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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传统理论与新兴观点，推论出可能吸引外资进入绿色金融的几个重要因素——投资收益率、税收激励、企业社会责任。以此为基础，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探讨每个因素与外商绿色金融投资之间的具体关系，并做出经济意义上的解释，分析每个因素与自变量变动之间的因果关系，解释模型结果中不仅合理的部分可能的出现原因，同时给出针对性的意见。同时，给出吸引外资进入我国绿色金融行业的政策性建议及不同政策可能带来的问题与成本。
关键词：绿色金融；外商投资；投资收益率；税收激励；企业社会责任
引言
绿色金融的发展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74年，第一家世界环境银行的成立。而在此之后，联合国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致力于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迄今为止，全球已有超过70家金融机构实施“赤道原则”（武琪，2016）。因而，绿色金融的国际发展可以说已初具规模。
尽管绿色金融的发展已有40多年的历史， 对于绿色金融概念，学界尚有争议，而每一种定义都并非绝对地准确，因而使得其所包含的范围有所不同。一些学者将其视为一种狭义上的概念，认为绿色金融仅仅包含对于一些可持续发展的环保项目或产品的金融投资，或者说利用金融产品保护环境与资源，而更多地学者则更加同意以更加广义的方式来进行定义，认为绿色金融不仅仅是金融投资，还包含了政府对于企业环保行为的激励和企业自身决策时对于其环境成本的考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国企业项目投资中对环境影响的忽视，就金融业产品与平台而言，也是仍处于刚刚发展的阶段。
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发展绿色金融的意义不言而喻。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经济的增长有目共睹。然而在GDP的高速增长，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背后存在着资源的浪费与环境的污染。对于中国在环境污染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曾经的发达国家也是感同身受。因而，吸引外商投资绿色金融，一方面是为当前并不成熟的绿色金融体系注入相当强劲的资金动力，给目前国内环境治理及可持续发展项目开辟一条新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更使从一定程度上为绿色金融产品的开发管理，绿色项目的运营模式乃至于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技术与管理经验。因而，探讨将外商投资引入尚不成熟的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方法，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文献综述
投资收益率高的企业会吸引外商投资，由于该指标是净利润与投资额的百分比，是公司税后利润除以项目总投资额得到的百分比率，反映投资者投资于企业的收益水平，用以衡量公司的盈利能力。该指标体现了投资者投入资本获得净收益的能力，可衡量公司对股东投入资本的利用效率。投资收益率十分直观，且不会因为公司股东的分红而受到很大的影响，因而用投资收益率来分析公司获利能力就比较适宜。Lins et al.（2017）认为除了金融资本外，社会资本是决定公司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他们以CSR（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研究CSR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危机期间，高CSR评级企业绩效比低CSR评级企业绩效至少高4%。这一结果源于高CSR企业的高利润水平、高销售增长率和员工生产力水平。于文夭（2012）通过2005-2009年我国的绿色GDP数据，分析了绿色金融在我国发展状况，指出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马骏（2016）认为我国近年来积极开展绿色金融产品。但在以下方面必须注意并提高：发展绿色发展基金，用财政贴息支持发展绿色贷款，建立绿色担保机制，发展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绿色股票指数，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强制性的绿色保险制度，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发展碳金融市场，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环境压力测试。倪宇霞（2011）提出，目前，美国己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绿色金融制度体系、法规。马骏（2016） 指出绿色担保机制的经典案例：美国能源部对新能源项目启动的担保计划。由于很多新能源项目风险很大，美国能源部调研后发现如果直接给这些项目提供贷款，市场预计贷款违约率会达到10%。马骏（2016） 指出国外发展绿色贷款贴息的优势在于可以撬动很多民间资金。
二、实证及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官网中的年报数据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知网中国经济大数据研究平台上的行业数据统计及《中国工业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中国能源年鉴》等多本统计年鉴。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11年至2015年共五年时间。
（二）变量描述
其中，因变量y代表绿色行业中的外商投资额。数据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按行业分外商投资额，以当年汇率将年鉴中单位万美元换算成亿元。最终的样本值为几个行业各自的2011年至2015年的外商投资额。
税率（x1t），由于税收的激励性政策一般通过税率调整来实现，且采用税率不会受基数即行业收入与利润的影响，因而将四个行业缴纳的不同税种税率换算为以当年收入为基数后，再依据五年间政策变化做调整后的税率作为因子；投资收益率（x2t），四个绿色产业在2011-2015年各自投资收益率。数据采用年鉴中提供的行业净利润、计算后的当年所得投资总额（一般包括当年流入的实收资本及流动负债中属于短期债务融资的部分，但视行业不同有所调整），采用用净利润除以投资额，或（利润总额-所得税）除以投资额的方法得到每个行业每一年的投资收益率；每股社会贡献值（x3t），主要以公司年报及社会责任报告为载体对外披露，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各上市公司网站共搜集到77家公司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
（三）模型构建
我们对以上数据的各个序列趋势图进行了绘制，观察认为其均不属于平稳序列。因而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各序列均为二阶单整。因而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但经协整检验后发现，检验结果p值远小于0.05，因而不存在协整关系。
考虑到分行业的影响，我们认为可能存在因行业显著差异带来的截距或系数差异。以以往分产业为例，我们认为其极有可能表现为截距差异，因而我们对固定效应模型检验。通过檢验结果，我们采用约束回归形式，即采用混合回归模型。 建立模型如下：
且根据检验结果的p值可以认为，x1t、x2t、x3t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y的影响显著。
（四）结果分析
首先，税率与外商绿色行业投资额呈负相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税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则投资额降低1447.69个单位。这说明，税收激励政策中调整税率具有相当明显的杠杆效应，能够极大地促进外商投资水平的提高。其次，投资收益率与外商绿色行业投资额呈显著的正相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资收益率每增加一个单位投资额将增加693.0089个单位。这说明投资收益率的增长将极大的吸引外资流入。因而企业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自身的投资收益率，如利用先进技术，开拓市场，从不同的渠道尽可能地融入资金等。最后，每股社会贡献值与外商绿色金融投资之间也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作用没有前两个因素明显，每增加一单位，可是投资额增加54.94543单位。但由于现在公开每股社会贡献值的企业仅为少数，且绿色产业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往往较高，近几年该指标可能会有进一步增长，从而吸引潜在外资进入。
三、结论
税率调整是最简单直接的提高外商绿色行业的方式，操作简单，仅需制定相关政策。且具有极强的杠杆效应。但其它两个因素相对见效较慢，但由于投资收益率是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所以一旦提高，其效果也十分显著。而社会责任方面，则需要更完善的公开体制，和更多的信息披露出来，同时也需要有更多的企业坚持。
参考文献：
[1]周汉君.国外绿色金融发展的启示[A].国际商贸，2017，（03）.
[2]张云.国外绿色金融发展状况[A].经营管理者，2016，（02）.
[3]肖应博.国外绿色债券发展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A].国际观察，2015，（04）.
[4]武琪.绿色金融[M].Money China，2016，（11）.
[5]魏娟，朱学义.企业长期收益率的计算与评价[A].财务与管理，2013，（02）.
[6]卢五一，郭军.清洁发展机制：国际融资机遇[A].中国科技投资，2006，（07）.
[7]史建军.外商投资社会责任弱化原因及对策分析[A].经济师，2011，（12）.
[8] Karl V. Lins， Henri Servaes， and Ane Tamayo.2017.“Social Capital， Trust，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Valu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Journal of Finance.72（04）：1785-1824.
作者简介：
侯羿玮，张楚钰，中央财经大学國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关键词：绿色金融；外商投资；投资收益率；税收激励；企业社会责任
引言
绿色金融的发展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74年，第一家世界环境银行的成立。而在此之后，联合国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致力于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迄今为止，全球已有超过70家金融机构实施“赤道原则”（武琪，2016）。因而，绿色金融的国际发展可以说已初具规模。
尽管绿色金融的发展已有40多年的历史， 对于绿色金融概念，学界尚有争议，而每一种定义都并非绝对地准确，因而使得其所包含的范围有所不同。一些学者将其视为一种狭义上的概念，认为绿色金融仅仅包含对于一些可持续发展的环保项目或产品的金融投资，或者说利用金融产品保护环境与资源，而更多地学者则更加同意以更加广义的方式来进行定义，认为绿色金融不仅仅是金融投资，还包含了政府对于企业环保行为的激励和企业自身决策时对于其环境成本的考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国企业项目投资中对环境影响的忽视，就金融业产品与平台而言，也是仍处于刚刚发展的阶段。
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发展绿色金融的意义不言而喻。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经济的增长有目共睹。然而在GDP的高速增长，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背后存在着资源的浪费与环境的污染。对于中国在环境污染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曾经的发达国家也是感同身受。因而，吸引外商投资绿色金融，一方面是为当前并不成熟的绿色金融体系注入相当强劲的资金动力，给目前国内环境治理及可持续发展项目开辟一条新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更使从一定程度上为绿色金融产品的开发管理，绿色项目的运营模式乃至于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技术与管理经验。因而，探讨将外商投资引入尚不成熟的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方法，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文献综述
投资收益率高的企业会吸引外商投资，由于该指标是净利润与投资额的百分比，是公司税后利润除以项目总投资额得到的百分比率，反映投资者投资于企业的收益水平，用以衡量公司的盈利能力。该指标体现了投资者投入资本获得净收益的能力，可衡量公司对股东投入资本的利用效率。投资收益率十分直观，且不会因为公司股东的分红而受到很大的影响，因而用投资收益率来分析公司获利能力就比较适宜。Lins et al.（2017）认为除了金融资本外，社会资本是决定公司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他们以CSR（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研究CSR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危机期间，高CSR评级企业绩效比低CSR评级企业绩效至少高4%。这一结果源于高CSR企业的高利润水平、高销售增长率和员工生产力水平。于文夭（2012）通过2005-2009年我国的绿色GDP数据，分析了绿色金融在我国发展状况，指出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马骏（2016）认为我国近年来积极开展绿色金融产品。但在以下方面必须注意并提高：发展绿色发展基金，用财政贴息支持发展绿色贷款，建立绿色担保机制，发展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绿色股票指数，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强制性的绿色保险制度，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发展碳金融市场，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环境压力测试。倪宇霞（2011）提出，目前，美国己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绿色金融制度体系、法规。马骏（2016） 指出绿色担保机制的经典案例：美国能源部对新能源项目启动的担保计划。由于很多新能源项目风险很大，美国能源部调研后发现如果直接给这些项目提供贷款，市场预计贷款违约率会达到10%。马骏（2016） 指出国外发展绿色贷款贴息的优势在于可以撬动很多民间资金。
二、实证及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官网中的年报数据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知网中国经济大数据研究平台上的行业数据统计及《中国工业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中国能源年鉴》等多本统计年鉴。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11年至2015年共五年时间。
（二）变量描述
其中，因变量y代表绿色行业中的外商投资额。数据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按行业分外商投资额，以当年汇率将年鉴中单位万美元换算成亿元。最终的样本值为几个行业各自的2011年至2015年的外商投资额。
税率（x1t），由于税收的激励性政策一般通过税率调整来实现，且采用税率不会受基数即行业收入与利润的影响，因而将四个行业缴纳的不同税种税率换算为以当年收入为基数后，再依据五年间政策变化做调整后的税率作为因子；投资收益率（x2t），四个绿色产业在2011-2015年各自投资收益率。数据采用年鉴中提供的行业净利润、计算后的当年所得投资总额（一般包括当年流入的实收资本及流动负债中属于短期债务融资的部分，但视行业不同有所调整），采用用净利润除以投资额，或（利润总额-所得税）除以投资额的方法得到每个行业每一年的投资收益率；每股社会贡献值（x3t），主要以公司年报及社会责任报告为载体对外披露，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各上市公司网站共搜集到77家公司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
（三）模型构建
我们对以上数据的各个序列趋势图进行了绘制，观察认为其均不属于平稳序列。因而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各序列均为二阶单整。因而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但经协整检验后发现，检验结果p值远小于0.05，因而不存在协整关系。
考虑到分行业的影响，我们认为可能存在因行业显著差异带来的截距或系数差异。以以往分产业为例，我们认为其极有可能表现为截距差异，因而我们对固定效应模型检验。通过檢验结果，我们采用约束回归形式，即采用混合回归模型。 建立模型如下：
且根据检验结果的p值可以认为，x1t、x2t、x3t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y的影响显著。
（四）结果分析
首先，税率与外商绿色行业投资额呈负相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税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则投资额降低1447.69个单位。这说明，税收激励政策中调整税率具有相当明显的杠杆效应，能够极大地促进外商投资水平的提高。其次，投资收益率与外商绿色行业投资额呈显著的正相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资收益率每增加一个单位投资额将增加693.0089个单位。这说明投资收益率的增长将极大的吸引外资流入。因而企业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自身的投资收益率，如利用先进技术，开拓市场，从不同的渠道尽可能地融入资金等。最后，每股社会贡献值与外商绿色金融投资之间也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作用没有前两个因素明显，每增加一单位，可是投资额增加54.94543单位。但由于现在公开每股社会贡献值的企业仅为少数，且绿色产业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往往较高，近几年该指标可能会有进一步增长，从而吸引潜在外资进入。
三、结论
税率调整是最简单直接的提高外商绿色行业的方式，操作简单，仅需制定相关政策。且具有极强的杠杆效应。但其它两个因素相对见效较慢，但由于投资收益率是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所以一旦提高，其效果也十分显著。而社会责任方面，则需要更完善的公开体制，和更多的信息披露出来，同时也需要有更多的企业坚持。
参考文献：
[1]周汉君.国外绿色金融发展的启示[A].国际商贸，2017，（03）.
[2]张云.国外绿色金融发展状况[A].经营管理者，2016，（02）.
[3]肖应博.国外绿色债券发展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A].国际观察，2015，（04）.
[4]武琪.绿色金融[M].Money China，2016，（11）.
[5]魏娟，朱学义.企业长期收益率的计算与评价[A].财务与管理，2013，（02）.
[6]卢五一，郭军.清洁发展机制：国际融资机遇[A].中国科技投资，2006，（07）.
[7]史建军.外商投资社会责任弱化原因及对策分析[A].经济师，2011，（12）.
[8] Karl V. Lins， Henri Servaes， and Ane Tamayo.2017.“Social Capital， Trust，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Valu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Journal of Finance.72（04）：1785-1824.
作者简介：
侯羿玮，张楚钰，中央财经大学國际经济与贸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