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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赵策》中，有《触说赵太后》一文；过去不少选本都作“触”。但是，根据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本《战国策》，原文是“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触”应为“触龙”。
我国过去的文字均系直行排列，且无标点符号；今本《战国策》是将“龙言”二字，连写成“”，以致造成这一错误。
要是没有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本《战国策》，那还会以讹传讹地传下去。宋人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一文中，曾提出学者研究学问必须深思慎取，这是很有见地的。可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往往先入为主；而且一旦成了习惯，还很不容易改变。这就需要我们拿出勇气来战胜自己头脑中的主观偏见，尊重事实，尊重科学。
补白
安徽芜湖孙民立
从一个人看新文学的发展
《我走过的道路》(上)读后
茅公的回忆录前半部《我走过的道路》(上)，是他在左目失明，右目仅0.3的视力下，以惊人的毅力，于逝世前的一九八一年二月写完的。上册包括的时间从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七年。他生前亲自作了修订，并写了序言。
若是我们承认现实主义的发展是新文学发展的主流的话，那从茅盾个人的经历窥探新文学前进的情况，恐怕没有比他更适宜的了。上册全书三百四十余页，虽然前百来页叙述他家庭的变迁、童年及青少年的求学，尚未涉及文学问题，末后百来页的篇幅主要写了中山舰事件前后的政治情况及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涉及文学方面的也很少，但作为文学发展的社会背景，了解这些情况，也都是必要的。前者从一个家庭可以窥视当时社会的面貌而后者则是当时政治或社会上比较重大的事件，都是与文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
文学研究会与礼拜六派的斗争
新文学的主要社团是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倾向是现实主义。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又是现实主义的倡导者，是从礼拜六派夺过来的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主编者，这就使他和礼拜六派长期处于短兵相接的地位，也使他在新文学发展中许许多多重大的及关键的问题上，处于重要的地位。因此，他的回忆录有充分的条件成为新文学发展史的弥足珍贵的资料。读了《我走过的道路》以后，深深地感到它是实现这一点了。它为新文学史提供了第一手的丰富资料，这些资料有的是全新的，即过去尚未有人提出过，有的虽过去已有人论及了，可往往语焉不详，或者只有简单的轮廓而事实发展的过程或重要细节还不详尽。我觉得，仅就这几点来说，这回忆录已够珍贵的了。
关于和礼拜六派的斗争，我曾听作者亲口讲过一次。他说，当时为形势所迫，《小说月报》不能不革新了，商务印书馆当局要他接编，他提出了接编的条件，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小说月报》不再刊载礼拜六派的任何文章，但《小说月报》也不刊登攻击或批评礼拜六派的文章，这类文章在当时主要发表在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文学旬刊》后为《文学周报》)上了。协议达成后就将全部礼拜六派的文稿装入了两只箱子，封存在床底下。到编完两年后，《小说月报》由郑振铎接编。在过去可见到的资料中多半只是这样介绍。在回忆录里，则叙述得很具体和详细。从王去五等人借口《自然主义与中国小说》点到《礼拜六》杂志而对作者施加压力，要他写文章道歉，到馆方对《小说月报》进行内部检查。茅盾对这些采取了拒绝和抗议的态度，形成了要么取消内部检查，要么主编辞职的僵局，结局是他辞去了主编的职务。在编辑最后几期时，连续撰写了更尖锐泼辣的抨击礼拜六派的文章，象十三卷十一号的《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及同期社评栏中的《反动？》等。至于《小说世界》出版的过程，也反映了与礼拜六派斗争的曲折和复杂。这些内容无疑会使今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更为充实。
茅盾与革命文学
过去中国现代文学中对茅盾文艺思想的发展以及他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是很少认真论述的。特别是对于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提倡，一般文学史都归功于创造社与太阳社，绝无谈及文学研究会。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文学研究会“实际上，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就有人提出，‘第四阶级者要想扭断这条铁索，非将现在底经济组织推翻不可，非将无产阶级者联合起来，革第三阶级的命不可。’(之常：《支配社会的文学论》，见一九二二年《文学周报》)从而提倡血泪的、革命的、自然主义的文学，以这样的文学来推动进行俄国式的革命。从一九二五年五月《文学周报》一七二期起连载的沈雁冰的《论无产阶级艺术》，肯定了高尔基‘是第一个把无产阶级灵魂的伟大无伪饰无夸张的表现出来，第一个把无产阶级所负的巨大的使命明白地指出来给全世界人看……’”可惜这事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前些年，好象连茅盾本人对这些文章也忘记了。五十年代末期，我随着几个研究生曾访问茅盾并提出这篇《论无产阶级艺术》来，他表示记不起曾写过这样的文章，并说也许是沈泽民写的。这次为了写回忆录，自然对记忆作了认真的整理和发掘，并搜集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多方核对事实，所以在《我走过的道路》上，对作者自己的文学思想政治思想发展的交代是清晰与合理的。他明确地提出从一九一九年起，他就“开始注意俄国文学，搜求这方面的书”。他写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就是一个明证。作者回忆到当俄国十月革命后，我国“有志之士”常常议论和探索其究竟，他这篇文章就是“试图从文学对社会思潮所起的影响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的一点尝试”。虽然现在看来其论点“是可笑的”。作者说明了当时他陆续写的几篇文学评论，如《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等。茅盾说，这些文章“基本上表达了我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以前的文学观点。”他并将文学观概括为四点。这一概括对于我们理解他的文学思想是有意义的。接着在《文学与政治的交错》标题下作者谈到了他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文学思想的变化：“我在一九二三年底出版的《文学周报》(《文学旬刊》已改为《文学周报》)第一○三期上，写了一篇《大转变何时来呢》，表示了我对邓中夏等人的文章的观点的支持。”“我这篇文章，在我的文学道路上，标志着又跨出了新的一步。”以后就是记那长篇论文《论无产阶级艺术》。开始提出了写那篇文章的意图是起于一九二四年邓中夏、恽代英和沈泽民提出了革命文学口号之后，就考虑写一篇以苏联的文学为借鉴的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文章，既可对无产阶级艺术各方面试作一番探讨，也可借以清理过去自己的文艺思想。并说为写这篇东西翻阅了大量的英文书刊，了解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文学艺术的情况。正在这时艺术师范学院请他去讲演，他讲了这个问题。在讲稿的基础上，于五卅以前写成了上半篇。他明确地认为“以阶级观点对这些早期的文艺思想加以修正和补充始自这篇文章。”他也提到了稍后继续阐明这一观点的文章还有《告有志研究文学者》、《文学者的新使命》。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他就参与了中央的一些活动，可是本书对于共产党作为组织曾如何领导文学，有些什么决定，未曾涉及。自然，也可能党刚成立忙于政治活动，还未暇考虑到文艺问题。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茅盾从五四时期到他逝世时止，始终是新文学运动的推动者和带头人，是六十多年来新文学发展的见证人。六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尽管当中不免有时代的局限，对文学运动中某些问题认识还不够全面和准确，但对时代的脚步的声音，他感觉比较灵敏，对文学的评论比较准确。这就使他的回忆录具有了不容忽视的权威性。回忆录的下部包括几次文学的重要论争，也是重要作品出现的较多的时期，自然，它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更重要参考作用，我们翘首以待罢。
(《我走过的文学道路》(上册)，茅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月第一版，1.00元)
我国过去的文字均系直行排列，且无标点符号；今本《战国策》是将“龙言”二字，连写成“
要是没有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本《战国策》，那还会以讹传讹地传下去。宋人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一文中，曾提出学者研究学问必须深思慎取，这是很有见地的。可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往往先入为主；而且一旦成了习惯，还很不容易改变。这就需要我们拿出勇气来战胜自己头脑中的主观偏见，尊重事实，尊重科学。
补白
安徽芜湖孙民立
从一个人看新文学的发展
《我走过的道路》(上)读后
茅公的回忆录前半部《我走过的道路》(上)，是他在左目失明，右目仅0.3的视力下，以惊人的毅力，于逝世前的一九八一年二月写完的。上册包括的时间从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七年。他生前亲自作了修订，并写了序言。
若是我们承认现实主义的发展是新文学发展的主流的话，那从茅盾个人的经历窥探新文学前进的情况，恐怕没有比他更适宜的了。上册全书三百四十余页，虽然前百来页叙述他家庭的变迁、童年及青少年的求学，尚未涉及文学问题，末后百来页的篇幅主要写了中山舰事件前后的政治情况及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涉及文学方面的也很少，但作为文学发展的社会背景，了解这些情况，也都是必要的。前者从一个家庭可以窥视当时社会的面貌而后者则是当时政治或社会上比较重大的事件，都是与文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
文学研究会与礼拜六派的斗争
新文学的主要社团是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倾向是现实主义。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又是现实主义的倡导者，是从礼拜六派夺过来的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主编者，这就使他和礼拜六派长期处于短兵相接的地位，也使他在新文学发展中许许多多重大的及关键的问题上，处于重要的地位。因此，他的回忆录有充分的条件成为新文学发展史的弥足珍贵的资料。读了《我走过的道路》以后，深深地感到它是实现这一点了。它为新文学史提供了第一手的丰富资料，这些资料有的是全新的，即过去尚未有人提出过，有的虽过去已有人论及了，可往往语焉不详，或者只有简单的轮廓而事实发展的过程或重要细节还不详尽。我觉得，仅就这几点来说，这回忆录已够珍贵的了。
关于和礼拜六派的斗争，我曾听作者亲口讲过一次。他说，当时为形势所迫，《小说月报》不能不革新了，商务印书馆当局要他接编，他提出了接编的条件，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小说月报》不再刊载礼拜六派的任何文章，但《小说月报》也不刊登攻击或批评礼拜六派的文章，这类文章在当时主要发表在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文学旬刊》后为《文学周报》)上了。协议达成后就将全部礼拜六派的文稿装入了两只箱子，封存在床底下。到编完两年后，《小说月报》由郑振铎接编。在过去可见到的资料中多半只是这样介绍。在回忆录里，则叙述得很具体和详细。从王去五等人借口《自然主义与中国小说》点到《礼拜六》杂志而对作者施加压力，要他写文章道歉，到馆方对《小说月报》进行内部检查。茅盾对这些采取了拒绝和抗议的态度，形成了要么取消内部检查，要么主编辞职的僵局，结局是他辞去了主编的职务。在编辑最后几期时，连续撰写了更尖锐泼辣的抨击礼拜六派的文章，象十三卷十一号的《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及同期社评栏中的《反动？》等。至于《小说世界》出版的过程，也反映了与礼拜六派斗争的曲折和复杂。这些内容无疑会使今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更为充实。
茅盾与革命文学
过去中国现代文学中对茅盾文艺思想的发展以及他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是很少认真论述的。特别是对于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提倡，一般文学史都归功于创造社与太阳社，绝无谈及文学研究会。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文学研究会“实际上，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就有人提出，‘第四阶级者要想扭断这条铁索，非将现在底经济组织推翻不可，非将无产阶级者联合起来，革第三阶级的命不可。’(之常：《支配社会的文学论》，见一九二二年《文学周报》)从而提倡血泪的、革命的、自然主义的文学，以这样的文学来推动进行俄国式的革命。从一九二五年五月《文学周报》一七二期起连载的沈雁冰的《论无产阶级艺术》，肯定了高尔基‘是第一个把无产阶级灵魂的伟大无伪饰无夸张的表现出来，第一个把无产阶级所负的巨大的使命明白地指出来给全世界人看……’”可惜这事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前些年，好象连茅盾本人对这些文章也忘记了。五十年代末期，我随着几个研究生曾访问茅盾并提出这篇《论无产阶级艺术》来，他表示记不起曾写过这样的文章，并说也许是沈泽民写的。这次为了写回忆录，自然对记忆作了认真的整理和发掘，并搜集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多方核对事实，所以在《我走过的道路》上，对作者自己的文学思想政治思想发展的交代是清晰与合理的。他明确地提出从一九一九年起，他就“开始注意俄国文学，搜求这方面的书”。他写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就是一个明证。作者回忆到当俄国十月革命后，我国“有志之士”常常议论和探索其究竟，他这篇文章就是“试图从文学对社会思潮所起的影响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的一点尝试”。虽然现在看来其论点“是可笑的”。作者说明了当时他陆续写的几篇文学评论，如《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等。茅盾说，这些文章“基本上表达了我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以前的文学观点。”他并将文学观概括为四点。这一概括对于我们理解他的文学思想是有意义的。接着在《文学与政治的交错》标题下作者谈到了他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文学思想的变化：“我在一九二三年底出版的《文学周报》(《文学旬刊》已改为《文学周报》)第一○三期上，写了一篇《大转变何时来呢》，表示了我对邓中夏等人的文章的观点的支持。”“我这篇文章，在我的文学道路上，标志着又跨出了新的一步。”以后就是记那长篇论文《论无产阶级艺术》。开始提出了写那篇文章的意图是起于一九二四年邓中夏、恽代英和沈泽民提出了革命文学口号之后，就考虑写一篇以苏联的文学为借鉴的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文章，既可对无产阶级艺术各方面试作一番探讨，也可借以清理过去自己的文艺思想。并说为写这篇东西翻阅了大量的英文书刊，了解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文学艺术的情况。正在这时艺术师范学院请他去讲演，他讲了这个问题。在讲稿的基础上，于五卅以前写成了上半篇。他明确地认为“以阶级观点对这些早期的文艺思想加以修正和补充始自这篇文章。”他也提到了稍后继续阐明这一观点的文章还有《告有志研究文学者》、《文学者的新使命》。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他就参与了中央的一些活动，可是本书对于共产党作为组织曾如何领导文学，有些什么决定，未曾涉及。自然，也可能党刚成立忙于政治活动，还未暇考虑到文艺问题。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茅盾从五四时期到他逝世时止，始终是新文学运动的推动者和带头人，是六十多年来新文学发展的见证人。六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尽管当中不免有时代的局限，对文学运动中某些问题认识还不够全面和准确，但对时代的脚步的声音，他感觉比较灵敏，对文学的评论比较准确。这就使他的回忆录具有了不容忽视的权威性。回忆录的下部包括几次文学的重要论争，也是重要作品出现的较多的时期，自然，它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更重要参考作用，我们翘首以待罢。
(《我走过的文学道路》(上册)，茅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月第一版，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