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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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上午,武汉市洪山区,水务部门排涝车正在进行抽水作业

  8月5日,是武汉启动防汛二级响应、一级战备以来的第29天。武汉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武汉经历了外洪内涝的双重压力,目前总体形势平稳。
  今夏汛期凶猛——武汉经历了24年来最为漫长的梅雨期,长江武汉关水位一度达到28.77米,居历史第四高位。
  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未完全消退,四年前的“暴力梅”记忆犹新。脱下防护服、穿上深筒靴,这一次,武汉如何书写超大城市防治内涝的答卷?

专防加群防


  “我报名!”“我也报名!”“算我一个!”
  暴雨如注,废弃多年的石咀小学旧址成了洪山区关山街防汛一线临时“大本营”,干部群众纷纷提交请战书。
  2020年7月6日5时,经历了入梅以来第七轮强降雨后,武汉防汛应急响应级别由四级提升至三级,排涝应急响应级别由三级提升至二级。短短一个半小时后,武汉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再次升级,进入二级响应、一级战备状态。
  武汉市应急管理局迅速统筹协调市属国有企业,组建了6支市级防汛应急抢险中队。每个中队按照不少于2000人的标准,优化配置成立了18支抢险分队。
  “我们连夜准备物资设备、落实人员,从凌晨12点半接到命令,到按照配置要求组建‘尖刀队’,仅用了8个小时。”武汉碧水集团沙湖港项目负责人吴迪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只要一声令下,“尖刀队”不到10分钟便可赶到5.5公里外的青山区倒口湖险工险段。
  翻涌奔腾的江水前,马晓君、喻传喜、骆威等来自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的抗洪英雄庄严宣誓:“誓与大堤共存亡!”22年前,他们曾参与1998年抗洪,在“生死牌”上写下自己的姓名。如今两鬓斑白,誓言不改。
  电闪雷鸣的张公堤上,来自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的退伍军人职工自发组成“老兵防汛突击队”,主动要求换下巡堤同事换防。六个月前,他们刚在火神山医院建设工地奋战83天。
  湖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的博士们,放下繁忙的科研,主动请战;70岁的吴必明扛着铁锹,再度出征;18岁的周亮宇,走出高考考场,成为武金堤上最年轻的守堤人……
  专防加群防。在超长雨季、超大雨量、超高水位、高水位超长时间的严峻考验下,武汉全市3.2万人走上了防汛一线。

装备加技术


  “雨汛同期,如无堤防,江水会直接淹没城区。”武汉市水务科学研究院院长王怀清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武汉防洪抗涝的压力源于自身地势较低这一“先天不足”。
  据介绍,除少数山丘和湖塘外,武汉市区一般地面高程为21米至27米,平均地面高程为24米。而长江武汉关多年平均最高水位为 25.56 米,2020年汛期水位更是一度超过28米。可以说,武汉人是顶着长江在过活。
  与水共生、与水相争。特殊的水情和地理环境使武汉高度依赖雨水外排。
  在武汉地铁应急抢险基地,武汉地铁集团质量安全监察部副主管王斌向本刊记者现场演示了大流量排水抢险车的用法——凭着超快速、大排量,它成了排水领域的新晋“硬核装备”。
  “车上配备6台泵,单台泵功率是普通水泵的4到6倍;在到达抢险现场后,20分钟就可以开始抽水,比普通的水泵节约30分钟时间。”王斌介绍,抢险车不受地形限制,如果场地凹凸不平,平衡系统可适应各种地形条件。
  7月6日,这台车用于武汉地铁11号线位于光谷五路车站的排渍抢险,仅1小时10分钟就成功排完车站积水。
  除了排水抢险车,武汉航发集团最新定制的“疏浚神器”两栖式多功能环保疏浚船“武航一号”,也在此次汛情期间被紧急投入清淤。
  “我们用S7-1200PLC控制箱采集疏浚设备的姿态信号及相关辅助设备运行状态等模拟量、开关量,通过疏浚轨迹与剖面监测、基于DGPS的位置显示、视频监控等系统集成,可远程遥控、精确施工。”武汉航发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在武汉防洪抗涝的战场上,无人侦察机和无人船联合坐镇,协调作战,对险情进行网格化监测、预警和分析;新研发的“AB液”止水材料,以40到60倍率自由发泡膨胀,成为了临时封堵渗漏点的“撒手锏”。
  值得一提的,还有武汉全市492座排渍泵站实现了智能联网。
  据本刊记者了解,武汉智能防汛保电平台对全市泵站实时运行状态、武汉区域天气情况、长江水位水量等信息在线监测,并具备重要防汛泵站供电设备异常风险点及时预警功能,下一步还将探索城市泵站智能调度。

别了,内涝网红


  听说今年的暴雨强度超过2016年,武汉市民吴传民习惯性地把家里的沙发用板凳垫高了。
  四年前,特大暴雨襲击武汉,由于地势低洼,他所居住的洪山区南湖雅园被水倒灌,成为内涝“网红小区”。
  “整个小区平均渍水齐腰深,最深处达1.5米,被淹死的树、泡过水的汽车随处可见,家里四处漂浮着地板和家具。”吴传明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回忆,四年前的暴雨里,他不得不把大孙女放进空澡盆,亲手抱着小孙女,把两个孩子交给窗外的救援人员。那时,小孙女才5个月大。
  2020年7月7日,本刊记者冒雨回访,走进吴传民家,他的儿媳正在家门口旁的厨房炒菜,家里地面干净整洁,两个孙女在嬉笑玩耍。
  小区不见当年“墙上布满水渍、泡水车辆随处可见”的场景,绕小区步行一圈,主道上亦未见明显积水。
  “四年过去,这里发生了什么改变?”武汉市洪山区洪山街南湖雅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万莹告诉本刊记者:“大环境和小环境都变了。”   “相较于2016年汛期,今年武汉抽排能力翻番。”武汉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16年,武汉市中心城区排水系统仅22个,总抽排能力约980立方米每秒,排涝能力仅能抵御日降雨为100毫米、小时降雨量为35毫米的降雨。现在,武汉中心城区的55座外排泵站,总抽排能力达到1960立方米每秒。
  “从小环境说,小区在‘堵’和‘排’两方面也下了工夫。”万莹说。
  水来,“墙”堵。
  南湖雅园小区围墙间,设有4处“防水墙”,每面“防水墙”由几块挡板组成,视小区外围水位变化而调试,用于阻断外部雨水倒灌。
  水积,“泵”抽。
  小区新建了大功率排水泵房,还备了数台小型移动抽水泵。小区物业每天重点巡查、解决局部渍水。抽排的渍水,先是汇集到小区外的小南湖,在江南泵站作用下,经南湖连通渠“中转”至巡司河,再汇入长江。

  无人侦察机和无人船联合坐镇;新研发的“AB液”止水材料,以40到60 倍率自由发泡膨胀,成为了临时封堵渗漏点的“撒手锏”。

套鞋换皮鞋


  7月21日,武汉终于出梅。
  “经历了今年梅雨季连续八轮降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武汉市青山区钢城第二中学校长李培根在雨后的校园内转悠,“原来下雨必须穿套鞋,现在小雨不湿鞋,穿皮鞋都可以,雨一停,地面就没有水了。”
  以前,一到梅雨季节,李培根就担忧得睡不着觉。
  “每逢下大雨,学校就会积水,严重时候水深有1米多,能把学校淹成一片‘汪洋’。” 李培根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自2011年来校工作,他经历过3次学校被淹。
  2013年夏天,学生们踩着积水来学校上课,大雨持续地下,水越积越高,李培根只好通知停课。老师们搬了二三十张课桌,从教学楼排到校门口,来转移学生。
  还有一次,学校淹水后,得靠消防车进校,才把学生转移出去。
  为解决雨季积水问题,2016年9月,学校启动海绵化改造工程。
  “我们在校内设了约400立方米的雨水调蓄池,安装了水泵,雨水被收集到调蓄池后往外排;车行道、停车位、人行道和活动场地均改用了透水材料;学校外沿打造了生态旱溪等自然排水系统,截流外来倒灌水至调蓄池后外排。”钢城二中海绵改造设计负责人郭亚琼说。
  “今年好多了。”监测显示,今年入梅以来,钢城二中区域的积水大部分不超过15厘米,基本半小时退水。
  看起来,海绵化改造已显成效。
  “自2015年成为首批国家海绵城市试点以来,武汉‘海绵’已扩至123平方公里。按照计划,到2030年,武汉全市‘海绵’比例将提升至80%。”武汉市海绵城市和综合管廊建设管理站相关负责人说。

一点用一策


  不过,武汉要全面改善“内涝”,并非易事。暴雨之下,武汉不同地段的防涝排涝能力仍有明显差异。
7月16日,武汉,水文职工采用无人机采集长江汛期水位、流量数据

  7月6日凌晨4时,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湘口街银莲湖片区路面积水严重,部分农户住房被淹。武漢市公安局湘口街派出所值班所长江涛赶到时,98岁的马婆婆屋内已经进水。
  6时许,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龙泉街凤莲大道发生积水内涝。消防员得知水深约两米,驾驶橡皮艇行至2名被困老人前,将2名老人抱上橡皮艇转移至安全区域。
  仅当日凌晨至中午,武汉警方共接到群众求助报警165起,出动警力2000多人次;同时,消防救援部门营救出100多名被困群众。
  “武汉地区本轮降雨,发生渍水险情的多为低洼老旧小区。”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负责人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本刊记者获悉,武汉从2016年开始发布中心城区降雨渍水风险图和主要易渍水点分布图,对中心城区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雨情、水情研判,一点一策,并第一时间发布渍水路况信息,以便市民防范。
  7月6日,为应对渍水风险点,武汉全市2000多名水务人员走上街头,对136处重要地段、重点部位24小时轮班值守;暴雨中,水务、应急管理、交管、城管、园林等部门人员密切配合,抢时间、抢交通、抢排水。
  “相较于2016年中心城区的162处道路渍水点,今年渍水最高峰仅出现30余处。”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说。
  “治涝绝非一日之功。”在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杜志章看来,要根治城市内涝,必须从管理机制、城市规划、水库建设、河道堤防等多方面入手。
  他建议,应加强地方应急和防汛工作的统筹协调,加强防洪排涝联动,还应充分发挥科技优势,走出“人海战术”,实现人防向技防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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