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收到王建中先生寄来的一函三本画册，一本是他父亲、著名海派剪纸大师王子淦先生的作品集，两本是《王建中剪纸作品集》（上）（下）。前者虽然像小时候我们刻花样时用拷贝纸覆在正本原件上再用铅笔轻轻平涂的那种笨拙的单色复印，但依然可感觉到作品的灵气与神韵。这批作品无不透露出上世纪上半叶，在上海这个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都会，剪纸这一民间艺术在具有新视域的上海工艺美术家们的手里，进行着从农耕社会进入城市空间后的蜕变与艰难探索，同时又展现了这门艺术所代表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精神。
　　小时候，我们家就在八仙桥附近，妈妈常带我去那里买东西，也会去专卖针线纽扣的小店，花一两只角子挑几张“花样”。那些才巴掌大小的“花样”是用来刺绣的，枕套、拖鞋、小围单等等有了刺绣的点缀，便闪烁起生活的光芒。有时候柜台后面还站着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年店员，可按照顾客的要求当场剪出一两张“花样”来。我最喜欢看剪“花样”，眼见他手持一把尖头小剪刀飞快地绞动，另一只手拿着纸片围着剪刀转动，有点“山不转水转”的味道，眼睛一眨，一张“花样”就从指缝间飞出来了！ 民间艺人胸有成竹、倚马可待的本领，小花小草小动物等等活泼可爱的“花样”，让我获得了最早的美术启蒙。上海俗語中的“花样经”，也许就是从剪纸这门艺术而来吧。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王子淦先生就是在八仙桥拜师学艺的，他的老师叫武万恒。虽然王子淦先生在我刚刚出生的那一年被聘为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专职艺术家，从事剪纸创作与研究，但我仍然将自己在八仙桥小店里见到的神乎其技的剪纸师傅当作王子淦的化身。上世纪80年代末我结识了工美所的一位青年微刻家，经常去原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官邸的那座“小白宫”玩，却一直无缘拜见王子淦先生，朋友说他评上了“工艺美术特级大师”， 退休后又被聘为文史馆馆员。
　　王子淦先生一开始学的是江南剪纸，后来渐渐形成自己的面目，直至80年代“变法”成功，作品呈现出一种细腻清新又大气明快的新气象。他两次访问日本，一次赴香港表演，成功地拓展了中国剪纸的影响力。北京亚运会期间，王子淦是北京亚运会购物中心的上海参观团成员，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看望上海代表团，观看了王子淦的作品后大声叫好：“神剪！神剪！”
　　王建中先生从小跟父亲学艺，因上山下乡而中断，70年代进同济大学深造，毕业后就成了一个理工男，专门研究材料学。上世纪80年代重新拿起剪刀，传承父亲的衣钵，前前后后也剪了三十年之久，是海派剪纸非遗项目的传承人。王建中的成绩无可争议地证明了：学生未必不如师，儿子未必不如父。他的作品体现了扎实的传统功底，但有自己的美学追求和风格特征。他的作品在传承、光大民间艺术的同时，又较多地融入了现代装饰艺术的元素，形象生动，手法简约、线条流畅、造型柔美，趣味性与装饰性都很强，与互联时代的审美习惯与传播方式吻合，有着鲜明的时代风貌。我与王建中先生结识于朵云轩艺术中心的一场公益活动，对他的孜孜矻矻于艺术创造深表敬佩。
　　凭借剪纸完成的刺绣，俗称“包花”，与西方的十字绣是不同的工艺体系，今天十字绣再度流行于世，而“包花”却少人知晓，这当然是一个遗憾。其实西方美术大师对民间剪纸历来是很看重的，马蒂斯就是一位剪纸大师，上海画家林曦明对剪纸也颇有造诣，但画家的剪纸作品一般以绘画性见长，而海派剪纸还是立足于图案性，两者在概念上有较大重合，并不抵牾。世博会那年，波兰馆的外墙就以剪纸风格赢得世人的疯狂点赞，其实中国剪纸在塑造力和表现力方面一点也不比东欧的差。可堂而皇之地用于公共环境、服饰家居、城市雕塑和企业形象等。中国文化自信，也应该体现在剪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