入几乎占整个国民收入的30%。
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降低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之一,另一个成因则在于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据2007年出版的中国《社会蓝皮书》披露,我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与最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差距约18倍,而差距仍在向纵深发展。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介绍,低收入者拿到100元花掉88元,高收入者拿到100元只花掉64元。据粗略统计,我国目前20%的高收入户拥有银行储蓄存款的80%,由此可见,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率的提高主要是高收入者的贡献。高收入者找不到新的消费热点,使其更倾向于储蓄,而低收入者想增加消费手中却没钱,致使这两方都难以对国家刺激消费的政策产生有效反应。
居民储蓄在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与GDP的比值)基本稳定在20%左右。
从总的国民储蓄内部构成比例的变化看,1992年~2007年,我国的储蓄率(各部门储蓄总额/GDP)从36.3%大幅升至50.8%。在增加的14.5个百分点中,居民的贡献是1.5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从1992年的20.3%上升至2007年的21.8%),政府贡献了6.2个百分点(政府储蓄率从1992年的4.4%上升至2007年的10.6%),企业贡献了4.7个百分点(企业储蓄率从1992年的13.7%上升至2007年的18.4%)。这说明,在居民储蓄率水平保持连年稳定的时候,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储蓄率在较快地增加。
由此可见,导致近年来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根源不在于居民,而是在于政府与企业部门储蓄率的不断提高。因此,在研究如何降低储蓄率的时候,仅采取种种措施来刺激居民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是远远不够的,此时更应当考虑如何切实有效地降低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储蓄率。
合理调节收入分配——
降低高储蓄率制胜之道
多年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总为以下几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投资盲目冲动、信贷总量畸高;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贸易顺差过高;能源消耗的增速超过经济增速。这几个问题屡屡被摆上桌面,也屡屡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直接针对的对象,但总是难以得到根治。寻根溯源,只要“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发生改变,以上几个问题就难以根除。
人们常说,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消费不振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只能依赖投资和出口,而来自政府、企业以及主要来自居民中高收入者的高储蓄成为了高投资的助推器。由于国内居民有效需求不足,投资的方向只能是基础设施、重化工行业和出口行业,由此便引发了产能过剩、贸易顺差过高、能源消耗过大等问题。如此方式的高投资又会引发新一轮的高储蓄问题,两者互相推升,最终成为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今年“两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要解决盲目投资、产能过剩问题,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降低储蓄率是一个釜底抽薪之策。另外,要合理平衡投资、消费、出口的比例关系,也需要降低过高的储蓄率,以便增加各部门消费,从而减轻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可见,要完成中央提出的工作部署,达到“促转变”的目的,适度降低我国当前的储蓄率是一个有效途径。至于降到多少为合适一时恐难有定论,从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这一判断出发,储蓄率不应过低,初步或可参照日韩等国家工业化时期40%的最高储蓄率来调整。
如前所述,在总储蓄率中,政府、企业、居民所占份额不一,而储蓄的多寡与收入水平有着直接联系,因此,调节储蓄应当从调节收入分配入手。
国民收入的分配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后形成了政府、企业和居民各自的原始收入,在此基础上,政府以各种手段对原始收入进行再分配,从而形成各部门的最终收入。以往人们一般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更多应侧重效率,以政府为主导的再分配更多地要侧重于公平。但现实表明,这种看似有所侧重的做法很容易导致一无所获。
在初次分配领域,进入新世纪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得份额持续下降,企业所代表的资本的所得出现显著上升。应当注意的是,行业性垄断、人为压低劳动力报酬、企业劳保制度不健全等因素是这一时期企业收入大幅增加的重要动因。初次分配领域存在的这种收入差距,显然既谈不到公平,也有损于未来的效率。实践证明,初次分配是更为基础性的分配关系,对于因资源初始配置不当而出现的初次分配显失公平问题,要在再分配过程中加以扭转将有着相当的难度。
在再分配领域,充分利用财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是从再分配层面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理想措施。但是,虽然当前财政收入连年增长,但在前一时期在民生方面的投入仍显不足,加之一些地方存在着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监督的问题,权力滥用、私用以及种种行政垄断也极大地抵消了财政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积极功效。这种情况的存在,也同时有碍于公平和效率的实现。
因此,在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成的今天,“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指导思想要求我们,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必须同时重视效率和公平的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调节各部门、各阶层的收入差距,进而合理调整储蓄水平。
制度与政策并举——
政府调节作用是关键
当前我国仍处在转型时期,市场发育的不完备和产权界定不清晰常常导致市场失灵,此时政府的干预也就是宏观调控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
第一,尽快制定或完善有助于劳动力实现全国自由流动的各项法规政策,从而平衡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以期在工资形成过程中提升劳动者的话语实力,从而形成合理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
第二,继续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在国有经济领域,应当规范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入,杜绝企业管理者和其他资本所有者通过暗箱操作,侵吞国有资产和资本收益。继续推进公务员工资制度和事业单位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各种所有制经济领域,都要合理确定最低工资标准,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加强行政和法律监督,严厉禁止拖欠、克扣工资、非法削减挤占职工福利社保金等侵害员工利益的行为,使劳动者依法获得足额的劳动收入。
第三,规范由政府非税收入形成的预算外分配。依法将这部分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取消预算外分配,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从而将国家的财政收入纳入统一有序的轨道。
第四,积极扩大就业,为人民群众提供起点的公平,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除了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之外,当前和今后还应当通过制定财政、金融、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把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缓解劳动力供需矛盾,为低收入者提供提高收入机会的有效途径。
第五,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彻底取消不必要的政府管制和行政垄断,取消民间资本在电讯、金融保险、教育、医疗健康等高端服务业领域的投资限制,从而实现资源初始分配的公平和效率。
第六,逐步取消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补贴,让民营企业在融资市场上获得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地位。此举一方面可以为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基础,另一方面,融资渠道的畅通,可以使民营企业减少当初为扩大再生产而进行的自有资金储蓄比例,从而降低企业储蓄率。
第七,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财政资金向农村倾斜并不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除了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还应当通过财政支农资金的集中使用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推动农业产业化建设,从而增加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确保农民收入长期稳定的增长。消除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种种歧视性政策,促进城乡统一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建立。一方面,这将有效地提高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是推动农村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途径之一。
在再分配领域,政府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
第一,继续推进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并加强征管。合理确定所得税起征点,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从而减轻低收入居民的税收负担和消费负担。尽快健全财产税体系,通过征收房产税、利息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方式来调节过于悬殊的财富差距,为人们提供大致公平的竞争起点。
第二,加大政府在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继续扩大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各项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抓好社会保险金依法、按时、足额发放的工作,切实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通过加大对困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方式不断提高救助水平,并帮助困难企业解决社会保险金和医疗费等的拖欠问题。同时,配合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开展,加大对农村地区社会福利的投入,减少贫困人数,并不断提高农村弱势群体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水平。此举有助于减轻民众的后顾之忧,形成对收入增加的稳定预期,从而减少为应付不时之需而做的预防性储蓄,并提高消费在收入中的比例。据有关学者研究,我国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负相关关系。1991 年至2007 年间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每提高1% ,居民储蓄率将下降0. 857 %。
第三,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执行力度,增加央企分红比例,并将这部分收入主要用于公共支出。据专家测算,如果将国有企业利润的50%纳入财政预算体系并分配给教育和医疗事业,政府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将增加85%。此举具有双重好处,一是可以直接降低国有企业的留存收益储蓄,减少其盲目投资的冲动;二是可以显著提高民众的社保水平。
总之,要有效地降低储蓄率,政府、企业、居民三个方面均应有所动作。与居民与企业的微观活动特性相比,由于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有必要在公平市场、合理分配收入上采取更多的行动,从而尽快实现三个方面内部储蓄与收入比例的合理化,降低总储蓄率,最终实现发展方式真正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和国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财政部科研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