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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26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戴元本，因病逝世，享年92 岁。
戴元本是1928 年7 月31 日江苏南京生人，原籍湖南省常德市，常德戴氏曾居于常德柳叶湖畔，自明朝起乃官宦之家，数百年间始终是当地名门望族。父亲戴修骏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经济、政治、法律，获博士学位，曾在巴黎和会期间阻止北洋政府签字，回国之后任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国民政府首届立法委员。
戴元本家中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童年生活主要是在南京度过的。抗战爆发后，年幼的他跟随家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先后辗转于长沙、贵阳、昆明等地。
10 来岁的戴元本在贵阳时经常到住宿旅馆旁边的一个图书馆看书，诸如《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游记》等。在昆明石林县时，他已开始一知半解地阅读《论语》。战时生活异常艰苦，幼小的他唯有与书本相伴，才能在生活中寻得一丝慰藉。、
1941 年春，戴元本随家迁到重庆郊区北碚附近生活，在青木关“战区来渝学生进修班”学习过，1944 年他进入重庆国立二中读高一。
1946 年，18 岁的戴元本与家人终于结束漂泊，回到南京，先后就读于南京临时二中、中央大学附属中学。
在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就读期间，戴元本接触到了科学界前辈任鸿隽写的科普读物，对书中涉及的广义相对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向高三物理老师请教相关问题，老师告诉他，相对论很深奥，大学里都很难找到教授开这门课，劝戴元本不要白费时间了。老师的话引起了他更大的好奇心，也让戴元本产生了以后学物理的想法。
1947 年，高中毕业的戴元本被保送到中央大学物理系。1949 年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
1952 年8 月，24 岁的戴元本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南京工学院从事普通物理教学工作，先后担任助教、讲师，至1958 年4 月，戴元本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学习和工作，开始了他人生的一个新阶段，那年他30 岁，正值而立之年。当年，他就在朱洪元开办的“基本粒子与原子核理论暑期讲习班”上，作为助教讲授了量子力学中的碰撞理论。
当时，国内高能物理理论研究队伍主要以朱洪元、胡宁以和张宗燧为首，三位前辈之间相互争鸣而又合作，形成了优良的学术氛围。在数学所，戴元本对粒子物理和场论前沿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融洽的学术氛围中快速成长。
1961 年，戴元本从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当年即在《物理学报》上发表《弱作用对轻子电磁性质的影响》，研究了中间玻色子模型中弱作用对轻子反常磁矩的辐射修正。戴元本随即调入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1962 年担任助理研究员，1963年担任副研究员，到了1978 年改革开放后才担任研究员。
1964 年，在北京科學讨论会上，戴元本作为中国高能物理理论学家就雷杰极点问题作了学术报告。
1965 年对37 岁的戴元本来说是厚积薄发的一年。当时，在钱三强的组织下，4 家科研单位组成了“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定期开展对强子结构的讨论交流。戴元本参与了朱洪元、何祚庥等科学家的讨论。
戴元本独立运用塔姆- 唐可夫方法计算了一些重要的显示强子结构的物理过程。后来，他发现，曼德尔斯塔姆处理相对论协变的束缚态计算方法能很好地解决当时困扰研究人员的问题，他便开始推广这一算法。他的工作进一步改进了层子模型的理论基础。
由于“文革”的耽误，一直到了1982 年，鉴于在层子模型研究中的突出贡献，戴元本同朱洪元、胡宁、何祚庥一道，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970 年代初，杨振宁回国作了多场关于规范场的报告，戴元本敏锐地意识到规范场是十分重要的发展方向，而当时国内大多数研究者还未意识到规范场论对粒子物理的重要性。
戴元本不仅在研究室中组织大家学习规范场论，甚至还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系统讲座，推广与讲授规范场的量子化及重整化理论。推广的过程充满了质疑与阻力，但他都克服了。1987 年，戴元本出版的学术专著《相互作用的规范理论》，推动了我国国内规范理论的研究。
1974—1975 年，戴元本将敏锐的目光投到了强子的电磁形状因子研究中。当时这项研究在国内外都是刚起步，戴元本和合作者们以饱满的精力攻坚难题，历时长久，采用了无数办法，经历了多重复杂计算，终于得到了优秀成果。国际上开始承认“中国科研力量”“不容小觑”。
1980 年春，经由李政道协调联络，戴元本一行五人赴美进行学术访问，参观了美国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物理研究所等。同年11 月再次赴美，前往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做访问学者。在那里，他一边学习研究，一边为奥斯汀分校的学生开设了一个学期的量子场论课程。
1980 年11 月，52 岁的戴元本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从1978 年中国科学院恢复招录研究生以来，戴元本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就吸引了许多考生。在研究生教育工作中，他依旧保持着认真勤勉的品质，治学严谨，以一腔热血为祖国培养栋梁，不仅传授学生知识，更是亲力亲为地指导学生的研究工作。
戴元本始终为学生着想，希望学生能够出国深造，以便更快地进入国际科研前沿，所以他抓住每一个机会推荐学生走出国门。学生们非常感谢老师的开明大度，为他们创造了更好的学习机会。
在片面追求论文数量风气盛行的年代，戴元本却十分严格，他所带学生的论文，没有经过他的亲自论证，是无法发表的。
戴元本不仅对国内外研究的重要前沿领域了如指掌，还引导学生加宽阅读面与学术面。他常常教导学生戒骄戒躁，踏踏实实做学问。据2020 年7 月中国科学院网站显示，戴元本已在国际和国内主要期刊上发表了论著120 余篇（部），在70 岁之后还撰写发表了30余篇学术论文，甚至在80 岁时还在世界一流的期刊发表专业论文。
戴元本一生辛勤耕耘在人类肉眼看不见的粒子世界，但他的突出成就却是全人类有目共睹的。戴元本的学生曾感慨：“一个人的成就，在于日积月累;一个人的成功，在于坚韧不拔。戴先生淡泊名利的胸怀，乐观旷达的性格，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科学的执着的追求精神值得我们一辈子学习。”
戴元本是1928 年7 月31 日江苏南京生人，原籍湖南省常德市，常德戴氏曾居于常德柳叶湖畔，自明朝起乃官宦之家，数百年间始终是当地名门望族。父亲戴修骏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经济、政治、法律，获博士学位，曾在巴黎和会期间阻止北洋政府签字，回国之后任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国民政府首届立法委员。
戴元本家中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童年生活主要是在南京度过的。抗战爆发后，年幼的他跟随家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先后辗转于长沙、贵阳、昆明等地。
10 来岁的戴元本在贵阳时经常到住宿旅馆旁边的一个图书馆看书，诸如《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游记》等。在昆明石林县时，他已开始一知半解地阅读《论语》。战时生活异常艰苦，幼小的他唯有与书本相伴，才能在生活中寻得一丝慰藉。、
1941 年春，戴元本随家迁到重庆郊区北碚附近生活，在青木关“战区来渝学生进修班”学习过，1944 年他进入重庆国立二中读高一。
1946 年，18 岁的戴元本与家人终于结束漂泊，回到南京，先后就读于南京临时二中、中央大学附属中学。
在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就读期间，戴元本接触到了科学界前辈任鸿隽写的科普读物，对书中涉及的广义相对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向高三物理老师请教相关问题，老师告诉他，相对论很深奥，大学里都很难找到教授开这门课，劝戴元本不要白费时间了。老师的话引起了他更大的好奇心，也让戴元本产生了以后学物理的想法。
1947 年，高中毕业的戴元本被保送到中央大学物理系。1949 年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
1952 年8 月，24 岁的戴元本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南京工学院从事普通物理教学工作，先后担任助教、讲师，至1958 年4 月，戴元本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学习和工作，开始了他人生的一个新阶段，那年他30 岁，正值而立之年。当年，他就在朱洪元开办的“基本粒子与原子核理论暑期讲习班”上，作为助教讲授了量子力学中的碰撞理论。
当时，国内高能物理理论研究队伍主要以朱洪元、胡宁以和张宗燧为首，三位前辈之间相互争鸣而又合作，形成了优良的学术氛围。在数学所，戴元本对粒子物理和场论前沿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融洽的学术氛围中快速成长。
1961 年，戴元本从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当年即在《物理学报》上发表《弱作用对轻子电磁性质的影响》，研究了中间玻色子模型中弱作用对轻子反常磁矩的辐射修正。戴元本随即调入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1962 年担任助理研究员，1963年担任副研究员，到了1978 年改革开放后才担任研究员。
1964 年，在北京科學讨论会上，戴元本作为中国高能物理理论学家就雷杰极点问题作了学术报告。
1965 年对37 岁的戴元本来说是厚积薄发的一年。当时，在钱三强的组织下，4 家科研单位组成了“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定期开展对强子结构的讨论交流。戴元本参与了朱洪元、何祚庥等科学家的讨论。
戴元本独立运用塔姆- 唐可夫方法计算了一些重要的显示强子结构的物理过程。后来，他发现，曼德尔斯塔姆处理相对论协变的束缚态计算方法能很好地解决当时困扰研究人员的问题，他便开始推广这一算法。他的工作进一步改进了层子模型的理论基础。
由于“文革”的耽误，一直到了1982 年，鉴于在层子模型研究中的突出贡献，戴元本同朱洪元、胡宁、何祚庥一道，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970 年代初，杨振宁回国作了多场关于规范场的报告，戴元本敏锐地意识到规范场是十分重要的发展方向，而当时国内大多数研究者还未意识到规范场论对粒子物理的重要性。
戴元本不仅在研究室中组织大家学习规范场论，甚至还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系统讲座，推广与讲授规范场的量子化及重整化理论。推广的过程充满了质疑与阻力，但他都克服了。1987 年，戴元本出版的学术专著《相互作用的规范理论》，推动了我国国内规范理论的研究。
1974—1975 年，戴元本将敏锐的目光投到了强子的电磁形状因子研究中。当时这项研究在国内外都是刚起步，戴元本和合作者们以饱满的精力攻坚难题，历时长久，采用了无数办法，经历了多重复杂计算，终于得到了优秀成果。国际上开始承认“中国科研力量”“不容小觑”。
1980 年春，经由李政道协调联络，戴元本一行五人赴美进行学术访问，参观了美国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物理研究所等。同年11 月再次赴美，前往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做访问学者。在那里，他一边学习研究，一边为奥斯汀分校的学生开设了一个学期的量子场论课程。
1980 年11 月，52 岁的戴元本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从1978 年中国科学院恢复招录研究生以来，戴元本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就吸引了许多考生。在研究生教育工作中，他依旧保持着认真勤勉的品质，治学严谨，以一腔热血为祖国培养栋梁，不仅传授学生知识，更是亲力亲为地指导学生的研究工作。
戴元本始终为学生着想，希望学生能够出国深造，以便更快地进入国际科研前沿，所以他抓住每一个机会推荐学生走出国门。学生们非常感谢老师的开明大度，为他们创造了更好的学习机会。
在片面追求论文数量风气盛行的年代，戴元本却十分严格，他所带学生的论文，没有经过他的亲自论证，是无法发表的。
戴元本不仅对国内外研究的重要前沿领域了如指掌，还引导学生加宽阅读面与学术面。他常常教导学生戒骄戒躁，踏踏实实做学问。据2020 年7 月中国科学院网站显示，戴元本已在国际和国内主要期刊上发表了论著120 余篇（部），在70 岁之后还撰写发表了30余篇学术论文，甚至在80 岁时还在世界一流的期刊发表专业论文。
戴元本一生辛勤耕耘在人类肉眼看不见的粒子世界，但他的突出成就却是全人类有目共睹的。戴元本的学生曾感慨：“一个人的成就，在于日积月累;一个人的成功，在于坚韧不拔。戴先生淡泊名利的胸怀，乐观旷达的性格，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科学的执着的追求精神值得我们一辈子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