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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感生与古姓起源
我们这里所说的“图腾”，即族号。“图腾感生”是图腾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指母系氏族时期的人们不了解男欢女爱媾合生子的奥妙，而把氏族繁衍的“功劳”归之于图腾的意志和行为。图腾崇拜的对象是自然物，大多数为动物。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人们认为，氏族中的女性只要与图腾发生神秘的接触，就可以感而受孕。有关远古圣处女感生的方式大致有下列几种：
一是“履迹”感生。即圣处女踏某种足迹而受孕，如姜嫄“履大人之迹”（《诗经·生民》）而生后稷系典型例证。又如伏羲也系其母履迹感生。据《易·系辞》正义引《帝王世纪》：“有大人迹出于雷泽，华胥履之，而生包牺。”包牺，即伏羲。周人因为其始祖母姜嫄踩了熊的脚迹而受孕生了后稷，所以周人以熊为图腾，并姓“姬”，“姬”字的右半部像“熊迹”之形，即由姜嫄履大人之迹（熊迹）的图腾信仰而来。
二是“吞物”感生。即圣处女下意识地吞食某种图腾物而导致受孕，这一类图腾多为植物，或动物的卵。例如《白虎通义·姓名篇》载：“禹姓姒氏，祖以薏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鸟子也。”《论衡·奇怪篇》记载：“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这两段文字表述的方法不同，但说的都是有关圣处女吞食感生的故事：禹的母亲因为吞吃了薏苡，就是车前子，受孕生下禹，所以夏人就以薏苡为图腾，并姓“姒”。商族的先人是因为其始祖母简狄吞食了玄鸟的子，就是燕子的卵，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鸟为图腾，并姓“子”。《诗经·商颂·玄鸟》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指此事。
三是“遇异”感生。即圣处女与怪异图腾事象发生接触或受其“干扰”而导致受孕，这一类图腾多为无生物或自然气象，如雷电。据《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记载：“（黄帝）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孔颖达《周易注疏》引《帝王世纪》云：“帝尧，陶唐氏，伊祈姓。母曰庆都，生而神异，常有黄云覆其上，为帝喾妃。出以观河，遇赤龙，晻然阴风，而感庆都，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中说：“黄帝以来的五帝和三王的祖先的诞生传说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个野合的杂交时代或者血族群婚的母系社会。”由于母系氏族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水平极其低下，“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韩非子·五蠹》），只好聚集在一起，来抵御禽兽虫蛇。又不知“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的道理，把“生育”这一大事，看得十分神秘，将生男育女归之为冥冥之中某种异物的意志和力量作用于圣处女身上的结果。对于氏族社会的先民来说，受孕与生育，却是不能破译的神秘之谜。
我国先民在造字时，对“姓”是很有研究的。《九经古义》引《说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因此，所谓姓者，女生也。“姓”所要确认诠释的乃是女性始祖因何而生子的问题。究竟因何而生子呢？答曰：“母感天而生子。”即图腾感生。班固《白虎通义·德论·姓名篇》：“姓，生也，人所禀天气所以生者也。”《诗》：“天生烝民。”这里的“天”就是冥冥之中作用于始祖母圣处女身上便导致其受孕的异物，也即图腾。所谓“母感天而生子”，实为母感“物”而生子。于是，这一直接导致始祖母受孕的异物或曰始祖母的原配男根——图腾，就成了氏族的共同崇拜物，奉若神明，而且禁止食、杀、冒犯。这样，氏族社会的先民就将祖妣崇拜与祖妣的原配“男根”——图腾崇拜熔为一炉，而且将图腾物的名作为氏族部落全体成员共同拥有的符号标志，这就是族号。于是，不同氏族部落的全体成员头上，都顶有一个代表他们本部落的图腾名称——族号，画在旗帜上或者刻在山崖上，有的还刺在身上。当部落与部落之间发生交往时，这一名称就成了他们的区别符号；当部落与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或流放他乡时，这一名称——族号就无疑产生了精神纽带作用和强大的凝聚力量。久而久之，作为各族族号的图腾，就逐渐演变成了同一氏族的共同标记——姓。这就是由“图腾感生”演化的姓的秘密。生殖崇拜是图腾崇拜的中心，也是人类赖以繁衍的基础。
姓与氏的使用
姓表血统，有“别婚姻”的作用。在氏族社会中，同姓不婚，实际上就是说，同一氏族内部的人不得通婚。《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古人已经知道血缘近的结婚后，对下一代遗传不利，因此同姓不婚的约定俗成一直为我国历代所遵循。
姓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人口不断增长，氏族不得不分若干支，同时母系氏族逐渐转变为父系氏族，这样从母亲的姓逐渐变成了父亲的姓，即由母系转变为父系。夏商周三代，姓氏一分为二，氏表官职、表居地、表职业，同一姓可以衍分许多氏。“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是我国古代姓与氏未合而为一前姓与氏最基本的特点。在漫长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政治舞台基本上由男子垄断，所以男子都必须以氏相称，方能“别贵贱”。也正因为这样，当时各种各样的氏特别多，正是用以反映男子之间各种各样的差别。而先秦的妇女都称姓。因为当时的妇女平时不参加社会活动，她们一生中作为社会成员不被社会其他成员所注意，要与其他成员相区别，最主要的时刻就是出嫁的时刻。为了“别婚姻”，不至于违犯同姓通婚的禁忌，她们的姓是决不能含混的。所以，她们不但必须称姓，而且终生不变。未出嫁时，一般都在姓之前加上排行，称为孟姜、伯姬、仲子、叔隗之类。出嫁后采用下列几种方法：
1.在姓上冠以所出生的国名。如：齐姜、褒姒、晋姬、秦嬴、陈妫等。
2.嫁给别国的国君，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国名。如：秦姬、芮姜、息妫、江芈等。
3.嫁给别国的卿大夫，在姓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如：赵姬（赵衰妻）、孔姬（孔圉妻）、秦姬（秦遄妻）、棠姜（棠公妻，棠，邑名）。
4.死后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谥号。如：武姜（郑武公妻）、共姬（宋共公妻）、昭姬（齐昭公妻）、敬嬴（鲁文公妃）、文姜（鲁桓公妻）、齐归（鲁昭公母）。 氏的不断增多，主要在周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王侯不称氏，称国，也就是以国号为氏，如郑捷（郑文公）、蔡甲午（蔡庄公）、齐环（齐灵公）、宋王臣（宋成公）。王侯的子、孙不称氏，以公子、公孙为氏。如公子目夷（宋桓公的儿子）、公孙友（宋桓公的孙子）。卿大夫及其后裔则以受封的邑名为氏。如：屈完、知罃、羊舌赤、解狐、屈原（楚国贵族，本芈姓，因受封到屈地）。有的以所居的地名为氏，如：西门豹、东方襄仲、北郭骚、南宫敬叔、百里奚、柳下惠。有的以官名为氏，如：卜偃、祝、司马穰苴、乐正克、史墨、士会。有的以祖先的字或谥为氏，如：公子目夷，字子鱼，公孙友的儿子就以其祖父公子目夷的字——子鱼为氏，称鱼苕、鱼石。孔子的六世祖公孙嘉，字孔父，孔子就以孔为氏。庄辛以其楚庄王的谥号“庄”为氏。此外，还有以技为氏的，如：巫、陶、甄等。
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正如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所言，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古代的姓氏制度，也在此时出现大动荡、大变革。由于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战争的频繁，原来严格的等级制度不断遭到冲击，宗法制与井田制日渐松弛，很多贵族降为平民，有的甚至成为奴隶，血缘的纽带或血统的贵贱区分已无法维持。社会经济在动荡变革中发展，一些庶人、工商者此时得到充分显示才能的机会，从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氏日益增多，称氏也不再是贵者的特权，先前无氏的平民慢慢有了氏，在频繁的交往中，相互间称名称氏，有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成为当时社会中的客观需要。当男子逐渐都有氏时，氏就成为人们相互之间加以区别的重要标志，而原来很少的姓却被大量的氏淹没，氏就取代了过去姓的地位，氏姓不分，或说氏姓合一。到了汉代，通称为姓。姓氏制度基本稳定之后，宋代流传普及读物《百家姓》上面，有1968姓。实际上，根据有关资料查看，我国自古至今出现过8000余姓，现今存在的只有3000左右。这3000左右的姓中，常见的只不过有300多个。
姓氏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标明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不断的发展前进。姓氏有图腾生殖崇拜，也有对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崇拜以及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通过对此的研究，可以有助于对人类进步的理解。
姓与门第
在当今社会，无论姓什么，相互之间是不会因姓的不同而有高下之分、贵贱之别的。可古代却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同的姓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这种情况产生于汉代。
在汉代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经济繁荣起来，一些地主、商人、官僚的财富迅速增长。东汉时期形成一批被称为“豪族”“强宗大姓”的巨富。他们常常膏田满野，奴婢成群，连栋数百，徒附万计，在政治上权力也日渐增大。同时，官吏队伍中也产生了少数“门生故吏遍天下”的累世公卿之家。如四世三公的弘农杨姓，四世五公的汝南袁姓。他们这些大姓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门高势重，被当时称为“门阀”“士族”。在选择官吏的“察举制”制度下，出身在这些家族里的士子很容易进入仕途。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以“九品中正制”选择官吏，各州郡的大小“中正”官，往往就掌握在世家大族之手，更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这样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高门大户，如清河崔姓、陈郡谢姓、范阳卢姓、平原华姓、东海王姓、太原王姓、陇西李姓、荥阳郑姓、山阳郗姓、河东裴姓和卫姓、北地傅姓、颍川荀姓和陈姓、琅邪王姓、扶风苏姓、京兆杜姓等，都成为高人一等的富门大姓。在上层人士之间也就逐渐形成了修族谱、进门第的风尚，严格地“别贵贱，分士庶”，如有司选举，必稽谱而考其伪，甚至以国家法令规定士庶之间不得通婚，每一个郡中的“望族”被称为“郡望”，长期受到尊重。《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是博陵崔氏之女，出身望族，故而老夫人宁食言毁约，也不愿将女儿配给无门望的张生，而要许婚给荥阳郑家，这正是唐代恃其望族，耻与他姓为婚的真实写照。
姓分贵贱讲究门第的风尚，始于东汉，终于唐末，是古代姓氏制度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个十分特殊的阶段，值得我们研究。
古人的改姓
今天每个人的姓都是固定的，而古人的姓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更改的。
1.少数民族因汉化而改姓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有几次大的融合，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在一起，逐渐改为汉姓。北魏迁都洛阳，拓跋氏改姓元，如唐代大作家元德秀、元结、元稹等都是拓跋氏的后代。蒙古族成吉思汗大将木华黎到中原，他的后裔汉化后，改姓李。清代的满族后来几乎全部改成了汉姓，他们或以谐音取姓：佟佳，谐音为佟、董；舒穆禄，谐音为舒、徐；瓜儿佳，谐音为关。或取意译姓：毕拉，意江河之河，谐音为何；巴颜，意富裕，选用汉字富等。爱新觉罗氏也改为金、伊、洪、德等姓，叶赫那拉氏改为郎、卜、钮等姓。
2.赐姓
历代帝王表彰忠臣勇士或爱妃臣仆，常常用赐姓的方法。如周穆王盛姬早卒，赐其族为痛氏。汉高祖因项伯效忠汉室，鸿门宴有救命之功，因赐姓刘；唐初徐敬业有功，赐姓李；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功勋卓著，曾被隆武帝赐姓朱。封建帝王出于开拓疆域的政治需要，也经常向异族首领赐姓。如唐代的党项羌，原姓拓跋氏，唐帝赐姓李；宋代党项羌立国西夏，宋帝赐姓赵。帝王赐姓一般用以褒扬，但也有因触怒龙颜，赐姓以示处罚的。如永明八年（490）与齐武帝同姓的萧子响因罪伏诛，齐武帝恶其叛逆，“赐姓为蛸”。刘宋时的刘诞，因反抗朝廷被宋武帝所杀，刘诞及其家族因而“贬姓留”。武则天篡位成功后，将中宗皇后王氏改姓为蟒，将高宗宠幸的肖良娣改姓为枭。
3.避祸改姓
由于改朝换代或者是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的政治斗争，动辄家灭九族，于是避祸改姓的事屡见不鲜。如：战国时有个游侠叫田光，他出谋划策，让荆轲刺杀秦王。后来秦灭燕国，田光的子孙为了逃避秦王的迫害，就不再姓田而姓光了。春秋时，陈国的“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史记》卷四十六），是说陈完字敬仲，因避难到齐后，把陈姓改为田姓。韩信倒霉的时侯，他的儿子逃往南粤，取韩字之半，改姓韦。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县有姓同的，据说在司马迁下狱时，本族人纷纷改姓避祸，有的在司字旁加一竖改姓同，有的在马字旁加两点改姓冯。广东东莞县有姓香的，原来他们的祖先是北方的查姓，因避仇逃到广东，将查姓下边一横移到上边，改姓为香。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本是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之后，元初文天祥后人潜逃至蕲水永福乡，改姓为闻。明代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处死黄子澄，黄氏子孙只好改姓田，用以避难。元灭金以后，女真族“完颜”姓的人，改姓完以免元军杀害。蒙古族忽必烈在争夺王位时，击败自己的六弟阿里木哥，阿里木哥携子南逃，在湖北洪湖定居，隐姓埋名，遂以排行六而用汉姓陆。清代时，被太平军打得大败而被杀的两江总督陆建瀛，就是这一支陆姓的后代。 4.避讳改姓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尊严，不准任何人使用与他们的名字有相同的字，如果有相同的一定得回避更改，这就叫做“避圣讳”。如楚霸王项羽名籍，籍姓为避讳改姓席（籍、席音近）。汉安帝父亲叫刘庆，庆姓为避讳改为贺姓（庆、贺义同）。唐高宗的太子李弘死后，被谥为孝敬皇帝，因避李弘讳，弘姓改为洪姓（洪、弘同音）。还有东汉明帝叫刘庄，为避圣讳，姓庄的就改为姓严（严、庄同义）。
5.因迁徙而区别他姓改姓
汉代山东诸县“葛”姓迁到沂水，为了和当地葛姓区别开来，称为“诸葛”。“诸葛”不是少数民族的姓，它不同于少数民族的复姓呼延、尉迟、独孤、万俟、宇文、慕容、贺兰、拓跋、乞伏、哥舒等。
除以上几种改姓的情况外，还有因事改姓。汉武帝时有位丞相叫田千秋，因劳苦功高，年事已迈，汉武帝特别恩准他乘车出入宫禁，人称“车丞相”。田千秋为感谢皇恩，干脆就改姓车了。东汉末年北海郡内有个人姓氏名仪，当地太守孔融给他开玩笑说：“氏是民字上部缺一笔，民无头还了得，可以改为是。”氏仪听凭长官旨意，由氏改为是。
也有因封地而改姓的，如战国时著名的法家商鞅，卫国人，公孙氏，名鞅。本叫公孙鞅或卫鞅，他曾因功被封于商，号商君，故称为商鞅，他的后代就以封地商为姓氏。
古人的名、字、号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增多，社会交往和人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为了把某一群人与另一群人区分开来，便出现了某一群人共有的标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姓”；在一群人中间，为了把这中间的你、我、他区分开，也就出现了只属于个人的标志，这种标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名”。关于名的起源，从汉字“名”字本身也可推知其最早的含义。这一汉字由“夕”和“口”两部分组成，对此，《说文解字》解释说：“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思是说，在早期的交往中，人们白天相见，能通过形体、面貌，相互识别。一旦到了晚上，相互之间看不清楚，就只能通过自我报名来区分你我了。可见，人名的产生是与社会实际的需要有关，它的最本质的作用，就是在社会交往中所有场合都可能区别人的个体，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
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祖乙、外丙、太戊、雍己、盘庚、武丁、小辛、外壬等和天干相联系，可能和某种时辰有关。春秋时期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的名字还是很朴素的。古时婴儿出生3个月以后由父亲命名。命名的方法，鲁国大夫申繻将其归纳为五种：“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左传·桓公六年》）古人十分重视这段话，《礼记》等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这里所谓的“以名生为信”，就是按人出生时与某事相联取名，该事真实可靠，如郑庄公出生时逆生，他的母亲武姜为他取名寤生；再如唐叔虞出生时，手里有纹似“虞”字，因而命名为虞；鲁公子友出生时，有纹在其手上，好像“友”字故取名为友。所谓“以德命为义”，即以祥瑞之事来取名，如太王感到文王将来必定昌盛，故为其取名“昌”。周文王姬昌见儿子出生，长大后必发兵诛暴，所以给儿子起名“发”，即周武王。所谓“以类命为象”，即根据出生后的相貌特征与某物类取名，如孔子“生而首圩顶”，名丘。所谓“取于物为假”，即假借万物之名而命名，如陈宣公、宋昭公皆名杵臼；再如孔子的儿子伯鱼出生时有人送鱼，故取名鲤。所谓“取于父为类”，即以与其父相关相类的事取名，如鲁庄公与其父同生日，取名曰同。同时，命名还有6条禁规：不以国名作人名；不以本国官名作人名；不以本国山川名作人名；不以疾病之名作人名；不以畜牲之名作人名；不以礼器礼品之名作人名。
自周代开始，人不但有“名”，而且还得有“字”。“字”，是在“名”之后新增的称呼。《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人生下来3月要取名，20岁加字。《礼记·曲礼上》有“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就是说，当男子加冠，女子及笄，表示其已成人，将要正式参加社会交往时，就要在其名之后再加字。为什么要有字？唐人孔颖达为《檀弓上》“幼名，冠字”作注时说，“生若无名，不可分别，故始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字者，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直呼其名，故冠而加字”。这就是说，当一个人成年之后，由长辈原来所命的和多年来被长辈所称呼的“名”就不便在社会场合呼来喊去，就得另取一个供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即“字”。“名”是供长辈呼唤的，“字”是供平辈、晚辈和自己称呼的。所以在古代，对平辈或尊辈“直呼其名”“指名道姓”是一种不尊重对方的无礼行为。对平辈或尊辈只能称字，不能称名，只有尊对卑或自称才可称名。当我们了解“女子许嫁，笄而字”的习俗之后，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长期称女子许配或出嫁叫“字人”，称未曾许配的闺女叫“待字闺中”了。因为当时“女子十五许嫁，笄礼之称字”。对于女子来讲，成年、结笄加字、许配基本上是一回事。
古人是先有名而后有字，字由名而孳生。所以古人取字一般都遵循着“名字相应”的原则，就是名与字之间要有一定的关连。《白虎通义·姓名》曰：“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从名与字的连带关系和构成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同义互训。如诸葛亮，字孔明；宰予，字子我；张衡，字平子；曾巩，字子固；秦观，字少游。这里的亮与明、予与我、衡与平、巩与固、观与游同义，可以相互注释。
反义相对。如朱熹，字元晦；赵孟，字子昂；韩愈，字退之；菅同，字异之；黄损，字益之。这里的熹与晦、与昂、愈与退、同与异、损与益都是反义相对的。
连义推想。如关羽，字云长，取庄子《逍遥游》句：“其翼若垂天之云。”是由“翼”想到羽毛，进而由“垂天之云”推想到云长。赵家驹字千里，是由少壮的马推想到驰骋千里。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够居易。苏轼字子瞻，由倚轼而推想到瞻望。 连义指实。如杜甫字子美，由对男子的美称联想到美。唐寅字伯虎，由寅联想到“十二地支”的寅与虎相配。
同类相及。如孔鲤字伯鱼，鲤是鱼类。郑樵字渔仲，樵夫常与渔翁为侣。梁鸿字伯鸾，鸿和鸾都是为人称道的飞禽。陆机字士衡，机和衡是北斗上的两颗星。
原名加辞。如谢安字安石，杜牧字牧之。
运用干支五行。如郑石癸字甲父，秦丙字白乙，纯属天干相合。楚公子午字子庚，郑印癸字子酉，天干地支相配。
形体离合。如宋玫字文玉，尤侗字同人，姚椿字春木。
形体增省。如秦桧字会之，顾媚字眉生。
古语活用。如潘岳字安仁，本《论语》“仁者乐山”，《里仁》“仁者安仁”语。徐干字伟长，本《孔丛子》“非不伟而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本《荀子》“夫是之谓德操”句。陆龟蒙字鲁望，本《诗·鲁颂·閟宫》“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语，朱熹《集传》：“龟蒙，二山名。”二山为鲁国地望。戴震字东原，本《易·说卦》“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语。钱谦益字受之，本《尚书》“谦受益”句。
追慕古人。如顾祖禹字景范，是表示景仰史学家范祖禹。颜之推字子介，是追慕春秋时晋国名士介之推。陆游，字务观，是追慕北宋大才子秦观。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示兄弟长幼。其中的“伯”与“孟”又有区别，嫡妻所生长子（女）称“伯”，妾所生长子（女）称“孟”。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子字仲尼，仲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字的后面有的加“父”（甫）表示性别，王引之在《春秋名字解诂》中指出，古人名字连称时，都是先字而后名。称字曰“某父”，如仲尼父、仲山甫等。秦汉以后则先名后字，如郑游吉字子大叔。这里游吉是名，子大叔是字。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示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杲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大书法家颜真卿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朱常洵等第二个字共用常，第三个字共有“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个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址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的别号的使用率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像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名。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南宋画家郑思肖在宋亡之后自号“所南”，表示心向南方。明末画家朱耷为明朝宁王朱权后裔，在明亡后落发为僧，因欣赏八大人觉经，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时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黑公羊）皮赎回，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宰相”。这两个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传》里梁山上108人都有绰号，大都准确描述了人物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如“黑旋风”李逵，“智多星”吴用，“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美髯公”朱仝，“母夜叉”孙二娘，“鼓上蚤”时迁，等等。
除了上述的字、号外，历史上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几种情况：
1.地望（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孟浩然称为孟襄阳，宋代王安石称为王临安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作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这里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2.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被称为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被称为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被称为蔡中郎（曾任左中郎将）。
3.弟子或后人所敬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溪先生，吕本中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
4.谥号。即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一般帝王的谥号由礼官议定，臣下的谥号，由朝廷赐予。东汉时，又有私谥。用作谥号的字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带褒义的，如“文、武、仁、昭、景、惠、穆”等；二是带贬义的，如“缪、灵、厉、幽、炀”等；三是表同情的，如“哀、殇、怀、愍、悼”等。如秦穆公、周昭王、汉哀帝，宋代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秦桧称秦缪丑（原由宋高宗谥“忠献”，后宋宁宗时改），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私谥的如宋黄庭坚的门人谥其为文节先生等。
5.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别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文学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被称为大、小谢；大、小谢也指谢灵运和谢朓。唐代诗人中老杜或大杜专指杜甫，小杜则指杜牧。宋代称老苏、大苏、小苏则指苏洵、苏轼、苏辙。
6.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班马”指史学家班固和司马迁；“李杜”指唐代诗人李白、杜甫（或指诗人李商隐、杜牧）；“元白”指唐代诗人元稹、白居易；“韩柳”指唐代文学家韩愈、柳宗元；“二程”指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三苏”指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
7.以行第连同姓称人。李白称李十二，韩愈称韩十八，柳宗元称柳八，元稹称元九，白居易称白二十二，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人类的姓氏、名讳的发展，是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一部分。本来任何事物的名称和事物本质并没有多大联系，好的名称并不一定有好的本质，同样的道理，不好的名称并不一定是坏的本质，但是一旦这种名称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相联系，便具有了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意义。因之，我们对此研究，可以更深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这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借鉴意义。
（选自《寻根》）
我们这里所说的“图腾”，即族号。“图腾感生”是图腾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指母系氏族时期的人们不了解男欢女爱媾合生子的奥妙，而把氏族繁衍的“功劳”归之于图腾的意志和行为。图腾崇拜的对象是自然物，大多数为动物。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人们认为，氏族中的女性只要与图腾发生神秘的接触，就可以感而受孕。有关远古圣处女感生的方式大致有下列几种：
一是“履迹”感生。即圣处女踏某种足迹而受孕，如姜嫄“履大人之迹”（《诗经·生民》）而生后稷系典型例证。又如伏羲也系其母履迹感生。据《易·系辞》正义引《帝王世纪》：“有大人迹出于雷泽，华胥履之，而生包牺。”包牺，即伏羲。周人因为其始祖母姜嫄踩了熊的脚迹而受孕生了后稷，所以周人以熊为图腾，并姓“姬”，“姬”字的右半部像“熊迹”之形，即由姜嫄履大人之迹（熊迹）的图腾信仰而来。
二是“吞物”感生。即圣处女下意识地吞食某种图腾物而导致受孕，这一类图腾多为植物，或动物的卵。例如《白虎通义·姓名篇》载：“禹姓姒氏，祖以薏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鸟子也。”《论衡·奇怪篇》记载：“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这两段文字表述的方法不同，但说的都是有关圣处女吞食感生的故事：禹的母亲因为吞吃了薏苡，就是车前子，受孕生下禹，所以夏人就以薏苡为图腾，并姓“姒”。商族的先人是因为其始祖母简狄吞食了玄鸟的子，就是燕子的卵，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鸟为图腾，并姓“子”。《诗经·商颂·玄鸟》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指此事。
三是“遇异”感生。即圣处女与怪异图腾事象发生接触或受其“干扰”而导致受孕，这一类图腾多为无生物或自然气象，如雷电。据《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记载：“（黄帝）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孔颖达《周易注疏》引《帝王世纪》云：“帝尧，陶唐氏，伊祈姓。母曰庆都，生而神异，常有黄云覆其上，为帝喾妃。出以观河，遇赤龙，晻然阴风，而感庆都，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中说：“黄帝以来的五帝和三王的祖先的诞生传说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个野合的杂交时代或者血族群婚的母系社会。”由于母系氏族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水平极其低下，“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韩非子·五蠹》），只好聚集在一起，来抵御禽兽虫蛇。又不知“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的道理，把“生育”这一大事，看得十分神秘，将生男育女归之为冥冥之中某种异物的意志和力量作用于圣处女身上的结果。对于氏族社会的先民来说，受孕与生育，却是不能破译的神秘之谜。
我国先民在造字时，对“姓”是很有研究的。《九经古义》引《说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因此，所谓姓者，女生也。“姓”所要确认诠释的乃是女性始祖因何而生子的问题。究竟因何而生子呢？答曰：“母感天而生子。”即图腾感生。班固《白虎通义·德论·姓名篇》：“姓，生也，人所禀天气所以生者也。”《诗》：“天生烝民。”这里的“天”就是冥冥之中作用于始祖母圣处女身上便导致其受孕的异物，也即图腾。所谓“母感天而生子”，实为母感“物”而生子。于是，这一直接导致始祖母受孕的异物或曰始祖母的原配男根——图腾，就成了氏族的共同崇拜物，奉若神明，而且禁止食、杀、冒犯。这样，氏族社会的先民就将祖妣崇拜与祖妣的原配“男根”——图腾崇拜熔为一炉，而且将图腾物的名作为氏族部落全体成员共同拥有的符号标志，这就是族号。于是，不同氏族部落的全体成员头上，都顶有一个代表他们本部落的图腾名称——族号，画在旗帜上或者刻在山崖上，有的还刺在身上。当部落与部落之间发生交往时，这一名称就成了他们的区别符号；当部落与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或流放他乡时，这一名称——族号就无疑产生了精神纽带作用和强大的凝聚力量。久而久之，作为各族族号的图腾，就逐渐演变成了同一氏族的共同标记——姓。这就是由“图腾感生”演化的姓的秘密。生殖崇拜是图腾崇拜的中心，也是人类赖以繁衍的基础。
姓与氏的使用
姓表血统，有“别婚姻”的作用。在氏族社会中，同姓不婚，实际上就是说，同一氏族内部的人不得通婚。《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古人已经知道血缘近的结婚后，对下一代遗传不利，因此同姓不婚的约定俗成一直为我国历代所遵循。
姓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人口不断增长，氏族不得不分若干支，同时母系氏族逐渐转变为父系氏族，这样从母亲的姓逐渐变成了父亲的姓，即由母系转变为父系。夏商周三代，姓氏一分为二，氏表官职、表居地、表职业，同一姓可以衍分许多氏。“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是我国古代姓与氏未合而为一前姓与氏最基本的特点。在漫长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政治舞台基本上由男子垄断，所以男子都必须以氏相称，方能“别贵贱”。也正因为这样，当时各种各样的氏特别多，正是用以反映男子之间各种各样的差别。而先秦的妇女都称姓。因为当时的妇女平时不参加社会活动，她们一生中作为社会成员不被社会其他成员所注意，要与其他成员相区别，最主要的时刻就是出嫁的时刻。为了“别婚姻”，不至于违犯同姓通婚的禁忌，她们的姓是决不能含混的。所以，她们不但必须称姓，而且终生不变。未出嫁时，一般都在姓之前加上排行，称为孟姜、伯姬、仲子、叔隗之类。出嫁后采用下列几种方法：
1.在姓上冠以所出生的国名。如：齐姜、褒姒、晋姬、秦嬴、陈妫等。
2.嫁给别国的国君，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国名。如：秦姬、芮姜、息妫、江芈等。
3.嫁给别国的卿大夫，在姓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如：赵姬（赵衰妻）、孔姬（孔圉妻）、秦姬（秦遄妻）、棠姜（棠公妻，棠，邑名）。
4.死后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谥号。如：武姜（郑武公妻）、共姬（宋共公妻）、昭姬（齐昭公妻）、敬嬴（鲁文公妃）、文姜（鲁桓公妻）、齐归（鲁昭公母）。 氏的不断增多，主要在周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王侯不称氏，称国，也就是以国号为氏，如郑捷（郑文公）、蔡甲午（蔡庄公）、齐环（齐灵公）、宋王臣（宋成公）。王侯的子、孙不称氏，以公子、公孙为氏。如公子目夷（宋桓公的儿子）、公孙友（宋桓公的孙子）。卿大夫及其后裔则以受封的邑名为氏。如：屈完、知罃、羊舌赤、解狐、屈原（楚国贵族，本芈姓，因受封到屈地）。有的以所居的地名为氏，如：西门豹、东方襄仲、北郭骚、南宫敬叔、百里奚、柳下惠。有的以官名为氏，如：卜偃、祝、司马穰苴、乐正克、史墨、士会。有的以祖先的字或谥为氏，如：公子目夷，字子鱼，公孙友的儿子就以其祖父公子目夷的字——子鱼为氏，称鱼苕、鱼石。孔子的六世祖公孙嘉，字孔父，孔子就以孔为氏。庄辛以其楚庄王的谥号“庄”为氏。此外，还有以技为氏的，如：巫、陶、甄等。
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正如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所言，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古代的姓氏制度，也在此时出现大动荡、大变革。由于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战争的频繁，原来严格的等级制度不断遭到冲击，宗法制与井田制日渐松弛，很多贵族降为平民，有的甚至成为奴隶，血缘的纽带或血统的贵贱区分已无法维持。社会经济在动荡变革中发展，一些庶人、工商者此时得到充分显示才能的机会，从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氏日益增多，称氏也不再是贵者的特权，先前无氏的平民慢慢有了氏，在频繁的交往中，相互间称名称氏，有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成为当时社会中的客观需要。当男子逐渐都有氏时，氏就成为人们相互之间加以区别的重要标志，而原来很少的姓却被大量的氏淹没，氏就取代了过去姓的地位，氏姓不分，或说氏姓合一。到了汉代，通称为姓。姓氏制度基本稳定之后，宋代流传普及读物《百家姓》上面，有1968姓。实际上，根据有关资料查看，我国自古至今出现过8000余姓，现今存在的只有3000左右。这3000左右的姓中，常见的只不过有300多个。
姓氏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标明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不断的发展前进。姓氏有图腾生殖崇拜，也有对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崇拜以及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通过对此的研究，可以有助于对人类进步的理解。
姓与门第
在当今社会，无论姓什么，相互之间是不会因姓的不同而有高下之分、贵贱之别的。可古代却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同的姓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这种情况产生于汉代。
在汉代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经济繁荣起来，一些地主、商人、官僚的财富迅速增长。东汉时期形成一批被称为“豪族”“强宗大姓”的巨富。他们常常膏田满野，奴婢成群，连栋数百，徒附万计，在政治上权力也日渐增大。同时，官吏队伍中也产生了少数“门生故吏遍天下”的累世公卿之家。如四世三公的弘农杨姓，四世五公的汝南袁姓。他们这些大姓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门高势重，被当时称为“门阀”“士族”。在选择官吏的“察举制”制度下，出身在这些家族里的士子很容易进入仕途。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以“九品中正制”选择官吏，各州郡的大小“中正”官，往往就掌握在世家大族之手，更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这样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高门大户，如清河崔姓、陈郡谢姓、范阳卢姓、平原华姓、东海王姓、太原王姓、陇西李姓、荥阳郑姓、山阳郗姓、河东裴姓和卫姓、北地傅姓、颍川荀姓和陈姓、琅邪王姓、扶风苏姓、京兆杜姓等，都成为高人一等的富门大姓。在上层人士之间也就逐渐形成了修族谱、进门第的风尚，严格地“别贵贱，分士庶”，如有司选举，必稽谱而考其伪，甚至以国家法令规定士庶之间不得通婚，每一个郡中的“望族”被称为“郡望”，长期受到尊重。《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是博陵崔氏之女，出身望族，故而老夫人宁食言毁约，也不愿将女儿配给无门望的张生，而要许婚给荥阳郑家，这正是唐代恃其望族，耻与他姓为婚的真实写照。
姓分贵贱讲究门第的风尚，始于东汉，终于唐末，是古代姓氏制度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个十分特殊的阶段，值得我们研究。
古人的改姓
今天每个人的姓都是固定的，而古人的姓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更改的。
1.少数民族因汉化而改姓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有几次大的融合，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在一起，逐渐改为汉姓。北魏迁都洛阳，拓跋氏改姓元，如唐代大作家元德秀、元结、元稹等都是拓跋氏的后代。蒙古族成吉思汗大将木华黎到中原，他的后裔汉化后，改姓李。清代的满族后来几乎全部改成了汉姓，他们或以谐音取姓：佟佳，谐音为佟、董；舒穆禄，谐音为舒、徐；瓜儿佳，谐音为关。或取意译姓：毕拉，意江河之河，谐音为何；巴颜，意富裕，选用汉字富等。爱新觉罗氏也改为金、伊、洪、德等姓，叶赫那拉氏改为郎、卜、钮等姓。
2.赐姓
历代帝王表彰忠臣勇士或爱妃臣仆，常常用赐姓的方法。如周穆王盛姬早卒，赐其族为痛氏。汉高祖因项伯效忠汉室，鸿门宴有救命之功，因赐姓刘；唐初徐敬业有功，赐姓李；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功勋卓著，曾被隆武帝赐姓朱。封建帝王出于开拓疆域的政治需要，也经常向异族首领赐姓。如唐代的党项羌，原姓拓跋氏，唐帝赐姓李；宋代党项羌立国西夏，宋帝赐姓赵。帝王赐姓一般用以褒扬，但也有因触怒龙颜，赐姓以示处罚的。如永明八年（490）与齐武帝同姓的萧子响因罪伏诛，齐武帝恶其叛逆，“赐姓为蛸”。刘宋时的刘诞，因反抗朝廷被宋武帝所杀，刘诞及其家族因而“贬姓留”。武则天篡位成功后，将中宗皇后王氏改姓为蟒，将高宗宠幸的肖良娣改姓为枭。
3.避祸改姓
由于改朝换代或者是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的政治斗争，动辄家灭九族，于是避祸改姓的事屡见不鲜。如：战国时有个游侠叫田光，他出谋划策，让荆轲刺杀秦王。后来秦灭燕国，田光的子孙为了逃避秦王的迫害，就不再姓田而姓光了。春秋时，陈国的“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史记》卷四十六），是说陈完字敬仲，因避难到齐后，把陈姓改为田姓。韩信倒霉的时侯，他的儿子逃往南粤，取韩字之半，改姓韦。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县有姓同的，据说在司马迁下狱时，本族人纷纷改姓避祸，有的在司字旁加一竖改姓同，有的在马字旁加两点改姓冯。广东东莞县有姓香的，原来他们的祖先是北方的查姓，因避仇逃到广东，将查姓下边一横移到上边，改姓为香。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本是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之后，元初文天祥后人潜逃至蕲水永福乡，改姓为闻。明代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处死黄子澄，黄氏子孙只好改姓田，用以避难。元灭金以后，女真族“完颜”姓的人，改姓完以免元军杀害。蒙古族忽必烈在争夺王位时，击败自己的六弟阿里木哥，阿里木哥携子南逃，在湖北洪湖定居，隐姓埋名，遂以排行六而用汉姓陆。清代时，被太平军打得大败而被杀的两江总督陆建瀛，就是这一支陆姓的后代。 4.避讳改姓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尊严，不准任何人使用与他们的名字有相同的字，如果有相同的一定得回避更改，这就叫做“避圣讳”。如楚霸王项羽名籍，籍姓为避讳改姓席（籍、席音近）。汉安帝父亲叫刘庆，庆姓为避讳改为贺姓（庆、贺义同）。唐高宗的太子李弘死后，被谥为孝敬皇帝，因避李弘讳，弘姓改为洪姓（洪、弘同音）。还有东汉明帝叫刘庄，为避圣讳，姓庄的就改为姓严（严、庄同义）。
5.因迁徙而区别他姓改姓
汉代山东诸县“葛”姓迁到沂水，为了和当地葛姓区别开来，称为“诸葛”。“诸葛”不是少数民族的姓，它不同于少数民族的复姓呼延、尉迟、独孤、万俟、宇文、慕容、贺兰、拓跋、乞伏、哥舒等。
除以上几种改姓的情况外，还有因事改姓。汉武帝时有位丞相叫田千秋，因劳苦功高，年事已迈，汉武帝特别恩准他乘车出入宫禁，人称“车丞相”。田千秋为感谢皇恩，干脆就改姓车了。东汉末年北海郡内有个人姓氏名仪，当地太守孔融给他开玩笑说：“氏是民字上部缺一笔，民无头还了得，可以改为是。”氏仪听凭长官旨意，由氏改为是。
也有因封地而改姓的，如战国时著名的法家商鞅，卫国人，公孙氏，名鞅。本叫公孙鞅或卫鞅，他曾因功被封于商，号商君，故称为商鞅，他的后代就以封地商为姓氏。
古人的名、字、号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增多，社会交往和人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为了把某一群人与另一群人区分开来，便出现了某一群人共有的标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姓”；在一群人中间，为了把这中间的你、我、他区分开，也就出现了只属于个人的标志，这种标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名”。关于名的起源，从汉字“名”字本身也可推知其最早的含义。这一汉字由“夕”和“口”两部分组成，对此，《说文解字》解释说：“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思是说，在早期的交往中，人们白天相见，能通过形体、面貌，相互识别。一旦到了晚上，相互之间看不清楚，就只能通过自我报名来区分你我了。可见，人名的产生是与社会实际的需要有关，它的最本质的作用，就是在社会交往中所有场合都可能区别人的个体，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
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祖乙、外丙、太戊、雍己、盘庚、武丁、小辛、外壬等和天干相联系，可能和某种时辰有关。春秋时期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的名字还是很朴素的。古时婴儿出生3个月以后由父亲命名。命名的方法，鲁国大夫申繻将其归纳为五种：“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左传·桓公六年》）古人十分重视这段话，《礼记》等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这里所谓的“以名生为信”，就是按人出生时与某事相联取名，该事真实可靠，如郑庄公出生时逆生，他的母亲武姜为他取名寤生；再如唐叔虞出生时，手里有纹似“虞”字，因而命名为虞；鲁公子友出生时，有纹在其手上，好像“友”字故取名为友。所谓“以德命为义”，即以祥瑞之事来取名，如太王感到文王将来必定昌盛，故为其取名“昌”。周文王姬昌见儿子出生，长大后必发兵诛暴，所以给儿子起名“发”，即周武王。所谓“以类命为象”，即根据出生后的相貌特征与某物类取名，如孔子“生而首圩顶”，名丘。所谓“取于物为假”，即假借万物之名而命名，如陈宣公、宋昭公皆名杵臼；再如孔子的儿子伯鱼出生时有人送鱼，故取名鲤。所谓“取于父为类”，即以与其父相关相类的事取名，如鲁庄公与其父同生日，取名曰同。同时，命名还有6条禁规：不以国名作人名；不以本国官名作人名；不以本国山川名作人名；不以疾病之名作人名；不以畜牲之名作人名；不以礼器礼品之名作人名。
自周代开始，人不但有“名”，而且还得有“字”。“字”，是在“名”之后新增的称呼。《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人生下来3月要取名，20岁加字。《礼记·曲礼上》有“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就是说，当男子加冠，女子及笄，表示其已成人，将要正式参加社会交往时，就要在其名之后再加字。为什么要有字？唐人孔颖达为《檀弓上》“幼名，冠字”作注时说，“生若无名，不可分别，故始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字者，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直呼其名，故冠而加字”。这就是说，当一个人成年之后，由长辈原来所命的和多年来被长辈所称呼的“名”就不便在社会场合呼来喊去，就得另取一个供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即“字”。“名”是供长辈呼唤的，“字”是供平辈、晚辈和自己称呼的。所以在古代，对平辈或尊辈“直呼其名”“指名道姓”是一种不尊重对方的无礼行为。对平辈或尊辈只能称字，不能称名，只有尊对卑或自称才可称名。当我们了解“女子许嫁，笄而字”的习俗之后，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长期称女子许配或出嫁叫“字人”，称未曾许配的闺女叫“待字闺中”了。因为当时“女子十五许嫁，笄礼之称字”。对于女子来讲，成年、结笄加字、许配基本上是一回事。
古人是先有名而后有字，字由名而孳生。所以古人取字一般都遵循着“名字相应”的原则，就是名与字之间要有一定的关连。《白虎通义·姓名》曰：“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从名与字的连带关系和构成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同义互训。如诸葛亮，字孔明；宰予，字子我；张衡，字平子；曾巩，字子固；秦观，字少游。这里的亮与明、予与我、衡与平、巩与固、观与游同义，可以相互注释。
反义相对。如朱熹，字元晦；赵孟，字子昂；韩愈，字退之；菅同，字异之；黄损，字益之。这里的熹与晦、与昂、愈与退、同与异、损与益都是反义相对的。
连义推想。如关羽，字云长，取庄子《逍遥游》句：“其翼若垂天之云。”是由“翼”想到羽毛，进而由“垂天之云”推想到云长。赵家驹字千里，是由少壮的马推想到驰骋千里。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够居易。苏轼字子瞻，由倚轼而推想到瞻望。 连义指实。如杜甫字子美，由对男子的美称联想到美。唐寅字伯虎，由寅联想到“十二地支”的寅与虎相配。
同类相及。如孔鲤字伯鱼，鲤是鱼类。郑樵字渔仲，樵夫常与渔翁为侣。梁鸿字伯鸾，鸿和鸾都是为人称道的飞禽。陆机字士衡，机和衡是北斗上的两颗星。
原名加辞。如谢安字安石，杜牧字牧之。
运用干支五行。如郑石癸字甲父，秦丙字白乙，纯属天干相合。楚公子午字子庚，郑印癸字子酉，天干地支相配。
形体离合。如宋玫字文玉，尤侗字同人，姚椿字春木。
形体增省。如秦桧字会之，顾媚字眉生。
古语活用。如潘岳字安仁，本《论语》“仁者乐山”，《里仁》“仁者安仁”语。徐干字伟长，本《孔丛子》“非不伟而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本《荀子》“夫是之谓德操”句。陆龟蒙字鲁望，本《诗·鲁颂·閟宫》“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语，朱熹《集传》：“龟蒙，二山名。”二山为鲁国地望。戴震字东原，本《易·说卦》“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语。钱谦益字受之，本《尚书》“谦受益”句。
追慕古人。如顾祖禹字景范，是表示景仰史学家范祖禹。颜之推字子介，是追慕春秋时晋国名士介之推。陆游，字务观，是追慕北宋大才子秦观。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示兄弟长幼。其中的“伯”与“孟”又有区别，嫡妻所生长子（女）称“伯”，妾所生长子（女）称“孟”。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子字仲尼，仲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字的后面有的加“父”（甫）表示性别，王引之在《春秋名字解诂》中指出，古人名字连称时，都是先字而后名。称字曰“某父”，如仲尼父、仲山甫等。秦汉以后则先名后字，如郑游吉字子大叔。这里游吉是名，子大叔是字。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示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杲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大书法家颜真卿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朱常洵等第二个字共用常，第三个字共有“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个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址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的别号的使用率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像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名。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南宋画家郑思肖在宋亡之后自号“所南”，表示心向南方。明末画家朱耷为明朝宁王朱权后裔，在明亡后落发为僧，因欣赏八大人觉经，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时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黑公羊）皮赎回，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宰相”。这两个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传》里梁山上108人都有绰号，大都准确描述了人物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如“黑旋风”李逵，“智多星”吴用，“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美髯公”朱仝，“母夜叉”孙二娘，“鼓上蚤”时迁，等等。
除了上述的字、号外，历史上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几种情况：
1.地望（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孟浩然称为孟襄阳，宋代王安石称为王临安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作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这里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2.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被称为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被称为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被称为蔡中郎（曾任左中郎将）。
3.弟子或后人所敬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溪先生，吕本中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
4.谥号。即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一般帝王的谥号由礼官议定，臣下的谥号，由朝廷赐予。东汉时，又有私谥。用作谥号的字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带褒义的，如“文、武、仁、昭、景、惠、穆”等；二是带贬义的，如“缪、灵、厉、幽、炀”等；三是表同情的，如“哀、殇、怀、愍、悼”等。如秦穆公、周昭王、汉哀帝，宋代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秦桧称秦缪丑（原由宋高宗谥“忠献”，后宋宁宗时改），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私谥的如宋黄庭坚的门人谥其为文节先生等。
5.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别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文学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被称为大、小谢；大、小谢也指谢灵运和谢朓。唐代诗人中老杜或大杜专指杜甫，小杜则指杜牧。宋代称老苏、大苏、小苏则指苏洵、苏轼、苏辙。
6.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班马”指史学家班固和司马迁；“李杜”指唐代诗人李白、杜甫（或指诗人李商隐、杜牧）；“元白”指唐代诗人元稹、白居易；“韩柳”指唐代文学家韩愈、柳宗元；“二程”指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三苏”指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
7.以行第连同姓称人。李白称李十二，韩愈称韩十八，柳宗元称柳八，元稹称元九，白居易称白二十二，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人类的姓氏、名讳的发展，是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一部分。本来任何事物的名称和事物本质并没有多大联系，好的名称并不一定有好的本质，同样的道理，不好的名称并不一定是坏的本质，但是一旦这种名称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相联系，便具有了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意义。因之，我们对此研究，可以更深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这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借鉴意义。
（选自《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