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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建国初期有那么多有关“从猿到人”的展览、文章和书籍呢?为什么各种研讨会和政治学习会的主题是达尔文学说呢?
1925年，美国苦难会牧师欧克澜就任湖南沅陵教区主教，此后，一直管理着他的教区和教堂，直到1952年因进行间谍活动被押送出境。
欧克澜见证了共产主义中国的初创时期，多年之后，在回忆新中国的各种讨论会与学习会时，他说：“我问那些参加学习会的人学习的是什么思想，人们可能想到会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智慧，但是并非如此，改造人的思想的第一课，竟然是从猿到人的达尔文学说。”
当时对于新中国来说，全体人民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是至关重要的。而要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改造人民的意识，用唯物主义代替唯心主义，让人们接受唯物主义代表着科学和客观事实，而唯心主义意味着宗教和迷信的思想。
女娲造人还是劳动造人?
达尔文学说是西方近现代才出现的有关人类起源的理论。19世纪中叶，通过对世界各地区发现的原始人类化石的研究和实地考察，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提出了从猿到人的假说。英国学者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人类的起源及性的选择》中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说明人是从“类人猿”发展而来的。
关于人的起源各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传说，中国民间流传着女娲造人的传说，这一传说非常悠久。在基督教传人后，“上帝造人说”也在中国流传开来。
建国初期，宗教的唯心主义可以和唯物主义共存。1950年5月，周恩来与基督教界代表谈话时就指出：“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应该相互尊重。”“我们同宗教界朋友的长期合作是有基础的，这一点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希望宗教界朋友也有这个信心。”
同年6月2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党组会上作题为《关于宗教问题的讲话》时就说：“对回教、喇嘛教要尊重其民族的信仰，任何不尊重都会引起误会。”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回族的伊斯兰教民学校及藏族的喇嘛教民学校，没有开设社会发展史中猴子变人的进化论课程。
但是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新政权需要与科学结盟，宣扬进化论。在宣扬唯物论的书籍中，首先要强调古代基督教、埃及以及中国的人类起源故事都有共同的主题：都把人类描述成是由尘土、黏土和泥浆制造的。强调这些神话带有浓厚的幻想色彩，这是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欺骗剥削劳动者。
1950年出版的《从猿到人：通俗讲话》一书宣称，“宗教迷信思想对劳动者十分有害……使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战胜剥削。”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要破除这些迷信，用科学的方法解释，神创造人的传说都是毫无根据的。
在宣传达尔文学说的书籍中强调：“女娲造人说”，起源于远古生产力低下，缺乏对自然界的认识，当时人们对于许多自然现象不能理解，更没有控制自然的能力，只有从“神”那里去找答案，便自然会产生“神造”说。《圣经》中的上帝造人说，是神学家在某些原始神话的基础上，根据宗教的需要改编出来的。
毛泽东在1950年6月说，虽然一些唯心主义者认为上帝造人，但是我们讲从猿到人。要用唯物主义代替唯心主义，1876年恩格斯发表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是新中国所期待的完美武器。恩格斯在文章中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科学理论，指出劳动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
根据恩格斯的理论，在原始共产主义阶段，猿人的生活环境极度险恶，森林遍山，灌木丛生，杂草蔽野，猛兽逼人。如果靠孤立的个人活动，根本无法生存。猿人大约是几十人结成一群，过着群居的生活。在原始人群中，大家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劳动创造了人，这个最基本的观念很容易扩展并容纳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核心要素。
当时出版的大量图书中，贾祖璋《从猿到人》(1950年出版)、《我们五十万年前的祖先》(杨鹤汀绘图，贾兰坡说明，1951)，裴文中《人类的起源与发展》(1956年)都指出，人人劳动，没有阶级界限，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投身生产。这样的社会虽然充满吸引力，但是，期望回到初期的历史时代是没用的，不过人类还可以期待更加美好，幸福、自由、快乐的共产主义社会。
显而易见恩格斯的这一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奠定了基础，人类社会处于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进化过程中，而新中国便处于最先进、最正确的道路上。
1928年，《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被翻译成中文，1949年之后，它立即成为大量图书与科普杂志中的主要内容。1950年到1951年，政府官员和科学家制作了大量资料，打算让群众熟悉关于人类起源与发展的科学知识，于是，由党的知识分子讲授大课，向许多人介绍恩格斯关于人类进化的解释。干部、工人、农民和士兵参加各式小组来学习恩格斯的理论。
恩格斯的“从猿到人”的转变和“劳动的关键作用”为批判唯心主义、打击人类起源的创世说提供了完美的武器。用恩格斯的经典文本改造人民的思想，除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唯物思想之外，强调“劳动”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还能以此来提高劳动人民的地位，加强新政权的民众基础。
但是作为一种人类起源学说，恩格斯的理论需要与一个具体的事例相结合。而这个具体的事例便是北京人化石。当时的一本书中这样写道：
恩格斯认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只可惜，论证这个观点的直接材料当时还非常少。但是，随着科学的进程和考古发掘，尤其是周口店龙骨山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更加印证了恩格斯“劳动创造人本身”这一科学结论。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一千古疑问，得到了科学的印证。
劳动创造了人，人是从猿演变而来，这种唯物主义的理论表面看起来是国际主义的，但是却暗藏着独特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1952年，中国的学者们开始拒绝外国人提出的理论：北京猿人是人类进化活动中一个绝种的分支，并开始支持另外的理论：北京人是中国所有人，包括少数民族的祖先，甚至是全亚洲人的祖先。
进化论的民族主义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北京西南周口店村西的龙骨山一处50万年前的洞穴堆积物中发现几片石英片后，留下助手师丹斯基继续发掘，当年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牙齿化石。1926年夏，师丹斯基在瑞典的实验室中从由周口店运去的含化石的堆积物中又找到一枚古人类牙齿化石。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的加拿大人步达生将这些古人类化石命名为北京中国人，一般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927年起，步达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在周口店进行发掘。1929年12月，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中国猿人头盖骨。
到1937年周口店发掘由于日本侵略 战争被迫停止为止，共发现了大约40个猿人个体的化石以及一大批石器、用火证据和100多种脊椎动物化石，其中哺乳动物接近100种。此外，1933年在周口店的山顶洞还发现了包括3具完整头骨在内的代表8～10个个体的古人类骨骼化石。根据伴生动物化石推断，北京猿人(现称为北京直立人)和山顶洞的晚期智人的年代分别为大约50万年前和1万年前至3万年前。
在民国时期，北京猿人是人类祖先的看法在国内外都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到二战结束之前，科学家们倾向于关注人类化石的差异而不是相似之处，这样，爪哇猿人、北京猿人和尼安德特人都被看作是人类谱系的旁支。他们已经灭绝，被没有留下化石资料的人类直系祖先取代。
但是，魏敦瑞(F.weidenreich)是个例外。这个美籍犹太人1935年来华，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访问教授。后接替步达生代表洛克菲勒基金会，主持周口店北京人的发掘与研究工作。
魏敦瑞坚持人类进化的线性模型，也就是说单一进化阶段的人类都是单一人种的不同种族。因此并没有取代与灭绝，有的只是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进化。他确认了北京猿人和现代蒙古人种之间，其他化石与该化石发现地的现代人之间很明显的形态学上的关键相似之处。对他来说北京人是人类的祖先，特别是中国人的祖先。他提出了现代人起源的“多中心论”，与人类起源于非洲之说相比，他更倾向于认为人类起源于亚洲。北京猿人有孤立的燃烧过的头骨存在，所以他认为北京人有吃人的习惯。
1950年和1951年出版的书籍中，有些把北京猿人描写为人类的直系祖先，但另一些材料则坚持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这个问题。贾兰坡的《北京猿人》是在1950年出版，他认为北京人是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裴文中在1950年则写道：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知道哪个猿人是人类的祖先。也许他们都不是人类的祖先，我们的祖先还在等待我们去发现他。
到了1952年之后，北京人作为人类祖先的不确定性消失了，中国的图书中越来越多地提到中国人的祖先是北京人。中国人来自巴比伦、中亚、日本的理论损害了民族自豪感，而北京人使得中国人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祖先，证明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中国大地上，不是进口货。一旦人们承认北京人是祖先，那么就可以将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权利上推50万年，并因此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自豪感。
周口店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除了在瑞典保存的战前运去的3颗猿人牙齿外，都在1941年日美开战初期失踪。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为北京猿人化石的丢失感到痛心，但是对科学的损害与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伤害相比相差甚远。20世纪30年代协和医院制造的精美石膏模型满足了研究的需要，但是“北京人化石的丢失是非物质的损失，是精神的损失”。
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展览馆的留言簿上，1956年一个参观者写道：我们看了许多化石，但没有一个是真的，日美帝国主义用卑鄙的办法偷盗了所有的化石。这些化石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我们要求帝国主义偿还这笔债。
事实证明，向所有民众灌输唯物主义，是将这个国家迅速带入社会主义轨道的一种快捷方式，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些人也需要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则。
1925年，美国苦难会牧师欧克澜就任湖南沅陵教区主教，此后，一直管理着他的教区和教堂，直到1952年因进行间谍活动被押送出境。
欧克澜见证了共产主义中国的初创时期，多年之后，在回忆新中国的各种讨论会与学习会时，他说：“我问那些参加学习会的人学习的是什么思想，人们可能想到会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智慧，但是并非如此，改造人的思想的第一课，竟然是从猿到人的达尔文学说。”
当时对于新中国来说，全体人民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是至关重要的。而要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改造人民的意识，用唯物主义代替唯心主义，让人们接受唯物主义代表着科学和客观事实，而唯心主义意味着宗教和迷信的思想。
女娲造人还是劳动造人?
达尔文学说是西方近现代才出现的有关人类起源的理论。19世纪中叶，通过对世界各地区发现的原始人类化石的研究和实地考察，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提出了从猿到人的假说。英国学者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人类的起源及性的选择》中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说明人是从“类人猿”发展而来的。
关于人的起源各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传说，中国民间流传着女娲造人的传说，这一传说非常悠久。在基督教传人后，“上帝造人说”也在中国流传开来。
建国初期，宗教的唯心主义可以和唯物主义共存。1950年5月，周恩来与基督教界代表谈话时就指出：“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应该相互尊重。”“我们同宗教界朋友的长期合作是有基础的，这一点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希望宗教界朋友也有这个信心。”
同年6月2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党组会上作题为《关于宗教问题的讲话》时就说：“对回教、喇嘛教要尊重其民族的信仰，任何不尊重都会引起误会。”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回族的伊斯兰教民学校及藏族的喇嘛教民学校，没有开设社会发展史中猴子变人的进化论课程。
但是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新政权需要与科学结盟，宣扬进化论。在宣扬唯物论的书籍中，首先要强调古代基督教、埃及以及中国的人类起源故事都有共同的主题：都把人类描述成是由尘土、黏土和泥浆制造的。强调这些神话带有浓厚的幻想色彩，这是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欺骗剥削劳动者。
1950年出版的《从猿到人：通俗讲话》一书宣称，“宗教迷信思想对劳动者十分有害……使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战胜剥削。”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要破除这些迷信，用科学的方法解释，神创造人的传说都是毫无根据的。
在宣传达尔文学说的书籍中强调：“女娲造人说”，起源于远古生产力低下，缺乏对自然界的认识，当时人们对于许多自然现象不能理解，更没有控制自然的能力，只有从“神”那里去找答案，便自然会产生“神造”说。《圣经》中的上帝造人说，是神学家在某些原始神话的基础上，根据宗教的需要改编出来的。
毛泽东在1950年6月说，虽然一些唯心主义者认为上帝造人，但是我们讲从猿到人。要用唯物主义代替唯心主义，1876年恩格斯发表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是新中国所期待的完美武器。恩格斯在文章中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科学理论，指出劳动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
根据恩格斯的理论，在原始共产主义阶段，猿人的生活环境极度险恶，森林遍山，灌木丛生，杂草蔽野，猛兽逼人。如果靠孤立的个人活动，根本无法生存。猿人大约是几十人结成一群，过着群居的生活。在原始人群中，大家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劳动创造了人，这个最基本的观念很容易扩展并容纳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核心要素。
当时出版的大量图书中，贾祖璋《从猿到人》(1950年出版)、《我们五十万年前的祖先》(杨鹤汀绘图，贾兰坡说明，1951)，裴文中《人类的起源与发展》(1956年)都指出，人人劳动，没有阶级界限，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投身生产。这样的社会虽然充满吸引力，但是，期望回到初期的历史时代是没用的，不过人类还可以期待更加美好，幸福、自由、快乐的共产主义社会。
显而易见恩格斯的这一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奠定了基础，人类社会处于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进化过程中，而新中国便处于最先进、最正确的道路上。
1928年，《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被翻译成中文，1949年之后，它立即成为大量图书与科普杂志中的主要内容。1950年到1951年，政府官员和科学家制作了大量资料，打算让群众熟悉关于人类起源与发展的科学知识，于是，由党的知识分子讲授大课，向许多人介绍恩格斯关于人类进化的解释。干部、工人、农民和士兵参加各式小组来学习恩格斯的理论。
恩格斯的“从猿到人”的转变和“劳动的关键作用”为批判唯心主义、打击人类起源的创世说提供了完美的武器。用恩格斯的经典文本改造人民的思想，除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唯物思想之外，强调“劳动”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还能以此来提高劳动人民的地位，加强新政权的民众基础。
但是作为一种人类起源学说，恩格斯的理论需要与一个具体的事例相结合。而这个具体的事例便是北京人化石。当时的一本书中这样写道：
恩格斯认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只可惜，论证这个观点的直接材料当时还非常少。但是，随着科学的进程和考古发掘，尤其是周口店龙骨山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更加印证了恩格斯“劳动创造人本身”这一科学结论。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一千古疑问，得到了科学的印证。
劳动创造了人，人是从猿演变而来，这种唯物主义的理论表面看起来是国际主义的，但是却暗藏着独特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1952年，中国的学者们开始拒绝外国人提出的理论：北京猿人是人类进化活动中一个绝种的分支，并开始支持另外的理论：北京人是中国所有人，包括少数民族的祖先，甚至是全亚洲人的祖先。
进化论的民族主义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北京西南周口店村西的龙骨山一处50万年前的洞穴堆积物中发现几片石英片后，留下助手师丹斯基继续发掘，当年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牙齿化石。1926年夏，师丹斯基在瑞典的实验室中从由周口店运去的含化石的堆积物中又找到一枚古人类牙齿化石。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的加拿大人步达生将这些古人类化石命名为北京中国人，一般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927年起，步达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在周口店进行发掘。1929年12月，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中国猿人头盖骨。
到1937年周口店发掘由于日本侵略 战争被迫停止为止，共发现了大约40个猿人个体的化石以及一大批石器、用火证据和100多种脊椎动物化石，其中哺乳动物接近100种。此外，1933年在周口店的山顶洞还发现了包括3具完整头骨在内的代表8～10个个体的古人类骨骼化石。根据伴生动物化石推断，北京猿人(现称为北京直立人)和山顶洞的晚期智人的年代分别为大约50万年前和1万年前至3万年前。
在民国时期，北京猿人是人类祖先的看法在国内外都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到二战结束之前，科学家们倾向于关注人类化石的差异而不是相似之处，这样，爪哇猿人、北京猿人和尼安德特人都被看作是人类谱系的旁支。他们已经灭绝，被没有留下化石资料的人类直系祖先取代。
但是，魏敦瑞(F.weidenreich)是个例外。这个美籍犹太人1935年来华，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访问教授。后接替步达生代表洛克菲勒基金会，主持周口店北京人的发掘与研究工作。
魏敦瑞坚持人类进化的线性模型，也就是说单一进化阶段的人类都是单一人种的不同种族。因此并没有取代与灭绝，有的只是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进化。他确认了北京猿人和现代蒙古人种之间，其他化石与该化石发现地的现代人之间很明显的形态学上的关键相似之处。对他来说北京人是人类的祖先，特别是中国人的祖先。他提出了现代人起源的“多中心论”，与人类起源于非洲之说相比，他更倾向于认为人类起源于亚洲。北京猿人有孤立的燃烧过的头骨存在，所以他认为北京人有吃人的习惯。
1950年和1951年出版的书籍中，有些把北京猿人描写为人类的直系祖先，但另一些材料则坚持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这个问题。贾兰坡的《北京猿人》是在1950年出版，他认为北京人是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裴文中在1950年则写道：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知道哪个猿人是人类的祖先。也许他们都不是人类的祖先，我们的祖先还在等待我们去发现他。
到了1952年之后，北京人作为人类祖先的不确定性消失了，中国的图书中越来越多地提到中国人的祖先是北京人。中国人来自巴比伦、中亚、日本的理论损害了民族自豪感，而北京人使得中国人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祖先，证明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中国大地上，不是进口货。一旦人们承认北京人是祖先，那么就可以将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权利上推50万年，并因此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自豪感。
周口店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除了在瑞典保存的战前运去的3颗猿人牙齿外，都在1941年日美开战初期失踪。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为北京猿人化石的丢失感到痛心，但是对科学的损害与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伤害相比相差甚远。20世纪30年代协和医院制造的精美石膏模型满足了研究的需要，但是“北京人化石的丢失是非物质的损失，是精神的损失”。
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展览馆的留言簿上，1956年一个参观者写道：我们看了许多化石，但没有一个是真的，日美帝国主义用卑鄙的办法偷盗了所有的化石。这些化石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我们要求帝国主义偿还这笔债。
事实证明，向所有民众灌输唯物主义，是将这个国家迅速带入社会主义轨道的一种快捷方式，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些人也需要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