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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统观百年来的发展演进历程，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具有五个特征：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的战略性，基本立场和价值追求的人民性，概念范畴和学科体系的科学性，理论话语发生方式的现实性，以及发展逻辑的扬弃性。这五种理论特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话语。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五维一体；中国话语
中图分类号：I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如果将1915年陈独秀于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和以此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视作中国共产党早期文艺思想的理论腹地之一，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从发生到发展，已煌煌百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走过了救亡图存、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等为代表的一批理论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典型代表和处于指导地位的文艺思想体系，考察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的理论逻辑，不仅可以进一步全面认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的历史经验，更可以进一步以此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文论体系建设，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统观百年来的发展演进历程，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总体上具有战略性、人民性、科学性、现实性、扬弃性的理论特征。
一
战略性，或者说全局性，是就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而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不是局限在文艺领域内部来思考文艺问题，而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全局中、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全局中来思考文艺问题，将文艺工作作为推动民族解放、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工作来认识、来研究、来推进。这种宏观视野和宏大思维，使得他们的文艺指导思想既重视具体的创作技巧、艺术形式、艺术作品等问题，但又不局限于这些具体的细节性讨论，而是抓住一些原则性、关键性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廓清认识、统一思想，从而扭转整个文艺发展趋势，引领文艺健康发展。
首先，党的理论家总是自觉地把文艺工作置于国家、民族发展全局的高度来思考，把文艺工作作为革命与建设工作的重要部分。在发表于《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论》中，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之所以要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是因为目睹“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的现实，主要乃“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所致，故亟待通过“革新文学”而求“革新政治”。[1]289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首要目的也是要解决好文艺在整个革命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即“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2]34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期间专门强调文艺问题，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在民族解放的艰苦斗争中，“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这文武两条战线，缺一不可，文化的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并且五四以来已经在帮助中国革命的工作取得了切实的成绩。基于这样的战略性思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中，毛泽东敏锐地把问题中心聚焦于“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而这样的原则性的重大问题，却恰恰是文艺界一直忽视的问题。有了这样的定位，毛泽东提出了“普及与提高”“齿轮和螺丝钉”“统一战线”等崭新的命题。1979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在祝辞时（以下简称“祝辞”）首先就指出繁荣文艺事业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情，这个重要性和历史性主要就体现在邓小平同志是从两个文明的高度来认识文艺工作。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既要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文艺工作“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3]5都是一个其他部门无法代替的大有可为的重要事业。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北京讲话”），也同样体现出这样的战略思考。我们知道，召开这个座谈会，习近平同志是早有考虑。但为什么文艺问题会成為党的最高领导人思虑良久的问题，同样是因为习近平同志是把它“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习近平同志从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出发，指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4]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和文艺工作者作用重要、使命重大。
其次，党的理论家总是能够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通过文艺工作的变革，来引领和推进时代和社会的整体变革。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指导思想，往往都是敏锐捕捉时代潜流、深刻把握历史巨变、鲜明体现发展大潮的理论成果，具有引领性的作用。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些产生广泛影响的文艺思想文献，基本都是产生于社会发展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期。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1917年，这是晚近中国无论思想、还是社会即将发生整体性大变革的年代。在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浩浩荡荡兴起，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延安讲话”发表的时间是1942年，这也是一个中国历史即将出现关键性转折的年份。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将由战略相持阶段转向战略反攻阶段并最终取得全面胜利的时间节点。日本战略重心的转移和诱降方针的实施，使得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起了两次反共高潮，党的根据地和革命事业遭遇挑战。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特别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还没有很好地和革命根据地的群众结合起来，革命的文艺还没有很好地和革命工作结合起来，所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42年4月10日的工作会议上正式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确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5]在“延安讲话”的指导下，延安文艺迎来了一个人民文艺的新时代，涌现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漳河水》《荷花淀》等一大批传世之作。1979年，同样是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邓小平同志宣布“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3]4在四个现代化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时代，文艺工作也面临新的形势。他尤为强调“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3]5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社会主义新人塑造因此成为他十分关心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这是比肃清流毒更为重要的创作任务，旨在借此激发更多的人民群众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创造性。“北京讲话”同样是产生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的时代。而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文艺思潮往往会成为时代变革的先声。正是在这样的高度上来认识文艺的作用，习近平同志又明确提出了思想启蒙的问题，即“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4]这是贯穿一个世纪的中国文艺的主题，只有通过鲜活的文艺作品来用中华精神启蒙国人，才能更好地在全球化浪潮和多元化思潮中坚守中国文化之根，培育共同的价值观，形成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和凝聚力，使中华民族不仅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能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二
人民性，是指党的文艺指导思想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追求。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的文艺指导思想人民本位的价值立场，使得党的文艺指导思想始终面向的不是社会中的某一个社群、某一个阶层，而是最广大的人民，是为了通过文艺工作更好地服务人民大众，更好地实现美好生活的追求目标，党的文艺指导思想也因此具有十分广泛的接受空间和最为广泛的接受群体，因而能够产生最为广泛的影响。
首先，党的理论家是把人民性作为文艺工作的根本属性，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作品创作的最高标准。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旗帜鲜明地提出“科学”与“人权”的口号，为了人的解放，即“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在“三大主义”中他首先要建设的就是“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1]159“延安讲话”，毛泽东同志开篇就明确了“讲话”的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2]35“讲话”通篇也贯穿这样的基本立场。毛泽东指出，延安文艺的一切问题，最根本的就是“群众”问题。所以毛泽东同志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援引列宁的话再次强调文艺工作就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从人民性出发，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立场，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且可能还是一个需要十年八年长时间的精神炼狱过程，但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要求：“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2]45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文艺。从人民性出发，毛泽东谈到了文学艺术的源泉问题：“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2]48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创作的土壤和途径。从人民性出发，毛泽东辩证地阐明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解决了困扰延安文艺工作者的现实问题。邓小平同样强调：“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3]8“母亲论”和“根本道路论”是邓小平对文艺人民本位观的新论述，是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根本性质的明确界定。这和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体系是相承相应的，不仅指明人民的鲜活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而且针对“文革”后出现的创作上孤芳自赏、轻视普通民众的不良倾向，明确要求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必须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接受与反应，即人民不仅是文艺作品生产的源泉和动力，而且本身就是伟大作品的创作主体之一，和作家、艺术家共同参与完成一部作品的创作。习近平同志“北京讲话”的第三个问题，也是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他用“本质论”简洁明了地界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4]从本质论出发，习近平同志集中谈了“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系统阐明了在实现中国梦的新形势下文艺工作的服务对象和方式、文艺工作者的职责、文艺作品表现主体、文艺作品评价鉴赏标准等问题。一些新的论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具体论”的人民观使得文艺工作者的创作风格更加多样；“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三统一”的评价标准构建起了市场经濟条件下文艺作品生产的科学评价体系。[4]
其次，党的理论家总是不断立足新的时代背景来创新发展“人民”的概念，使得党的文艺指导思想始终能够反映和呼应最广大人民的文艺需求，建立起最广大的文艺统一战线。在陈独秀那里，“人民”（即他所谓之“国民”）之“人”主要还是强调的精神独立问题，还没有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阶级实体”来考虑。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对“人民”的概念作了清晰界定：“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2]43四种人是革命领导阶级和同盟军的判断，符合当时的社会结构状况和革命形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强调抗日是中国政治的首要问题，应该要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2]55这为建立起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统一战线奠定了社会理论基础。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于1977年5月确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指导思想，将知识分子明确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力量。并且，这一时期，“人民”的范畴更加广泛，一切爱国的、维护祖国统一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等，都属于“人民”的阵营，文艺服务的面向更加广阔。在实现中国梦的今天，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出现了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为代表的新的社会阶层和以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为代表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建设力量。在“北京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基于这一新的发展形势指出：“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文艺创作生产的格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4]一方面，人民群众的主体构成出现了新的变化，阶层、群体更加多样，审美需求和接受方式也更加丰富多样，这要求文艺工作必须主动研究新特征、适应新变化；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文艺工作不能够主动占领新的领域，不能够创作出适应新阶层审美倾向和引领新阶层审美价值观的文艺精品，那么这个新的领域就要被反动的、落后的、有害的文艺思潮所侵蚀。所以习近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面对“新的文艺形态，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必须跟上节拍，下功夫研究解决”，“坚持守土有责，绝不给有害的文艺作品提供传播渠道”。[4]这样，由于“人民”概念的开放性和动态性，使得以“人民”为本位的党的文艺指导思想，也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动态性，能够根据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不断调整和变革固有的文学原则、观念、方法，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指导文艺创作。 三
第三个方面是科学性，是就党的文艺指导思想的概念范畴和学科体系来说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社会历史观和科学方法论，也是党的文艺指导思想的基本方法论。所以，党的文艺理论家总是从发展的、联系的、普遍的、全面的观点来看待具体的文艺现象与文艺问题，从具体的现象或问题出发，注重发现各种文艺现象间的内在本质性联系，注重揭示各种文艺问题的对立统一性，注重抓住文艺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注重把握文艺思潮的发展变化性，注重文艺工作的客观规律性。这使得党的文艺指导思想既重视理论的系统性，又追求理论的规律性，能够从整体上科学推进文艺事业的发展。
首先，党的文艺指导思想的系统性，不仅仅指党的理论家和党的整个文艺指导思想体系的系统性，而是着重强调的是，由于党的理论家也是卓越的政治家，总是在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思考文艺问题，所以即便是很多单篇的文艺思想文献，也体现出对文艺问题的整体性思考，是纲领性的文献。不满足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文学革命八事”具体操作层面的要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系统地提出了新文学的“三大主义”，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的主张，国民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本质和主旨，写实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创作态度与手法，社会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功用，这样，陈独秀就从文学本质、创作规律和文学功能上全面否定了封建旧文学，确立了新文学的基本面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讲话”的引言部分，就明确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是要系统解决文艺工作的问题，从而推动革命文艺和革命工作的正确开展。因此，他开列出了五个靶子：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要求延安文艺工作者由此展开对文艺问题的全面讨论。在经过近一个月的热烈讨论之后，毛泽东在“文艺为什么人”“如何服务”“文艺工作与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文艺批评”“思想改造”五个问题框架下，对文艺服务对象、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普及与提高、内容和形式、歌颂和暴露等一些问题作了解答。可以发现，毛泽东同志的五个问题分别涉及到文艺的本质、文艺创作与接受、文艺的功能、文艺批评标准与方法和文艺工作者主体改造等一系列问题，系统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导性文件。邓小平同志在“祝辞”中，同样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发展文艺问题，他从文艺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文艺属于人民与社会主义新人创作，文艺创作主题、题材、表现手法、艺术形式的多样化与个性化，文艺创作的继承与发展，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实践与创作能力，文艺人才的培养，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七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新时期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习近平同志的“北京讲话”，谈了五个方面问题。这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框架体系，从文艺的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到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到文艺工作者如何履行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进而到如何通过文艺创作实现推进复兴伟业的使命（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最后是实现复兴的根本保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以“使命”为关键词形成了一个理论链，系统地回答了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文艺，更好地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其次，党的文艺指导思想的规律性，指的是党的理論家不仅尊重科学的认知规律，而且始终尊重文艺的特殊规律，从而成为文艺创作、接受、批评有效的方法论。陈独秀在批评归、方、刘、姚等八家文派和明前后七子的创作时，即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这一基本的文学创作规律出发，认为他们的问题在于“为文者皆尚主观的无病呻吟，能知客观的刻画人情者，盖少，况夫善写者乎？”，[1]304从创作角度他进而强调“达意状物”的重要性。[1]329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即要遵循从实践到理论的科学的认知规律。在谈到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时，毛泽东认为：“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2]57虽然他十分强调政治标准的首要性问题，但是他并不忽视文艺特殊规律的客观性，“自由竞争”“艺术科学的标准”等等重要概念，都体现出他的思考，这也是他解放后提出“双百”方针的思想萌芽。而将 “低级艺术”到“高级艺术”的提高，与“不适合斗争的艺术”到“适合斗争的艺术”的转变相提并论，前者显然着重就艺术水平而言，后者着重就政治价值而言，二者是统一的。在“祝辞”中，邓小平同志更是明确宣布：“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3]10他通过援引列宁的话进一步强调“文艺创作思想、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并因此要求文艺工作者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3]7小平同志的祝辞进一步理清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鼓励和肯定了文艺工作者的个性、创造性和主体性，赢得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拥护。习近平同志在“北京讲话”中，又进一步把创作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的中心任务，这是抓住了文艺生产的牛鼻子。没有作品，发展文艺，繁荣文艺，抑或文艺批评，一切都是空谈。他进而指出：“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4]这是对作品主题、艺术风格多样性的高度肯定。他在提出艺术精品的考察标准时，同样强调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统一性。这些论断，都是因为这样的基本认识，即“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充分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使得党的理论家能够深入文艺现象内部，找准其本质根源，形成符合文艺内在规律的理论话语。 四
再一个就是现实性，或者问题性，是就党的文艺指导思想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生产的发生方式来考察的。党的文艺指导思想文献，不是出于理论家的构建理论体系的冲动，不是出于艺术家的创作艺术作品的冲动，而是为了解决困扰、阻碍、桎梏文艺事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即它的发生机理是由于具体现实问题的激发。始终立足中国大地和中国文艺现实，不仅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学派和中国话语，而且能够及时地回答中国文艺发展中的问题，有效地纠正文艺发展的偏向与不足，促进中国文艺的正确发展。
这个现实性，首先体现为党的理论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立场，他们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总是在具体的文艺现象、文艺现实中去思考理论问题，把解决现实问题作为理论思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不是“掉书袋”，或者“客里空”。青年时期的陈独秀尤为强调写实主义的问题，极力倡导白话文学，乃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不能够多多识字读书”的人太多，而白话、俗话的创作，浅近易懂，可以“通达学问，明白时事”，能够起到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而启蒙在陈独秀看来正是将沉梦不醒之国人唤醒之首要事。[1]18在“延安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明确要求：“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2]40而现在的文艺的现实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作了归纳：“‘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2]41我们知道，虽然毛泽东同志十分了解延安文艺发展情况，但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他还是通过亲自约谈、信函沟通、集体谈话等形式找了20多位文艺家了解文艺界的思想和创作，如李伯钊、丁玲、艾青、萧军、罗烽、舒群和鲁艺的一些艺术家。正是这种对现实的熟悉和尊重，使得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甫一发表，即为延安文艺界人士热烈欢迎并产生巨大影响，何其芳因此认为这是“文艺工作者彻底改造自己，改造艺术的开始”。[6]邓小平同样指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3]10而这个新情况就是，一方面林彪、四人帮设置的“高大全”“三突出”等精神枷锁仍然桎梏着文艺界，一方面“四个现代化”已经成为文艺工作的新主题，所以邓小平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继续同林彪、“四人帮”的恶劣影响进行坚决斗争”，要“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3]7这是切中时弊的断言，也因此带来了文艺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习近平同志同样十分关注文艺的现实问题，他也曾专门同文艺家交谈了解文艺界最突出的问题，召开座谈会的目的也是“同大家一起分析现状、交流思想，共商我国文艺繁荣发展大计”。[4]所以，他关于当前文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判断，高屋建瓴，深受文艺界人士和普通百姓的认同。他的“北京讲话”，由于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这一现实问题的剖析和解答，因而被普遍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新突破、新发展。
现实性的另一个方面，更是体现为把握现实问题的敏锐性、深刻性。党的理论家不仅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一种文艺思潮或者文艺现象潜在的发展趋势，而且能够通过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甚至文艺乱象，深刻把握造成这种现象的本质与根源。在文学革新之时代，与胡适把文学堕落之因归结为“文胜质”因而主张“八事”不同，陈独秀选择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作为三个集中批判的靶子，是因为他敏锐地发现这三种文学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三种文学又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也就是说，在陈独秀看来，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国民性改造的问题，这三类脱离现实之作的文学，其最深远的危害在于对国人的精神革命无所裨益，而人无革新，则政治革新、社会进步、国家自立皆是空谈。所以，陈独秀才要“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义无反顾地“为之前驱”。 [1]289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泽东曾与艾青有过交流，他指出：“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7]延安文艺工作者的作品，非但没有革命精神，反而染上日本味、国民党腔，这可是严重影响革命工作的大问题。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总体情况被人們通俗地概括为“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其间既存在着宗派主义矛盾，自身也有许多不足。比如鲁艺的“关门提高”，延安的百姓就不买账，编了一首民谣：“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解）不下（陕北方言“什么也不懂”的意思）”。[5]但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看来，这是百姓自身的原因，1942年春天的解放日报相继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锋的《还是杂文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华君武、蔡若虹、张谔的漫画展，也集中讽刺了延安的一些现象，这种从知识分子立场的批判引起了贺龙、王震等在一线战斗的部队的不满。贺龙就曾气愤地说：“我们在前方作战，保卫延安，保卫中央；你们吃饱了却暴露延安，骂党，骂工农兵。”[8]这种文艺思想的混乱，实质上是政治思想的混乱，国民党特务机关甚至编印了《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的小册子，广为发散，蛊惑人心。文艺座谈会期间，被毛泽东第一个点名发言的萧军，也还是坚持作家自由、独立的观点，当场引起了胡乔木的反驳。5月16日的第二次大会，“人性是不是文艺的永恒主题”引起激烈争论，有人纠缠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也有人为鲁艺的“关门提高”辩护。正是因为争论的莫衷一是和危害的严重性，毛泽东同志在结论中才枚举了“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我是不歌功颂德的”“不是立场问题”“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等八种延安文艺界客观存在并引起广泛争议的混乱现象，而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2]65归根结底，就是阶级立场和思想改造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鲁艺成立时曾经以“亭子间的人”和“山顶上的人”作比，就提醒过文艺界。延安文艺界经过思想整风运动，面貌确实焕然一新。正如萧三所说：“自从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以来，自从整风以来，我们作家们的绝大部分是转变过来了，是知道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和怎样服务了，是知道实际对于写作之重要，并且大都下决心到实际中去生活了”。[9]邓小平同志面对“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新的历史任务，明确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而文艺工作者如何利用文艺这种特殊工具进行意识形态斗争，邓小平言简意赅地把它总结为“新人问题”，即“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3]6“新人问题”既是艺术创造问题，更是政治和现实问题。“新人”形象的塑造，不仅能够克服“文革”十年英雄形象创造的误区，肃清错误的文艺指导思想影响，而且能够通过“现代化建设者”而不是“阶级斗争英雄”这一人物谱的构建，来扭转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引导、激发和规范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不仅在经济发展上，更在观念转变上，真正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北京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在批评多种文艺乱象之后，深刻地指出了造成这些乱象的根源，一是“市场”问题，一是“立场”问题，“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4]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习近平同志不仅谈了人民导向论、文艺灵魂论、创作中心论，而且又重点谈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品评价的“三标准”问题，如何看待和发展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所带来的文艺新形态、新类型、新观念、新实践和新群体等问题，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文艺的中国故事传播论等重大问题，从而及时回答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问题。 五
五是扬弃性，这是就党的文艺指导思想的发展逻辑而言的。这种扬弃性，同样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对各种古今中外各种文学遗产和文艺观念的扬弃，这使得党的理论家能够汲取历史上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能够注意克服一切错误的文艺观点，能够在各种理论资源的比较、鉴别中确立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范畴体系。另一方面是对自身理论观点的不断扬弃，党的理论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总是能够以自我革新的理论勇气，不因循守旧，不墨守陈规，注重研究新问题，不断提出新观点，对党的文艺指导思想进行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从而保持理论的活力与张力。
首先，是对一切文学遗产的扬弃和创新。文学创作有其基本的规律，流布广泛的各种文艺观点大体上都是对当时之文学现象的一种规律性总结，党的理论家不仅能够以一种历史的态度承认各个时代各种文艺观点产生的必然性、合理性，并且能够以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来借鉴、吸收一切有益的文学遗产，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指导思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根据一定时期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的具体状态，来进行开拓和创新，既体现出理论的历史纵深感，又体现出理论的时代鲜活感。我们都知道，虽然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将桐城派等古文创作斥为“十八妖魔”，但他对中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态度其实是复杂的，并且存在变化的。比如对“六朝之文”，他批评其存在“骈文用典”的毛病，但首先也承认其“美则美矣”的长处。[1]273从发展的观点，陈独秀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1]265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所以他力主“喜欢文学的人，对于历代的文学，都应该去切实研究一番才是（就是极淫猥的小说弹词，也有研究的价值）”。[1]378在陈独秀这里，他不仅仅承认任何一种文学在其发生发展的时代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即便时过境迁，这些历代的文学对今天的文学研究者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文学创作源泉问题时，从“源”和“流”两个方面辩证讨论了文学遗产的继承与扬弃问题。一方面，从文学遗产作为“流”的角度，今日文学创作是过往文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所以“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方面，从人民生活作为“源”的角度，任何文学都是人们根据彼时彼地生活的创造，因此，“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2]48必须要克服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要在最火热、最生动的现实生活中，去扬弃、去创造、去发展。这样，毛泽东同志就创造性地回答了为什么要继承文学遗产以及如何继承文学遗产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则进一步从文学作品的功能价值角度谈了文学遗产承继问题，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使人们获得“教育和启发”“娱乐和美的享受”，只要达到这一标准，“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3]6到了《北京讲话》，习近平同志则将文艺问题扩展为文化问题，从“文化与民族复兴”“创作的创新”“中国精神与世界眼光”三个方面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在谈到“文化与民族复兴”问题时，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4]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艺创作必须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成为时代的号角。那么，文艺创作如何既“坚守本根”、又“染乎世情”呢？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所阐述的第二个问题，即“创作的创新”问题。习近平指出文艺创作中有一个客观的规律，即“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都有一个渐进、渐悟、渐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破茧成蝶，既需要耐得住“独上高楼”的寂寞，也需要学习和借鉴前人特别是文学艺术大师的经典作品，以自己的个性进行艺术创新，即他在讲话中所引用的“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4]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文艺创作的创新能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然而，坚守中华精神，既不意味着复古，更不意味着排外，习近平同志进一步从国际竞争的视野谈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身处一个开放的世界，文化艺术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我们有一种世界眼光。他以历史上的中外文学交流对中国文学的促进为例，着重强调“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4]这样，党的理论家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创作规律、艺术创新、文学的功能，并进而上升到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竞争等维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文学遗产的继承与创新问题。
其次，就是对自身理论观点的不断扬弃，这既需要理论勇气，也需要理论智慧。比如关于文艺的本质问题，在陈独秀这里，虽然他在《文学革命论》中强调“三大主义”，但和曾毅的通信中，他着重又对文学的本义问题作了强调和说明。他极力否定“文以载道”甚至“言之有物”的传统观点，主张“达意状物，为其本义”。[1]328即“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陈独秀认为审美性是文学的本质。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固然无错，但如果因此认为“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文学“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便会“破坏无余”，不仅与他自身所主张的“三大文学”相左，而且也未免有失偏激。到了“延安讲话”，毛泽东谈到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时，有一个论断，即“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2]58这虽然谈的是批评标准，其实关联的是文学本质问题。即在毛泽东这里，文学的本质既包括意识形态性，也包括审美性，二者缺一不可，但意识形态性是首要的、主要的性质。这种辩证法的判断，相比较陈独秀的偏执一端的看法，是合理的，特别是在战争年代的特殊时期，文学作品的确要首先“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但我们知道，这种“意识形态第一论”的看法，在不断地阐释中，逐渐演变成了“意识形态唯一论”，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和奴仆，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和价值。为此，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中明确表示不再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3]9文藝有其特征和发展规律，作家的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也因而出现了审美主义的转向，有力地扭转了工具论、从属论所造成的文学写任务、写政策的弊端。并且，借由这一解放思潮，文论界从纠正“反映论”的偏失入手，对文学本质的讨论更加广泛深入，出现了“主客体结合论”（夏中义）、“主客体统一论”（金开诚）、“主客体交流论”（张首映）、“自我意识论”（刘再复）、“心灵表现论”（鲁枢元）、“三维结构论”（林兴宅）、“文化整体论”（吴予敏）、“社会意识形式论”（董学文）、“艺像形态论”（刘锋杰）等百家争鸣的观点，以及相对形成共识的“审美意识形态论”（钱中文、童庆炳），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刻全面。在“北京讲话”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从“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四个维度，对文学本质问题作了强调。历史的，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强调文学是对历史和生活的真实反映；人民的，是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角度强调文学创作要始终以人为中心；艺术的，是从作家主体性的角度强调作家艺术探索与创新的自由；美学的，是从文学特征和规律的角度强调文学的审美特质。这样，通过四个方面的界定，构建起了涵盖生活反映论、人民中心论、主体创新论和审美特质论的文学本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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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五维一体；中国话语
中图分类号：I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如果将1915年陈独秀于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和以此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视作中国共产党早期文艺思想的理论腹地之一，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从发生到发展，已煌煌百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走过了救亡图存、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等为代表的一批理论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典型代表和处于指导地位的文艺思想体系，考察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的理论逻辑，不仅可以进一步全面认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的历史经验，更可以进一步以此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文论体系建设，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统观百年来的发展演进历程，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总体上具有战略性、人民性、科学性、现实性、扬弃性的理论特征。
一
战略性，或者说全局性，是就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而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不是局限在文艺领域内部来思考文艺问题，而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全局中、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全局中来思考文艺问题，将文艺工作作为推动民族解放、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工作来认识、来研究、来推进。这种宏观视野和宏大思维，使得他们的文艺指导思想既重视具体的创作技巧、艺术形式、艺术作品等问题，但又不局限于这些具体的细节性讨论，而是抓住一些原则性、关键性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廓清认识、统一思想，从而扭转整个文艺发展趋势，引领文艺健康发展。
首先，党的理论家总是自觉地把文艺工作置于国家、民族发展全局的高度来思考，把文艺工作作为革命与建设工作的重要部分。在发表于《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论》中，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之所以要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是因为目睹“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的现实，主要乃“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所致，故亟待通过“革新文学”而求“革新政治”。[1]289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首要目的也是要解决好文艺在整个革命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即“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2]34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期间专门强调文艺问题，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在民族解放的艰苦斗争中，“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这文武两条战线，缺一不可，文化的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并且五四以来已经在帮助中国革命的工作取得了切实的成绩。基于这样的战略性思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中，毛泽东敏锐地把问题中心聚焦于“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而这样的原则性的重大问题，却恰恰是文艺界一直忽视的问题。有了这样的定位，毛泽东提出了“普及与提高”“齿轮和螺丝钉”“统一战线”等崭新的命题。1979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在祝辞时（以下简称“祝辞”）首先就指出繁荣文艺事业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情，这个重要性和历史性主要就体现在邓小平同志是从两个文明的高度来认识文艺工作。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既要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文艺工作“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3]5都是一个其他部门无法代替的大有可为的重要事业。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北京讲话”），也同样体现出这样的战略思考。我们知道，召开这个座谈会，习近平同志是早有考虑。但为什么文艺问题会成為党的最高领导人思虑良久的问题，同样是因为习近平同志是把它“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习近平同志从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出发，指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4]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和文艺工作者作用重要、使命重大。
其次，党的理论家总是能够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通过文艺工作的变革，来引领和推进时代和社会的整体变革。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指导思想，往往都是敏锐捕捉时代潜流、深刻把握历史巨变、鲜明体现发展大潮的理论成果，具有引领性的作用。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些产生广泛影响的文艺思想文献，基本都是产生于社会发展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期。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1917年，这是晚近中国无论思想、还是社会即将发生整体性大变革的年代。在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浩浩荡荡兴起，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延安讲话”发表的时间是1942年，这也是一个中国历史即将出现关键性转折的年份。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将由战略相持阶段转向战略反攻阶段并最终取得全面胜利的时间节点。日本战略重心的转移和诱降方针的实施，使得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起了两次反共高潮，党的根据地和革命事业遭遇挑战。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特别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还没有很好地和革命根据地的群众结合起来，革命的文艺还没有很好地和革命工作结合起来，所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42年4月10日的工作会议上正式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确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5]在“延安讲话”的指导下，延安文艺迎来了一个人民文艺的新时代，涌现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漳河水》《荷花淀》等一大批传世之作。1979年，同样是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邓小平同志宣布“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3]4在四个现代化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时代，文艺工作也面临新的形势。他尤为强调“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3]5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社会主义新人塑造因此成为他十分关心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这是比肃清流毒更为重要的创作任务，旨在借此激发更多的人民群众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创造性。“北京讲话”同样是产生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的时代。而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文艺思潮往往会成为时代变革的先声。正是在这样的高度上来认识文艺的作用，习近平同志又明确提出了思想启蒙的问题，即“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4]这是贯穿一个世纪的中国文艺的主题，只有通过鲜活的文艺作品来用中华精神启蒙国人，才能更好地在全球化浪潮和多元化思潮中坚守中国文化之根，培育共同的价值观，形成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和凝聚力，使中华民族不仅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能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二
人民性，是指党的文艺指导思想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追求。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的文艺指导思想人民本位的价值立场，使得党的文艺指导思想始终面向的不是社会中的某一个社群、某一个阶层，而是最广大的人民，是为了通过文艺工作更好地服务人民大众，更好地实现美好生活的追求目标，党的文艺指导思想也因此具有十分广泛的接受空间和最为广泛的接受群体，因而能够产生最为广泛的影响。
首先，党的理论家是把人民性作为文艺工作的根本属性，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作品创作的最高标准。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旗帜鲜明地提出“科学”与“人权”的口号，为了人的解放，即“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在“三大主义”中他首先要建设的就是“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1]159“延安讲话”，毛泽东同志开篇就明确了“讲话”的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2]35“讲话”通篇也贯穿这样的基本立场。毛泽东指出，延安文艺的一切问题，最根本的就是“群众”问题。所以毛泽东同志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援引列宁的话再次强调文艺工作就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从人民性出发，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立场，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且可能还是一个需要十年八年长时间的精神炼狱过程，但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要求：“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2]45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文艺。从人民性出发，毛泽东谈到了文学艺术的源泉问题：“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2]48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创作的土壤和途径。从人民性出发，毛泽东辩证地阐明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解决了困扰延安文艺工作者的现实问题。邓小平同样强调：“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3]8“母亲论”和“根本道路论”是邓小平对文艺人民本位观的新论述，是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根本性质的明确界定。这和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体系是相承相应的，不仅指明人民的鲜活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而且针对“文革”后出现的创作上孤芳自赏、轻视普通民众的不良倾向，明确要求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必须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接受与反应，即人民不仅是文艺作品生产的源泉和动力，而且本身就是伟大作品的创作主体之一，和作家、艺术家共同参与完成一部作品的创作。习近平同志“北京讲话”的第三个问题，也是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他用“本质论”简洁明了地界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4]从本质论出发，习近平同志集中谈了“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系统阐明了在实现中国梦的新形势下文艺工作的服务对象和方式、文艺工作者的职责、文艺作品表现主体、文艺作品评价鉴赏标准等问题。一些新的论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具体论”的人民观使得文艺工作者的创作风格更加多样；“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三统一”的评价标准构建起了市场经濟条件下文艺作品生产的科学评价体系。[4]
其次，党的理论家总是不断立足新的时代背景来创新发展“人民”的概念，使得党的文艺指导思想始终能够反映和呼应最广大人民的文艺需求，建立起最广大的文艺统一战线。在陈独秀那里，“人民”（即他所谓之“国民”）之“人”主要还是强调的精神独立问题，还没有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阶级实体”来考虑。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对“人民”的概念作了清晰界定：“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2]43四种人是革命领导阶级和同盟军的判断，符合当时的社会结构状况和革命形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强调抗日是中国政治的首要问题，应该要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2]55这为建立起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统一战线奠定了社会理论基础。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于1977年5月确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指导思想，将知识分子明确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力量。并且，这一时期，“人民”的范畴更加广泛，一切爱国的、维护祖国统一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等，都属于“人民”的阵营，文艺服务的面向更加广阔。在实现中国梦的今天，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出现了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为代表的新的社会阶层和以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为代表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建设力量。在“北京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基于这一新的发展形势指出：“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文艺创作生产的格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4]一方面，人民群众的主体构成出现了新的变化，阶层、群体更加多样，审美需求和接受方式也更加丰富多样，这要求文艺工作必须主动研究新特征、适应新变化；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文艺工作不能够主动占领新的领域，不能够创作出适应新阶层审美倾向和引领新阶层审美价值观的文艺精品，那么这个新的领域就要被反动的、落后的、有害的文艺思潮所侵蚀。所以习近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面对“新的文艺形态，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必须跟上节拍，下功夫研究解决”，“坚持守土有责，绝不给有害的文艺作品提供传播渠道”。[4]这样，由于“人民”概念的开放性和动态性，使得以“人民”为本位的党的文艺指导思想，也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动态性，能够根据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不断调整和变革固有的文学原则、观念、方法，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指导文艺创作。 三
第三个方面是科学性，是就党的文艺指导思想的概念范畴和学科体系来说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社会历史观和科学方法论，也是党的文艺指导思想的基本方法论。所以，党的文艺理论家总是从发展的、联系的、普遍的、全面的观点来看待具体的文艺现象与文艺问题，从具体的现象或问题出发，注重发现各种文艺现象间的内在本质性联系，注重揭示各种文艺问题的对立统一性，注重抓住文艺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注重把握文艺思潮的发展变化性，注重文艺工作的客观规律性。这使得党的文艺指导思想既重视理论的系统性，又追求理论的规律性，能够从整体上科学推进文艺事业的发展。
首先，党的文艺指导思想的系统性，不仅仅指党的理论家和党的整个文艺指导思想体系的系统性，而是着重强调的是，由于党的理论家也是卓越的政治家，总是在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思考文艺问题，所以即便是很多单篇的文艺思想文献，也体现出对文艺问题的整体性思考，是纲领性的文献。不满足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文学革命八事”具体操作层面的要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系统地提出了新文学的“三大主义”，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的主张，国民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本质和主旨，写实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创作态度与手法，社会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功用，这样，陈独秀就从文学本质、创作规律和文学功能上全面否定了封建旧文学，确立了新文学的基本面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讲话”的引言部分，就明确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是要系统解决文艺工作的问题，从而推动革命文艺和革命工作的正确开展。因此，他开列出了五个靶子：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要求延安文艺工作者由此展开对文艺问题的全面讨论。在经过近一个月的热烈讨论之后，毛泽东在“文艺为什么人”“如何服务”“文艺工作与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文艺批评”“思想改造”五个问题框架下，对文艺服务对象、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普及与提高、内容和形式、歌颂和暴露等一些问题作了解答。可以发现，毛泽东同志的五个问题分别涉及到文艺的本质、文艺创作与接受、文艺的功能、文艺批评标准与方法和文艺工作者主体改造等一系列问题，系统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导性文件。邓小平同志在“祝辞”中，同样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发展文艺问题，他从文艺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文艺属于人民与社会主义新人创作，文艺创作主题、题材、表现手法、艺术形式的多样化与个性化，文艺创作的继承与发展，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实践与创作能力，文艺人才的培养，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七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新时期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习近平同志的“北京讲话”，谈了五个方面问题。这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框架体系，从文艺的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到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到文艺工作者如何履行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进而到如何通过文艺创作实现推进复兴伟业的使命（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最后是实现复兴的根本保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以“使命”为关键词形成了一个理论链，系统地回答了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文艺，更好地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其次，党的文艺指导思想的规律性，指的是党的理論家不仅尊重科学的认知规律，而且始终尊重文艺的特殊规律，从而成为文艺创作、接受、批评有效的方法论。陈独秀在批评归、方、刘、姚等八家文派和明前后七子的创作时，即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这一基本的文学创作规律出发，认为他们的问题在于“为文者皆尚主观的无病呻吟，能知客观的刻画人情者，盖少，况夫善写者乎？”，[1]304从创作角度他进而强调“达意状物”的重要性。[1]329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即要遵循从实践到理论的科学的认知规律。在谈到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时，毛泽东认为：“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2]57虽然他十分强调政治标准的首要性问题，但是他并不忽视文艺特殊规律的客观性，“自由竞争”“艺术科学的标准”等等重要概念，都体现出他的思考，这也是他解放后提出“双百”方针的思想萌芽。而将 “低级艺术”到“高级艺术”的提高，与“不适合斗争的艺术”到“适合斗争的艺术”的转变相提并论，前者显然着重就艺术水平而言，后者着重就政治价值而言，二者是统一的。在“祝辞”中，邓小平同志更是明确宣布：“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3]10他通过援引列宁的话进一步强调“文艺创作思想、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并因此要求文艺工作者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3]7小平同志的祝辞进一步理清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鼓励和肯定了文艺工作者的个性、创造性和主体性，赢得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拥护。习近平同志在“北京讲话”中，又进一步把创作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的中心任务，这是抓住了文艺生产的牛鼻子。没有作品，发展文艺，繁荣文艺，抑或文艺批评，一切都是空谈。他进而指出：“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4]这是对作品主题、艺术风格多样性的高度肯定。他在提出艺术精品的考察标准时，同样强调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统一性。这些论断，都是因为这样的基本认识，即“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充分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使得党的理论家能够深入文艺现象内部，找准其本质根源，形成符合文艺内在规律的理论话语。 四
再一个就是现实性，或者问题性，是就党的文艺指导思想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生产的发生方式来考察的。党的文艺指导思想文献，不是出于理论家的构建理论体系的冲动，不是出于艺术家的创作艺术作品的冲动，而是为了解决困扰、阻碍、桎梏文艺事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即它的发生机理是由于具体现实问题的激发。始终立足中国大地和中国文艺现实，不仅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学派和中国话语，而且能够及时地回答中国文艺发展中的问题，有效地纠正文艺发展的偏向与不足，促进中国文艺的正确发展。
这个现实性，首先体现为党的理论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立场，他们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总是在具体的文艺现象、文艺现实中去思考理论问题，把解决现实问题作为理论思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不是“掉书袋”，或者“客里空”。青年时期的陈独秀尤为强调写实主义的问题，极力倡导白话文学，乃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不能够多多识字读书”的人太多，而白话、俗话的创作，浅近易懂，可以“通达学问，明白时事”，能够起到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而启蒙在陈独秀看来正是将沉梦不醒之国人唤醒之首要事。[1]18在“延安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明确要求：“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2]40而现在的文艺的现实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作了归纳：“‘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2]41我们知道，虽然毛泽东同志十分了解延安文艺发展情况，但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他还是通过亲自约谈、信函沟通、集体谈话等形式找了20多位文艺家了解文艺界的思想和创作，如李伯钊、丁玲、艾青、萧军、罗烽、舒群和鲁艺的一些艺术家。正是这种对现实的熟悉和尊重，使得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甫一发表，即为延安文艺界人士热烈欢迎并产生巨大影响，何其芳因此认为这是“文艺工作者彻底改造自己，改造艺术的开始”。[6]邓小平同样指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3]10而这个新情况就是，一方面林彪、四人帮设置的“高大全”“三突出”等精神枷锁仍然桎梏着文艺界，一方面“四个现代化”已经成为文艺工作的新主题，所以邓小平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继续同林彪、“四人帮”的恶劣影响进行坚决斗争”，要“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3]7这是切中时弊的断言，也因此带来了文艺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习近平同志同样十分关注文艺的现实问题，他也曾专门同文艺家交谈了解文艺界最突出的问题，召开座谈会的目的也是“同大家一起分析现状、交流思想，共商我国文艺繁荣发展大计”。[4]所以，他关于当前文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判断，高屋建瓴，深受文艺界人士和普通百姓的认同。他的“北京讲话”，由于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这一现实问题的剖析和解答，因而被普遍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新突破、新发展。
现实性的另一个方面，更是体现为把握现实问题的敏锐性、深刻性。党的理论家不仅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一种文艺思潮或者文艺现象潜在的发展趋势，而且能够通过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甚至文艺乱象，深刻把握造成这种现象的本质与根源。在文学革新之时代，与胡适把文学堕落之因归结为“文胜质”因而主张“八事”不同，陈独秀选择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作为三个集中批判的靶子，是因为他敏锐地发现这三种文学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三种文学又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也就是说，在陈独秀看来，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国民性改造的问题，这三类脱离现实之作的文学，其最深远的危害在于对国人的精神革命无所裨益，而人无革新，则政治革新、社会进步、国家自立皆是空谈。所以，陈独秀才要“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义无反顾地“为之前驱”。 [1]289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泽东曾与艾青有过交流，他指出：“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7]延安文艺工作者的作品，非但没有革命精神，反而染上日本味、国民党腔，这可是严重影响革命工作的大问题。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总体情况被人們通俗地概括为“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其间既存在着宗派主义矛盾，自身也有许多不足。比如鲁艺的“关门提高”，延安的百姓就不买账，编了一首民谣：“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解）不下（陕北方言“什么也不懂”的意思）”。[5]但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看来，这是百姓自身的原因，1942年春天的解放日报相继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锋的《还是杂文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华君武、蔡若虹、张谔的漫画展，也集中讽刺了延安的一些现象，这种从知识分子立场的批判引起了贺龙、王震等在一线战斗的部队的不满。贺龙就曾气愤地说：“我们在前方作战，保卫延安，保卫中央；你们吃饱了却暴露延安，骂党，骂工农兵。”[8]这种文艺思想的混乱，实质上是政治思想的混乱，国民党特务机关甚至编印了《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的小册子，广为发散，蛊惑人心。文艺座谈会期间，被毛泽东第一个点名发言的萧军，也还是坚持作家自由、独立的观点，当场引起了胡乔木的反驳。5月16日的第二次大会，“人性是不是文艺的永恒主题”引起激烈争论，有人纠缠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也有人为鲁艺的“关门提高”辩护。正是因为争论的莫衷一是和危害的严重性，毛泽东同志在结论中才枚举了“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我是不歌功颂德的”“不是立场问题”“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等八种延安文艺界客观存在并引起广泛争议的混乱现象，而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2]65归根结底，就是阶级立场和思想改造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鲁艺成立时曾经以“亭子间的人”和“山顶上的人”作比，就提醒过文艺界。延安文艺界经过思想整风运动，面貌确实焕然一新。正如萧三所说：“自从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以来，自从整风以来，我们作家们的绝大部分是转变过来了，是知道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和怎样服务了，是知道实际对于写作之重要，并且大都下决心到实际中去生活了”。[9]邓小平同志面对“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新的历史任务，明确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而文艺工作者如何利用文艺这种特殊工具进行意识形态斗争，邓小平言简意赅地把它总结为“新人问题”，即“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3]6“新人问题”既是艺术创造问题，更是政治和现实问题。“新人”形象的塑造，不仅能够克服“文革”十年英雄形象创造的误区，肃清错误的文艺指导思想影响，而且能够通过“现代化建设者”而不是“阶级斗争英雄”这一人物谱的构建，来扭转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引导、激发和规范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不仅在经济发展上，更在观念转变上，真正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北京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在批评多种文艺乱象之后，深刻地指出了造成这些乱象的根源，一是“市场”问题，一是“立场”问题，“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4]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习近平同志不仅谈了人民导向论、文艺灵魂论、创作中心论，而且又重点谈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品评价的“三标准”问题，如何看待和发展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所带来的文艺新形态、新类型、新观念、新实践和新群体等问题，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文艺的中国故事传播论等重大问题，从而及时回答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问题。 五
五是扬弃性，这是就党的文艺指导思想的发展逻辑而言的。这种扬弃性，同样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对各种古今中外各种文学遗产和文艺观念的扬弃，这使得党的理论家能够汲取历史上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能够注意克服一切错误的文艺观点，能够在各种理论资源的比较、鉴别中确立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范畴体系。另一方面是对自身理论观点的不断扬弃，党的理论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总是能够以自我革新的理论勇气，不因循守旧，不墨守陈规，注重研究新问题，不断提出新观点，对党的文艺指导思想进行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从而保持理论的活力与张力。
首先，是对一切文学遗产的扬弃和创新。文学创作有其基本的规律，流布广泛的各种文艺观点大体上都是对当时之文学现象的一种规律性总结，党的理论家不仅能够以一种历史的态度承认各个时代各种文艺观点产生的必然性、合理性，并且能够以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来借鉴、吸收一切有益的文学遗产，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指导思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根据一定时期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的具体状态，来进行开拓和创新，既体现出理论的历史纵深感，又体现出理论的时代鲜活感。我们都知道，虽然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将桐城派等古文创作斥为“十八妖魔”，但他对中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态度其实是复杂的，并且存在变化的。比如对“六朝之文”，他批评其存在“骈文用典”的毛病，但首先也承认其“美则美矣”的长处。[1]273从发展的观点，陈独秀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1]265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所以他力主“喜欢文学的人，对于历代的文学，都应该去切实研究一番才是（就是极淫猥的小说弹词，也有研究的价值）”。[1]378在陈独秀这里，他不仅仅承认任何一种文学在其发生发展的时代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即便时过境迁，这些历代的文学对今天的文学研究者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文学创作源泉问题时，从“源”和“流”两个方面辩证讨论了文学遗产的继承与扬弃问题。一方面，从文学遗产作为“流”的角度，今日文学创作是过往文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所以“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方面，从人民生活作为“源”的角度，任何文学都是人们根据彼时彼地生活的创造，因此，“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2]48必须要克服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要在最火热、最生动的现实生活中，去扬弃、去创造、去发展。这样，毛泽东同志就创造性地回答了为什么要继承文学遗产以及如何继承文学遗产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则进一步从文学作品的功能价值角度谈了文学遗产承继问题，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使人们获得“教育和启发”“娱乐和美的享受”，只要达到这一标准，“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3]6到了《北京讲话》，习近平同志则将文艺问题扩展为文化问题，从“文化与民族复兴”“创作的创新”“中国精神与世界眼光”三个方面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在谈到“文化与民族复兴”问题时，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4]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艺创作必须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成为时代的号角。那么，文艺创作如何既“坚守本根”、又“染乎世情”呢？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所阐述的第二个问题，即“创作的创新”问题。习近平指出文艺创作中有一个客观的规律，即“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都有一个渐进、渐悟、渐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破茧成蝶，既需要耐得住“独上高楼”的寂寞，也需要学习和借鉴前人特别是文学艺术大师的经典作品，以自己的个性进行艺术创新，即他在讲话中所引用的“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4]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文艺创作的创新能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然而，坚守中华精神，既不意味着复古，更不意味着排外，习近平同志进一步从国际竞争的视野谈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身处一个开放的世界，文化艺术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我们有一种世界眼光。他以历史上的中外文学交流对中国文学的促进为例，着重强调“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4]这样，党的理论家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创作规律、艺术创新、文学的功能，并进而上升到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竞争等维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文学遗产的继承与创新问题。
其次，就是对自身理论观点的不断扬弃，这既需要理论勇气，也需要理论智慧。比如关于文艺的本质问题，在陈独秀这里，虽然他在《文学革命论》中强调“三大主义”，但和曾毅的通信中，他着重又对文学的本义问题作了强调和说明。他极力否定“文以载道”甚至“言之有物”的传统观点，主张“达意状物，为其本义”。[1]328即“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陈独秀认为审美性是文学的本质。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固然无错，但如果因此认为“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文学“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便会“破坏无余”，不仅与他自身所主张的“三大文学”相左，而且也未免有失偏激。到了“延安讲话”，毛泽东谈到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时，有一个论断，即“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2]58这虽然谈的是批评标准，其实关联的是文学本质问题。即在毛泽东这里，文学的本质既包括意识形态性，也包括审美性，二者缺一不可，但意识形态性是首要的、主要的性质。这种辩证法的判断，相比较陈独秀的偏执一端的看法，是合理的，特别是在战争年代的特殊时期，文学作品的确要首先“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但我们知道，这种“意识形态第一论”的看法，在不断地阐释中，逐渐演变成了“意识形态唯一论”，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和奴仆，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和价值。为此，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中明确表示不再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3]9文藝有其特征和发展规律，作家的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也因而出现了审美主义的转向，有力地扭转了工具论、从属论所造成的文学写任务、写政策的弊端。并且，借由这一解放思潮，文论界从纠正“反映论”的偏失入手，对文学本质的讨论更加广泛深入，出现了“主客体结合论”（夏中义）、“主客体统一论”（金开诚）、“主客体交流论”（张首映）、“自我意识论”（刘再复）、“心灵表现论”（鲁枢元）、“三维结构论”（林兴宅）、“文化整体论”（吴予敏）、“社会意识形式论”（董学文）、“艺像形态论”（刘锋杰）等百家争鸣的观点，以及相对形成共识的“审美意识形态论”（钱中文、童庆炳），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刻全面。在“北京讲话”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从“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四个维度，对文学本质问题作了强调。历史的，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强调文学是对历史和生活的真实反映；人民的，是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角度强调文学创作要始终以人为中心；艺术的，是从作家主体性的角度强调作家艺术探索与创新的自由；美学的，是从文学特征和规律的角度强调文学的审美特质。这样，通过四个方面的界定，构建起了涵盖生活反映论、人民中心论、主体创新论和审美特质论的文学本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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