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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不但各国顶级运动员在伦敦比拼得如火如荼，国内外各种关于奥运的口水战也是硝烟味十足。叶诗文的兴奋剂争议、刘翔的摔倒、吴敏霞母亲的病情、少年体操运动员的集训模式……无不让人觉得这真是一个多事之夏，仿佛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抉择的分岔口--左转还是右转，不但关乎中国体育之后的发展，还背负着国际形象、民族自尊心、国民认同等一系列沉重的报复。对中国体育的思考实则隐喻了当前国内对体制的整体焦虑——“中国模式”能走多远？但翻开研究中国体育的著名学者、人类学家包苏珊（Susan Brownell）于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出版的《北京奥运：奥林匹克对中国意味着什么》（Beijing’s Games： What the Olympics mean to China，下文引自该书者，均只标明页码），不难发现这些貌似只是“中国特色”的问题其实已经伴随现代奥林匹克纷纷扰扰大半个世纪。早在中国恢复奥运会的席位以前，且植根于现代体育诞生的历史语境。
包苏珊本身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1980年她是美国奥林匹克运动代表队七项全能选手。上世纪80年代留学中国时，曾代表北京大学参加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并获得一金二银的成绩，被称为“为北大赢得荣誉的美国姑娘”。曾任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文化与教育委员会委员、国际奥委会（瑞士洛桑）的顾问。她是最早以历史和人类学研究视角对中国奥林匹克运动、中国体育和运动员进行学术分析的西方学者。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作为中国体育研究方面的权威，包苏珊的资历在西方恐怕无人能比。”凭着运动员主位的体验，扎实的人类学田野，加上中美的跨文化触角，包苏珊对中国体育的分析有着独到的见地。她也经常为中国当局担任顾问，北京奥运设立示威区最早就是由她提议的。
所谓“举国体制”
相信很多人仍然清楚记得NBC主持人鲍勃·科斯塔斯（Bob Costas）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对中国体育代表队的那番评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每年达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让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经济大国都想从它那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上分一杯羹，但当然了，（中国）存在着人权、知识产权等诸多问题。在奥运方面，经过30年的缺席，他们表现非常优异，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他们以16金、54枚奖牌的成绩名列第四。1984年（重返奥运会）以来他们在体育方面都很优秀，他们正在崛起——但不无可疑。特别是他们的田径运动员和女游泳选手，很可能使用了兴奋剂。虽然没有人在巴塞罗那被逮住，但1992年之后有好几个落网了。
科斯塔斯这番言辞立即掀起轩然大波，让中国人非常愤怒。而本届奥运关于16岁女泳手叶诗文的争论似乎是一个十年后的回响。其实80年代中国开始参与国际体育赛事以来，西方媒体就不断重复生产着几个关于中国体育系统的负面的刻板印象：1.这一由国家资助的体育系统其实是生产呆板的体育机器人的大工场；2. 中国的体育学校制度体现了国家支持的、系统化的虐待儿童；3.中央政府组织运动员使用违禁药品。中国体育经常被贴上“体育工厂”、“共产主义体育机器”、“生产痛楚的流水线”这样的标签。而支撑这些刻板印象和推论的往往是意识形态的想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它采用的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的体育系统。（p.150）包苏珊并非否认中国存在使用兴奋剂、把儿童送去寄宿的体育学校的现象，但她认为，从中国这些具体体育实践，到举国体制“原罪”的结论，中间跳脱了很多论证环节，似是而非。通过细致的历史梳理和中美对比，包苏珊质问：“中国和美国，真的那么不同吗？”（p.156）
首先，90年代初中国运动员的兴奋剂丑闻不过反映了当代世界体育违禁药品这一普遍现象。阿姆斯特朗、卡尔·刘易斯、 玛丽恩·琼斯……从19世纪末现代奥林匹克诞生开始，就从未走出过兴奋剂的阴影。那么为什么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指控特别激烈、用词尤其极端？（p.150）包苏珊认为，中国仍然在为冷战买单。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始，西方媒体开始把中国塑造成前东德（体育）的继承者。但其实中国体育系统在集中化程度上从来没有达到过前东德的水平。国家队与地方省队之间长期存在激烈的竞争，其利益冲突随着经济转型、省队通过地方赞助获得更大自主性而越来越明显。再加上省队间的竞争，中国体育实际上是一个多方利益角力的竞技场。包苏珊以广为人知也饱受争议的“马家军”为例，指出恰恰是国家控制的放松，才使得像马骏仁这样的人物得以出现：一个没有受过正规体育教育训练、处于体制边缘的“土包子”，带领省队而非国家队出身的人马，用备受国内外争议的培训方法，取得惊人的成绩，并从中为自己牟利。1994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曾派出几位专家调查马骏仁并撰写了一份内部报告。也就是说，马家军当时是否真的使用了兴奋剂，国家也很难知道。（pp.160～161）早前德国一位违禁药物方面的专家Hajo Seppelt在评论关于叶诗文的争议时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即使叶诗文使用了违禁药物，也很可能不是国家队安排的，鉴于目前中国各地方队间激烈的竞争以及实行全面监控的难度，运动员往往在地方队的压力下使用兴奋剂。这不禁让人想到2001年罗雪娟在夺得奥运金牌后炮轰全运会：“泳池的水不是很干净，但我是干净地站起来的。”这一切都表示，所谓的“中国体育”离前东德那种高度集中化的秘密体育已经很远。著名的《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1995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国综合征：中国运动员和教练也开始受到困扰西方体育的顽疾和引诱影响》（The China Syndrome： Chinese Athletes and Coaches Are Increasingly Subject to the Ills and Temptations That Afflict Sports in the West）更指出，是市场经济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推波助澜，让中国的一些教练和运动员因为个人利益跟上了使用违禁药物的国际“潮流”。
“举国体制”的刻板印象往往认为中国政府将巨额资金堆放在体育上——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体育事业所得到的投入。但包苏珊指出虽然美国政府对精英体育的直接投入比中国政府要少，但美国体育的资金来源渠道要比中国多得多，（p.151）若单从规模来说，其发展也不可谓不“举国”。几乎所有属于美国大学体育总会一区（NCAA Division I）的顶尖大学，都拥有比中国国家队训练中心还要好的体育设施。而光是美国大学体育总会一区辖下的四个顶尖联盟（conference）的成员就多达45所大学（一区约有30个联盟）。（pp.151-152）中国集中化程度高的体育系统，很大程度上是资源不足、体育资金来源窄以及经济制度相对集中化的现实情况下的另一种发展模式。包苏珊认为这是中国唯一有可能为具有天赋的儿童提供机会成为世界级运动员的路径。（p.150）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种迥异但高投入的发展模式下，中美两国体育都出现了奖牌总数名列前茅、人均奖牌数却不理想的情况。（美国49/85，中国79/85））也并非所有发达国家都走美国这条路线。德国的体育事业也主要由政府资助，只是他们发展出非集中化的体育联盟，通过竞争争取中央政府的资金。国家会给这些联盟下达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来分配资源。还有一部分运动员来自军队，他们的资金相比这些联盟更为充足和稳定。德国队在本届奥运中的失利 ，引发了关于这种体育资助模式是否需要改革的大辩论，有声音质疑在这样的体系下，这些联盟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培训世界级的顶尖运动员。国家是否提供了足够的（经济）奖励保证运动员继续从事这个有点孤注一掷的事业。 至于儿童运动员的问题，是奥林匹克运动从70年代开始的一个焦点，因此也逐渐对参赛运动员做出年龄限制。最近一组关于中国儿童体操运动员训练“惨况”的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在国内外均激化了本就存在的对中国体育年轻化的质疑。“我觉得职业体操给儿童所施加的一些压力和进度已毫无疑问构成虐待儿童”，早在90年代，约翰·霍伯曼（John Hoberman），这位学术界对奥林匹克运动最有代表性的批评者就质问：“人类付出了什么代价？”“多少痛苦算是太多？”但霍伯曼针对的并非中国体操，而是世界体育整体。“中国刚巧是其中一员，因为他们也想要胜利。”（p.155）他认为现在的体育系统就是一个不断生产完美机器的高性能工厂，而全世界都参与到转动工厂齿轮中。这个生产过程都无可避免地痛苦。中国儿童体操运动员进行柔软度训练的照片经所展示的中国培训方法的“特殊残忍性”，包苏珊认为这是一种想当然的他者化：柔软度训练的本质就是痛苦的。因为要获得职业体操、跳水、花样滑冰所要求的柔软度，必须向身体施压，直到痛楚诱发身体放出进一步放松肌肉的信号。相同的柔软程度意味着经受相同的痛苦，认为只有中国运动员才需要忍受非人的训练强度是违背常识的。 （pp.157～158）今年夏天德国队优势项目失金，使得德国媒体纷纷质问，德国队的失利是否由于训练强度不够？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体育中保持领先优势，是否只能靠继续增加强度了？
虽然美国没有国家组织的寄宿体育学校，但不少有潜力达到全国顶尖水平的少年儿童运动员为了得到更好的机会，也会选择离开家里到别的城市受训，有些独自住在寄宿家庭，有些由其中一位家长“陪训”，有些则举家迁移。而为了发展孩子的体育才能而让他们离开正规学校、专门请家庭教师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即使在美国，少年儿童运动员受到心理甚至生理虐待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而家长的过度参与也是争议焦点：这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家长是否真的能充分保障他们自己孩子权益？（pp.156-160）
如何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不断突破极限的同时与保障基本的人道达到平衡，已经是全球体育都无法避开的两难。真正需要追问的是，怎样的奥运精神将人类推到了这一步？竞技体育对我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竞技体育、现代性与东方化
我们不难设想现代体育竞争如此白热化的一些功能性原因：国际形象、各种商业利益……但首先，这些力量为何要推动这样一种“体育”？为何每当我们谈论体育，特别谈论顶级体育盛事，必然在谈论竞技体育？这是体育天然具有的面貌吗？
我们现在所说的“体育”（sport）是一个在19世纪末才在西方真正成形的文化类别。它与西方现代国家相生相伴，其背后更大的图景是一种新身体的出现。因此，包苏珊强调要把体育放回到更大的“身体文化”（body culture）来考量。身体文化几乎包含了所有与身体有关的实践，从衣食行到卫生到礼仪。（pp.49～50）在现代，我们在看待体育时往往将体育——尤其是精英竞技体育与日常生活层面的身体实践割裂开。这种人为的割裂，在前东德被进一步放大，最后导致了竞技体育成为少数人的精英活动，同时又强制普罗大众参加让人不太愉快的军事化的操练。（pp.69～70）这种情况对中国人来说也并不陌生，并且在1980年代末引发了一场争论与抗议。这种分裂的另一个吊诡之处在于：通过去历史化，体育成为了塑造特定国民气质的核心手段，这是一个灌注价值观的文化过程。在包苏珊至今最重要的学术专著《为祖国锻炼身体：道德秩序与中国体育》中（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结合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概念与福柯的身体规训技术理论，深入分析了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如何利用体育这种身体技术来对运动员的身体进行不同的规训。不难想象，体育也被用于改造殖民对象。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对印度“国球”板球的分析就是很好的例子。包苏珊正是运用身体文化这个理论框架，将“体育”从狭义的竞技体育中解放出来，从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竞技的脉络中，分析体育塑造了怎样的国民身体与国民关系，如何造就了当今的世界体育格局，而中国在里面又处于哪个位置。
著名体育史学家卡尔·蒂姆（Carl Diem）曾说过：“体育是文艺复兴的孙子，是法国大革命的儿子。”“源远流长”的奥林匹克体育历史，其实在18世纪才重新开始受到关注，并被再“发现”和书写。这离不开文艺复兴以降古典主义复兴的背景。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西方启蒙运动，乃至法国大革命，都从古希腊文明中获得社会革新的动力。 奥林匹克体育也随之逐渐受到关注，并被加以新的时代注脚。直到法国大革命，体育终于获得了更高的能见度，革命领导者对其注入了自由、理性和民主的新内涵。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复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呼声。与新古典运动、奥林匹克运动复兴不可分割的，是东方主义的出现：古典主义为西方人提供了“我们是谁”的历史基点，而东方主义则以“他者”为这一身份认同提供边界。因此，整个“东方”（包括奥特曼帝国）都被划分到民主、理性与这个新生的体育概念的对立面。（pp.23～25）
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新的国家观念和新的身体观共同发展。身体观开始与国力以及国家福祉关联起来并发展出一套现代民族国家的规训技术。随之兴起的是各种国家体育教育项目，理性化的体育训练成为当时政治运动强有力的中心点。（p.54）到了19世纪，德国古典学家开始建构以竞技为核心的奥林匹克精神，作为新的国族身份认同的支点。努力争胜，不为物质目的，而为荣耀、为真正的快乐，被视作古希腊人最本质的民族性格。这种竞技精神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体育被认为是其精髓。作为反面的东方，在古典学家眼里完全缺失了奋发图强的美好精神，因为东方人重视物质享受、占有，而且是个没有自由的极权社会，大众只能乖乖服从，比如中国人一般以娘娘腔文人的形象存在。竞技体育因此被认为从根本上与东方的文化和社会格格不入。而在以竞技精神定义体育的西方话语主导下，整个东方甚至被剥夺了拥有体育的“资格”。（pp.23～37）竞技体育的发展与西方文明认同以及西方各国的民族主义同构共生。 在这个背景下，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于19世纪末在立国不过64年的希腊举办。其创办人顾拜旦推动的比赛项目基本都是英式专项竞技运动（足球、网球、田径、摔跤或者由美国基于英国模式发明的篮球、排球），而非当时德式的全面的体能训练。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体育赛事之所以这么重要，其原因在于它是公开展示身体最重要的舞台之一，并在公共（政治）意见的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为国家锻炼身体》：pp.28～29）现代奥林匹克选择展示了一个客体化、标准化、科学化的身体，并在其全球传播的过程中把“体育-科学”的世界观和身体技术带到每一个（希望）参与奥运的国家，使全球的身体技术愈趋单一。（《为国家锻炼身体》：p.32）
这个西方进程发展了将近一个世纪以后，德国人和日本人将现代体育介绍到清末的中国，与之一起到来的是现代国家的概念以及当时最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竞技精神与进化论中的竞争求存一拍即合，民力与国力被关联起来，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背景下，引发了中国改良派和革命派对于中国缺乏体育传统、国民体质羸弱导致的国力衰落的普遍恐慌。科学化的现代体育教育迅速在各军校开展，与军事培训结合以来，成为共同塑造中国新身体的两大西方身体技术。这种救国、而非自我救赎的热情到当时在中国开展体育教育项目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始料未及也大感失望（p.34）。“东亚病夫”不只是鸦片战争带来的实质后果，还是不同身体观碰撞所带来的对自身和国家的新视角。而要以“先天不足”的孱弱身体加入到这个竞技的世界并且争胜以治愈一道道的历史伤痕，构成了中国至今仍背负的焦虑。这就是为什么1980年代中国女排的胜利对中国具有如此巨大的历史意义（北京体院的学生在庆祝时不小心烧掉了一幢教学楼）——它洗刷了“东亚病夫”的烙印，在“文革”的低潮后重燃了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精神。女排国家队收到了超过三万封人民来信，里面除了激动、兴奋、仰慕，还有那十年的血与泪以及长达一个世纪的屈辱。体育与伤痕文学打开了与过去和解的一条通道。（pp.98～104）虽然之后中国体育长期的阴盛阳衰使之成为仍未完成的命题。
“新体育”/“西洋体育”还成为改良派和革命派用以切割落后的过去的重要工具。它不仅为争强国力锻炼更强壮的身体，更为新民族国家改造帝国的旧身体，与科学、民主这些普世观念一起，体育扫除了横在国家与国民中间的各种地方主义和割据局面，为国家制造可以直接规训的均质的个体，以及有别于帝国忠诚的新的民族主义。（《为国家锻炼身体》：pp.56～62）在毛时代，群众体育受到高度重视，每个人都被要求参加军事化的体育训练，以为社会主义生产、保卫国家贡献力量，广播体操就是其产物。同时，群众体育与精英体育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功能：顶尖运动员作为新身体文化的先锋被挑选出来接受专门的训练，通过体育赛事向群众展示了政治正确的身体和道德秩序。体育“静默”的本质也区别于其他可能构成批判声音的大众文化，从而不会对政权构成威胁。（《为国家锻炼身体》：p.67）在这个时期，竞技体育被全面停止，竞技精神更是政治不正确。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竞争”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才从市场经济中诞生。竞争成为发展中国经济、改造国民性格、提高社会活力、在世界崛起的灵药。体育则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培育中国人所缺乏的竞争精神的具体技术，也成为了理想市场经济的隐喻：自由、开放、平等。对奥运会的报导也开始集中在它的竞技精神上。（《为国家锻炼身体》：pp.302～306）现代体育进入中国近一个世纪后，竞技精神终于接上地气。
经历了抗战、冷战、“文革”、改革开放等历史波折后，当代中国希望在现代体育舞台上继续崛起。在奥运上争胜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荣耀的符号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际政治生意。引用约翰·卡马农（John MacAloon）的话：“要在全球系统中占有正当且自主的立足之地，其首要的要求是成之为一个国家，拥有一个文化。”“而要成为一个受他人认同的国家，一个民族就必须在奥运开幕式上接受检阅。”（p.313）现代奥运会无疑已经成为国族文化生产和全球消费的最大盛事。在“同一个世界”的号召下，无论是西方文明“原点”的希腊，还是东方大国中国，都在西方的强大话语下艰难寻求自己的位置，尝试与自己的过去和解。对于希腊，是如何根据这个“西方文明”的论述摆脱东方的历史包袱，重新成为纯净的西方国家；而中国则开始检视是否可以重拾被摒弃的传统，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发出另一种声音。
更多元的体育
包苏珊一直致力于对抗针对中国（体育）的偏见，以至于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都认为她变成了中国政权的辩护者。
包苏珊的问题在于，她的研究对象似乎已与她书中所描述的有所出入。这本书很容易给人一个过去的人类学家很乐意制造的印象：中国人是一个相对同质的整体，出于互相尊重互给面子的传统文化而不希望受到对方的负面评价，而且西方媒体应该报导中国人民最关心的事情——我们取得的新建设、经济成就和生活水平提高。这种本质化似乎意味着无论我们作为客场还是主场，都没有人应该批评我们，中国内部越来越多元的个体最终还是构成一个摸不得的老虎屁股。但中国并不乏对体育制度、奥运举办方式的反思，在今年夏天这方面的争论更是到达白热化的程度，并将其与改善政治生活、提高公民权利的呼声相联系。笔者的个人观感反而是，国内越来越渴求外面的声音，希望从别人的经验中找到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危机的良方。其实这和20世纪初期有志之士救国图亡的热切和路径不无相似。
也正因如此，包苏珊书中的一个观点仍然很合时宜：清末民初至今，我们仍然在通过自己想象中的西方的眼睛来观照和定义自身——无论持赞同或反对意见。（p.191）北京奥运开幕式“中国公敌”鲍勃·科斯塔斯仍然担任NBC主持，他对中国非常正面的评述令不少人出乎意料并感到一种吐气扬眉的胜利感，以至于很多网友认为“大国崛起”让他也不得不认错归流。但从书中包苏珊对科斯塔斯的多次访谈可以清楚看到，这不过是敌/友二分逻辑下的一厢情愿。科斯塔斯的转变并非来自他对中国认知的根本转变，更多是因为经验的积累学会了如何跨文化沟通。亚特兰大奥运会仅是他第二次主持奥运开幕式，他当年就强调他从来都没有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意图。但他也从不觉得他在亚特兰大的评述是无中生有或是错的，因此他从来没有公开道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看到今夏许多所谓激烈的反思声音，不过是一些西方偏见的复述，且由于语境的转变和信息传播的碎片化显得更加想当然。中国正处于一种内外交患的双重焦虑中：国际上， 我们这个崛起中的大国仍在这个西方主导版图中摇摇晃晃却又过度用力地寻求认同；在国内，对制度的深层焦虑使人们急于寻找官方以外的另一套叙事——而我们能听到的最响亮的往往是可能带有偏见的西方主流声音。北京奥运开幕式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夹生”的隐喻：自以为是地塑造出西方“希望”消费的“中国”，却无法让西方真正消化理解，也让中国人觉得这是一场给外人的戏。 事实上，现实世界总是错综复杂且不停变化的。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以及身体观也在酝酿着转变。比如仍然被奥运体育拒之门外、曾被视为落后的武术就随着影视媒体的潮流，已逐渐成为国际上另一种男性气质。正如包苏珊在书中最后寄语的，中国作为目前奥运举办国中最不“西方”的大国，是否能为这个被西方主导的竞技场、也为自己做出一些根本的改变，使更多元的声音和身体成为可能。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
包苏珊本身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1980年她是美国奥林匹克运动代表队七项全能选手。上世纪80年代留学中国时，曾代表北京大学参加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并获得一金二银的成绩，被称为“为北大赢得荣誉的美国姑娘”。曾任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文化与教育委员会委员、国际奥委会（瑞士洛桑）的顾问。她是最早以历史和人类学研究视角对中国奥林匹克运动、中国体育和运动员进行学术分析的西方学者。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作为中国体育研究方面的权威，包苏珊的资历在西方恐怕无人能比。”凭着运动员主位的体验，扎实的人类学田野，加上中美的跨文化触角，包苏珊对中国体育的分析有着独到的见地。她也经常为中国当局担任顾问，北京奥运设立示威区最早就是由她提议的。
所谓“举国体制”
相信很多人仍然清楚记得NBC主持人鲍勃·科斯塔斯（Bob Costas）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对中国体育代表队的那番评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每年达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让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经济大国都想从它那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上分一杯羹，但当然了，（中国）存在着人权、知识产权等诸多问题。在奥运方面，经过30年的缺席，他们表现非常优异，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他们以16金、54枚奖牌的成绩名列第四。1984年（重返奥运会）以来他们在体育方面都很优秀，他们正在崛起——但不无可疑。特别是他们的田径运动员和女游泳选手，很可能使用了兴奋剂。虽然没有人在巴塞罗那被逮住，但1992年之后有好几个落网了。
科斯塔斯这番言辞立即掀起轩然大波，让中国人非常愤怒。而本届奥运关于16岁女泳手叶诗文的争论似乎是一个十年后的回响。其实80年代中国开始参与国际体育赛事以来，西方媒体就不断重复生产着几个关于中国体育系统的负面的刻板印象：1.这一由国家资助的体育系统其实是生产呆板的体育机器人的大工场；2. 中国的体育学校制度体现了国家支持的、系统化的虐待儿童；3.中央政府组织运动员使用违禁药品。中国体育经常被贴上“体育工厂”、“共产主义体育机器”、“生产痛楚的流水线”这样的标签。而支撑这些刻板印象和推论的往往是意识形态的想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它采用的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的体育系统。（p.150）包苏珊并非否认中国存在使用兴奋剂、把儿童送去寄宿的体育学校的现象，但她认为，从中国这些具体体育实践，到举国体制“原罪”的结论，中间跳脱了很多论证环节，似是而非。通过细致的历史梳理和中美对比，包苏珊质问：“中国和美国，真的那么不同吗？”（p.156）
首先，90年代初中国运动员的兴奋剂丑闻不过反映了当代世界体育违禁药品这一普遍现象。阿姆斯特朗、卡尔·刘易斯、 玛丽恩·琼斯……从19世纪末现代奥林匹克诞生开始，就从未走出过兴奋剂的阴影。那么为什么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指控特别激烈、用词尤其极端？（p.150）包苏珊认为，中国仍然在为冷战买单。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始，西方媒体开始把中国塑造成前东德（体育）的继承者。但其实中国体育系统在集中化程度上从来没有达到过前东德的水平。国家队与地方省队之间长期存在激烈的竞争，其利益冲突随着经济转型、省队通过地方赞助获得更大自主性而越来越明显。再加上省队间的竞争，中国体育实际上是一个多方利益角力的竞技场。包苏珊以广为人知也饱受争议的“马家军”为例，指出恰恰是国家控制的放松，才使得像马骏仁这样的人物得以出现：一个没有受过正规体育教育训练、处于体制边缘的“土包子”，带领省队而非国家队出身的人马，用备受国内外争议的培训方法，取得惊人的成绩，并从中为自己牟利。1994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曾派出几位专家调查马骏仁并撰写了一份内部报告。也就是说，马家军当时是否真的使用了兴奋剂，国家也很难知道。（pp.160～161）早前德国一位违禁药物方面的专家Hajo Seppelt在评论关于叶诗文的争议时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即使叶诗文使用了违禁药物，也很可能不是国家队安排的，鉴于目前中国各地方队间激烈的竞争以及实行全面监控的难度，运动员往往在地方队的压力下使用兴奋剂。这不禁让人想到2001年罗雪娟在夺得奥运金牌后炮轰全运会：“泳池的水不是很干净，但我是干净地站起来的。”这一切都表示，所谓的“中国体育”离前东德那种高度集中化的秘密体育已经很远。著名的《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1995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国综合征：中国运动员和教练也开始受到困扰西方体育的顽疾和引诱影响》（The China Syndrome： Chinese Athletes and Coaches Are Increasingly Subject to the Ills and Temptations That Afflict Sports in the West）更指出，是市场经济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推波助澜，让中国的一些教练和运动员因为个人利益跟上了使用违禁药物的国际“潮流”。
“举国体制”的刻板印象往往认为中国政府将巨额资金堆放在体育上——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体育事业所得到的投入。但包苏珊指出虽然美国政府对精英体育的直接投入比中国政府要少，但美国体育的资金来源渠道要比中国多得多，（p.151）若单从规模来说，其发展也不可谓不“举国”。几乎所有属于美国大学体育总会一区（NCAA Division I）的顶尖大学，都拥有比中国国家队训练中心还要好的体育设施。而光是美国大学体育总会一区辖下的四个顶尖联盟（conference）的成员就多达45所大学（一区约有30个联盟）。（pp.151-152）中国集中化程度高的体育系统，很大程度上是资源不足、体育资金来源窄以及经济制度相对集中化的现实情况下的另一种发展模式。包苏珊认为这是中国唯一有可能为具有天赋的儿童提供机会成为世界级运动员的路径。（p.150）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种迥异但高投入的发展模式下，中美两国体育都出现了奖牌总数名列前茅、人均奖牌数却不理想的情况。（美国49/85，中国79/85））也并非所有发达国家都走美国这条路线。德国的体育事业也主要由政府资助，只是他们发展出非集中化的体育联盟，通过竞争争取中央政府的资金。国家会给这些联盟下达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来分配资源。还有一部分运动员来自军队，他们的资金相比这些联盟更为充足和稳定。德国队在本届奥运中的失利 ，引发了关于这种体育资助模式是否需要改革的大辩论，有声音质疑在这样的体系下，这些联盟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培训世界级的顶尖运动员。国家是否提供了足够的（经济）奖励保证运动员继续从事这个有点孤注一掷的事业。 至于儿童运动员的问题，是奥林匹克运动从70年代开始的一个焦点，因此也逐渐对参赛运动员做出年龄限制。最近一组关于中国儿童体操运动员训练“惨况”的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在国内外均激化了本就存在的对中国体育年轻化的质疑。“我觉得职业体操给儿童所施加的一些压力和进度已毫无疑问构成虐待儿童”，早在90年代，约翰·霍伯曼（John Hoberman），这位学术界对奥林匹克运动最有代表性的批评者就质问：“人类付出了什么代价？”“多少痛苦算是太多？”但霍伯曼针对的并非中国体操，而是世界体育整体。“中国刚巧是其中一员，因为他们也想要胜利。”（p.155）他认为现在的体育系统就是一个不断生产完美机器的高性能工厂，而全世界都参与到转动工厂齿轮中。这个生产过程都无可避免地痛苦。中国儿童体操运动员进行柔软度训练的照片经所展示的中国培训方法的“特殊残忍性”，包苏珊认为这是一种想当然的他者化：柔软度训练的本质就是痛苦的。因为要获得职业体操、跳水、花样滑冰所要求的柔软度，必须向身体施压，直到痛楚诱发身体放出进一步放松肌肉的信号。相同的柔软程度意味着经受相同的痛苦，认为只有中国运动员才需要忍受非人的训练强度是违背常识的。 （pp.157～158）今年夏天德国队优势项目失金，使得德国媒体纷纷质问，德国队的失利是否由于训练强度不够？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体育中保持领先优势，是否只能靠继续增加强度了？
虽然美国没有国家组织的寄宿体育学校，但不少有潜力达到全国顶尖水平的少年儿童运动员为了得到更好的机会，也会选择离开家里到别的城市受训，有些独自住在寄宿家庭，有些由其中一位家长“陪训”，有些则举家迁移。而为了发展孩子的体育才能而让他们离开正规学校、专门请家庭教师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即使在美国，少年儿童运动员受到心理甚至生理虐待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而家长的过度参与也是争议焦点：这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家长是否真的能充分保障他们自己孩子权益？（pp.156-160）
如何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不断突破极限的同时与保障基本的人道达到平衡，已经是全球体育都无法避开的两难。真正需要追问的是，怎样的奥运精神将人类推到了这一步？竞技体育对我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竞技体育、现代性与东方化
我们不难设想现代体育竞争如此白热化的一些功能性原因：国际形象、各种商业利益……但首先，这些力量为何要推动这样一种“体育”？为何每当我们谈论体育，特别谈论顶级体育盛事，必然在谈论竞技体育？这是体育天然具有的面貌吗？
我们现在所说的“体育”（sport）是一个在19世纪末才在西方真正成形的文化类别。它与西方现代国家相生相伴，其背后更大的图景是一种新身体的出现。因此，包苏珊强调要把体育放回到更大的“身体文化”（body culture）来考量。身体文化几乎包含了所有与身体有关的实践，从衣食行到卫生到礼仪。（pp.49～50）在现代，我们在看待体育时往往将体育——尤其是精英竞技体育与日常生活层面的身体实践割裂开。这种人为的割裂，在前东德被进一步放大，最后导致了竞技体育成为少数人的精英活动，同时又强制普罗大众参加让人不太愉快的军事化的操练。（pp.69～70）这种情况对中国人来说也并不陌生，并且在1980年代末引发了一场争论与抗议。这种分裂的另一个吊诡之处在于：通过去历史化，体育成为了塑造特定国民气质的核心手段，这是一个灌注价值观的文化过程。在包苏珊至今最重要的学术专著《为祖国锻炼身体：道德秩序与中国体育》中（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结合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概念与福柯的身体规训技术理论，深入分析了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如何利用体育这种身体技术来对运动员的身体进行不同的规训。不难想象，体育也被用于改造殖民对象。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对印度“国球”板球的分析就是很好的例子。包苏珊正是运用身体文化这个理论框架，将“体育”从狭义的竞技体育中解放出来，从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竞技的脉络中，分析体育塑造了怎样的国民身体与国民关系，如何造就了当今的世界体育格局，而中国在里面又处于哪个位置。
著名体育史学家卡尔·蒂姆（Carl Diem）曾说过：“体育是文艺复兴的孙子，是法国大革命的儿子。”“源远流长”的奥林匹克体育历史，其实在18世纪才重新开始受到关注，并被再“发现”和书写。这离不开文艺复兴以降古典主义复兴的背景。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西方启蒙运动，乃至法国大革命，都从古希腊文明中获得社会革新的动力。 奥林匹克体育也随之逐渐受到关注，并被加以新的时代注脚。直到法国大革命，体育终于获得了更高的能见度，革命领导者对其注入了自由、理性和民主的新内涵。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复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呼声。与新古典运动、奥林匹克运动复兴不可分割的，是东方主义的出现：古典主义为西方人提供了“我们是谁”的历史基点，而东方主义则以“他者”为这一身份认同提供边界。因此，整个“东方”（包括奥特曼帝国）都被划分到民主、理性与这个新生的体育概念的对立面。（pp.23～25）
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新的国家观念和新的身体观共同发展。身体观开始与国力以及国家福祉关联起来并发展出一套现代民族国家的规训技术。随之兴起的是各种国家体育教育项目，理性化的体育训练成为当时政治运动强有力的中心点。（p.54）到了19世纪，德国古典学家开始建构以竞技为核心的奥林匹克精神，作为新的国族身份认同的支点。努力争胜，不为物质目的，而为荣耀、为真正的快乐，被视作古希腊人最本质的民族性格。这种竞技精神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体育被认为是其精髓。作为反面的东方，在古典学家眼里完全缺失了奋发图强的美好精神，因为东方人重视物质享受、占有，而且是个没有自由的极权社会，大众只能乖乖服从，比如中国人一般以娘娘腔文人的形象存在。竞技体育因此被认为从根本上与东方的文化和社会格格不入。而在以竞技精神定义体育的西方话语主导下，整个东方甚至被剥夺了拥有体育的“资格”。（pp.23～37）竞技体育的发展与西方文明认同以及西方各国的民族主义同构共生。 在这个背景下，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于19世纪末在立国不过64年的希腊举办。其创办人顾拜旦推动的比赛项目基本都是英式专项竞技运动（足球、网球、田径、摔跤或者由美国基于英国模式发明的篮球、排球），而非当时德式的全面的体能训练。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体育赛事之所以这么重要，其原因在于它是公开展示身体最重要的舞台之一，并在公共（政治）意见的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为国家锻炼身体》：pp.28～29）现代奥林匹克选择展示了一个客体化、标准化、科学化的身体，并在其全球传播的过程中把“体育-科学”的世界观和身体技术带到每一个（希望）参与奥运的国家，使全球的身体技术愈趋单一。（《为国家锻炼身体》：p.32）
这个西方进程发展了将近一个世纪以后，德国人和日本人将现代体育介绍到清末的中国，与之一起到来的是现代国家的概念以及当时最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竞技精神与进化论中的竞争求存一拍即合，民力与国力被关联起来，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背景下，引发了中国改良派和革命派对于中国缺乏体育传统、国民体质羸弱导致的国力衰落的普遍恐慌。科学化的现代体育教育迅速在各军校开展，与军事培训结合以来，成为共同塑造中国新身体的两大西方身体技术。这种救国、而非自我救赎的热情到当时在中国开展体育教育项目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始料未及也大感失望（p.34）。“东亚病夫”不只是鸦片战争带来的实质后果，还是不同身体观碰撞所带来的对自身和国家的新视角。而要以“先天不足”的孱弱身体加入到这个竞技的世界并且争胜以治愈一道道的历史伤痕，构成了中国至今仍背负的焦虑。这就是为什么1980年代中国女排的胜利对中国具有如此巨大的历史意义（北京体院的学生在庆祝时不小心烧掉了一幢教学楼）——它洗刷了“东亚病夫”的烙印，在“文革”的低潮后重燃了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精神。女排国家队收到了超过三万封人民来信，里面除了激动、兴奋、仰慕，还有那十年的血与泪以及长达一个世纪的屈辱。体育与伤痕文学打开了与过去和解的一条通道。（pp.98～104）虽然之后中国体育长期的阴盛阳衰使之成为仍未完成的命题。
“新体育”/“西洋体育”还成为改良派和革命派用以切割落后的过去的重要工具。它不仅为争强国力锻炼更强壮的身体，更为新民族国家改造帝国的旧身体，与科学、民主这些普世观念一起，体育扫除了横在国家与国民中间的各种地方主义和割据局面，为国家制造可以直接规训的均质的个体，以及有别于帝国忠诚的新的民族主义。（《为国家锻炼身体》：pp.56～62）在毛时代，群众体育受到高度重视，每个人都被要求参加军事化的体育训练，以为社会主义生产、保卫国家贡献力量，广播体操就是其产物。同时，群众体育与精英体育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功能：顶尖运动员作为新身体文化的先锋被挑选出来接受专门的训练，通过体育赛事向群众展示了政治正确的身体和道德秩序。体育“静默”的本质也区别于其他可能构成批判声音的大众文化，从而不会对政权构成威胁。（《为国家锻炼身体》：p.67）在这个时期，竞技体育被全面停止，竞技精神更是政治不正确。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竞争”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才从市场经济中诞生。竞争成为发展中国经济、改造国民性格、提高社会活力、在世界崛起的灵药。体育则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培育中国人所缺乏的竞争精神的具体技术，也成为了理想市场经济的隐喻：自由、开放、平等。对奥运会的报导也开始集中在它的竞技精神上。（《为国家锻炼身体》：pp.302～306）现代体育进入中国近一个世纪后，竞技精神终于接上地气。
经历了抗战、冷战、“文革”、改革开放等历史波折后，当代中国希望在现代体育舞台上继续崛起。在奥运上争胜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荣耀的符号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际政治生意。引用约翰·卡马农（John MacAloon）的话：“要在全球系统中占有正当且自主的立足之地，其首要的要求是成之为一个国家，拥有一个文化。”“而要成为一个受他人认同的国家，一个民族就必须在奥运开幕式上接受检阅。”（p.313）现代奥运会无疑已经成为国族文化生产和全球消费的最大盛事。在“同一个世界”的号召下，无论是西方文明“原点”的希腊，还是东方大国中国，都在西方的强大话语下艰难寻求自己的位置，尝试与自己的过去和解。对于希腊，是如何根据这个“西方文明”的论述摆脱东方的历史包袱，重新成为纯净的西方国家；而中国则开始检视是否可以重拾被摒弃的传统，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发出另一种声音。
更多元的体育
包苏珊一直致力于对抗针对中国（体育）的偏见，以至于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都认为她变成了中国政权的辩护者。
包苏珊的问题在于，她的研究对象似乎已与她书中所描述的有所出入。这本书很容易给人一个过去的人类学家很乐意制造的印象：中国人是一个相对同质的整体，出于互相尊重互给面子的传统文化而不希望受到对方的负面评价，而且西方媒体应该报导中国人民最关心的事情——我们取得的新建设、经济成就和生活水平提高。这种本质化似乎意味着无论我们作为客场还是主场，都没有人应该批评我们，中国内部越来越多元的个体最终还是构成一个摸不得的老虎屁股。但中国并不乏对体育制度、奥运举办方式的反思，在今年夏天这方面的争论更是到达白热化的程度，并将其与改善政治生活、提高公民权利的呼声相联系。笔者的个人观感反而是，国内越来越渴求外面的声音，希望从别人的经验中找到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危机的良方。其实这和20世纪初期有志之士救国图亡的热切和路径不无相似。
也正因如此，包苏珊书中的一个观点仍然很合时宜：清末民初至今，我们仍然在通过自己想象中的西方的眼睛来观照和定义自身——无论持赞同或反对意见。（p.191）北京奥运开幕式“中国公敌”鲍勃·科斯塔斯仍然担任NBC主持，他对中国非常正面的评述令不少人出乎意料并感到一种吐气扬眉的胜利感，以至于很多网友认为“大国崛起”让他也不得不认错归流。但从书中包苏珊对科斯塔斯的多次访谈可以清楚看到，这不过是敌/友二分逻辑下的一厢情愿。科斯塔斯的转变并非来自他对中国认知的根本转变，更多是因为经验的积累学会了如何跨文化沟通。亚特兰大奥运会仅是他第二次主持奥运开幕式，他当年就强调他从来都没有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意图。但他也从不觉得他在亚特兰大的评述是无中生有或是错的，因此他从来没有公开道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看到今夏许多所谓激烈的反思声音，不过是一些西方偏见的复述，且由于语境的转变和信息传播的碎片化显得更加想当然。中国正处于一种内外交患的双重焦虑中：国际上， 我们这个崛起中的大国仍在这个西方主导版图中摇摇晃晃却又过度用力地寻求认同；在国内，对制度的深层焦虑使人们急于寻找官方以外的另一套叙事——而我们能听到的最响亮的往往是可能带有偏见的西方主流声音。北京奥运开幕式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夹生”的隐喻：自以为是地塑造出西方“希望”消费的“中国”，却无法让西方真正消化理解，也让中国人觉得这是一场给外人的戏。 事实上，现实世界总是错综复杂且不停变化的。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以及身体观也在酝酿着转变。比如仍然被奥运体育拒之门外、曾被视为落后的武术就随着影视媒体的潮流，已逐渐成为国际上另一种男性气质。正如包苏珊在书中最后寄语的，中国作为目前奥运举办国中最不“西方”的大国，是否能为这个被西方主导的竞技场、也为自己做出一些根本的改变，使更多元的声音和身体成为可能。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