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的春天似乎被时光折叠过。它了无痕迹地跳进这万物吐纳旺盛的初夏。黄铃木、三角梅、木棉把花开得到处都是，尽显绽放之美。穿单衣，趿塑料拖鞋骑辆共享单车在花荫里穿行，后背微微地出汗，细细的风把人的骨头吹得酥软。黄金般的时节，只是太短。我是都虚掷了啊。回忆过往的春天，居然没有值得记住的人和事，眼前浮现的不过是花花绿绿的皮囊之乐。年后一上班，单位就开始改制，目前的归属未定。手上的事，做与不做都不太打紧了。似乎只能是宅在家睡觉，读闲书，写诗，看电影，打王者荣耀。潜意识里，我还是非常焦虑的。我还是找不到生命之重。我是说，我与这世界隔离得太久了，以致于没有了切肤感。看网上的新闻，重大的交通事故，森林火灾，血肉模糊的现场，成排的年轻尸体，失去亲人的悲恸画面，都没能让我有锥心的痛感。不知道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知道这很危险。不论是对灵魂的质量还是对写作生涯而言，这都是致命的危险。
　　洪水猛兽般的新冠病毒似乎并没有影响世界工厂的运作。在东莞，很多工厂从来没有停工。因为封闭式管理，整个工厂，既无人外出，也无人进入。病毒似乎从来就隔绝在外。
　　逃避着，混着，把它扔进内心的角落。日复一日。可是它竟越长越大，郁结于心。现在，已经没有单位工作这块遮羞布了，于是，一个颓败、虚空、麻木的人就赤裸在众人面前，避无可避。我竟接连读到三位打工作家的作品。一位是东莞作家莫华杰的散文《苦涩年华》，另两位是深圳作家程鹏和顾启淋，一本诗集《装修工》和一本散文集《小人物》。前面说过，我已然丧失了共情的能力。写一个推荐语竟让我有些无措，我实在说不出什么。我甚至羞愧得无从下笔。广东二十多年的打工文学，其关键词依然是铺天盖地的底层苦难。卑微的人，他们形同草芥一样的命运，那种无力的抗争抑或绝望之喊叫，依然是这类作品的主流方向。我知道，对这个群体的书写，作家们做得远远不够，不论是内容还是文本，其丰富性还远远不够。尤其，打工这一时代命题还在发展和变化中，如今的工厂流水线，零零后已经登场了。我的恐惧在于，面对三位作家所写的底层苦难，我竟然不为所动。这些年，我的灵魂已然干枯了，它已荡不起一丝血性的风暴。是因为我没有身在其中吗？我为什么不能真正的“身在其中”一次呢？忽然间有一种醍醐灌顶般的开悟——趁着手上富足的大好春光，我为什么不去工厂流水线？给报社跑工厂这条线的记者朋友在微信留言，让她想办法把我塞进一家工厂。对方的回复是：塞壬，现在东莞的工厂大多都缺人手，工厂门口就有大把的招聘信息，进去非常容易，我用关系帮你反而对你不利。然后她发了一个坏笑的表情，并祝我一切顺利。
　　我不知道这件事能够给我带来什么，但是，在决定的那一瞬间，一种久违的振奋与激情流遍全身。

危机重重的面试

　　我一年四季都喜欢穿裙子。记者朋友给了我几个建议，香水、红指甲、口红、细高跟鞋都要戒掉。脸必须素颜。穿普通牛仔裤和衬衫、帆布鞋。眼镜最好换成隐形的。她还告诫我，最好把苹果8Plus手机换成一千多块的旧款OPPO，除了换眼镜我觉得没有那么必要外，其他的，我还是能够毫无障碍地接受。毕竟，于我而言，这件事太重要了。事关我能否重新归来，从颓败、钝化的人生中醒来。当我几天后正式进了工厂，我发现，几千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戴着眼镜。多么惹眼的败笔啊。这个眼镜带给我的祸害还远不止是外表上，我后面会慢慢写到它。
　　突然发现，我生活的周遭被工业园区包围。除了镇中心广场的商业步行街那条主干道外，星罗棋布的五金模具厂、电子厂、塑胶厂、玩具厂、鞋厂、印刷厂密密麻麻地将城市的缝隙填满，它们充塞在万达广场、万科广场、青少年宫、行政办公厅、沃尔玛、电脑城、街心公园以及长途客运站之间，几乎无处不在。有时，我站在自家阳台上眺望，那些外墙漆成深蓝色的长满纽扣般窗口的成片建筑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它們在那里很多年了，毫无表情，一片死寂。仿佛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尘埃将它们覆盖。在此之前，一直生活、工作在镇中心的我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它们才是这个城市的主体和主场。八十多万人口的城镇中，那些我们平常看不见的人，那些隐身在这些神秘厂房里的人，才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主人。
　　我突然领悟了东莞制造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全部的声音是一个声音，全部的意志是一个意志。它是一个绝对的存在，笼罩着整个东莞的天空。制造业的帝国，它将向我徐徐敞开大门。等待我的是耳光，还是一种回炉重生般的脱胎换骨？
　　小区旁边就有一个大的工业园。大型电子厂伟达电子在园区的外面有一个醒目的蓝色路标。出了小区的大门，横过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牌就是伟达电子站。每天上下班打那里经过，却从未留意过它。我去的那天上午，厂门口的保安亭外摆着一张长条桌，一个中年保安坐在那里，桌上有一摞入职表和一支水笔。一张大大的红底黑字招聘广告牌支在工厂的门边，几个年轻人围在那里看，保安桌边也围着几个咨询的人，他们应该都是过完年刚从家乡返回这里重新找工作的。我简单说一下工资待遇。我得说，我们时常提及的八小时工作制，相比工厂那简直就是人间天堂。伟达厂常年无休，包食宿。每天工作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九点，午休一小时，晚休半小时，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含加班四小时。每小时工资十元，平常加班是一点五倍工资，双休日算全加班，是平常工资的两倍，法定节假日是三倍，也就是每小时三十元。我算了一下，一个新工人不缺勤、不迟到早退，一个月下来刚好能拿到五千块钱。加上全勤奖七十块，每月15号准时出粮。

　　这是东莞普工的价格。十块钱一小时，而且极少有工厂会高于这个价格。这五千块钱并不好拿，它很重很重，像命运那样重。凡是能熬过三个月的人，工厂就会给予一千块钱的奖励。站在广告牌前，我仿佛就感受到了一股重重的力量猛地往我的身子骨压下来，我战栗了一下。这意味着，每天我最多只有三个小时属于自己。其他的时间，我只能是一个机器。可怕的是，对我来说，成为一个机器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不安分的，它充满了质疑、冒犯和对抗的基因。即使我全程只需要演戏。有那么一瞬间，只是一个闪念，我想抽身离去。然而，我还是径直走到了保安的桌前，拿起了入职表。 　　总算，那股一直伴我多年的狠劲还在。
　　我能感觉到保安的目光整个地覆盖着我。我在学历那一栏犹豫着，是填大学好呢还是就填个高中？突然一根被香烟熏黄的食指猛地戳在我的表格上学历那一栏。头顶一个不容置疑的声音说，这里，填上初中。呛人的烟味袭来，我抬起头，别过脸去，然后站起身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个保安，他把头歪了一下，盯着我，瞬间，仿佛明白了什么：哦，你小学是吧，没有关系，就填初中，没人查的。放心。
　　我感激地朝他笑了笑，复又坐下填表。那双眼睛依然在头顶注视着我的笔尖。突然，他一把我拉起来，你1974年的？今年四十五岁啦？我有点紧张起来，心里嘀咕：糟了，年纪太大会不会不要我。那保安又歪着头盯着我：不像啊，顶多三十七八吧，不像啊。他突然向我伸出手掌，以制止我继续填表：你等会，我打个电话。
　　几分钟之后，一个微胖的中年女人走过来。她穿一身半旧的黑套裙，西服领子镶有两条白筋，袖口那里也是，头上梳着一个矮马尾，一丝不乱。她面色黑黄，两颧有黄褐斑，浓黑的眉毛中间连在一起，目光凌厉深邃，仿佛能洞穿人的心底。她的薄唇撮着。这一看就知道是个狠角色。保安说，她是人力资源部主管武姐，还兼管女工宿舍。
　　女人上上下下打量着我，那仿佛就是把刀子在我身上比画来比画去。令人窒息般的局促。我从未被人这样放肆地查看，那目光露骨地针对着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反复翻拣。那感觉，就好像我不是一个人，而是某个物品。最后，她把目光落着我的手上，说，把手伸出来。我只得照做，把手掌面朝上伸在她面前。
　　她一把抓住。那是一双冷硬而有力的手。她那大大的拇指反复揉捏我手掌，然后又查看了每一根手指。我的手柔若无骨，小巧白嫩。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她一直盯着我的眼镜看。我早已准备好了标准答案，回答说，在一家工厂负责仓库领料。这是记者朋友教我的。那为什么不干了？听说这里工资有五千块，我在那里只拿二千二百块。理由充分，她不再说什么。紧接着，她掏出手机，啊，是四十五岁没错，手脚还是蛮灵便的。她又扫了我一眼，对着电话那头说，头脑也还清醒。干活没有问题。
　　这是对我的描述，纯物理性的。我先前觉得自己像被当作了某个物品，此刻，我被当作了牲口。就像在市场买牛买马，看牙口，看蹄，看它的体格够不够壮。此前，我待价而沽，现在，我具备了每小时挣十块钱的资格。
　　明天带着你的身份证和两张一寸照片一起去门诊体检。女人说，上午九点在厂门口等，别迟到。我如释重负，这么容易就进厂了？不，我得多挑几家看看。于是我跟她扯了个谎，说是要处理一些私事，只能后天上午过来体检。她脸上有些不情愿，横了我一眼，用鼻音说，行吧，别耽搁太久。她转身离开，我注意到她肉色丝袜下那粗壮有力的小腿肚子。
　　保安的脸一直挂着笑容。看上去，他在为我的顺利通过而高兴。“有合适的老乡帮忙多多介绍进来，介绍一个奖励八百块呢。”我没有回他话，看了看他胸前的名牌，他的名字是：李银火。他应该比我年纪小，四十上下，五官，不必细说。这就是在尘世中我们必然会遭遇到的那一类人，友善，好相处。但是，一旦离开，我会迅速地把他从记忆中擦去。相反，武姐却留在我的记忆库里。我跟她的故事注定不会这么早早收场。
　　当天下午我去了美泰。美泰是全球最大的玩具厂，它在长安的工厂还有工人五六千人之多。美泰的产品是芭比娃娃，就是那种衣着华丽、性感，大波浪卷发、长睫毛、大眼睛、粉红唇色的女郎。在国内卖场看不见它的踪迹。我记得第一次去香港，我的女同事突然指着橱窗的一个芭比娃娃惊叫起来：看，那些芭比娃娃是我们东莞长安生产的。那语气，满满的自豪。相比伟达电子，我更倾向于去美泰这样的大厂。想想，光是五六千人的午餐，那个场景该有多么壮观。
　　填完入职表，交了身份证，我被带进了一个宽敞的培训教室，里面已经有四五十人候在那里了。大多是女性，中青年都有。只有我一个人是独自前来的，她们都三五成群地结伴而来，女人扎堆就是一群麻雀。教室一片嘈杂。她们把行李箱、红蓝大蛇皮袋、装着洗漱用品的塑料桶放在座位边的过道上。
　　“美泰一个月休四天，晚上加班不到九点就下班，赚个狗屁的钱。”
　　“电子厂工资高，累死人，还不让辞工。”
　　这是我听到的旁边两个女人的对话。这话里，我听出居然还真有人嫌弃加班时间不够长的。百无聊赖，起身走向饮水机，不料一次性纸杯没有了。忽然墙角喇叭喊出我的名字，让我去一下招聘办公室。
　　人事部消息，让我停掉现在正缴纳的社保。因为我没有辞去图书馆的工作，所以身份证可以查出图书馆在给我缴纳社保。我还在职。跟我交接的办公室女人目光越过金丝边镜框向我投射过来，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很难钻这个空子喽。
　　我被揭穿了，沮丧而归。同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大的正规工厂，诸如OPPO、加多宝、劲胜，如果我不辞掉图书馆的工作，那就根本进不去了。而且，即使是已经通过面试的伟达电子，我也最多只能待一个月，一旦涉及缴纳社保，我就会露馅。幸好，我请了一个月的假。
　　仿佛在心里听见一扇扇大门向我重重关闭的声音。我身子往后倒退了两步。
　　我只得去工业园碰碰运气。工业园里面是多如牛虱的小厂子。园区门口有一个大大的电子显示屏，上面滚动着工厂的招聘信息。三两个年轻人在那里驻足观看。我也凑了上去。因为文字滚动太快，还没读完一条完整的信息它就跳走了，我只好拿出手机拍下一整个页面的文字。忽然听到旁边的年轻人说，不用拍啦，直接进工业园挨家挨户去问就行了。我收起手机，扭头朝年轻人笑了笑，然后走进工业园。
　　有一家玩具厂门口聚集了十来个人，想必是一家不错的工廠吧，吸引了这么多人。这家工厂很特别，它并没有要求填入职表。一个年纪三十多岁的女人站在他们中间，说着一口广东话。她说，先进工厂试试看，真心想留下来再填入职表，做工作牌。
　　因为省去了面试，没有门槛，也因为好奇，我们十来个人一起进了车间。整个车间是一个大通间，大概有三四百平米。有六条作坊线，拼起的长条桌有十几米，一字排开，上面堆满了产品和材料。五颜六色的塑料材料堆成小山，一垄一垄地延绵在长条桌上。整整一面墙层层码起的大塑料筐有一人多高。空间充斥着报警的鸣声。呜呜的声音此起彼伏，那声音比嗡嗡的蚊蝇声要大，颇让人心烦，感觉身边的一切都是乱糟糟的。产品是一种蓝色的塑料小汽车，巴掌大，里面有一个小电池，小车拼好后，按下红色的纽，它就立即发出呜呜的鸣声。屁股那里的红灯还一闪一闪。 　　工作很简单，就是把三块材料拼成小汽车。那女人为我们作了简单的示范，她啪啪两声，两只手往拢一并，就把车拼好了。最后检验是否鸣叫，按下红钮。这些材料之间是有卡槽的，只要一对准往里一并就成。质量标准是掉到地上不会散架，衔接处的线条摸起来不割手，外形流畅完美。我看了看车间，有一百多人，那些埋头工作的女人们，有的可能有五六十岁了，头发已经花白。只有几个中年男人，他们像一尊神那样坐在那里，岿然不动，双手机械地拼着小车，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匀速地往筐里扔着成品。
　　我身边的一个男孩，应该不足二十岁，染着一头黄发，左手腕文着一朵红玫瑰。他站在那里，拿起拼材，咔咔两声就拼好了，接着又拼了一个。他拼完第三个的时候，看着手中的小车，它呜呜地鸣叫着，后面的小红灯一闪一闪。他愣在那里，片刻，把小车扔进塑料筐，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从进门到他离开，整个过程，他连坐都没坐下来。
　　我这笨手笨脚的人，拼好第一个足足用了两分钟。但我很快就掌握了，一连拼出十几个。一回头，发现一同前来的人竟走了大半。只剩下兩个年纪大的中年妇女和一个个子矮小、长相黑丑的男子。我看着手中呜呜鸣叫、闪着红光的塑料小车，听到车间此起彼伏的、乱糟糟的嗡嗡声，忽然觉得这一切非常荒谬。不，准确地说，我突然看见了自己人生的荒凉和悲凉。对于这个技术难度近似于白痴的工作，我丝毫没有歧视的意思，它清澈如水地照见了众生，我看见我也身在其中，我跟他们一样，卑微地为揾食而活，这可怜的肉身。有太多人活着，他们不需要有思想和个人意志。
　　是的，我是有选择的人，不必留在此处。可是，我去任何一个地方能改变低伏肉身只为谋得一口饭食的命运吗？
　　走出工业园，忽然对再试试其他工厂的兴趣已灭。明天上午九点，我将随伟达电子的新员工一起去门诊体检，然后入职。
　　晚上失眠了，凌晨三点还在床上煎饼。我被患得患失的情绪左右。在流水线，如果我陷入了另一种人生的荒芜与麻木，那会不会比现在更糟？我一遍一遍地回忆白天那劳作的场景：巨大的沉默，压抑的空间，耳边挥之不去的嘈杂，而人只是机器。忽听得外面下雨了，点点滴滴打着窗玻璃。探起头往外看，街灯在雨雾中昏黄暗淡，周遭一片宁静。这样的春夜是温柔的，我也安静下来，慢慢合上眼。早上九点的体检，我绝不能误了。

有人在体检中离开

　　面包车一行有十几个人，我们去一家社区门诊体检。只有正规的大工厂才会有体检这一项。体检查三样，血液、胸透、照CT，体检费四十元自己出。武姐坐在前面，与司机并排，她刚点了名，清了人数，这会扭过脸来大声呵斥那些不满自费四十元体检费的人：谁不想体检现在就滚，马上滚，做个体检反而是害了你们？
　　我听见底下一堆激烈的回应：老子健康得很;我打小就没生过病;这叫白白浪费钱。声音虽不高，但表达的语气很绝对，而且充满不屑。我笑了。环顾了一下这十几个人，大多年轻，95后，他们来自乡村或者是小县城。有几个染着黄毛，黑沉的脸，头发很油很脏。他们低头玩手机，从后面看，那露出的一截脖子也是脏黑的。他们中有人在看视频，车厢嘈杂一片。我听见视频中传来岳云鹏的声音。
　　坐在我前面的女孩不停地跟她的邻座聊天。她的侧影很美，眉毛细而拱，鼻翼两边有淡淡的雀斑，皮肤有点黄，没有擦粉。奇怪的是，这么一张素脸，她却涂了桃红色的口红，口红看上去很劣质。这种直接往素脸上涂口红的，我以前还真没有见过。但是她在笑的时候，鼻翼在微微地抽动，月牙儿般的眯缝眼，笑意从眼中流泻出来，亮晶晶的。我竟被这无遮无拦的笑容打动了，虽然她只是被刚才车厢里男人们的黄段子逗笑的。她叫赵妮，湖南人。她有我喜欢的直性子，身上透着一股打工生涯的油滑历练。邻座女孩跟她年纪相仿，肤白，馒头脸，肿眼泡，也跟着笑得打颤。上车前，我们几个在厂门口等车，那个时候，赵妮就跟我搭讪。她说我不像是来打工的人。
　　我听赵妮说，她在伟达干了一年多，春节前从伟达辞工的，这是她第二次进厂。伟达厂有一种福利，第一次进厂的新工人，干满三个月有一千块钱的奖励。所以，她一直都在惋惜。我心里暗想，我也领不到，顶多一个月，我就得走人。这女孩眼里跳闪着莹莹的异光，一接她茬，她就问东问西停不下来，她突然把目光停在我手腕的绞丝银镯上，要我撸下来给她看，我试了试，假装镯子很紧，撸不下，我很担心她要求加我微信。好吧，即使真要加，我也只能屏蔽她。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赵妮就已经加了五六个男孩子的微信了。
　　我其实不愿意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去靠近一个人。这是底线。或者说，我可能更害怕把自己暴露给别人。
　　乌沙社区门诊。武姐把我们当幼儿园的小朋友，在那里喊要我们排好队，就差要求我们手拉手进去了。我有两个朋友在这个门诊工作，希望今天不要碰到。体检很顺利，不到二十分钟就查完了。我们回到车上等着回工厂。
　　“李明凯，你下来。”武姐站在车门口，朝车厢里喊，她手里拿着一摞体检表。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应声走出座位，下了车。我们都好奇的把头伸出车窗外。
　　这个男的肯定得了病。他完了，工厂不会要他的。旁边的赵妮嘀咕着。
　　果然。这个叫李明凯的人最终没能跟我们一起回工厂。我们看到他的哀求被一只手无情的甩开了。武姐上了车，吩咐司机开车。车启动了，把那个叫李明凯的男人扔在了门诊门口。我至今没有看清那个男人的样子，但是，我却无比清晰地记住了现实的残酷是如何伤害了一个人。赵妮觍着脸笑问武英姿：哎哎，武姐，那个男的得了什么严重的病啊？武英姿瞪了她一眼，没有作答。
　　伟达厂也是怕了，听说以前有个女的猝死在岗位上，赔了好多钱。赵妮压低了声音跟她的邻座聊着，她作出夸张的表情表示吓得要死。作为看客的我和她，包括车上所有的人，除了冷血，我们没有其他选项。而我似乎只能在心里把武姐的称呼改成武英姿。在她拂下那双哀求的手，转身离开的时候。
　　如果我在武英姿那个位置，我也一样，绝不会把有病的人招进工厂。面对一种悲剧，没有人是错的，我们不知道该恨谁。可是，就是有人被损害了，就是有一块巨大的东西梗在胸口，它让人那么难受，说不出话来。

培训中的小插曲

　　我先前以为培训是針对工作的技能，好让我们熟门熟路地上岗。我们被带进了一个大教室，一个胖保安坐在黑板前的讲桌边，见武英姿进来忙站起身，把她迎上讲台。武英姿坐在讲台上给我们讲她的个人打工经历。
　　并无特别之处。但她表现出的得意让人不适：相比你们，我是成功的。她摆出的那种所谓高级蝼蚁的嘴脸，我太熟悉了，那些文化人的文章里头称它为：底层互害。四川人，二十多年的打工经历。十几年前在一家鞋厂打工，工厂搬去福建莆田后，她就进了伟达。但她说了一句有点信息量的话：别看我今年四十八岁，已经当了奶奶的人，一旦厂里缺人手、活太忙的时候，我也时常会顶上流水线。在我年轻的时候，一个女人过了三十五岁就很难找到工作，现在，只要你健康，手脚灵活，五十岁还有工作的机会。这话听起来也特别让人讨厌，仿佛工厂给了五十岁的女人多大的恩典似的。原来东莞招工已经到了如此严峻的地步。我还知道，劳务市场的中介引进了很多越南人。
　　在工厂听到一个说法，全世界最能吃苦、最聪明、最守规矩的是中国工人。他们是全世界最优质的工人。我想起我们的父辈，我们这一代，以及当下中国的年轻人，最根深蒂固的一个品质是勤劳。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一听到这话，眼泪就要来了。我们的工厂什么时候招了这么多越南人？
　　紧接着，她开始讲劳动纪律和福利待遇。她突然提高了嗓门，这表示下面要讲的内容十分重要。纪律严苛，我后面会专门提及。但有一条我觉得有意思，值得一说。辞职得提前半个月申请，否则算自动离职拿不到一分钱，工资是第二个月的15号发。难怪先前就听到电子厂辞工难的说法。理由是，你得给出时间让工厂招到顶替你位子的人才能离开。
　　突然，我后面一个女人站起来问武英姿，可否放弃社保的缴纳？她的话一说完，竟有一干人站起来附和，表示不愿意交社保。
　　赵妮冷笑一声，社保每个月扣一百六十多块，扣得肉痛。谁想交啊？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不知道天底下居然有这种事情。了解其缘由后，我只能沉默，我忽然觉得自己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谁能不知道缴纳社保是自己的福利呢？谁愿意放弃福利呢？是他们短视吗？
　　“我只想现在多拿点现钱，我父亲一直有病，在吃药。”
　　“家里两孩子读书，重要的是多拿钱回家。”
　　“以后受益，以后的事谁知道呢？一百多块钱够我回趟老家的车费了。”
　　“扣一百多块钱是我孩子两个月早餐奶的钱。”
　　……
　　那么多人站起来，他们要求放弃社保。理由让人心酸，他们甚至具体到这一百多块钱可以用在何处。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意识到，一百多块钱居然这么重。我曾经熟悉那样的日子：放在枕头下面的几百块钱，一百一百的破开，打开后，它就十块十块的消失，直到为零。我熟悉那样的感觉：那种像是被扼住咽喉的生活。武英姿双手拍着桌子，大声呵斥着让他们坐下：你们以为工厂愿意交啊？工厂交的比你们多得多，你们以为企业的压力不大吗？
　　再一次面对那种无奈，不知道该恨谁。唯有心里的难受是真的。
　　大家只得怏怏地坐下。接下来，我们做了一张奇特的考卷。我说奇特，是因为这张考卷的主要意图是想知道我们是不是文盲或者白痴。试卷上有一道四则混合运算的算术题，还问我们从东莞去郑州是往北还是往南，火锅在广东叫什么，辨认禁烟标识，毛主席是哪里人，端午节是农历的哪一天，写出几个英语字母的大写，最后，要求我们写出工厂的全称，可是这个全称就在试卷的抬头上。
　　教室一片混乱，众人交头接耳。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考题大部分人都拿捏不准。武英姿也不管。想来，即使是文盲或是白痴，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招人，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了？我后来才知道，的确有轻微的智障者在工厂。
　　接下来，就是登记住宿。我是一定要住宿舍的。见我登记，赵妮就笑我：凡是住宿舍的女人是没有性生活的哦。这句话，非常精辟。我反问她，你住吗？这女人扭出一副风骚的表情，吐着舌头说，我男朋友一天都离不了我。我笑了，这算是整个上午稍稍愉悦的一个时刻了。这个上午，居然这么沉重。
　　下午拿到了工卡，我的工号是：39336号，光学部无尘车间。宿舍非常简陋，而且肮脏。四张铁架子床，上下铺。已经住进了三个人，上铺堆满了杂物，地下的蟑螂见有人来吓得在四处逃窜。一张大长桌摆在正中间，上面摆放着各种洗漱用品和塑料脸盆，还有两桶吃剩没有倒掉的方便面，上面浮着红油。充电器、镜子、梳子、雨伞、食物保鲜盒，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药瓶也全堆在桌上。墙边立着一个没有门的破木柜，塞满了衣物，从柜子牵了根绳到蚊帐，那上面也挂满了厚衣服。一股方便面味夹杂着洗漱用品的气味，瞬间使我清醒。地板有陈年的老黑垢，后门通着晾衣的阳台，地上有块砖头别住门脚，以免它被风吹得哐一声关上。铁架子床裸露出锈迹斑斑的床沿和扶手，上面就一块木板，一端还翘起来了。我铺上棉褥子和浅蓝色小花的床单，被套是白底蓝花，粉红的荷叶边小枕头。白色提花蚊帐拉好后，看上去倒有几分朦胧的温馨，竟有一股小闺房的味道了。洗澡堂跟厕所是一起的，洗脸台那里常年提供热水，用桶接了热水后，提到蹲厕的位子，关上门洗。这厕所有八个蹲位，女工们结伴洗澡，偶尔还能听见有人唱歌、打闹和喧哗。她们还会趁着充裕的热水顺手洗完内衣，这大概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光吧。接热水的管子很粗，一拧，一股很大冲力的热水打进桶里，发出巨大的声响。我家就住在对面的小区，步行仅七八分钟的距离。但是，我还是选择住进宿舍。
　　下了场雨，春寒侵体，我看见隔壁床位上只铺了张苇席和一条起满了球的薄毯。
　　武英姿反复强调，一旦住进了宿舍不可以夜不归宿，更不可以带陌生人来宿舍过夜。东西被盗概不负责。这可不是校园的宿舍啊，这里有底层成人世界的欲望与混乱，黑暗与孤独。

我进入了无尘车间

A.三分钟，我顶进了线位的坑

　　所有的新员工都被安排进了新厂区的无尘车间。带着好奇，带着体验另一种人生的亢奋，我满面春风地随着上班的队伍打了卡。滴的一声，七点二十五分，我的指纹显示在打卡器上。一切都是那么簇新，我像是刚踏进大学校区的新生，心里充盈着清脆的阳光。保安亭的入口很窄，工人们鱼贯而入。一个大大的篮球场，一溜长长的自行车篷，绿化带种着一圈矮丛的四季桂和三角梅，四周围着七层楼的白色厂房，临街的是高高的白色围墙，铁门是关闭的，正好形成一个巨大的矩形。我看见那些如工蜂般涌进各个楼层的工人，他们都渐渐消失在那些方格子里。四千人，我仰望环绕着操场的厂房，感到不可思议。每一天，有四千个活人无声无息地在这毫不起眼的建筑里。

　　在外面，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看见他们。一个近百万人口的城镇，绝大多数都隐在这些方格形建筑里。我忽然觉得头顶在响彻一种巨大的合唱，像大海淹没着一切。我感受到了一种绝对的意志：你必须从属这里。
　　你发什么愣啊？我一回头见是赵妮，她催促道，快点去领工服。赵妮分在二楼，我在三楼。还是挺遗憾的，我其实很想跟她在一起工作，毕竟她是这里的老员工，可以听她说说八卦。今天，她没有擦口红。
　　我领到了一套白色的无尘衣，外加鞋帽。号码是297，印在左袖的胳膊处，两只鞋的后跟写了一个名字：郑秋香。用圆珠笔写的，非常醒目。这套行头的前主人是一个叫郑秋香的女子，她应该跟我差不多的体型，瘦小的身体，还有小小的脚。这无尘衣是用特殊的材料做的，防静电、防尘、无菌。洗的时候用的是纯水及专业的设备烘干消毒，所以不论它曾经有多少个主人，一旦洗过之后，一切的过往归零。可是，因为看见了那个名字，我就没法把它认作是我的了。
　　无尘服是蛙式连体的。从中间开链，先套裤子，然后再从袖里伸直双臂，拉上拉链，竖领直顶下颚。鞋是连袜式，侧拉链，它包住褲腿，在小腿肚那里绑紧。长发要盘起，箍上发网，这东西很像浴帽，其实是一张极薄的半透明纤维丝网。浅蓝色的口罩是一次性的。接着套上无尘帽，帽平顶，连肩，戴上后很像修道院的嬷嬷，它还遮住额头、下巴和半侧脸颊。最后用嘴从反面吹鼓橡胶手套，然后把五指伸进去，用腕口的橡筋扎住袖口。一整套上身后，只有眼睛露在外面。
　　我是郑秋香还是黄红艳或者是别的什么人，根本没有区别。我们没有性别，没有性格，没有体型，唯有一个抽象的轮廓，我们只是高高矮矮的轮廓。我第一次试穿的时候花了近六分钟，而正常工人穿、脱总共不到五分钟。我先前听说，要适应无尘衣至少要三天。主要是口罩的不适。我没想到的是，直到辞工的那天，我都没能适应。我穿上的那一刻，感觉到一种速疾融入这宏大整体的力将我拉伸，压扁，压薄，直到个体的我完全消失，直到我成为那一堆轮廓的一部分。
　　更衣室的门被拉开，一个高个子男人走出来，他是拉长助理。拉，是英文Line的中文读音，流水线，拉长即线长。在进入车间之前，他跟我们讲无尘车间的纪律。纪律最严苛的有两条，手机不准带进无尘车间，上班时间只能出车间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次不能超过十五分钟。你可以上厕所、喝水、打电话，超时以迟到论处。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让手机离身片刻。
　　男人说话的声音低沉而纯净，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为你一个人说的。他长着细长的单眼皮眼睛，目光温柔。虽然看不见他的脸，但是在最初的印象里，这个声音让人有信赖感，仿佛是，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他。拉长助理在车间实际上充当着“搭子”的角色，所谓搭子，就是随时可以顶替任何岗位的人，只要车间突然有一个人没来，他就得顶上去。搭子必须熟练操作每一道工序，正常情况下，他充当普工、不良品的修复和技术故障处理。而拉长，只是监工。
　　他把我们带进车间，去见拉长。车间是一个大平层，可能有七八百平米。不锈钢工作台像庄稼一样一字排开，目之所及，应该有十垄，放眼望去，一大片低伏的白色脑袋，像是被整齐安放在固定的格子里。工人们低头忙着手中的活，专心致志，听不到人说话，他们跟机器一样。车间异常地亮，那种亮不是阳光的亮，它不刺眼。工作台上面、左边、右边全都装着三根并排的细长LED防尘灯管，因为手中的产品器件非常精密，小小的污迹、毛发、折痕、小气泡都被照得纤毫毕现。可是，面对这样的强光，我只觉得头顶像是被凿开了一样，光，一泻到底，从头到脚，无一处可以隐藏，仿佛我的脏器、骨骼全都暴露于他人视野中。我定神之后才意识到，在这里，没有人关注你的身体，你不存在，你是流水线的一个岗位，是机器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有清晰的岗位描述。
　　工作台的下面通着压缩空气的管子，这十几条流水线同时开了气，它发出嗞嗞的声响，无处不在，很像是管子破裂了，强烈的气流从那里喷出来的声音，但又似乎被一种力量摁住，变得喑哑。我后来才知道，习惯了的人，是听不见这声音的，它已经融进了一种环境的背景中，剥不开了。无尘工作室的禁尘程度的要求是空气中的微粒子、细菌每立方米将小于0.5微米粒径的微尘数量控制在3500个以下。我虽然不懂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但我已然清楚女人化妆的粉底、口红、睫毛膏已不再是尘埃，它们是巨大的固体颗粒。头皮屑、说话产生的唾沫、手与手的接物传递产生的菌、汗，全都被这一身无尘衣挡在门外。最变态的防尘防菌莫过于此，靠墙的地板约半米宽处涂了一种深蓝色的胶，为的是掉到地上的尘埃，它再也没有机会扬起。至于每天的紫外线杀菌、酒精消毒，以及保洁人员全天候拖地只是日常的防护。绿色的油漆地板发着光，在灯光的阴影处，它就变成了黑色。头顶，是一堆奇奇怪怪的装置，粗大的弯管子，像油烟机一样的大罩子，它们全都被包裹成银白色，看上去有一种太空的效果，也很像达利的超现实主义的绘画，这些怪物在头顶俯视着我们。 　　我看了那么多的打工文学，却没有发现有人写清楚他们的工作环境。我认为除了人能够造成压抑的场之外，环境也一样。尤其当呼吸都不能够随心所欲的时候。我们车间有近两百人，感冒和拉肚子的人是不准进入无尘车间的。因为请假无薪，所以得了轻微感冒的人舍不得请假，拉长助理就经常帮助他们隐瞒病情。
　　见到了拉长。她的大眼睛有着浓密的长睫毛和很宽的双眼皮，它几乎不眨动，一动不动地盯着你，时刻充满质疑和问责。这眼睛看上去不年轻了，眼珠发黄干涩，但眼神专注严厉。她看了新工人一眼，然后把嘴一努，示意助理安排线位。待到看我的时候，她盯着我的脸，说了一句，口罩要遮住鼻子。然后对着我作了一个往上拉的动作。我只得照做，可是，我心里叫苦不迭，因为从口罩呼出的气往上走，居然喷到眼镜上形成雾，直接让我视物不明。所以，我刚才因为难受，偷偷拉下来了，瞬间就觉得呼吸顺畅，空气清新。
　　从未在无尘车间工作的人，习惯口罩最快需要三天时间。
　　可是她并未像对待其他人那样放我走。她继续盯着我的脸，问道，你以前是干什么的？我按事先的答案回答：仓库管理员。不像！她当即果断地否决这个答案。她并没有挪开目光，我只得再编：我先前在老家的民办小学当过老师。读了大学？不，我只读了中专师范。只因我太好奇了，一进车间就东张西望，甚至一个人走到了工作台那里，弯着腰看人家工作，还问东问西，是助理把我喊过来的。这已经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迟疑了片刻，最终还是信了。我如释重负。只因今天是第一天，工作柜没有安排到位，所以手机还在身上，我突然掏出手机跟她说，这是我第一天进工厂，特别有意义，我们合个影吧，以后请多关照。她猛得扭过脸来看着我，表情特别震惊，一瞬间，她可能明白这是当代人交往的基本礼仪，只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显得很怪异。但她还是同意了。我挨近她的脸，左手举高手机，右手比了个V，笑脸盈盈，就这样，我跟这个叫张淑云的女人合了张影。我的确表现得跟所有人都不同，这里面没有一丝刻意的成分。
　　我身上关于性情的东西在自然流露，我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特质也在发散出来。在这里，实际上是最不需要的。它显得特别惹眼，像一股刺耳的岔音。我感受到了，同时暗自下决心：谨言慎行。我现在是女工黄红艳。
　　助理把我带到一个女工面前，跟我说，你就跟着她吧。这算是我的師傅了，我上前打招呼，她抬起头，眼带笑意算是回应了我。她放下手中的活，让我坐在她的对面，然后过来跟我讲活怎么干。她说话的声音很细很轻，还时常干咳几声清嗓子，唯恐别人听不见，但她眼波流转机灵，是一个瞬间就能意会他人眼中之意的聪明人。她比我小，大概三十五岁左右。
　　我们这个厂是日本人开的，生产的这个产品叫背光源，供货给日本的索尼、佳能、东芝这些大品牌。我跟师傅的岗位叫：看外观。意思是从外观上检查产品是否合格。目前就我们两个人。这个叫背光源的东西具体的原理我至今没弄明白，它是一个不到巴掌大的长方形塑胶薄片结构件，厚度不到两毫米，很轻，正面是一层闪着七彩荧光的彩虹膜，边缘拖着一条细细的尾巴，它叫FPC柔性线路板。我上一道工序的人负责组装这个结构件，实际上具体的操作就是贴膜，贴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膜，顺序、正反面、朝向皆不能弄错，如果装倒了就算是废品。这个工作需要细心、熟练、手快，不能出丝毫差错，膜片有折痕、污迹、出位的现象都要返工。到了我这里，最重要的检测指标就是查看增光膜和扩散膜是否装倒了。从外观上看，如果装倒了，它的背板就看不到一个白点。
　　一版无色透明的模具盒里装有九块背光源的结构件。这岗位要求我五秒钟扫完一版。除了背面的白点，还有看正面的膜和FPC板是否有歪斜、溢胶的现象。装倒的废品拣出来直接交给拉长张淑云，其他仅有小小毛病的拣出来送给助理修复。
　　非常简单。我师傅三秒看一版。她跟我解说完毕之后，眼睛露出叹气的神情，仿佛在说，远不止如此简单呢。这是我第一次读懂眼睛的这个表情。等到我们看完五百版之后，还要将产品用手推车拉去扫尘，扫一次要二十多分钟，用手举起扫枪，打开压缩空气的阀门，抬高手臂，一版一版地扫，用强大的气流将产品的尘埃扫走，很像洗车用的高压水枪的工作原理。这才是这份工作最累的环节。每天，我跟她至少要各扫六趟。扫枪有两斤重，枪管是铜做的。
　　我先前觉得手工装一个塑料小汽车的工作很荒谬，然而，我现在手上这份活的难度丝毫不比它大，奇怪的是，我却没有荒谬感。我想，这应该是缘于整个环境带给人的那种仪式感和压迫感，直白地说，那种煞有介事和不容置疑的气氛把人唬在一个电子高科技的幌子里。实际上，整个工作流程是贴膜，以及看这个膜是否贴得合格。无尘车间的任何一个人的工作都只是简单的手工活。但是，它的产量要求，你必须要手快，并且不能停歇。我一回头，发现拉长张淑云坐在一个高两米的操作台上，上面的高脚圆凳可以旋转，隔着玻璃她俯视着下面的每一个人，像一只敛翅的鹰。
　　导光板、FPC、五金结构件、反射盖，这些名字都是我第一次听到，它们散发着一种性冷淡的工业气质，整个无尘车间都散发着这种冰冷而残酷的气息，身着无尘衣的人其实也很像做外科手术的医生。我没有料到的是，仅三分钟授徒，刚坐到那个位子上，我就正式顶下这个坑，跟所有人一样，严格考核标准的工作开始了，没有给我们任何缓冲的时间。它们像一个庞大的、饿极了的怪物，迫不及待地把我们这些新人吃了进去。
　　墙上挂钟指向早上八点五分。我开始了我的工作，看外观。反面一扫，一版九块外盖皆有白点，正面，端正、干净。看好后，在右手边一版一版地往上码，二十格为一组，然后贴上货单，那上面有我的签名和日期。
　　这个工作只需用眼。但是稍一分神，手就会按照惯性的机械操作，把没看过的也一版一版往合格的右手边码。它要求你注意力绝对集中。就好像是，有时候在家择扁豆，可心里边在想事情，我们就会把没有剥筋的扁豆往筐里扔一样。
　　可是，这么无聊、枯燥、无休无止的工作，谁能做到整天不分神呢？我试了一下，仅五分钟，我都无法做到聚精会神，我的思想里各种纷扰在奔窜，耳边仿佛有嘈叽虫在叫，而且它们不以我的意志转移，要我彻底地把意志定在这么乏味、犯困的活上面，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可是，每天十二个小时，我重复着这个动作，必须心无旁骛。坐在我对面的师傅，她是如何做到的？她在想什么呢？ 　　我看了三分钟，脑子里突然想到微信里跟我暧昧的那个男人是不是又给我发信息了，他会发什么内容？发了他的航拍照片？还是截图我书里的某个段落，说他反复看了好几遍？我又跳到自己未写完的文章，被卡在一个别扭的细节里，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淘宝的购物车有单品今日减价;我心仪的电子竞技战队RNG在春季赛的糟糕战绩，偶像选手UZI面临退役;美剧《曼达洛人》更新了，我还没有追;我甚至在心里还惦记着一个已入围的文学奖还没有揭晓……
　　在不知不觉中，我往右手边码了七八版产品，我根本没有细看，只是机械地重复那个动作。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将它们全部拿到左边返工重看。
　　因为是第一天，我看过的产品，师傅会复检。两个小时以后，她的眼睛已经开始横我了，满满的嫌弃和鄙夷，毫不掩饰。
　　你知道这些没有白点的产品落到拉长手上会是什么结果？她没有抬头，扔给我这么一句话。
　　是炒掉我吗？我挑衅地问。对于第一天上班才工作两小时的人就给这样的脸色，我心里颇为不满。
　　要不你试一下？她依然没有抬头，但我相信蒙着口罩的嘴角一定有一丝冷笑。我偷偷地抬头去寻找俯视我们的那个人，此时，她的方向没有对着我这边，但它正在缓缓旋转，马上要转到我们这边了，我低下头，心里对于落在她手上的那个下场非常好奇。我告诫自己，这个想法已经不是女工黄红艳的心态了，没有哪一个女工会对找抽这件事情有好奇心。
　　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个为了谋生只能出卖体力的女工，不能成为那个在艰难揾食的人生中别无选择的女工，那么，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干好手中这份简单的工作。
　　可是，“作家塞壬”的身份就这么一直干扰着此时的我。我要解决的是，必须成为一个纯粹的、每小时价格十块钱的女工，简单、空白，人生没有别的妄念，安于此，服从这既有的规则。我知道，坐在我对面的师傅，以及无尘车间里的所有人皆服从于此。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而残酷的认知。他们是作为这个巨大的分母而存在的。他们隐身在一串串亮眼的数据背后，隐身在国家崛起的背后。此时，我看见了他们，并成为他们的一员，我突然觉得这里的所有人一下子变得庄严起来。我为自己的种种怠慢感到羞愧。
　　我清空了自己，现在只剩下了女工黄红艳。直到耳边听到嘈杂的声响，工具的叮当碰撞，还有人伸懒腰的声音，我抬起头，师傅说，下班了，看墙上的挂钟，十二点。时间居然过得那么快，我竟毫无察觉。有人关了压缩空气的阀门，整个空间陷入了巨大的寂静中，灯也灭了，我们站在黑暗里，各条线排着队，依次往外走。犹如蚊群流向出口。
　　在更衣间脱无尘衣。那浓烈的脚臭，避无可避。玩笑声起：同样的配方，这酸爽！换好的无尘衣挂在墙边的架子上，鞋柜在另一边，排得密密麻麻的鞋，我发现，所有人的鞋后跟都写了名字。我的叫郑秋香。因为第一天没有来得及准备拖鞋，我只好赤脚下到一楼。整栋大楼，地板、墙、窗口、楼梯、扶手皆一尘不染。
　　在保安亭打完下班卡，我们去饭堂就餐。
　　凭借脖子上的工卡，我打了一份青椒炒肉、一小份青菜和一点米饭。米饭盛在一层一层的铝屉里，木勺铲，不限量。汤盛在两个白铁皮的大桶里，木柄长舀斜躺，紫菜蛋花汤，上面漂着星点般的油珠子，打汤的人拿起勺子都要搅上一搅。午餐和晚餐皆是免费。也有私人入驻的小炒窗口，品种很多，有鸡腿、扣肉、烧鹅、牛肉和红烧鱼，还有面食窗口，有水饺和各种面食，这些得付錢。
　　饭堂很大，能容下两千多人就餐，就餐分两批进行。三排大吊扇呼呼地吹着，墙上还有转头风扇。连椅桌能坐四个人。不锈钢套餐餐盘、筷子、汤匙从一排排消毒柜中自取，这场面，有茫茫人海的壮阔与虚无。我没有伴，独自一人哑默就餐。
　　忽然觉得肩膀被人撞了一下，是赵妮。她惊呼：你怎么吃这么少？
　　她在我对面坐定，我看她的餐盘，分量足足有我三倍还要多，满满一盘，米饭堆成一座大山，除了青椒炒肉和青菜，她还打了西红柿炒鸡蛋。也就是说，赵妮把免费标准中能打的全打了。
　　我颇为不屑。这种恶意报复式的伎俩，是品格的下作。
　　赵妮看懂了我的表情，她冷笑道，你以为工厂会给你浪费粮食的机会？没什么油水，只能多吃饭而已。我看了看邻近的女工，扫了眼远处黑压压低头用餐的人，无一例外地，所有人都把头埋在堆成大山一样的餐盘里，男人用筷子快速扒食，呼哧作响。赵妮从老乡处弄来两块腐乳和一匙黄豆酱，她分给我一点，然后熟练地把它们拌在米饭中，就着西红柿的酱汤，拌了拌，大匙大匙地进嘴，鼓着腮帮子大幅度咀嚼，十几分钟，她的餐盘干干净净。她是一个身架纤细的女孩，锁骨高突，肘弯尖削。她把一顿简陋的工作餐吃得如此豪华，没有放过一粒米饭。
　　三天之后，你也会像我这样吃饭的。她说。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给予粮食足够的尊重，一块肉、一粒米、一滴油，刮干净全部吃光。我想起一整天十二小时那心无旁骛的劳作，粮食在他们心中的分量。对肉的渴望，对肉的舍弃，在他们的生活里，也许都要反复掂量。赵妮告诉我，厂里有几个特别厉害的大神，他们从来没有花钱吃过一次小炒。
　　我已经忘了对肉的渴望是个什么滋味。
　　我们打完上班卡，离上班还有四十分钟，赵妮说去四楼走廊眯上一会。我赤脚跟着她上楼。四楼是仓库，楼道和走廊里坐满了人，他们靠着墙，坐在地上伸直双腿，有的玩手机，而更多的人闭着眼睛打盹，还有一些情侣，女的枕在男的大腿上。我毫无睡意，忽然记起手机整整一上午未看，待我打开时，看到那些无聊的、荒谬的闲聊，微信群里的种种链接、视频，有人拜托我帮忙转发他的公众号、文章，有人让我点评她的新作，市作家协会的活动邀请，还有一两个男人不明就里的搭讪，我摇了摇头。我已经没有兴趣回复他们任何一个人了。一瞬间，我感受到了生命之重。
　　赵妮挨着她的工友睡着了。墙两边的女工们也都歪倒着睡着了。四处静悄悄的，我也试着闭上双眼。可是，我听见巨大的轰鸣冲击着耳膜，静不下来，茫然四顾，依然寂然无声。我为自己此行的动机感到羞愧。我羞辱了这里的每一个人。 　　打铃了，突然地巨响，仿佛整栋楼都颤了一颤。被惊醒的工人们缓缓站起身，挨挨擦擦下楼去到各自的楼层。

B.可怕的遭遇

　　我是最后一个穿好无尘服的人。在手忙脚乱中勉强跟上了工友进了淋吹间。这是进入无尘车间最后的一道除尘工序。二十秒，人立在那里，任四面八方吹来的强劲巨风淋透，轰鸣震耳，我们不能把一粒尘埃带进车间。
　　师傅已经擦好工作台，准备工作了，她见我姗姗来迟，轻声地说，以后尽量提前五分钟到。这句话是不能够容她说第二遍的，我深感它的分量，尽管那是一种非常轻柔的声音。
　　上午积压的产品没有扫尘，她为我做了示范之后，就把活扔给了我。扫尘的动作很像是画符，横三下竖三下，连起来一气呵成，一版就扫好了。可是，铜管枪是有点重量的，一趟活，要扫半个小时。幸好，扫尘的地方刚好在拉长视线之外的角落里，无论张淑云在头顶怎么旋转，她也看不到我。发现这一点后，我立即把口罩扯到鼻子下面，清新的空气瞬间灌进鼻孔，我感到每一个毛孔都振奋了一下。
　　扫尘可以机械地凭借惯性去操作。这意味着，我的内心世界可以神游。解除了神经的“紧绷咒”，这种释放妙不可言，仿佛肉身轻灵起来，有一种欢快的旋律在血液里流动。
　　那个身躯轮廓笨拙的清洁工蹭到了我的身边。她来接水洗拖把，水龙头就在墙角。她跟我们一样每天要在车间工作十二小时，不停地用宽幅的湿拖把拖地。在这近一千平米的车间，她的活漫无边际，没有尽头。她动作迟缓，从这里到那里，没有人留意到她的存在。
　　这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涯足以磨灭一个人所有的锐气与激奋。我看到，她的每一个动作，仅仅只是推着时间缓缓地挪动。那种慢，放大了生命的荒谬。
　　她把拖把巾拆下扔进桶里。我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她身上，这时，她把目光迎向我，仿佛在说，啊，我总算可以歇会了。
　　你哪里人啊？她问。
　　湖北人。我应道。同时我瞬间意识到她很清楚，这个地方是拉长视线的盲区。她还知道我是新来的。
　　许晶晶让你扫这么多啊？她可真够坏的，欺负新来的。她瞥了一眼推车上的产品，足足有一千版。原来我的师傅叫许晶晶。我笑了，跟她说，我倒是愿意扫尘呢。这角落里自由很多。
　　她把眼睛睁得老大，充满诧异和不解：你说什么？自由？这里哪有什么自由？扫尘比看版累多了，你还真是傻，我好心提醒你，以后有你受的。说完一副好心没好报的懊恼表情，扭过脸，不再想跟我聊下去了。
　　这笨拙滞重的躯体原来藏有如此活络且斗志充盈的灵魂。她的眼睛是往里凹的，有深黑的潭，此刻它处在一种她是唯一正确的坚定认知里：你觉得在这个角落自由放松可以偷懒吗？不，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扫完所有产品，你偷不了这个懒。她看透了我对角落自由的肤浅理解，并且在内心嘲笑了我。
　　我呼吸的自由，我内心飞翔的自由她怎么会知道呢？但我不想放弃跟她聊下去的机会。当我们屏蔽了整张脸，我第一次发现，一个人的声音也是有表情的，用眼睛交流已经足够了，甚至意会得更准确。
　　我还是应该做一下妥协，让这个天聊下去。
　　哎，你知道吧，这个地方张淑云监视不到，我可以边扫边哼着小曲儿，还可以跟你聊会天呢。我近乎是赔笑的表情了。
　　她眯着眼看着我，一副“你就这点出息”的不屑表情，然后问我是正式工还是中介工。我回答说，我是自己应聘过来的正式工。
　　在这里，我简单说一下中介工。中介工是劳动力中介公司输送给工厂的工人。他们的工资由工厂转包给中介代发，钱一旦经了中间环节，那少不得要拔毛的，所以说，中介工的工资比正式工要少。还有，他们的身份证全部扣在中介那里，也就是说，你混熟了，翅膀硬了，也没有办法转成正式工。中介公司也不给他们买社保。这里面有多少猫腻和肮脏的勾当暂且不表。
　　这位清洁工告诉我，整条线，绝大部分都是中介工。
　　你凡事都要顺从一点，许晶晶她们都是中介工，你工资比她高，要是哪儿刺激到她了，那你少不了要吃闷亏。
　　对于她的谆谆劝导，我报以频频点头以示受教。她看上去十分满足。最后我们聊了一些私话。她姓沈，江西赣州人，是正式工。她两个孩子在家乡读书，自己跟老公一起在东莞打工十五年。由于她劈头问我有几个孩子，老公在何处，我一时间懵住了，考虑到如果回答至今未婚，恐怕会显得更加古怪，甚至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舆论枝蔓。于是，我选择了最普遍、最安全的那一类答复：老公在虎门一家模具厂打工，儿子在读大学。她不再说什么，推着拖把走了。我觉得，我跟这位沈女士，仅用半个多小时，几乎说完了一生所有的话。
　　整个对话里，她多次提到我的师傅许晶晶，那个善于藏奸耍滑的女人，让我务必要有所戒备，因为我看上去是个老实人。作为正式工的她，即使是个清洁工，面对许晶晶，她也有明显的优越感。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看到了熟悉的人与人之间那种咬啮性的烦恼，一股子酸臭味。这一点跟我先前认知的精英阶层没有什么不同。
　　终于扫完了，手臂酸麻。我把口罩拉上来，推着手推车经过师傅的身边，她抬起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然后叫住我，柔声说我足足慢了十分钟。我抱歉地笑了笑，诚恳地表示下一趟一定会加快速度的。我看到她的眼睛流露出一种欲言又止的表情。显然，我诚恳认错，及时止住了她正要进一步指责我的意愿。沉默片刻，她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第一天扫这么多产品只用了半个多小时。
　　一瞬间，我感受到这个女人的锋利。
　　我回到位置上看版。我的师傅许晶晶推着满满一车產品走向扫尘处。拉长已从高处的旋椅上下来了，此时她趴在工作台上写着什么。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废品，像是收获的第一枚战利品，好生兴奋，是膜贴倒了。按照要求，我将它交给拉长张淑云处理。
　　她把结构件拿到手上正反两面看了看，确认这的确是一个废品。
　　“你去把刘倩叫过来。”她说，第三排倒数第二个线位的女孩。我依言走过去，把那个叫刘倩的女孩带到张淑云的跟前。 　　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个场景。公然出卖、侮辱、霸凌，这种粗暴的傲慢人性足足上演了五分钟。这个叫刘倩的女孩子一直低着头默默忍受。我也是。
　　“又是你，你已经瞎了为什么不给我早点滚，你这粒老鼠屎要祸害我到什么时候？你长记性了吗，你要脸吗？这里不养猪，再出错就给我滚蛋，见不得你这样的蠢货，碍眼……”
　　这可怕的声音持续了五分钟。那语调，那利刃般地谩骂足以成为一个人的噩梦。它形成一种暴力的场，扼住你的喉管，令人恐惧、窒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赤裸的当众羞辱。
　　更可怕的是，我被当成了一个告密的功臣，当着刘倩的面，她这么表扬我：你看看人家，才第一天上班就这么用心，要不是她发现得及时，这废品流到下游，被质检投诉，我的脸就被你丢光了。可是，这刀锋般的侮辱，打得人脸生疼，我一样是一字不落地接受了。我不明白的是，张淑云处罚刘倩，完全没有必要暴露我，她为什么要用这么下作的手段？太无耻了。整整五分钟，我全部的思想，全部的意志，全部的身心，每一根毛发都在愧疚，对刘倩深深的愧疚。
　　她的声音很大，有一两句像炸雷一般在空气中炸开，整条线的人都听见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感到讶异。人们都在忙着各自手中的活。这是司空见惯的场景吗？
　　终于放我们回线位，我避开拉长张淑云，追上刘倩跟她道歉。她扭过脸来，居然是笑着的：没什么的，你第一天来吧，让她骂骂就完了，只当她放屁，又不扣钱。她再次笑笑，还拍了拍我的肩膀。她眼里的笑意很温柔，流溢着明媚的光，完全是一副没有受到过伤害的样子。

　　我僵住了。我不相信有人面对刚才那地狱般的五分钟会毫不动容。
　　下午的时光好像要慢一些。一阵浓浓的倦意袭来，我想打哈欠，可是口罩蒙住了嘴。无休止地重复同一个动作加重了困意。我想上洗手间，可是瞥了一眼挂在工作台边上的白色墙板，离岗证还没有归还。墙板上显示八分钟前，一个叫伍唯唯的人签的动态，她还没有回来。无尘车间不能同时两个人离岗。
　　终于轮到我了。伍唯唯在墙板上写了她回来的时间，我看着墙板，上面写满了工人们离岗的时间动态，歪歪扭扭的字，用粗黑的水笔写的。我拿过离岗证，迅速写上自己的名字和离岗时间，十五分钟，我必须返回，超时以迟到论处。迟到一次扣除全勤奖七十元。
　　火急火燎地脱无尘衣。偌大的更衣室只有我一个人，臭鞋的气味依然浓烈，但此刻我如此雀跃，迫不及待想要冲出那致密压抑、束缚身心的无尘车间。洗手间在走廊的尽头，蹲式的，关好门，马上给记者朋友打电话。
　　我迫不及待地讲了刚才的那一幕，语气很夸张地说，如果我是刘倩肯定第二天就辞工。电话那边先是劝我不要激动，关于拉长骂人，最近几年普遍收敛了很多，就是害怕有人辞工。以前都是雷霆之势，绝对压制。小姑娘、小伙子被拉长用手指戳额头，直戳得人往后打趔趄，现在至少不敢动手了。最后，她反复叮嘱我，你是女工黄红艳，身份不可僭越。不要做奇怪的事情。
　　聊完。时间很紧，我翻看了一下微信的留言，基本来不及回复。我突然感觉到，原来有太多的事情在人生中并不是必要的。就像这些可以不必回复的留言。如果面对的是生与死，我想，可以删除的还会更多。
　　返回车间，我的师傅许晶晶已经扫尘归来。有一个问题我必须要请教她。
　　如果您发现了不良合格产品，把它交给张淑云处理，那要如何避免背负告密当面被戳穿的尴尬？
　　师傅的眼里是盈盈的笑意，显然她已经知道了我历经了那场劫难。
　　本来我想明天再告诉你的。她说，这也是我必须要交代你的东西。你听好。
　　我从来不会把不合格产品交给张淑云。一旦发现了我自己会修好它。如果难度大，我就把它交给拉长助理小莫。她眼里依旧是笑，但是，你刚来，你得要让她知道你掌握了这个技能，而且是认真地对待工作。明天或者后天，张淑云会安排人故意做出废品流到你手里，如果你没有看出来，那才叫真正的恐怖。所以，你最近几天看到的废品必须拿给她。
　　背脊一阵凉意。我对故意做出废品来试探我感到震怒。这手段好下作。
　　如果我没有看出来，她会炒掉我吗？我问。
　　不会，现在缺人得紧，哪能炒人啊。这么简单的工作你都不会，她就在每天早会上当众羞辱你。
　　明白了。我领教过，非常可怕。仿佛是有人用言语当众脱你的衣服。
　　许晶晶幽幽说道，你习惯就好，其实她再怎么羞辱人也只是徒劳，又不会扣钱。时间长了，你会知道，没有不骂人的拉长。你做了拉长，也会是那个样子。
　　我很震惊，对于这种当面羞辱居然可以做到毫不上心。这是徒劳的。我反复琢磨着这句话，有这么多人活在这世上，被迫丢弃了伪饰的尊严，仅保留着最后的价值底线。扣钱才是天大的事，分厘必争。我看到人性的强大、坚韧，那种紧紧握实命脉永不撒手的力量。我抬眼看着整个车间，一大片低伏沉默的头颅，我看到了真正的尊严。劳动兑换金钱，这种事情不容一丝让步的尊严。
　　不同的是，我做拉长，绝不会是那个样子。
　　但我要成为那样的人，活着只坚守自己认定的价值，不受干扰。其他的可以全部删除。而事实是，在我生活的世界里，太多人为鸡毛蒜皮大打出手，一言不合就翻脸。想来，那都是太闲的缘故。下午余下的时光在我无奈地慨叹且更为熟练地操作中迎来了下班的钟声。

C.致命的试探

　　晚餐在饭堂我看见了拉长助理，他有一张白净的刮骨脸，瘦削，眉眼小巧，却长着个直挺的大鼻子。只是眼神活泼了很多，大抵是年轻人。无尘服敛了他的性情，他很爱笑，说“我×”的时候声音依然溫柔。说话间，正看见他招呼另一个同伴前来与我和师傅同席。出于礼数，我在小炒部给师傅许晶晶点了爆炒猪肚、牛肉炒蒜苗、红烧福寿鱼和一盘饺子作为答谢，她喊来了拉长助理一起分享。助理姓莫，他说，以后就叫他小莫就好。师傅许晶晶说，小莫，这是新来的黄姐姐请你的，有什么事你多担待些。那边一连声说好，也不抬头，正用筷子大把大把地夹肉吃。末了，小莫突然跟我说，我提醒你一下，你把口罩拉到鼻子下面千万别让张淑云发现了。 　　我也吃了一大碗饭。明显有了吃肉的欲望，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感觉。
　　打完卡，正往车间走。许晶晶从后面追上来告诉我，明天和后天留意一个叫梁维栋的人送过来的产品，试探我的废品就出自他手。她诡异一笑，不再多言。啊，我才回过神来，这是小莫的人情啊！我被一种善意的温暖包裹，它汩汩地在心底涌动。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顿饭买来的。
　　晚班开始了。一切与白天并无不同。唯一的敌人依然只是时间，唯有忘掉它，专注手中的活它才不会静止。我已经很熟练了，甚至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经验。我让眼睛在视觉上习惯一整版有九个白点，扫一眼，只要缺一个，它就会特别醒目地自己跳出来。
　　晚班，我扫了两次尘，数量比师傅许晶晶要多得多。我是徒弟，多做一点是应该的。只是连连的哈欠，让我的手越来越疲软。清洁工小沈从我身边走过，我耳边飘过这样一句话：扫尘这个活，别那么认真，即使没扫的也没有人能查得出来……啊，所有取巧的、偷懒的、懈怠的智慧，我相信，早已被人摸了个透。即使高空有旋转椅的鹰眼，依然阻止不了那些暗地里的种种小把戏。张淑云的气急败坏，缘于她深知这一点却苦于无法彻底获悉，一旦被她发现，那种狂怒，那种无处发泄的愤懑就找到了闸口……
　　在昏昏欲睡的倦怠中听到张淑云拍了拍手掌，说是下班了，要开始清洁桌面。我听见对面师傅许晶晶轻微的叹息，我听见整个车间如潮的叹息，仿佛如释重负，一直紧绷的弦终于可以松弛了。有人开始捶肩膀，人群的嘈杂声起，助理小莫拿来沾了酒精的湿巾，我们要把桌面、椅子，包括桌腿、椅子的扶手，每一个背面都要擦到。压缩空气的阀门和壁上的一圈大灯关掉了，空间陷入巨大的寂静。夜，涌了进来。
　　打最后的一道卡，指纹显示在绿色的指示屏上，滴的一声。一天，我要打六次卡。
　　回宿舍。工业园区的路灯如同白昼一般。宵夜的摊子占满了整整一条街，我闻到了烤鱿鱼的香味。姑娘小伙子结伴走向那里，吃烤串或者麻辣烫。小超市都还没有关门，里面贩卖着大量的伪劣产品。做促销活动的店员往路人手上塞着广告传单，拿话筒的主持人站在临时搭建的小舞台上声嘶力竭地喊着抽奖。穿着超短裙、涂着口红和眼影的厂妹像鱼群一般穿梭在这明黄的街边，她们把欢笑洒了一地。这个时候的园区仿佛刚刚醒来，在夜色中，蓝紫的霓虹灯招牌交替闪烁、劣质的街边音响鼓噪着低档生活区的审美。
　　四万多人的工业区，他们生活的全部都在这里。你在其他地方见不到这个群体。严格来说，真正属于他们的时间，每一天，也就只有三个小时左右。就像现在，九点多了，我回宿舍，要洗澡、洗衣服，如果十二点上床睡觉，每一天，我只有三个小时真正属于自己。
　　这意味着我没有机会走出园区。我是一个隐身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隐身人。他们活在另一个世界。三个小时，没有人能够想象这里面的巨大深渊。它包含着太多的关于人的欲望、孤独和放纵。混乱的出租屋、地下麻将室、三无小门诊、女人和酒、彩票、老虎机，人群伴随着震天的叫嚣。有一些漂亮的厂妹兼职卖淫，还有一些人，那种铁打的人，居然骑摩托车去外面拉客赚外快，他们干到午夜时分才回宿舍。这一切，全部充塞在这短短的三小时里。
　　宿舍又搬来了一个女工。她睡我上铺，我进去的时候她已经和衣睡了，没有盖被子。现在有五个人了，有两个上夜班，要早上才回宿舍睡觉。这是我在宿舍的第一个夜晚。此时，疲惫的我渴望家里那张柔软、舒适、有薰衣草香气的大床。我想在浴缸里泡澡，想喝冰箱里的柚子茶。如果步行回家，只要七八分鐘。
　　我上铺的女人在咳嗽，她没有盖被子。下过雨的春夜，还是有些寒凉的。
　　她醒了，翻身坐起来跟我说话。她告诉我今天晚上才来报到，没有想到今年都三月中旬了，晚上还这么冷。然后她问我是否有手机充电器，我从包里拿给了她。女工姓王，贵州人，不到四十岁，看上去很憔悴，一脸的黑斑，这黑斑连嘴唇上都是。她从上铺跳下来，一阵风，我闻到她腋下刺鼻的馊臭味。她的床只垫了一大张打开的纸板。这应该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她床尾的那个帆布大黑包就是她全部的家当了吧。听她说话的语气，潜台词有这样的意思：兜来兜去的，最终还是这里好啊。伟达厂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即使你三番五次地离开过这里，只要你再来，它依然欢迎你。武英姿肯定对她不陌生。
　　我庆幸，工厂一定收留了很多这样的人。一个食宿有着的落脚点，一个可以让人喘息的安身地。工厂，它也许是你最坏的选择，但是，你可以在这里缓过来。这里有充沛的热水，饭菜管饱。不依靠任何人，按小时取得酬劳，人人平等。你可以身无分文地来到这里，过往所有的失败、落魄都归零。你的人生，在这里可以从头再来。
　　我忽然觉得有了一种底气，我畏惧什么呢？即使遭遇再大的厄运与失败，我最后依然有一个去处。我不会流落街头，更不会乞人脸色过活。当我置身于几万人的工业园，当我的人生以每小时十块钱的价格出售，我却有一种无边的安宁与自在，在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过着安静、简单，近似于零的生活。就像刚才回宿舍的路上，一个人在内心盘算着：啊，今天，我这一百四十块钱就这样到手了呀。那种瓷实的成就感是可以触摸的实物。它清澈、纯净，也特别久违。
　　我大可不必同情上铺的舍友。明天，她就会好起来的。只是，我如何能够绕过那一声一声的咳嗽，去装聋作哑？我得回家一趟，为她取一床毛毯。
　　一回到家我就后悔了。我面临那诛心的选择，巴西花梨木的大板桌上，晓芳窑茶器，养得玲珑可爱的小薄胎朱泥紫砂壶，二十年的冰岛生普，水沉香暗浮，炫酷的电脑游戏桌面闪着光影，玩家向我发出邀请的信息在右下角跳出来，还有我柔软舒适的大床，它们都向我伸出魅惑的钩子，紧紧地攫住我。再次走向那脏乱粗陋的宿舍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我想喝一杯红酒，听一曲爵士乐再走。我的手停在空中，忽然一阵难过。这就是我吗？看看，多么可怜，这生命之轻，沉溺于此，已然感受不到的痛感的人生，已经脆弱到经不起任何试探了吗？把心一横，我决然地拿着毛毯走出家门。 　　我对面的宿友也回到了宿舍。两个女人在说着话。姓王的贵州女人说起她春节前的一次旅行，第一次坐飞机去的云南大理，说到飞机起飞时的眩晕和耳鸣。语气很是兴奋。我看着她，一个连铺盖都没有、落魄到几天没有洗澡的女人，她的谈笑风生是在演戏吗？不，完全不是，人的笑是无法掩饰的。这正是我要弄懂的地方。也许，你觉得落魄的境况在别人那里恰恰是一种常态。四十岁才第一次坐飛机，谁又可以说，她的快乐就会比别人的廉价？
　　她推辞不肯接受我的毛毯，说是明天就去超市买。可我很坚持。她最后接受了，很隆重地说了声谢谢。我对面的女人来自四川古蔺，姓邹。南方人发音不太讲究卷舌，她怕我不认得这个“邹”字，反复跟我强调不是周总理的“周”，还拿出工卡给我看。我笑了。她的床拉了布幔，遮得严严实实。三十几岁的年纪，体格健壮，滚圆的腰腹，长着一张扁平的宽脸，厚嘴唇特别惹眼。她从床底的纸箱里拿出一件旧棉袄递给我上铺的女人当枕头。她们，即使在年轻的时候都没什么姿色。正因为如此，她们的经历才真正具有代表性，而非戏剧性。
　　我加入了聊天。两个女人皆有孩子在老家读书，私事没有聊太多。但她们说起以前待过的工厂，居然还在同一家工厂干过。工厂太大，人多，如果不在同一个车间那有可能完全不认识。听她们说的这些，有一个共识，加班越多越好，低于四千块的工厂现在不好招人。我插话，钱少，人没那么累啊。结果我被反击：出门在外，你图轻松有个啥子用嘛？在车间日不晒雨不淋的，还有空调，累啥？我赶紧一迭声地应和：那倒是，那倒是。显而易见，她们热络得非常快，跟我似乎总有一丝隔阂。关于我私人的那部分，我说的全是谎言。
　　洗完澡上床快十二点了。整整一天，我几乎快忘了手机。上面的所有信息对我来说，其实都没那么重要。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我曾经沉迷于它不能自拔，一刻都不能离身的。现在，连王者荣耀这样的游戏都可以彻底戒掉。作为女工黄红艳，哪会有那么多外面的信息通向你呢？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这是一个模版。以后的每一天都将跟今天一样。这么多人都是这样活着的，我一定也可以做到。那么，塞壬，加油吧。

我和拉长张淑云吵了一架

　　她是矮壮的，但行动敏捷、迅猛，然而更快的是她从远处就劈面而来的声音。她那一连串的叫嚣停止后，余音依然在很长一段时间盘旋在每个人的头顶。它制造了恐怖的场，令人压抑、窒息。我不知道大家是如何习惯了它，并无视了它。对我来说，那种语言的当众羞辱是一场噩梦，我要跨越怎样可怕的内心地狱才能做到无视它？人说这叫佛系，但一个群体的佛系是如何练成的？
　　她的眼睛露骨地表现出这样的意思：你们这些人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偷懒，在混工时，被我逮到那就死定了。她在高空转动着鹰眼，高度戒备。我必须要在一种变态的心理中去理解这种快感：迫切等待一个倒霉蛋撞进她的视野，然后享受一场豪华的语言暴力。
　　每天开工前都有近十分钟的训话。几十个人站成六排背着手站在进门的小黑板前，她用左手掀开口罩的一角，好让声音更有效地散发出去。但那只手一直架在那里，这个姿势怪异极了，脖子扯在一边，梗着，让人觉得她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加重了偏执的力量。
　　先是通报昨天个人产品完成的情况。鸦雀无声，一片阒寂。紧接着十分钟是暴风骤雨般的雷霆之怒。拉长张淑云似乎没有对谁感到满意过，即使产量超过预计目标的人也依然在她的怒骂中。理由是比二楼的差远了，比她当年差远了。
　　没有完成的，她会挨个拎出来一一上演她的语言狂怒表演。我们每一个人都身穿着只露双眼的无尘衣，然而，我却感受到最赤裸的语言暴力。每一个人都没有面具，无法伪饰。我非常震惊，在我认知的人际交往里，即使想用语言打人耳光，那也只能是在心里，而面上，我们彬彬有礼，握手，甚至谈笑风生。真正的野兽，我们都会把它摁死在灵魂的深处。文明和教养，它需要虚伪的体面。
　　不想干了都给老子滚，想混工钱，门都没有。你们这样跟小偷有什么区别？
　　食堂的饭倒是喂饱了你们，这个月比二楼差得太多，你们丢我的脸，让我抬不起头，那谁都别想好过。
　　×××，叫你滚蛋你还厚着脸皮赖在这里，连续几个月拖后腿，我要是你早就一头撞死在墙上。
　　×××，别以为我看不出你偷偷化了妆，在这里你化妆给谁看啊，你想勾引谁啊？就你返修得最多，你这样的效率还得专门配个人给你擦屁股，你以为你谁啊？你趁早给老子滚蛋。
　　×××，小聪明耍多了以为我是傻子？哪一次上厕所你没超时？给你宽容你还瞪鼻子上脸，这半年你都掉在后面你还有脸？别以为你低着头发呆偷懒我不知道，像你这样的小混混到哪里都让人厌恶，不要脸。
　　这是地狱般的十分钟。问题是，这在流水线是一个普遍现象。我师傅许晶晶曾说，你要是当了拉长也是一样的。言下之意，她当了拉长也不会有任何不同。这是一种传承已久的丑陋文化。即使我真当了拉长，也无法凭一己之力去改变。我印象中，在很多年前，一所乡村小学，有一位女老师也是这样在课堂上咆哮。她时常蹭到一个调皮学生跟前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提拉出来，站定后，又让孩子卷起裤管露出小腿肚，然后她用竹条教鞭用力往上抽，一道道血印子赫然在目。这么多年了，过往的人事纷繁，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她那张丑脸。
　　现在，我再一次看到了这张丑脸。每一天。
　　我曾经问过许晶晶，张淑云有没有将这些汇报给办公室，然后工厂就扣了谁的钱？许晶晶怪异地看着我：那当然没有，都是血汗钱，扣钱人家找她拼命。
　　一瞬间，我似乎懂了。这仅仅是一个人的脱口秀，自我高潮，狂怒表演，以及俯视众生的幻觉所产生的高烧式口嗨。因为一切都未涉及根本。
　　我跟她的正面交锋出现在上班的第三天，也就是测试我能否合格的那一天。虽然我提前已经得到信息，但我对这种方式的测试并不认可。它有一种上不了台面的卑劣气息。我不喜欢这样的阴谋。要测试，大可明着来，为什么要用钓鱼的手段？但这其中有一个小小意外令我震惊。那天上午十点钟的光景，那个叫梁维栋的小伙子把他做好的产品送到我手上。他说，你新来的吧，我今天做的产品你可要看仔细了，千万千万。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看我，话说完就速速转身回到了线位。 　　我师傅许晶晶也轻轻扔过来一句，你看完我复查一遍吧。我回她，不用了，复查的话今天上午完不成任务。
　　最终，我查到三个废品，把它交到张淑云手中。她确认后看着我笑了，她笑的时候眼睛有一丝挑衅的成分：不错，你还可以啊。可是，我忍不住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查出来我将要受到什么样的羞辱。
　　“这三个废品出自梁维栋之手，我去把他叫来。”我失控了。可是已经来不及，我身体里，塞壬这个人在这个时候跳了出来。
　　“不用了，这次不用。”
　　“为什么，上次发现废品你不是让我叫人了吗？”我不依不饶。
　　“我说不用了，你没听明白？”她显然有点恼怒了。
　　“那为什么梁维栋出三个废品就可以不用挨骂？”我准备死磕到底。因为在我看来，那种当众揭穿告密的丑陋行径，那种钓鱼测试新员工的下作伎俩都让我无法沉默。
　　她一听这话有所指，腾地站了起来。用一种极轻蔑的眼神看着我说，是我让梁维栋故意出的废品来测试你，你满意吗？
　　我毫无畏惧地直视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跟她说，因为你这丑陋的规则，上次我成了揭发刘倩的小丑，这个规则在挑拨工友的关系，非常恶劣。张淑云，你要测试我，就该光明正大地来，背后搞小动作，我瞧不起。还有，早上的训话，你像一个泼妇！我拂袖而去。
　　回到线位，我的师傅许晶晶都吓傻了：你疯了吗，你搞什么幺蛾子？顶撞她有你好果子吃。我不想理她。我知道我对抗的是什么，这种由来已久的流水线文化，不会因为我的一兩句顶撞就会改变。我甚至做好了跟张淑云在车间打一架的准备，用女人的方式。撕咬、扯头发、在地上扭滚。
　　然而没有。我所想象的那种更为恶劣的激烈后续都没有发生。只是第二天早上的训话加了这么一句，有的人自命清高嫌弃这里的规矩，适应不了就给老子滚蛋。然后眼角余光扫到我脸上，仿佛在得意地说，在这里你必须服我管，有本事你去告我啊。她连续五个早上贬损了我。这气也算是出够了。
　　那么，塞壬的这次身体出离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各种制度依旧。我依然是女工黄红艳。但是，做与不做我必须要有选择。我要有态度，这很重要。
　　此后，她当然没那么便宜就放过我。比如我把口罩拉下来露出鼻孔透气;比如扫尘的时候我替换左手;再比如上厕所超时了一点点，归还离岗证，在小黑板前写动态作假被她逮个正着……她的反应都异常激烈，那白眼都横破了，说话直接打脸毫不留情。羞辱完了之后还会来这么一句：我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您看，您不照样在我手上打工吗？这话是附在我耳后根说的，阴森得可怕。看来，关于文化素质这个点，的确是刺激到她了。
　　我终于练就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耐性。而她，渐觉无趣，也不再死啄我。只是，我们相看两厌。
　　在这样的环境中是鲜有人迟到的。因为，你没有离开过工作的环境，也就没有机会迟到。我师傅许晶晶说，车间有超过一半人五年下来从来没有迟到和缺勤，除了年假（也叫探亲假）。这些人生活在工业园，每天生活只有三个点，车间、饭堂和宿舍。每个月全勤奖是七十块。绝大部分人都拿到手了。用他们的话说，这个钱简直就是白给的。
　　然而，经历了懒散的办公室制度的职业生涯，零迟到、全勤，于我而言，相当于就是地狱了。此刻，我的定力，我的意志，我全部的身心都被要求遵守这严苛的纪律，我发现，真正去做到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当我的人生减至零，切断过去和未来，只是保留活着的状态：吃饭，在于饱;衣，在于蔽体;屋，在于栖身。那么，太多的所谓难，皆是一个伪命题。
　　难道我从这里出去后不是一样可以这样活着吗？如果这算是人生困境的底线，那么，此刻我已经触到了。这一个接一个的工业园，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么活着的。你的难，你的困境，是他们人生的常态。他们隐身在此，却是这人间最为坚实的底部力量。
　　有一天中午，我在手机上看一篇文章入了神，碰巧那天上班的铃坏了，没响，打卡迟到了七分钟。走进车间的时候，我觉得所有人都抬起来头来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异类。
　　我师傅许晶晶眼神全是焦灼：你七十块钱没了。她看着我，仿佛这是一个天大的灾难。我耸耸肩，觉得小事一桩。她跑到另一个女工那里，两人嘀咕着什么。可是，整整一个下午，跟我在工作上有接触的人，全都是那句话：你七十块钱就这么没了？尤其清洁工小沈，她露出一副仿佛剜了一块心头肉的剧痛表情：七十块钱就这么没了，这本来就是白捡的钱呀。
　　一时间，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窃窃私语：你七十块钱没了，你怎么就弄丢了这七十块钱呢？这怎么可能？我不知所措起来，区区七十块钱至于这样吗？看到所有人都在痛惜白白丢掉的七十块钱，我如果再表现得无所谓，那更像是一个异类。
　　是的呀，太可惜了，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一一赔笑着。
　　拉长助理小莫来到我身边，他四处看了看，然后压低嗓门悄悄地跟我说，拉长张淑云有一个权限，她可以出一个证明——证明你的迟到是因公。那么这个钱就不会扣掉。所以……
　　“你让我去求她？我才不去，扣就扣吧。”一想到我跟她的相处，一点就着的僵局，近乎白热化。真开口求她，那难免是劈头一阵羞辱和嘲讽。不要说七十块，就算是七万块，我也绝不会开口求她。
　　“被她说几句有什么关系呢？拿到钱才是最重要的。她说一万句无非是废话，又不会让你有真正的损失，你计较这个有什么用？”小莫都跟我急了。
　　真正的实处是钱。钱才是最紧要的事。唯有钱才是一个人的尊严和底线。在这里，唯有钱才是绝不能妥协的正经事。扣钱，是多大的事啊。工友们在窃窃议论的应该就是拉长张淑云有权限免单的事。
　　见我毫不动容，他摇摇头走了。我看见我师傅许晶晶也对我摇摇头。
　　后来，那些窃窃私语都消失了，我周遭也都安静了。在快下班的时候，张淑云把我叫到她跟前，递给我一张便签条，她说，你把这个条子交给人力处的武英姿，迟到的事她会处理的。 　　我一时懵了。
　　“再怎么着，我也不能看着你被扣钱啊，要不然，你不恨死我？”她这回居然用一种恳切的眼神注视着我。对，是恳切。
　　这到底是个什么鬼人啊？啊，真是的。不过，我可是不会轻易跟她和好的。
　　然而，撇开那些遮蔽的枝蔓，我似乎看到了一些事物的本质意义，一块肉，七十块钱，一盒牛奶，一个烧饼，它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有着沉甸甸的分量，它们对应着工时、人力，凝结着你实打实的付出。它们厚重而庄严，不容轻视和鄙薄。现在，如果再加上一样，我愿意它是一个人——拉长张淑云。我感受到她灵魂的质地。

工油子阿坚和他的爱情

　　二十三岁的阿坚是唯一给车间带来阵阵快活空气的人，他哼着歌儿，在车间摇头晃脑，有时走个路，背着双手，并腿一蹦一蹦，还时常蹭到姑娘们面前作轻薄状，用手托人家下巴：来，给爷笑一个。要不就把口袋里的备用橡胶手套拿一只出来，吹满气，然后摁折四个手指头，只保留竖起的中指，他拿这个中指到处戳人。因为大家都懂得那个竖起的中指意指什么，都笑得直摇头，小姑娘们害羞，缩颈拼命躲它。啊，大家都是那么喜欢他的，连拉长张淑云也很喜欢他。他喜欢不停地说话，笑得很大声。有时来料太多，张淑云也得来帮忙撕产品的外包装，扎进工人堆里，阿坚就挤到她身边贴近她的脸：淑云姐姐，听说你女儿满十八岁了吧，要不介绍给我得了。滚蛋。张淑云嗔他，把他从身边推开，然而他又像牛皮糖一样粘过来，继续嬉皮笑脸。她时常也笑得喘不过气，捶着胸口，指着阿坚，嘴里不停地骂着，你个臭小子，该死的臭小子。阿坚还经常搞些恶作剧，比如突然大声宣布大家安静，然后用尽全身力气放一个长长的响屁。趁姑娘们举拳过来打他的时候，他就抱着头大声说，哎呀，刚才不小心崩出屎糊裤子了。说完，也不拿离岗证，径直往厕所里跑。
　　也只有他犯些小错张淑云不计较。仿佛是理所当然的事。当然，每天的早会上，未完成任务的名单里从来就不会有他。他活干得漂亮，只是从不肯多干。
　　我是在饭堂见到他的脸。他有一张好看的脸，眉目清朗，有少年气，眼波灵动，心思活络，倔强的唇角隐约透着讥讽;他头发茂盛，大卷大卷的，有一大撮旋成一个钩子垂向额头。漂亮的厂妹们围着他，争着要跟他坐一桌。阿坚可不像那些勒着裤腰带过活的人，他频繁光顾小炒部，餐盘时常有烧鸡翅、牛肉，还会有大肘子。人说，这小子大概是不存钱的。还有人压低声音悄悄地说，阿坚的饭票是有女人倒贴给他的。
　　我后来也变得嗜肉，常在小炒的窗口碰到他。他对我露出不可思议的笑容。因为，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应该上有老下有小，经常舍得额外花钱吃肉太不寻常，尤其是中年女人。从他的笑容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收敛。
　　我是说，他有一种不属于这个空间的外部眼光。他的意识应该探到了厂区的外部世界。他把做好的产品交到我手上，小声跟我说，我做的东西几乎是免检的，绝对不会出废品，这样你就可以看得快一些了。他做的货，先前一直都是我师傅许晶晶亲自去交接，没让我碰。我后来才知道，许晶晶留给我的都是新手做的，废品率相对较高。
　　这个举动，他后来跟我解释说，我是第一个敢正面开罪张淑云的人，而且我那天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他震惊。他说，你不像是这里的人。你谁也不怕，而且你不在乎扣钱。
　　我吓得不敢跟他太接近，只是沉默。他后来要求加我微信，我拒绝了。
　　我的师傅许晶晶比我快，跟我搭伙干活，她总是觉得吃亏。但她从不明着抱怨，只是试探性地跟我提出，任务平分，各干各的。我同意了。阿坚把他的货转到我手里，是当着我师傅许晶晶的面交给我的。后来阿坚像往常那样去“轻薄”我师傅，去挠她的脸，她不再像过去那样娇嗔一句“别闹了”，这回她突然黑脸，翻着白眼：滚开，一边去。只有我知道，她是真生气了。
　　这一定会迁怒到我身上的。我后来知道，我师傅许晶晶对我，对这件事有一种非常肮脏的判断。她似乎带有一种淡淡的醋意。
　　阿坚是第三次进伟达厂。这个工业园区，但凡大一点的工厂都有一个福利，第一次进厂干满三个月的员工有一千块钱的奖励。据说，阿堅把这附近有这个福利的工厂全都干遍了，他待过的工厂有鞋厂、五金模具厂、玩具厂、制衣厂，最多的还是电子厂。他经常做三四个月就辞工，然后消失一段时间，当人们快要忘了他的时候，他又带着他流里流气的笑容出现在车间。
　　我们管他这样的人叫工油子。他说，还是伟达好啊，漂亮的姑娘最多了，食堂的菜不错。阿坚不住宿舍，在工业园附近租了房。他二十三岁，出来工作快五年了。我觉得，他在车间制造的种种欢快的气氛里，有一种对抗无聊人生的荒诞味道，无奈、嘲讽、无力又有点悲伤。
　　成为一个麻木的机器，这一事实在年轻的生命中太过醒目了。他不愿意用沉默去放大、刺痛自己，所以才选择做一个跳梁的活宝来消解吧。至少在一个短暂的时刻会忘记它，不去面对它。他跟我说，他一直在寻找离开的机会，几次尝试都失败了，最终还是回到工厂。
　　有一天晚上八点的光景，因来料不足，我们提前下了班。打完卡，时间尚早，我跟阿坚说想请他吃个宵夜，理由是感谢他在工作上帮助了我。他一听就乐了，搓着手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沿着园区的小吃街走着，最后他选了一家烧烤摊，我们正要坐下，忽然听见身后拉长助理小莫在喊阿坚，你们吃宵夜也不叫我吗？
　　三人坐定。我往后面看了看，寻思着，如果看见梁维栋也一并叫过来。那个叫梁维栋的小伙子曾经在测试的那天暗示过我。作为一个陌生人，他的善意让我觉得温暖。人群都散了，我没有看见他。
　　两个男孩子不太好意思多点，我站起身，点了碳烧生蚝、脆骨、秋刀鱼、鸡翅、鱿鱼须、串串虾、烤茄子、玉米还有炒田螺和水煮毛豆，满满一桌，然后我又叫了六瓶啤酒。才吃一会工夫，忽然头顶有隆隆的雷声滚过，瞬间就下起雨来，起初不大，我们是坐在露天的帆布篷里，小雨飘着倒无妨，可是雨越来越大，篷下坐不住了。阿坚说，打包吧，去他的宿舍吃。
　　三个人冒着雨，提着打包好的烧烤一路快跑，几分钟，就到了一栋出租屋的楼下。工厂的附近，全是当地农民盖的出租屋，密密麻麻，楼间距很窄，房子采光不好，有的没有阳台，头顶是乱七八糟的电线，墙上、路边电线杆全是性病门诊、夜店服务、工厂招工、赌博秘笈的牛皮癣广告，它们贴得一层压一层。地上有流过的脏水迹，阴暗墙角的潮湿处长着青苔和不知名的蕨类，肥硕的老鼠在人眼皮底下蹿进蹿出。我太熟悉这样的出租屋了，十七年前，广州的石牌，我在那里的城中村住了两年。因为淋了雨，头发湿了，样子有点狼狈，小莫对阿坚说，要借他的热水器顺便洗个头。工厂的宿舍是没有淋浴的。

　　那是一间十来平米的单间。有小小的厨房和洗手间。房间非常简陋，床就是一张旧席梦思，没有床架，床头贴着几张女明星露胸的旧海报。一个简易的塑料折叠衣柜。一张玻璃矮几，上面摆着一台旧的三星显示器和油腻肮脏的黑键盘、半包香烟、两桶方便面、水杯，还有几个不知名的小药瓶子。没有凳子，地上只有一个圆形的棉垫。我环视了一下，总体来说，这样的房间看不出主人有什么样的兴趣和偏好，一片空白。就是一个睡觉的私人空间。阿坚说，这房子每月的租金三百块。
　　我忽然发现墙上的挂衣钩有一件红色的灯芯绒外套，很是眼熟。没错，这是赵妮的外套。很自然地，我把目光投向那张床，虽然被子没有叠，但的确有两个枕头。然而，房间却并没有女性留下的其他任何信息，没有化妆品，连女式拖鞋也没有。只有一件红外套。正出神，阿坚喊我吃东西。他们已经把电脑移开，将烧烤全摆在玻璃茶几上，地上垫好了报纸。
　　有意思，这里面藏着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
　　酒喝开了，他们全都说到了家乡和少年的记忆，在他们的述说里，我居然感受到一种朴素的文学气息。小莫是广西贺州人，初中毕业，十八岁就来东莞打工，已经七年了。今年春节回家，父母催着相亲。因为喝了酒，他的脸很红，低头讪笑着说，我一直觉得相亲很土，不愿意去，可是，被我妈逼着去了，没想到我居然相中了那个姑娘。说完他抬头，抿嘴，但完全憋不住笑，最后放开，笑得毫无教养，一脸痴相。他还说到家乡，那里的山是别处没有的，平地而起，一座挨着一座，雨后如同仙境，无数的小尖峰在雾气里若隐若现。阳朔算什么，桂林算什么，它们都比不了我们的黄姚古镇。
　　你们一定要去我的家乡贺州看看。
　　我读懂了这些话的深情。同是漂泊在外的人，故乡是一碰就会痛，就会让人内心充满深情的一个词。
　　阿坚在一旁追问他相中的姑娘漂不漂亮，性不性感。小莫喝着酒，带着醉意说，他在东莞见过很多漂亮的厂妹，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她。只是赚钱太难了，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在东莞打了七年工，只存到一点钱，可是回家乡，我根本找不到一份一个月能挣四五千块钱的工作。种地不赚钱。在家乡贩菜、跑摩托车拉客、做建筑小工，都不如在东莞打工。小莫还说，因为自己在东莞打工，家里才没有被列入村里的精准扶贫对象。那多丢脸啊，他笑了笑。
　　话题沉重起来。这个大男孩的话传递出太多的信息，他尝试过很多的工作，最终却留在了东莞的流水线。我听出這些话里居然有一丝暗自庆幸的成分，即使是在只有工号没有名字的无尘车间，即使是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即使是稍微犯错就会遭到劈头盖脸的辱骂，相比在家乡尝试过的种种可能，那还是要强上许多倍。在相中了一个姑娘后，他开始有了对未来人生的憧憬，带着他的傻傻的醉意。
　　我陷入质疑中。在我以往读过的那么多的打工文学里，极少有作家提到，选择流水线并不是一种最坏的人生。那些铺天盖地的文字里满是愤怒、屈辱、受虐、怨恨、不公和不甘。我深信，这些苦难是真实的。但是，它同样安抚了太多的人，它有卑微的甜蜜和心安的自足。明码标价的薪酬，无欺、无诈，精确到每一个工时。永远对你敞开怀抱，你可以吃饱饭也可以睡得安稳，你永远不会走投无路。它是一碗干净的饭，而且，理直气壮。
　　在流水线待久了，最可怕的是，人会对它产生依赖感，养成惰性，害怕去外面发展。你只要在外面稍微一遇挫就会迫不及待地回到这里。阿坚说，他快要撑不住了，这些年，他从来不敢在工厂作更多的逗留，就是害怕失去离开它的勇气。他不断地离开，不断地回来，但最终，好像也只能留在这里。
　　这是一句非常伤感的话。离开工厂，阿坚尝试过去夜总会当跑堂小弟，去家具城当导购，去做销售，他还替别人开过黑出租车，甚至差一点卷进了传销的黑窝。然而，一次次地，他最终还是回到了流水线。
　　“我真害怕最后离不开工厂，再也走不出去了。”这句话，让我们三个人黯然。这个工油子，这个宝器，小小年纪，每一次铆足力气振翅，想往高处飞，最终都折翅跌落了。他还会尝试多少次？他会不会累了，倦了，最后成为了一个沉默的、规规矩矩的打工者？
　　“在工厂外面做事，稍有不慎，你很容易迷失自己，去变成一个坏人。成为一个坏人，你就有可能赚到钱。但——我不愿意。”
　　他的家乡在徐闻。他也谈起了那个地方，产菠萝，整个徐闻就是“菠萝的海”呀。他双手比画着，土地是红的，种了很多香蕉和木瓜，还有大片大片的盐田。有时台风来了，雨横着打，白天秒变黑夜。徐闻的海是最漂亮的海，我从来没有在别处见过比那儿更蓝的天空。只是——它能给的我的机会太少了。“我的同学家里托关系走后门去镇政府当个小职员，每个月不到三千块钱。他们也只是混日子。我瞧不起他们。”
　　玻璃矮几上已是一片狼藉，酒也残了。小莫去卫生间洗澡去了，我指着墙上的红外套问阿坚，这是你女朋友的吗？
　　他没有回避这个话题。“我跟她分手了。我这么不靠谱的人，现在都无法安定下来，今天都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什么都不能给她。还是别误了人家。”这种话，如果是别的人说，我会觉得有一种很重的外交腔，面上的敷衍。但是，从他嘴里说出来，我能感受到一种无奈和凄凉。
　　我后来留意了一下，想看看这分手的两个人在同一屋檐下如何自处，直觉是，他们并没有彻底了断。有一天中午，赵妮跟一个女孩子在饭堂打了起来，看热闹的里三层外三层，都在起哄。她们嘴角都撕开了血口子，头发蓬乱，衣裳不整，两个女孩都凶相毕露，彼此咒骂着最恶毒的话。臭婊子、狐狸精、骚货、贱人……你来我往，满天飞。
　　阿坚茫然地站在她们中间，他劝架无果，那些拳头、飞踢没少落在他身上。我听得旁人八卦，一字不落：听说最近这一楼的肖盈盈跟阿坚睡了，前任小赵捉了奸，两个姑娘开撕，够狠，阿坚这小子有得受了。 　　保安进来止住了这场架。我陪着赵妮吃饭，她什么都没有吃，只是泪水涟涟：我其实不计较他有钱没钱，也不计较他将来有没有出息。我只要能够跟着他就足够了。他去年说分手，我就辞了工，可是我忘不了他，只好又进了这家工厂。我们明明就要和好了，就快要和好了呀……
　　她自顾自地说着，可是，听的人却一阵心酸，这分明是爱情的裸露，竟带着贞洁的气息。那个工油子，那个浪子，那个多次离开工厂想要寻找机会却最终失败的男孩，赵妮竟如此深爱着他。我先前以为赵妮肤浅、轻佻、拜金，我其实……挺看不起她的。我没有想到她竟珍藏着如此深沉的爱情。

逃离的尴尬

　　一个月的假期很快就要到了，我必须离开。原本，我可以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换掉手机，然后凭空消失。如果不告别，就这样莫名地离开，那样更坐实我只是一个骗子，这种感觉特别糟糕。还有，我在无尘车间跟一些人相处的那些时光，那些无法归类的交情（我们也许只是工友，彼此都不算是朋友），不告别，会显得有点失礼，造成种种猜测。
　　我得口头告个别。
　　我先跟师傅许晶晶说，两天后我要辞工，家里出了急事，必须走。她震惊地一把拉下口罩，环顾了一下四周，压低声音：辞工？两天后走？你知道这样走就一分钱拿不到吗？
　　我不要钱了。不不，是来不及了，我只能走。
　　你说什么？你不要钱？她的眼睛由于过于震惊瞪得老大，僵在那里，一眨不眨。我心里一阵打鼓，完蛋了，我原以为只是告别一下，完全没有料到这一层。上次因为要扣七十元钱引起的小小风暴，此刻历历在目。
　　她缓过来，拉着我的手，不要着急，让我想想。不，你可以请假，你可以请假的，不用辞工，这样你的工资就可以保住。
　　可是请假超过三天也会视作自动离职。
　　三天都不能把事情办完吗，你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
　　是——是，我支吾着，我家里有老人病危了，要回家护理（此处，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很对不起，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如此撒谎，我希望你们永远健康）。我非常清楚，当你撒了第一个谎的时候，你就需要后面无数个谎去圆它。
　　许晶晶不作声了，显然她的脑子也一片空白。原本，我跟她在工作上还有一些磕磕绊绊，一些小疙瘩还未解开。然而此刻，它们全都烟消云散了。忽然间，我有点感动。
　　我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接近五千块钱，我竟然不在意，我轻描淡写，我无所谓。我的这个态度嘲讽了每天十二个小时的劳动，它看轻了每一分每一秒的付出，它无视了每小时十块钱这个价格的重量。它贬低我自己，也贬低了这里的每一个人。
　　这关乎劳动的尊严。我太傲慢无理了。我应该对属于我的报酬据理力争。
　　我跟张淑云讲了这件事。问她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到那份薪酬。她沉默了一会，说，像你这个情况以前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般情况下，辞工要提前半个月申请，即使家里有突发事件，三天假回来，到人力资源部销假，你就可以正常拿到工资。除非……除非你是被工厂解雇的。被解雇的人可以拿到工资。
　　那要如何做才能被工厂解雇呢？我问。
　　一般是做小偷，从事色情活动，传销……总之是一些违纪犯法的事儿吧。她摇摇头，这个不行啊。不对，你明明工作了一个月，干了活就要给钱，这是硬道理啊，到哪儿都得要讲这个道理啊。为什么现在讲不通了呢？
　　她陷入了沉思中，显然没有前例可参考。
　　阿坚蹦出来，黄姐，我有办法，我向上面去告发你性骚扰我。这个一定行。我白了他一眼，一回头，原来线上很多工友都知道了。他们开始了窃窃私语。
　　黄姐，你从现在开始就消极怠工，在车间闲逛，什么都不干，或者恶意旷工。助理小莫也发话了，这个一定行的。我和淑云姐马上向上面反映，让工厂开除你。
　　我双手交叉，做了一个抗拒的动作。这旁门左道的伎俩，我怎么能去做呢？
　　最后，张淑云跟我说，可以先去找人力资源部的武英姿，看她什么意见。她忽然露出一个不可思议的笑，你态度要好一点，那个女人——她顿了顿，然后说道，是出了名的难缠。
　　我这是真的要走了吗？怎么就这么突然呢？我换下无尘衣，穿过空无一人的长廊，下楼，四处静悄悄的，这是上班时间，从外面看，整栋楼像是空的，它吸走了所有的声音，一片死寂。篮球场冷冷清清，建筑倾倒的阴影把阳光切成两截。从现在开始，这里的一切将不再跟我有关系，我从未来过这里。我只是一个陌生的过客。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会让我觉得伤感。我以为我会心无挂碍地离开。
　　外面的车水马龙，人声喧嚣，没有人注意到这里面有四千个人。他们隐身在这里，他们有情感，有爱，他们懂得每一分钱的分量。而现在，我也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人。关于劳动的尊严，关于那些最朴素的真实人性。
　　再次见到武英姿。这是多么有意味的会面啊，她是带我进门的人，又是送我离开的人。她听完我的陈述，还没有等我开口请求她就直接打断了我，黄女士，按照厂里的制度，你没有在半月前提出辞工申请，我们只能按自动离职处理。
　　武姐，您其实可以开除我的。您完全有权限这么做。而且……
　　而且什么？她突然暴躁起来，显得很不耐烦，我为什么要开除你？你一走了之，我一时半会去哪儿招人填坑？
　　我一连声地说抱歉，向她说对不起。但我还是怯怯地说出，我是实打实地工作了一个月，按道理，工作了就要付薪酬，不是吗？
　　她果然被我激怒了。因为这是最硬核、最令她无法反驳的一个点。她更加强硬地重申了自己的态度。我知道跟她再无沟通下去的可能。我想，一定有很多人吃过她的苦头。我极力劝说自己相信，她只是按工厂的规矩办事，而不是故意不通融，使绊子。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件事，张淑云当成一件重大事件去办了。她向日本管理层的渡边课长反映了情况。她告诉我，武英姿不松口是意料中的事。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东莞早就没有黑工厂了，这类事件只要找东莞劳动部门，你最终也会赢回权益。日本管理层也非常清楚。只是有一件事，她非常郑重地拜托我，千万别去网络上去吐槽武英姿这个人。因为，最终还是工厂的声誉跟着受牵连。
　　我转念一想，武英姿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吐槽的吧。
　　没有跟他们一一告别，太多的假话，我说不出口。要走的事已经传播开了，至少，已经不能算作是不告而别，凭空消失。
　　从宿舍搬走的那一天晚上，放行单需要宿友签字，证明我的确只是拿走了自己的东西。邹女士和王女士很快就签了，她们没有问我的去向，甚至都没有问我离开的原因。我历经了太多这样的告别，在广州、在深圳，漂泊在外的人，萍水相逢，告別只是人生的常态。
　　这一场逃离，本质上是一个骗子在配合着表演。然而，这个曲折的过程却让我无比羞愧。这些隐身的人，他们把活着这件事看得如此有尊严，不容一点渣子，生命之重，源于一种昂扬的精神内质。他们并不卑微。

后记

　　外面的世界依然在轰轰烈烈地对抗新冠病毒。我出来之后觉得恍若隔世。那真是一个雷打不动的世界啊，它在永不停歇地运转，它为某些数据的稳定提供着我们看不见的保障。我在（2020年）六月中旬收到了一笔款子，那是我的工资，四千七百元。当我走在街道上，我没有看见他们的身影，他们活在城市的另一面。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正是这成千上万的人隐身在那一面，才稳稳地托住了这个城市，这庞大的底座根系，它源源不断地向四面八方输送着经济能量和永不枯竭的活力。这隐在暗处的传送门，这些城市的隐身人，他们是中国大地上最坚不可摧的一种力量。中国有近三亿农民工，我们的父老乡亲身在其中，我也身在其中。一个月的流水线生涯，我像一个偷拍者那样描摹出原生的流水线场景，还原他们的生活状态，这种记录是否有意义，我说不好。然而，作为亲历者，我感受到我的精神仿佛掺进了一种异样的东西，它厚重、热烈、激昂，它让我更加强大、开阔。我看到人生的上限有了更多的可能，下限有了稳当的托底。对于我以后要走的路，要选择的活，我似乎可以无所畏惧。我害怕什么呢？即使是失败，我还有最后的归属地，那儿的门永远向我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