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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梭社区影像从早期的自发拍摄，到外来项目的介入，再到在没有项目支持下，村民参与者的自觉和成长，前后经历了十五年的历程。在中国社区影像的版图中，这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案例。
摩梭人自称为“纳”、“纳日”（或音译为“纳汝”），跨居川滇两省8县，其核心居住区为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木里县。在上世纪民族识别和民族大调查期间，生活在云南和四川的摩梭人分别被划为“纳西族”和“蒙古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既有传统的达巴信仰，[1]又信奉藏传佛教。这个族群人仅数万，其中部分家庭是母系家庭，且实行 “走婚”，[2]因而引起学者、媒体、旅游者的关注。这些外来人留下了关于摩梭人的大量影像记录，在这些作品里，摩梭人以他者（the other）的形象存在，成为被研究和观察的客体，甚至沦为猎奇的对象。这些作品甚少能返回社区，让摩梭人看到影像中的自己，更遑论让他们通过影视发出自己的声音。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生活的改善和旅游业的兴起，电视机开始进入摩梭家庭。之后不久，不少家庭逐渐拥有了VCD、DVD等播放设备。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前期，当地有少数人接触到便携式数字摄像机（简称DV），开始尝试通过拍录像记录本土文化；随后他们又与外来学者产生互动，开展社区影像实践。
自发拍摄：摩梭社区影像的萌芽
最早拿起摄像机的摩梭人是翁慈·尔青和汝亨·慈仁多吉，[3]他们是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落水村村民。该村位于泸沽湖畔，宁蒗县城到永宁乡公路穿村而过，将其分为靠山而居的上村和枕湖而居的下村。落水村依靠区位上的优势，旖旎的泸沽湖风光，以及引人入胜的风俗，成为最早发展旅游业的摩梭村庄。1989年第一家家庭旅馆“摩梭园”在该村开业，村民们慢慢从渔民和农民转化为旅游业从业者。1998年，尔青和多吉因旅游的刺激萌发了一个想法，想在当地开办一家民俗博物馆，向游客全面展示摩梭文化。于是，他们开始前往各个摩梭村寨征集文物。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很多珍贵的文物、传统的仪式只存在于偏远的摩梭村寨，即使在这些地方，仪式也日趋简化，因此萌发了记录这些仪式的念头。他们在收集文物的同时拍摄了不少照片，然而，仅用静态摄影的方式，很难完整记录仪式的全过程。两人便从搞摄影的朋友那里借来摄像机，学习拍录像。尔青说：
“我刚刚学会拍摄时，把利家咀村的仪式拍下来，拿回去给家里人和朋友看，老人们说：‘哎呀，他们这些地方还在这样搞啊。我们这地方早就没有这些东西了。’他们很喜欢我拍的这些，让我多拍给他们看。”[4]
于是，他们在2002年用2万多块钱买了一台索尼PD190P摄像机，开始有意识地拍摄视频资料，尤其注重拍摄在很多村寨已经消失的达巴仪式，并希望借此为博物馆的展示提供素材。
在这个阶段，他们尚未学习后期编辑，只是拍摄征集文物中遇到的仪式、风俗，对素材未加整理。2001年10月，摩梭民俗博物馆在落水村开业，多吉和尔青分别担任正、副馆长。此时，博物馆已经积累了一些视频素材。随着越来越多的拍摄者涌入泸沽湖，多吉和尔青逐渐有机会看到外人制作的影片，并了解到专业人员的拍摄技巧。这促使他们更进一步，开始思索怎样将素材变成可以传播的影视作品。为了积累学习的资料，两人有意识地收集摩梭题材的纪录片，探究别人的拍摄方法和主题。
学者参与：“摩梭影像项目”的实施
如果说，尔青和多吉起初的拍摄只陷于单纯的记录和为博物馆收集素材，那么，社區影像被当作社区自我教育的手段，在摩梭村寨付诸实践，则与美国学者卢敏（Tami Blumenfiled）的推动分不开。2004年10月至2005年1月，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卢敏与尔青、多吉及“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合作，在落水村实施了 “摩梭影像项目” （Moso Media Project）。该项目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 “数字影像制作工作坊”，旨在教授普通村民学习数字影像设备的使用方法；其二是摩梭主题影片社区展映活动，取名为“摩梭电影展”。 这是人类学学者与田野调查对象合作研究的一次重要尝试。卢敏将“摩梭影像项目”从缘起到筹备再到实施的过程记录下来，并以此为基础，于2010年完成了名为《镜头下的永宁：摩梭社区的影视创作》（Scenes from Yongning： Media creation in China’s Na Villages）的博士论文。
1、数字影像制作工作坊
2005年10月，卢敏与尔青、多吉合作，在摩梭民俗博物馆组织了为期八天的“数字影像制作工作坊”，主要学员为尔青、多吉和来自各村寨的博物馆摩梭员工。他们的水平参差不齐，尔青和多吉已经有数年的拍摄经验，其他人则连影像设备都没摸过。工作坊的培训模式为上午集中学习拍摄理念和技术，清晨和下午到村庄进行拍摄练习，然后回到博物馆办公室，一起观看学员的实习作品，项目协调人对之加以点评，然后学员们互评。培训还特意安排了纪录片观赏与分析环节。
这次培训试图帮助摩梭村民掌握影视制作的理论和技术，籍此掌握自我表达的权利，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虽然尔青和多吉两人在参加培训后提高了拍摄技巧，初步掌握了后期编辑技能，但培训结束后，大多数学员却并未拿起相机或摄像机开展影像实践。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复杂，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项目推动者未能按照社区的生活节奏来安排培训时间。当时正逢十月，这既是收割水稻的农忙季节，又是游客最多的旅游旺季，故很难招募到博物馆员工之外的学员；即使是博物馆的员工，在长达八天的集中培训中也经常要请假回家帮忙。
其二，在学员的选择上较为仓促，无法保证参与培训的人对影像制作真正感兴趣。
其三，从事影像拍摄与制作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普通村民忙于生计，在没有外来资金和设备支持的情况下，很难保持长期拍摄的兴趣和热情。 该项目的预期目标虽然没有完全达到，但学员们通过培训，初步具备了解读、分析他人影片的能力，这就为项目的第二个阶段——“摩梭电影展”打下了基础。
2、摩梭电影展
关于举办“摩梭电影展”的主旨，卢敏的说法是希望“通过放映与放映后的讨论环节，曝光外界拍摄者对摩梭文化的不恰当表现，鼓励摩梭村民更多地反思他们在影像生产和消费中扮演的角色”；并且“希望通过电影的放映，让摩梭村民反思自己的家乡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旅游业迅猛发展，研究者和拍摄者大量涌入之后，他们应该如何反应。”[5]而多吉和尔青的想法则是：
“为了让更多的父老乡亲了解外界用怎样的眼光看待我们，我们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我们征集了有关拍摄摩梭生活的纪录片，影展作为平等对话和文化交流的平台，同时也为外界了解泸沽湖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6]
这个影展征集的作品，主要来自多吉和尔青收集的影片；卢敏也从美国带来几部国外拍摄的摩梭题材电影；摩梭本土学者拉木·噶土萨亦拿来几部他协助影视机构拍摄的电视片，供摩梭电影展公映。除此之外，活动组织者想方设法联系曾在摩梭社区拍片的人，请他们提供自己的作品；同時，还从村民手里和纪念品商店里搜集到了其他一些影片。影片征集结束后，卢敏、多吉、尔青以及博物馆几位参加过“数字影像制作工作坊”的员工组成了“电影展选片组”（film festival team），在博物馆办公室观看这些影片，进行讨论，然后用评分的方式，挑选了15部影片和一部10集的电视纪录片，作为第一届摩梭电影展的展映作品。2006年1月14日至18日，电影展在摩梭民俗博物馆举办；2006年1月21日至24日，电影展组织者又带着部分影片，到里格、达坡、者波、瓦拉比四个摩梭村寨巡回放映。
笔者当时正在云南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有幸全程参与了这个电影展的观影和讨论活动。作为一个观察者，我对这个电影展的特点有如下认识：
电影展有着明确的目标观众，他们是参与过入选影片拍摄的摩梭人，或是这些影片的主角及其后代，或是与影片主角有相似生活经历的村民。此外，组织者也邀请了在外地工作的摩梭文化精英和几位影视人类学学者前来参加。村里做生意的外地商户和游客看到影展海报，也有主动来博物馆观看影片的；
在这个社区电影展中，看电影只是一个引子，观影后的讨论才被赋予了最重要的意义。通过讨论，组织者引导摩梭村民去思考：他们该如何应对外来拍摄者的镜头，怎样避免被镜头误导，保护摩梭文化不被曲解和误读。这样的讨论又自觉不自觉地过渡到另一个话题：十余年的旅游发展，给村民的生活和观念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这种种变化，摩梭的文化该如何传承与保护；
电影展的展映安排，特别强调对摩梭人文化规则尤其是“害羞文化”的尊重。排片的时候，几部可能引起争议与反感的影片被安排在晚间放映，避免了不同代际共同观影的尴尬。
摩梭电影展虽然规模很小，却是中国大陆最早的少数民族村民参与发起的社区电影节。它力图通过文化持有者为主体的观影和讨论，推动乡村社区的自我教育。面对外来的影像奇观，摩梭人看到了自己文化根基被侵蚀的危险，这促使他们不得不起身应对，以改变自己文化日益衰微的被动局面。
《我们怎么办？——落水村的变化》：
一次参与式影像的实验
参加此次摩梭电影展的学者，有来自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郭净研究员，他所带领的团队，早在2003年就在云南藏区开展了社区影像的实践。在落水村举办的这次活动，让他看到了村民与学者合作，用影像记录推动参与式研究的可能性。为此，他特地邀请尔青和我作为搭档，参加“云南·越南社区影像交流坊”项目。[7]
这个项目按照参与式影像的流程，一共进行了四次培训。2006年10月第一次培训，由美国学者温迪教授怎样寻找自己想拍的故事，以及怎样寻找社区想拍的故事；云南民族大学的藏族学者曾庆新教授摄像机的基础操作和拍摄技巧。2007年5月第二次培训，主要内容是电脑编辑和完善自己的故事。2007年9月第三次培训，主要是学习以社区为本的影视编辑方法。2008年7月最后一次培训，则是由各个小组的村民和学者共同操作和讨论，编辑完成自己的影片。每次培训后，拍摄小组要返回社区开展活动，然后在下一次培训中又进行总结与分享。
在第一次培训中，我抱着“让摩梭人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想法，依旧把故事落在“走婚”上，提议拍摄一部澄清走婚之真谛，扭转外地人偏见的影片，尔青表示赞同。当我们回到落水村，组织社区讨论的时候，发现村民的意愿和我们截然不同。他们关注的焦点不是外界对摩梭人的误读，而是发展旅游后村寨的诸多消极变化。村民们激动地列举着变化的方方面面：环境污染，道德沦丧，青年一代礼貌缺失，铺张浪费，儿童一代越来越不愿意说本民族语言，等等。这些变化村民们原本只是私下发发牢骚，而在社区讨论会上，村民终于有机会将其作为公共议题，提出来让大家讨论。
社区讨论之后，尔青和我决定尊重村民代表的想法，将旅游给村庄带来的问题作为拍摄主题。我们还打算采用半结构访谈的方式，让本村村民面对镜头直接讲述。
截至2007年4月，尔青拍摄了22个小时的素材，其中村民反映最为强烈的变化，集中在消费观、旅游服务态度、婚姻家庭、自然环境、火塘文化和语言等方面。
在第二次培训时，我们对素材加以梳理，决定按照旅游服务、道德礼貌、消费观念、婚姻家庭、语言传统等五个方面，来进行后期剪辑。这个后期编辑并非由我们二人独立完成，还必须有社区的参与。鉴于一般村民并不了解电脑剪辑的技术，此次培训中采用了一种“纸上编辑”的方法。我们以为，这种方法虽然有助于社区的全程参与，但审阅全部素材耗时耗力，并不适合整天忙碌的落水村民。为此，我们先初剪出几个小时的素材让村民观看，聆听他们对后期编辑的意见。2007年10月至12月，尔青初编了一个3小时的片子，分头邀请有兴趣的村民观看，再根据他们的意见，删去了片中雷同的观点，缩剪成长度为一个半小时的版本。 2008年1月11日至15日，项目组带着这个新版本到落水村，邀请村民参加社区编辑。这次社区编辑将放映与剪辑分在两天进行，让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人分开观影。1月12日前来看片的30位村民以老年妇女为主。看完之后，她们边在院坝晒太阳，边讨论起来，议论的焦点是生活好了，自己的老规矩却丢了，年轻人不懂礼貌，不讲道德之类。此外，她们对编辑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尔青按照她们的意见连夜编辑，将影片缩短为一个小时的版本。第二天，村里的年轻女子都去一户人家帮忙办丧事，于是尔青召集了26位20-40岁的男人参加社区编辑。没有老人和异性在场，男人们畅所欲言，既对旅游带来的消极变化提出反思，也认为变化有合理的一面。有些村民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婚姻对象、婚姻模式、消费方式上有所变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两次社区编辑活动并没有按照预期的那样聚焦于影片结构、顺序，但却引发了村民更深入的讨论和对话，甚至激发了人们的悲情。以至于当尔青邀请村里的年轻人给片子命名时，他们取的名字多带有负面的情绪，如《落水综合症》《哭泣的落水》等等。[8]
2008年7月，我们参加了最后一次培训，影片的最终剪辑是在这期间完成的。考虑到成片面对的观众是社区之外的人群，我们删除可能暴露村民隐私的段落，将影片划分为旅游服务、道德礼貌、消费观念、婚姻家庭、语言传统五个部分，加上了中英文字幕，并把长度压缩到38分钟。参考村民的意见，这部完全由访谈构成的纪录片最终定名为《我们怎么办？——落水村的变化》。
贯穿此次影像实践的核心理念是“社区参与”。在这个理念指导下，落水村的村民参与了影片从主题选择到编辑的全过程。项目更侧重的不是作品的艺术价值，也不是社区拍摄者的个人价值，而是动员社区参与的意义，认为惟有在这个过程中，社区成员才能透过影像实现自我表达和自我教育。摄影机的刺激作用，也确实促进了社区成员提出社区公共议题，进行对话与沟通。
然而，以项目形式推进的社区影像实践通常会遇到一个矛盾，即观众究竟是谁。项目背负着促进社区自觉，促进城乡交流及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交流等一系列使命，影片完成后，必然要参与落水村以外的巡展活动。我们的片子曾拿到其他两个农村项目点做交流放映，可当地的少数民族却对之无法感同身受。这部影片在越南民族学博物馆和云之南纪录影像展放映时，其反响又出乎预料，既引起了深入的讨论，也遭遇过枯燥无味和缺乏艺术性的直率批评。
自主拍摄：摩梭社区影像的成长
在先后两次参加由学者推动的社区影像项目后，尔青与多吉不仅提高了拍摄技巧，掌握了后期编辑，更增强了自觉与自信，他们渴望成为影片的主导，创作完全属于自己的作品。
2007年4月，我在落水村调查时，尔青告诉我，他们在利加咀拍摄达巴仪式的时候，听说村里有个年轻男子，将自家祖母屋以10万元卖给了一位荷兰女艺术家，后者打算将这座房子运到北京，在798艺术空间展出。祖母屋是摩梭传统建筑的核心，它居然被当作商品卖到大城市，这不仅在偏僻的利加咀村引起轩然大波，也让其他摩梭村寨的人议论纷纷。尔青和多吉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题材的独特性，于是他们以跟踪拍摄的方式，记录了从拆除祖母屋，运送至北京，到卖房人和村里木匠在798展区重建祖母屋，再返回家乡的整个过程，完成了一部纪录片——《离开故土的依咪》。[9]这是他们在没有任何外来项目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的第一部影片。2009年3月21日，我们参加“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社区单元，放映完《我们怎么办？——落水村的变化》后，尔青主动要求播放自己初剪的新片，也就是《离开故土的依咪》。
2009年8月，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再次找到尔青，邀请他参加由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资助的“乡村影像计划”项目。该项目与此前的“云南·越南影视交流坊”不同，它以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为拍摄主题，不强调社区参与，目标观众也设定为城市公众。
尔青利用这个机会，将《离开故土的依咪》重新剪辑，除了在开头加上介绍祖母屋的片段外，重点是将片尾进行改编，并更名为《离开故土的祖母房》。第一版结尾是卖房子的年轻人在北京安装好祖母屋之后，坐上回乡的火车，忧伤的音乐响起；而新版结尾则是，他家建了新祖母屋，村民们欢聚一堂，庆祝新屋落成。这部经过重剪的纪录片作为“乡村影像计划”的成果，于2009年12月在昆明两次放映，引起了学者和观众的激烈争论。看过初剪版本的人多认为新结尾画蛇添足，失去了艺术的张力和思考；甚至有观众提出，以庆祝新房建成作为结尾，意味着卖了祖屋也无所谓，简直有鼓励村民卖祖屋的嫌疑。也有观众认为，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貌，无需为了反思而将它的自然状态切断。
尔青的解释是：“因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生活永远在继续，火塘永远在继续，人也要继续活下去。生活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没有权利去评价他的对与错。”[10]2012年4月，我去利加咀村针对该片进行回访调查，尔青又告诉我，结尾的变化，既包含摩梭人对生命和生活一直在轮回与延续的理解，也有对影片如何面对拍摄对象的顾虑。虽然他本人更喜欢在火车上嘎然而止的结局，却担心这会对影片主人公一家造成伤害，所以在公映时，他更愿意以一个温馨热闹，生活在延续的镜头让故事含蓄地结尾。
我以为，尔青作为摩梭社区的一分子，始终有着外人没有的考量角度——影片的放映对影片主人公和其家人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对拍摄伦理的强调，也是乡村影像作者与外来拍摄者的区别之一。而观影带来的不同价值观的碰撞，正是社区影像跨文化交流的意義所在。
对摩梭人社区影像而言，《离开故土的依咪》是一部带有转折意义的作品，它标志着尔青和多吉两人从初期零散拍摄民俗素材，到参与外来的公益影像项目，再到没有外来推动的情况下，完全按照自己的立场和视角，独立制作纪录片的变化过程。
2011年4月15日，在摩梭人中威望极高的洛桑益世活佛圆寂，5月10日在扎美寺按藏传佛教仪轨举行了罗桑益世活佛法体荼毗仪式，尔青和多吉记录了这个过程，在摩梭文化研究会的资助下，将其制作成光盘，无偿赠予社区群众。2012年10月，尔青到昆明参加“乡村之眼公益影像计划乡村影像工作站”项目编辑培训时，将素材剪辑为《为了永远的怀念》，在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放映。外界观众认为该片缺少思想和艺术价值，但摩梭人却很看重它，它是一部专门为当地人，而非为外人拍摄的纪录片。 随着这些影片的传播，尔青和多吉的名声越来越大。2010年，他们应丽江泸沽湖旅游景区管理委员会之邀，拍摄了泸沽湖旅游宣传片《泸沽湖女儿国》。他们还涉足MTV、电视专题片等领域，甚至被邀请为其他民族、其他社区拍摄影片，成了名副其实的地方文化精英和专业影像作者。
与此同时，他们仍然希望以摩梭本民族纪录片作者的身份，通过个人作品，实现与外来拍摄者作品的对话。在云南，他们调查并拍摄了《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中的几个角色与他们的后人。在四川木里，他们对利加咀村一个有两代达巴的母系大家庭进行了近十年的跟踪拍摄，希望通过老中青三代人的生活经历，折射出一个村庄，乃至整个摩梭社区的变迁。这些纪录片和《离开故土的依咪》一样，具有作者电影的部分特点，是“讲故事的东西”，是尔青和多吉打算到外面放映、交流的“作品”。
然而，他们最重要的拍摄领域，依然是摩梭民俗与传统仪式，尤其是达巴仪式，并由最初的散漫拍摄，转变为对一系列仪式年复一年的调查和追踪拍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运用得越来越熟练，越来越像“本土人类学家”。2011年，尔青和陈刚合作完成《达巴仪式传承与保护》一片，用 “吉布”仪式中的细节展示达巴艺术，获邀参加中国艺术人类学论坛暨国际学术会议。2012年，他们完成了《葬礼中的达巴经》一片。2014年，他们接到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福尔曼大学邀请后，剪辑完成了《摩梭人达巴仪式中的环境保护观》（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alues in Daba Rituals）一片，2015年2月在该大学举办的“中国人与自然电影节”播放。2016年，他们利用自己的调查资料，在摩梭民俗博物馆开设“达巴馆”，全面系统介绍摩梭人的原始宗教——达巴教。
对于这十余年来拍摄、积累的大量达巴仪式素材，他们更愿意以影像档案的形式完整保留。他们认为，这些资料不是为了对外交流才拍摄，而是为摩梭人而留存，只有完整保存，才能让摩梭人通过仪式和他们在过去十余年里的改变看到自己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社区影像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通过参与式影像展开社区教育，也在于通过经年累月的拍摄与积累，建立真正属于当地人的影像档案。它既是显现文化变迁与融合的工具，也是寻找社区历史与文化价值的钥匙，还是触发社区文化自觉的途径。通过它，地方性知识得以保存、积累和呈现；集体记忆被建构与传承。
注释
[1]达巴教是摩梭人的传统宗教，其神职人员即达巴。达巴经是一系列口诵经文，囊括摩梭人的历史渊源、迁徙路线、宇宙观、自然观、道德观及风俗礼仪等各个领域。关于达巴教的解释，参见拉木·噶土萨主编：《摩梭达巴文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2]笔者此处用走婚指代摩梭话中的“tisese”。“tisese”在摩梭话中是走来走去的意思，指摩梭男性晚上到女性伴侶处居住，次日清晨回到自己和母亲、舅舅、兄弟姐妹等母系成员共同生活的家庭，男女双方各自在其母系家庭中劳动和消费，而非长期共同居住并建立核心家庭，故有走来走去一说。怎么定义这种形态，学者间多有争议。走婚即这一形态的通俗说法。
[3]下文分别将他们简称为尔青与多吉。
[4]材料来源：2016年10月，笔者对尔青的访谈。
[5]卢敏：《镜头下的永宁：摩梭社区的影视创作》（Tami Blumenfiled ：Scenes from Yongning： Media Creation in China’s Na Villages），第285、286页，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未刊稿，2010。
[6]赵允智：《族群文化身份构建中的DV书写——以云南省摩梭人的社区影像实践为例》，上海大学硕士论文，未刊稿，2009。
[7]《云南·越南影视教育交流坊》，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和越南民族学博物馆合作开展，福特基金会提供赞助，从2006年到2009年，帮助来自云南的藏族、苗族、哈尼族、摩梭人和来自越南的少数民族学习纪录片的制作和社区展映。参见章忠云主编：《村民视角：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坊》，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
[8]关于社区编辑的详细记录，参见章忠云主编：《村民视角：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坊》，第83页、106页；赵允智：《族群文化身份构建中的DV书写——以云南省摩梭人的社区影像实践为例》。
[9]依咪，摩梭话，意为母屋，汉语一般称其为祖母屋。
[10]材料来源：2009年12月，笔者对尔青的访谈。
作者简介
谢春波 云南民族博物馆馆员
摩梭人自称为“纳”、“纳日”（或音译为“纳汝”），跨居川滇两省8县，其核心居住区为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木里县。在上世纪民族识别和民族大调查期间，生活在云南和四川的摩梭人分别被划为“纳西族”和“蒙古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既有传统的达巴信仰，[1]又信奉藏传佛教。这个族群人仅数万，其中部分家庭是母系家庭，且实行 “走婚”，[2]因而引起学者、媒体、旅游者的关注。这些外来人留下了关于摩梭人的大量影像记录，在这些作品里，摩梭人以他者（the other）的形象存在，成为被研究和观察的客体，甚至沦为猎奇的对象。这些作品甚少能返回社区，让摩梭人看到影像中的自己，更遑论让他们通过影视发出自己的声音。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生活的改善和旅游业的兴起，电视机开始进入摩梭家庭。之后不久，不少家庭逐渐拥有了VCD、DVD等播放设备。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前期，当地有少数人接触到便携式数字摄像机（简称DV），开始尝试通过拍录像记录本土文化；随后他们又与外来学者产生互动，开展社区影像实践。
自发拍摄：摩梭社区影像的萌芽
最早拿起摄像机的摩梭人是翁慈·尔青和汝亨·慈仁多吉，[3]他们是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落水村村民。该村位于泸沽湖畔，宁蒗县城到永宁乡公路穿村而过，将其分为靠山而居的上村和枕湖而居的下村。落水村依靠区位上的优势，旖旎的泸沽湖风光，以及引人入胜的风俗，成为最早发展旅游业的摩梭村庄。1989年第一家家庭旅馆“摩梭园”在该村开业，村民们慢慢从渔民和农民转化为旅游业从业者。1998年，尔青和多吉因旅游的刺激萌发了一个想法，想在当地开办一家民俗博物馆，向游客全面展示摩梭文化。于是，他们开始前往各个摩梭村寨征集文物。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很多珍贵的文物、传统的仪式只存在于偏远的摩梭村寨，即使在这些地方，仪式也日趋简化，因此萌发了记录这些仪式的念头。他们在收集文物的同时拍摄了不少照片，然而，仅用静态摄影的方式，很难完整记录仪式的全过程。两人便从搞摄影的朋友那里借来摄像机，学习拍录像。尔青说：
“我刚刚学会拍摄时，把利家咀村的仪式拍下来，拿回去给家里人和朋友看，老人们说：‘哎呀，他们这些地方还在这样搞啊。我们这地方早就没有这些东西了。’他们很喜欢我拍的这些，让我多拍给他们看。”[4]
于是，他们在2002年用2万多块钱买了一台索尼PD190P摄像机，开始有意识地拍摄视频资料，尤其注重拍摄在很多村寨已经消失的达巴仪式，并希望借此为博物馆的展示提供素材。
在这个阶段，他们尚未学习后期编辑，只是拍摄征集文物中遇到的仪式、风俗，对素材未加整理。2001年10月，摩梭民俗博物馆在落水村开业，多吉和尔青分别担任正、副馆长。此时，博物馆已经积累了一些视频素材。随着越来越多的拍摄者涌入泸沽湖，多吉和尔青逐渐有机会看到外人制作的影片，并了解到专业人员的拍摄技巧。这促使他们更进一步，开始思索怎样将素材变成可以传播的影视作品。为了积累学习的资料，两人有意识地收集摩梭题材的纪录片，探究别人的拍摄方法和主题。
学者参与：“摩梭影像项目”的实施
如果说，尔青和多吉起初的拍摄只陷于单纯的记录和为博物馆收集素材，那么，社區影像被当作社区自我教育的手段，在摩梭村寨付诸实践，则与美国学者卢敏（Tami Blumenfiled）的推动分不开。2004年10月至2005年1月，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卢敏与尔青、多吉及“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合作，在落水村实施了 “摩梭影像项目” （Moso Media Project）。该项目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 “数字影像制作工作坊”，旨在教授普通村民学习数字影像设备的使用方法；其二是摩梭主题影片社区展映活动，取名为“摩梭电影展”。 这是人类学学者与田野调查对象合作研究的一次重要尝试。卢敏将“摩梭影像项目”从缘起到筹备再到实施的过程记录下来，并以此为基础，于2010年完成了名为《镜头下的永宁：摩梭社区的影视创作》（Scenes from Yongning： Media creation in China’s Na Villages）的博士论文。
1、数字影像制作工作坊
2005年10月，卢敏与尔青、多吉合作，在摩梭民俗博物馆组织了为期八天的“数字影像制作工作坊”，主要学员为尔青、多吉和来自各村寨的博物馆摩梭员工。他们的水平参差不齐，尔青和多吉已经有数年的拍摄经验，其他人则连影像设备都没摸过。工作坊的培训模式为上午集中学习拍摄理念和技术，清晨和下午到村庄进行拍摄练习，然后回到博物馆办公室，一起观看学员的实习作品，项目协调人对之加以点评，然后学员们互评。培训还特意安排了纪录片观赏与分析环节。
这次培训试图帮助摩梭村民掌握影视制作的理论和技术，籍此掌握自我表达的权利，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虽然尔青和多吉两人在参加培训后提高了拍摄技巧，初步掌握了后期编辑技能，但培训结束后，大多数学员却并未拿起相机或摄像机开展影像实践。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复杂，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项目推动者未能按照社区的生活节奏来安排培训时间。当时正逢十月，这既是收割水稻的农忙季节，又是游客最多的旅游旺季，故很难招募到博物馆员工之外的学员；即使是博物馆的员工，在长达八天的集中培训中也经常要请假回家帮忙。
其二，在学员的选择上较为仓促，无法保证参与培训的人对影像制作真正感兴趣。
其三，从事影像拍摄与制作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普通村民忙于生计，在没有外来资金和设备支持的情况下，很难保持长期拍摄的兴趣和热情。 该项目的预期目标虽然没有完全达到，但学员们通过培训，初步具备了解读、分析他人影片的能力，这就为项目的第二个阶段——“摩梭电影展”打下了基础。
2、摩梭电影展
关于举办“摩梭电影展”的主旨，卢敏的说法是希望“通过放映与放映后的讨论环节，曝光外界拍摄者对摩梭文化的不恰当表现，鼓励摩梭村民更多地反思他们在影像生产和消费中扮演的角色”；并且“希望通过电影的放映，让摩梭村民反思自己的家乡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旅游业迅猛发展，研究者和拍摄者大量涌入之后，他们应该如何反应。”[5]而多吉和尔青的想法则是：
“为了让更多的父老乡亲了解外界用怎样的眼光看待我们，我们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我们征集了有关拍摄摩梭生活的纪录片，影展作为平等对话和文化交流的平台，同时也为外界了解泸沽湖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6]
这个影展征集的作品，主要来自多吉和尔青收集的影片；卢敏也从美国带来几部国外拍摄的摩梭题材电影；摩梭本土学者拉木·噶土萨亦拿来几部他协助影视机构拍摄的电视片，供摩梭电影展公映。除此之外，活动组织者想方设法联系曾在摩梭社区拍片的人，请他们提供自己的作品；同時，还从村民手里和纪念品商店里搜集到了其他一些影片。影片征集结束后，卢敏、多吉、尔青以及博物馆几位参加过“数字影像制作工作坊”的员工组成了“电影展选片组”（film festival team），在博物馆办公室观看这些影片，进行讨论，然后用评分的方式，挑选了15部影片和一部10集的电视纪录片，作为第一届摩梭电影展的展映作品。2006年1月14日至18日，电影展在摩梭民俗博物馆举办；2006年1月21日至24日，电影展组织者又带着部分影片，到里格、达坡、者波、瓦拉比四个摩梭村寨巡回放映。
笔者当时正在云南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有幸全程参与了这个电影展的观影和讨论活动。作为一个观察者，我对这个电影展的特点有如下认识：
电影展有着明确的目标观众，他们是参与过入选影片拍摄的摩梭人，或是这些影片的主角及其后代，或是与影片主角有相似生活经历的村民。此外，组织者也邀请了在外地工作的摩梭文化精英和几位影视人类学学者前来参加。村里做生意的外地商户和游客看到影展海报，也有主动来博物馆观看影片的；
在这个社区电影展中，看电影只是一个引子，观影后的讨论才被赋予了最重要的意义。通过讨论，组织者引导摩梭村民去思考：他们该如何应对外来拍摄者的镜头，怎样避免被镜头误导，保护摩梭文化不被曲解和误读。这样的讨论又自觉不自觉地过渡到另一个话题：十余年的旅游发展，给村民的生活和观念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这种种变化，摩梭的文化该如何传承与保护；
电影展的展映安排，特别强调对摩梭人文化规则尤其是“害羞文化”的尊重。排片的时候，几部可能引起争议与反感的影片被安排在晚间放映，避免了不同代际共同观影的尴尬。
摩梭电影展虽然规模很小，却是中国大陆最早的少数民族村民参与发起的社区电影节。它力图通过文化持有者为主体的观影和讨论，推动乡村社区的自我教育。面对外来的影像奇观，摩梭人看到了自己文化根基被侵蚀的危险，这促使他们不得不起身应对，以改变自己文化日益衰微的被动局面。
《我们怎么办？——落水村的变化》：
一次参与式影像的实验
参加此次摩梭电影展的学者，有来自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郭净研究员，他所带领的团队，早在2003年就在云南藏区开展了社区影像的实践。在落水村举办的这次活动，让他看到了村民与学者合作，用影像记录推动参与式研究的可能性。为此，他特地邀请尔青和我作为搭档，参加“云南·越南社区影像交流坊”项目。[7]
这个项目按照参与式影像的流程，一共进行了四次培训。2006年10月第一次培训，由美国学者温迪教授怎样寻找自己想拍的故事，以及怎样寻找社区想拍的故事；云南民族大学的藏族学者曾庆新教授摄像机的基础操作和拍摄技巧。2007年5月第二次培训，主要内容是电脑编辑和完善自己的故事。2007年9月第三次培训，主要是学习以社区为本的影视编辑方法。2008年7月最后一次培训，则是由各个小组的村民和学者共同操作和讨论，编辑完成自己的影片。每次培训后，拍摄小组要返回社区开展活动，然后在下一次培训中又进行总结与分享。
在第一次培训中，我抱着“让摩梭人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想法，依旧把故事落在“走婚”上，提议拍摄一部澄清走婚之真谛，扭转外地人偏见的影片，尔青表示赞同。当我们回到落水村，组织社区讨论的时候，发现村民的意愿和我们截然不同。他们关注的焦点不是外界对摩梭人的误读，而是发展旅游后村寨的诸多消极变化。村民们激动地列举着变化的方方面面：环境污染，道德沦丧，青年一代礼貌缺失，铺张浪费，儿童一代越来越不愿意说本民族语言，等等。这些变化村民们原本只是私下发发牢骚，而在社区讨论会上，村民终于有机会将其作为公共议题，提出来让大家讨论。
社区讨论之后，尔青和我决定尊重村民代表的想法，将旅游给村庄带来的问题作为拍摄主题。我们还打算采用半结构访谈的方式，让本村村民面对镜头直接讲述。
截至2007年4月，尔青拍摄了22个小时的素材，其中村民反映最为强烈的变化，集中在消费观、旅游服务态度、婚姻家庭、自然环境、火塘文化和语言等方面。
在第二次培训时，我们对素材加以梳理，决定按照旅游服务、道德礼貌、消费观念、婚姻家庭、语言传统等五个方面，来进行后期剪辑。这个后期编辑并非由我们二人独立完成，还必须有社区的参与。鉴于一般村民并不了解电脑剪辑的技术，此次培训中采用了一种“纸上编辑”的方法。我们以为，这种方法虽然有助于社区的全程参与，但审阅全部素材耗时耗力，并不适合整天忙碌的落水村民。为此，我们先初剪出几个小时的素材让村民观看，聆听他们对后期编辑的意见。2007年10月至12月，尔青初编了一个3小时的片子，分头邀请有兴趣的村民观看，再根据他们的意见，删去了片中雷同的观点，缩剪成长度为一个半小时的版本。 2008年1月11日至15日，项目组带着这个新版本到落水村，邀请村民参加社区编辑。这次社区编辑将放映与剪辑分在两天进行，让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人分开观影。1月12日前来看片的30位村民以老年妇女为主。看完之后，她们边在院坝晒太阳，边讨论起来，议论的焦点是生活好了，自己的老规矩却丢了，年轻人不懂礼貌，不讲道德之类。此外，她们对编辑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尔青按照她们的意见连夜编辑，将影片缩短为一个小时的版本。第二天，村里的年轻女子都去一户人家帮忙办丧事，于是尔青召集了26位20-40岁的男人参加社区编辑。没有老人和异性在场，男人们畅所欲言，既对旅游带来的消极变化提出反思，也认为变化有合理的一面。有些村民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婚姻对象、婚姻模式、消费方式上有所变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两次社区编辑活动并没有按照预期的那样聚焦于影片结构、顺序，但却引发了村民更深入的讨论和对话，甚至激发了人们的悲情。以至于当尔青邀请村里的年轻人给片子命名时，他们取的名字多带有负面的情绪，如《落水综合症》《哭泣的落水》等等。[8]
2008年7月，我们参加了最后一次培训，影片的最终剪辑是在这期间完成的。考虑到成片面对的观众是社区之外的人群，我们删除可能暴露村民隐私的段落，将影片划分为旅游服务、道德礼貌、消费观念、婚姻家庭、语言传统五个部分，加上了中英文字幕，并把长度压缩到38分钟。参考村民的意见，这部完全由访谈构成的纪录片最终定名为《我们怎么办？——落水村的变化》。
贯穿此次影像实践的核心理念是“社区参与”。在这个理念指导下，落水村的村民参与了影片从主题选择到编辑的全过程。项目更侧重的不是作品的艺术价值，也不是社区拍摄者的个人价值，而是动员社区参与的意义，认为惟有在这个过程中，社区成员才能透过影像实现自我表达和自我教育。摄影机的刺激作用，也确实促进了社区成员提出社区公共议题，进行对话与沟通。
然而，以项目形式推进的社区影像实践通常会遇到一个矛盾，即观众究竟是谁。项目背负着促进社区自觉，促进城乡交流及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交流等一系列使命，影片完成后，必然要参与落水村以外的巡展活动。我们的片子曾拿到其他两个农村项目点做交流放映，可当地的少数民族却对之无法感同身受。这部影片在越南民族学博物馆和云之南纪录影像展放映时，其反响又出乎预料，既引起了深入的讨论，也遭遇过枯燥无味和缺乏艺术性的直率批评。
自主拍摄：摩梭社区影像的成长
在先后两次参加由学者推动的社区影像项目后，尔青与多吉不仅提高了拍摄技巧，掌握了后期编辑，更增强了自觉与自信，他们渴望成为影片的主导，创作完全属于自己的作品。
2007年4月，我在落水村调查时，尔青告诉我，他们在利加咀拍摄达巴仪式的时候，听说村里有个年轻男子，将自家祖母屋以10万元卖给了一位荷兰女艺术家，后者打算将这座房子运到北京，在798艺术空间展出。祖母屋是摩梭传统建筑的核心，它居然被当作商品卖到大城市，这不仅在偏僻的利加咀村引起轩然大波，也让其他摩梭村寨的人议论纷纷。尔青和多吉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题材的独特性，于是他们以跟踪拍摄的方式，记录了从拆除祖母屋，运送至北京，到卖房人和村里木匠在798展区重建祖母屋，再返回家乡的整个过程，完成了一部纪录片——《离开故土的依咪》。[9]这是他们在没有任何外来项目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的第一部影片。2009年3月21日，我们参加“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社区单元，放映完《我们怎么办？——落水村的变化》后，尔青主动要求播放自己初剪的新片，也就是《离开故土的依咪》。
2009年8月，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再次找到尔青，邀请他参加由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资助的“乡村影像计划”项目。该项目与此前的“云南·越南影视交流坊”不同，它以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为拍摄主题，不强调社区参与，目标观众也设定为城市公众。
尔青利用这个机会，将《离开故土的依咪》重新剪辑，除了在开头加上介绍祖母屋的片段外，重点是将片尾进行改编，并更名为《离开故土的祖母房》。第一版结尾是卖房子的年轻人在北京安装好祖母屋之后，坐上回乡的火车，忧伤的音乐响起；而新版结尾则是，他家建了新祖母屋，村民们欢聚一堂，庆祝新屋落成。这部经过重剪的纪录片作为“乡村影像计划”的成果，于2009年12月在昆明两次放映，引起了学者和观众的激烈争论。看过初剪版本的人多认为新结尾画蛇添足，失去了艺术的张力和思考；甚至有观众提出，以庆祝新房建成作为结尾，意味着卖了祖屋也无所谓，简直有鼓励村民卖祖屋的嫌疑。也有观众认为，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貌，无需为了反思而将它的自然状态切断。
尔青的解释是：“因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生活永远在继续，火塘永远在继续，人也要继续活下去。生活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没有权利去评价他的对与错。”[10]2012年4月，我去利加咀村针对该片进行回访调查，尔青又告诉我，结尾的变化，既包含摩梭人对生命和生活一直在轮回与延续的理解，也有对影片如何面对拍摄对象的顾虑。虽然他本人更喜欢在火车上嘎然而止的结局，却担心这会对影片主人公一家造成伤害，所以在公映时，他更愿意以一个温馨热闹，生活在延续的镜头让故事含蓄地结尾。
我以为，尔青作为摩梭社区的一分子，始终有着外人没有的考量角度——影片的放映对影片主人公和其家人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对拍摄伦理的强调，也是乡村影像作者与外来拍摄者的区别之一。而观影带来的不同价值观的碰撞，正是社区影像跨文化交流的意義所在。
对摩梭人社区影像而言，《离开故土的依咪》是一部带有转折意义的作品，它标志着尔青和多吉两人从初期零散拍摄民俗素材，到参与外来的公益影像项目，再到没有外来推动的情况下，完全按照自己的立场和视角，独立制作纪录片的变化过程。
2011年4月15日，在摩梭人中威望极高的洛桑益世活佛圆寂，5月10日在扎美寺按藏传佛教仪轨举行了罗桑益世活佛法体荼毗仪式，尔青和多吉记录了这个过程，在摩梭文化研究会的资助下，将其制作成光盘，无偿赠予社区群众。2012年10月，尔青到昆明参加“乡村之眼公益影像计划乡村影像工作站”项目编辑培训时，将素材剪辑为《为了永远的怀念》，在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放映。外界观众认为该片缺少思想和艺术价值，但摩梭人却很看重它，它是一部专门为当地人，而非为外人拍摄的纪录片。 随着这些影片的传播，尔青和多吉的名声越来越大。2010年，他们应丽江泸沽湖旅游景区管理委员会之邀，拍摄了泸沽湖旅游宣传片《泸沽湖女儿国》。他们还涉足MTV、电视专题片等领域，甚至被邀请为其他民族、其他社区拍摄影片，成了名副其实的地方文化精英和专业影像作者。
与此同时，他们仍然希望以摩梭本民族纪录片作者的身份，通过个人作品，实现与外来拍摄者作品的对话。在云南，他们调查并拍摄了《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中的几个角色与他们的后人。在四川木里，他们对利加咀村一个有两代达巴的母系大家庭进行了近十年的跟踪拍摄，希望通过老中青三代人的生活经历，折射出一个村庄，乃至整个摩梭社区的变迁。这些纪录片和《离开故土的依咪》一样，具有作者电影的部分特点，是“讲故事的东西”，是尔青和多吉打算到外面放映、交流的“作品”。
然而，他们最重要的拍摄领域，依然是摩梭民俗与传统仪式，尤其是达巴仪式，并由最初的散漫拍摄，转变为对一系列仪式年复一年的调查和追踪拍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运用得越来越熟练，越来越像“本土人类学家”。2011年，尔青和陈刚合作完成《达巴仪式传承与保护》一片，用 “吉布”仪式中的细节展示达巴艺术，获邀参加中国艺术人类学论坛暨国际学术会议。2012年，他们完成了《葬礼中的达巴经》一片。2014年，他们接到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福尔曼大学邀请后，剪辑完成了《摩梭人达巴仪式中的环境保护观》（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alues in Daba Rituals）一片，2015年2月在该大学举办的“中国人与自然电影节”播放。2016年，他们利用自己的调查资料，在摩梭民俗博物馆开设“达巴馆”，全面系统介绍摩梭人的原始宗教——达巴教。
对于这十余年来拍摄、积累的大量达巴仪式素材，他们更愿意以影像档案的形式完整保留。他们认为，这些资料不是为了对外交流才拍摄，而是为摩梭人而留存，只有完整保存，才能让摩梭人通过仪式和他们在过去十余年里的改变看到自己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社区影像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通过参与式影像展开社区教育，也在于通过经年累月的拍摄与积累，建立真正属于当地人的影像档案。它既是显现文化变迁与融合的工具，也是寻找社区历史与文化价值的钥匙，还是触发社区文化自觉的途径。通过它，地方性知识得以保存、积累和呈现；集体记忆被建构与传承。
注释
[1]达巴教是摩梭人的传统宗教，其神职人员即达巴。达巴经是一系列口诵经文，囊括摩梭人的历史渊源、迁徙路线、宇宙观、自然观、道德观及风俗礼仪等各个领域。关于达巴教的解释，参见拉木·噶土萨主编：《摩梭达巴文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2]笔者此处用走婚指代摩梭话中的“tisese”。“tisese”在摩梭话中是走来走去的意思，指摩梭男性晚上到女性伴侶处居住，次日清晨回到自己和母亲、舅舅、兄弟姐妹等母系成员共同生活的家庭，男女双方各自在其母系家庭中劳动和消费，而非长期共同居住并建立核心家庭，故有走来走去一说。怎么定义这种形态，学者间多有争议。走婚即这一形态的通俗说法。
[3]下文分别将他们简称为尔青与多吉。
[4]材料来源：2016年10月，笔者对尔青的访谈。
[5]卢敏：《镜头下的永宁：摩梭社区的影视创作》（Tami Blumenfiled ：Scenes from Yongning： Media Creation in China’s Na Villages），第285、286页，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未刊稿，2010。
[6]赵允智：《族群文化身份构建中的DV书写——以云南省摩梭人的社区影像实践为例》，上海大学硕士论文，未刊稿，2009。
[7]《云南·越南影视教育交流坊》，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和越南民族学博物馆合作开展，福特基金会提供赞助，从2006年到2009年，帮助来自云南的藏族、苗族、哈尼族、摩梭人和来自越南的少数民族学习纪录片的制作和社区展映。参见章忠云主编：《村民视角：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坊》，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
[8]关于社区编辑的详细记录，参见章忠云主编：《村民视角：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坊》，第83页、106页；赵允智：《族群文化身份构建中的DV书写——以云南省摩梭人的社区影像实践为例》。
[9]依咪，摩梭话，意为母屋，汉语一般称其为祖母屋。
[10]材料来源：2009年12月，笔者对尔青的访谈。
作者简介
谢春波 云南民族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