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男狐形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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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很多男狐形象,与汉代对于男狐魅惑性,妖兽性等描述不同,聊斋中的男狐形象多是正面的,积极的,不仅与人为善,而且深明大义,扶危济困。蒲松龄通过这些男狐形象抒发了自己的情感,体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追求。同时,这些男狐也成为了蒲松龄抨击黑暗政治,讽刺伦理败坏和世俗丑态的有力武器,体现了他刺贪刺虐的良苦用心。
  关键词:聊斋志异 男狐 亲和力 惩恶扬善
  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许多经典的狐女形象,如婴宁,小翠,红玉,青凤,阿绣等。这些美丽的狐女温柔,善良,多情,妩媚,智勇双全。然而,蒲松龄却不仅仅描写狐女,还塑造了一些狐男的形象。这些男性狐仙虽不及婴宁,小翠等女性狐仙家喻户晓,但依然有其重要的地位与文学意义。
  狐精是中国古代小说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特殊的形象,追溯源头,早期关于狐精有祥瑞,仁德的特点,然而自汉代起,狐蛊惑为患之说日渐盛行,狐作为兽妖的形象出现,明显已带有妖的标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载“狐,妖兽也,鬼所乘之。”东晋郭璞在《玄中记》中描述狐精“能知千里外事,善患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1]然而在蒲松龄笔下,狐的形象却有明显的变化。在《聊斋志异》中,写到男狐的有27篇,在这些篇章中,绝大多数男狐“亦人亦狐,亦狐亦仙”,少了妖兽之患,多了人性之美。
  一.与人为善明礼数
  与《聊斋志异》中众多狐女的嬉闹顽皮,神秘孤傲相比,蒲松龄笔下的男狐更加沉稳,谦逊,平易近人,对人类并没有明显的戒备之心,总是表现的彬彬有礼,特别是上了年纪的“狐叟”“狐翁”,更是表现出“亲人”的一面。在作品《狐嫁女》中,“翁闻公醒,乃出,跪而言曰:小人有箕帚女,今夜于归。不意有触贵人,望勿深罪。”[2]在《娇娜》中,“一叟入,鬓发皤然,向生殷谢曰:先生不弃顽儿,遂肯赐教。小子初学涂鸦,勿以友故,行辈视之也。”在《青凤》中“叟致敬曰:久仰山斗!”“我涂山氏之苗裔也。唐以后,谱系犹能忆之;五代而上无传焉。幸公子一垂教也。”蒲松龄如此描写这些狐叟,也是比较符合逻辑和常理的。上了年纪的男狐一定是久经世事,阅历资深,方能修炼成仙,因此更懂人情世故,人间礼数。同时,我们可以看出,蒲松龄也是深受儒家礼教思想的影响。首先,儒家思想中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是在蒲松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同时,出题自四书五经,要求用孔子、孟子语气写作的八股文占去了蒲松龄几乎一生的时间,因此他深喑儒家礼数。“克己复礼”“以礼为纪”这些为人处世过程中的礼数,使得蒲松龄能够时刻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不管是在南游做幕,还是在西宾坐馆,都能体现出一个文人秀才的身份。这也使得他无论是在封建官场还是在封建家庭中,都能彬彬有礼,小心谨慎,处处礼让,不乱规矩。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个只能“代人歌哭”的教书先生在黑暗,腐朽,严酷的封建社会世俗环境中求得一席之地。
  二.亦亲亦友铸真情
  在《聊斋志异》中,男狐与人类相交成挚友的故事有很多,这些作品最集中反映了男狐的亲人性,也最能体现男狐的神性,仙性而非妖性。在《灵官》中,朝天观的道士与男狐相交莫逆,为了躲避灵官神的追拿,狐不得不逃离道观。但多日后还是特意赶回来与道友告别“今来相别,兼以致嘱:君亦宜引身他去,大劫将来,此非福地也。”原来男狐是来警告刀刃祸事将至的,而结局正如老狐所说,明朝颠覆,天下大乱。在《酒友》中,男狐与车生以酒会友,交情甚笃,男狐利用自己未卜先知的能力帮助车生挣钱,并在车生自满时劝其从长计议“不然,辙中水胡可久掬?合更谋之。”而在作品《刘亮采》中,男狐与人的交情则更上一个层次。刘太翁住在南山,山中老狐因缘而来,与刘太翁相处如兄弟一般,以至于在老狐寿命将尽时,直接转世投胎为刘太翁的儿子,友情转化为了父子亲情。在这三个短篇小说中,男狐都毫不掩饰自己身为异类的身份,而人类更是不为所惧,彼此间毫无戒备。而且人狐间绝非酒肉朋友,人敬狐,狐助人,甚至狐托生为人子,彼此间的情谊已到无可附加的程度了。在《聊斋志异》中,“友情叙事”是一大特色,与人狐恋,人鬼恋的爱情叙事故事一样精彩。事实上,在以上几个短篇中,蒲松龄是在借男狐与人类真情交往的故事表达自己对于友人的真挚情谊以及对友情的重视态度。蒲松龄性格耿直,为人憨厚,知书达理,重情重义,因此一生中交下许多的朋友。这些朋友中包括郢中诗友李尧臣,张笃庆,在外设帐坐馆的馆东王永印,毕际友,毕盛钜等。还有几位友人曾任朝廷要员,如刑部侍郎高珩,内翰林和书院检讨唐梦赉以及淄川知县张嵋等。蒲松龄自二十六岁开始在外坐馆教书,直到七十岁才撤帐归家,因此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与家人聚少离多,正如蒲松龄诗中所写“久以梅鹤当妻子,直将家舍作邮亭”。因此友情成为了蒲松龄在外漂泊时取代亲情的最重要情感。“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特别是几位与他同命相怜的友人,如刘孔集,王观正,袁藩等,出于惺惺相惜的原因,这几位与蒲松龄可以说是朝夕相处,肝胆相照,情同骨肉。这便是蒲松龄在描写人狐友情时能够写的如此深刻,感人的原因。
  三.深明大义辨忠奸
  在《聊斋志异》中的男狐,不仅明礼数,懂规矩,对善恶忠奸也有着清晰的辨别力,甚至这方面能力远远超过人类。在作品《潍水狐》中,蒲松龄的这种写作倾向表现得非常明显。小说中,狐翁租借李某的房子,并将为狐的身份直言相告。因为狐翁家资富有,品行端正又热情好客,因此李某的朋友们以及郡里官员都来拜访,狐翁都热情接待。然而唯独县令要来交往时,狐翁却百般推辞,并道出原由“君自不知,彼前身为驴,今虽俨然民上,乃饮而亦醉者也。仆固异类,羞与为伍。”原来,蒲松龄是借狐翁来讽刺那些趋炎附势,欺压百姓的封建官吏,连狐都羞于与之为伍。《聊斋志异》突出的提出了几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残暴,特别是中下层的封建官吏以及与之相勾结而受到庇护的豪绅恶霸,他们像一群饿狼一样吞噬者弱者的生命,用蒲松龄的话说就是“花面逢迎,世人如鬼”“官虎而吏狼者,比比皆是也”。[3]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写作了多部经典的作品对黑暗社会现象加以批判和控诉,如《席方平》《促织》《梦狼》等。《潍水狐》中的狐翁慧眼识奸,明辨是非,主动远离贪官污吏,与席方平等一样,成为了蒲松龄批判吃人社会与封建官吏制度的武器。   四.惩恶扬善救世心
  在先古的神话传说中,狐曾经被作为图腾而受到先民的崇拜,更有大禹娶九尾狐涂山氏为妻的故事,后来大禹在涂山氏的帮助下治水成功。记录东汉儒学者在朝廷讨论学术的《白虎通》,对九尾狐代表的吉祥意义也有一番解释: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也,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与尾者何?后当盛也。[4]在此,狐狸被赋予了道德上的意义。蒲松龄笔下的男狐,继承了狐作为仁义象征的传统,成为了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义狐。《马介甫》是《聊斋志异》的名篇,小说塑造了马介甫这样一位仁慈善意,帮困解难的男狐形象。在这篇小说中,马介甫与杨氏兄弟焚香为昆秀之盟,然而兄长杨万石的妻子尹氏是位凶恶的悍妇,经常打骂杨父与杨妾王氏,而杨万石又十足惧内。马介甫作为朋友忍无可忍,出手干预,作法震慑悍妇。尹氏初期被吓的稍加收敛,后又旧病复发,逼死小叔杨万钟,虐待侄子喜儿,马介甫得知后愤怒至极,谴责杨万石道“兄不能威,独不能断出耶?欧父杀弟,安然忍受,何以为人?”赐予杨万石“丈夫再造散”,又将喜儿接走与杨父一起供养。另一篇《周三》描写了一位行侠仗义的男狐周三,将在人间为非作歹的其他同类狐精铲除。这类男狐惩治恶人的故事,在《胡四相公》《九山王》等聊斋故事中也有多次出现。蒲松龄有一副关怀世道,关心民苦的热心肠,又秉性耿直,勇于仗义执言。因此在《聊斋志异》中,他不仅是写个人的失意,寂寞,也抒写公愤,观照世态人情。特别是针对家庭伦理等方面,在讥刺家庭中负义,伪孝,悍妇,弃妇等失德现象时,蒲松龄的笔锋是犀利的。例如上文所提到的《马介甫》,就是他对于其郢中社友王甡“不能禁狮吼之逐翁”的行为感到非常气愤,才加以夸张,改造,结撰出这样一个超乎常情的悍妇的故事。王甡十分惧内,听任妻子虐待自己的老父,结果老父被赶出家门,最后流落乡外,死在客店里。面对如此有乖伦理之事,蒲松龄气愤填膺,写信《与王鹿瞻》予以斥责“兄不能禁狮吼之逐翁,又不如孤犊之从母,以致云水茫茫,莫可问讯,此千人之所指。”这封信即是忠告,也是警告,非常严厉,不容稍有犹豫。在撰成《马介甫》这篇故事后,蒲松龄仍未释怀,又以《妙音经续言》为题,酣畅淋漓地写了一篇千余字的四六文,附录于故事之后。文章典丽,写尽世间人惧内之丑态,极尽嘲谑之趣,由此可见,蒲塑造了马介甫这样一位惩恶扬善的男狐形象,实质上是在借他来抒发心中的义愤,也是希望借《马介甫》这样一篇作品使天下惧内者翩然而返,夫妇相敬如宾。
  在《聊斋志异》中的男狐,并非全以正面形象示人,在《贾儿》《农人》《金陵乙》《侠女》《狐入瓶》等篇章中的男狐,或无端崇人,或阴险狡诈,或被人愚弄,可见狐依然有其“妖性”的一面,然而这种类型的男狐通常都咎由自取,没得好的下场。
  综上所述,《聊斋志异》中的男狐形象多是正面的,积极的,善良仁义的。蒲松龄如此进行写作,主要是因为这些男狐形象结合了他成长的经历与身边的环境,抒发了他对周围人的情感,体现他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同时,蒲松龄通过塑造这些深明大义的男狐形象,强烈的抨击政治的黑暗与封建制度,并强调伦理道德,关照世态人情,其刺世苦心,救市婆心,可见一斑。这也为何这些男狐形象立体生动,深入人心的原因。
  参考文献
  [1]《太平广记》四四七,三一二,《说狐》(《玄中记》)
  [2]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3]盛伟.蒲松龄全集[M].学村出版社.1998
  [4]康笑菲.说狐[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介绍:许学宁,沈阳广播电视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明清文学;樊林,沈阳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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