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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大革命”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一生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到“党内第二号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的三四月间，邓小平与李富春、薄一波率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到西北各地视察工作。一路上，他谈笑风生，主要的话题是如何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和搞好三线建设。
4月8日，康生打电话叫邓小平即刻回京。接到电话后，邓小平紧急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这时，身为总书记的他，一点儿也没有料到，一场将会给我们党和国家，给我们全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而他本人日后也成了这场运动首当其冲的人物之一。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及其爪牙便赤膊上阵。6月1日，被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的《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次日，该报发表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并配有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掀起所谓“斗黑帮”的浪潮。一时间，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入被动和瘫痪状态。
为了控制这种混乱局面，6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
派遣工作组的决定，对稳定全国的政治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邓小平个人的政治生涯却由此发生了逆转。
在工作组到大、中学校时，学生之间的派系斗争已相当严重。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挑拨下，有些学校出现了学生同工作组对立的事件。于是，江青等便借题发挥，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企图整垮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
7月25日，毛泽东召开会议，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严厉地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刘少奇、邓小平都对此承担了责任，并做了检讨。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于7月28日决定撤销工作组。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毛泽东认为，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被压下去了，为了排除“阻力”，必须再作一次全面发动。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4日，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并在插话中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第二天，毛泽东又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提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没有点名，但明眼人一望便知，这指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
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发表后，邓小平就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谢富治首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点名批判邓小平，说他在全国解放后变了，并说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所以如此之大，同邓小平的影响不无关系。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邓小平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
同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被点名批判，并被指责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邓小平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他直言：
“在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很显然，“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是邓小平被迫检讨时所用的违心之语。在检讨时，他为了保护干部，减少损失，主动承担了大部分责任，他说：“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当时，毛泽东还认为刘、邓问题是党内问题，并说：“把对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
然而，一些部门的造反派在江青等人的蛊惑下，到中南海去向毛泽东送决心书，要求坚决揭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
11月8日，曾率先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纠集另外10个人一起贴出了题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在大字报中颠倒黑白地肆意诬称“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走资派就是邓小平”。随后，在江青一伙的鼓动下，社会上很快出现了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口号。
1967年8月，江青一伙乘毛泽东离京之机，公然在中南海组织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夫妇。邓小平被无端地扣上了“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并被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赶了下来，过起了被关押隔离的生活。
从1967年9月到1969年10月，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邓小平一直被幽禁在中南海的住宅里。
1969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三年多的时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林彪、江青一伙则趁机不断聚敛手中的权力。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之后，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从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上赶了下来。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林彪一伙乘中苏边境局势紧张之机，别有用心地签署了“一号命令”，命令全军处于一级战斗状态，并对首都实行“战备疏散”。在这个命令下，当时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等分别被遣散到河南、江西、广东、安徽等地，并由当地省军区实行监护。名为“战备疏散”，实为政治迫害，以达到他们清除障碍、排除异己、篡党夺权的目的。
“一号命令”下达时，邓小平已被关押隔离了两年的时间。他虽然仍住在中南海，但家里只有他和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三位老人。他的几个儿女已被“文化大革命”的狂流冲得飘零四散。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大儿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邓林、邓楠、邓榕、邓质方则被下放到河北、安徽、陕西、山西的农村劳动，接受“改造”。 1969年10月25日，邓小平夫妇和继母离开中南海，乘飞机来到江西南昌，开始了长达3年的监禁劳动生涯。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事先关照，江西省革委会把邓小平夫妇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住在厂子附近的望城岗南昌步兵学校原校长徐光友少将的房子，即“将军楼”里。
“将军楼”是一栋两层楼房，楼上有6间房子，楼下除大厅之外，左右另有两个单间。邓小平一家住在楼上，管理秘书兼警卫黄文华和其他管理人员住在楼下。在这里，邓小平一家一住就是3年。
江西省革委对他的安置非常重视，他们指定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党支部书记罗朋负责。罗朋曾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对邓小平来厂劳动和安全问题考虑得尤为细致，想方设法给邓小平以多方面的照顾。为了使邓小平在厂里免受干扰，厂房内外、车间内外有关打倒邓小平的标语都被彻底清除。罗朋还规定其他车间的工人一律不准进修理车间，不准喊“打倒邓小平”的口号，不准干扰邓小平夫妇的正常劳动。如遇外单位人员来厂干扰时，要及时制止，确保邓小平的安全。
邓小平在拖拉机修配厂劳动的日子里，无论是酷暑盛夏，还是数九寒天，无论是烈日暴晒，还是刮风下雨，他总是按时进厂，按时上班，从不间断，从不无故缺勤。经过他加工的零件，从没有出过废品、次品。
邓小平刚来厂上班时，都是通过工厂的大门进入车间。这样需要绕一个大弯，多走好几里的路程。
罗朋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感到，邓小平夫妇顺大路来厂上班，很容易惹人注目，不太安全。于是，罗朋便考虑如何能避开大路，并尽可能缩短邓小平夫妇上下班的路程。他找来车间主任陶端缙，两人沿着厂区围墙进行实地考察。
在围墙的一角，他们发现此处跟“将军楼”遥相呼应。如果从这里能开一个小门，沿着山坡从田间小道可直达邓小平的住处。这样不但大大缩短了路程，而且又僻静安全，可以说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罗朋和邓小平的管理秘书黄文华商量后，便和工人们拆开围墙，安了个小门。为了避免雨天路滑不好走，罗朋又亲自画线定点，在山坡上修了一条小路，可以直达厂区。
这条小道修好后，邓小平夫妇上下班再也不用绕大弯子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邓小平夫妇或戴着草帽，或撑着雨伞从不间断地在这条小路上行走着。他们经过这条小路时很少言语，或低头沉思，或极目远视。千百次坚定的足迹，踏平了这条小路。
在这条不寻常的小路上，邓小平艰难地走了3年。当地的人们亲切地称这条小路为“邓小平小道”。
“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
在邓小平谪居江西的日子里，中国政坛发生了两件大事：先是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阴谋败露；接着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便传达了关于这一事件的中央文件。邓小平听到这个传达后，非常平静，仿佛这一切早在他的预料之中。是啊，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恶果。到1971年，在已经进行了5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作用被严重削弱，党的纪律被破坏，大批富有经验的老干部被打倒或被排斥，党的各级组织涣散，国家的民主和法制被践踏，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公开化、合法化，整个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动乱之中，这也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团能够横行无忌，敢于铤而走险。
因此，当他听到林彪自我爆炸的消息后，说道：“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1972年1月6日深夜，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林彪迫害的陈毅元帅，走完了他一生坎坷的旅程。1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陈毅元帅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毛泽东本人也拖着病弱的身体参加了追悼会。
这天，在八宝山火化场休息室里，毛泽东对陈毅的夫人张茜和在座的领导干部讲了很多意味深长的话。毛泽东肯定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他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还说：邓小平与刘少奇不一样，虽然“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坐在一旁的周恩来听到毛泽东的这些话，随即暗示张茜和她的子女想办法把毛泽东关于邓小平的这番话传出去。
不久，被林彪“一号命令”赶到江西东乡红星垦殖厂劳动的王震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后，王震首先向毛泽东揭露了林彪的反革命罪行，并详细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他向毛泽东力荐邓小平，希望毛泽东早日起用邓小平。
林彪事件后，远在江西的邓小平曾两次给中央去信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并提出到江西老根据地参观的要求。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给中央的第二封信上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工作的重新肯定，也可以说是准备起用邓小平的一个信号。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后，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他指示：“可以让邓小平同志搞一些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活动。”
这年的11月和12月间，邓小平先后两次到井冈山和赣南地区参观考察。
1973年2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通知，邓小平携家人乘火车离开江西返京。
从1973年初到1975年底，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逐步参与并负责党政军的日常工作，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又一次辉煌。
（摘自台海出版社2014年版《影响世界改变中国的邓小平》）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到“党内第二号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的三四月间，邓小平与李富春、薄一波率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到西北各地视察工作。一路上，他谈笑风生，主要的话题是如何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和搞好三线建设。
4月8日，康生打电话叫邓小平即刻回京。接到电话后，邓小平紧急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这时，身为总书记的他，一点儿也没有料到，一场将会给我们党和国家，给我们全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而他本人日后也成了这场运动首当其冲的人物之一。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及其爪牙便赤膊上阵。6月1日，被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的《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次日，该报发表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并配有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掀起所谓“斗黑帮”的浪潮。一时间，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入被动和瘫痪状态。
为了控制这种混乱局面，6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
派遣工作组的决定，对稳定全国的政治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邓小平个人的政治生涯却由此发生了逆转。
在工作组到大、中学校时，学生之间的派系斗争已相当严重。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挑拨下，有些学校出现了学生同工作组对立的事件。于是，江青等便借题发挥，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企图整垮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
7月25日，毛泽东召开会议，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严厉地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刘少奇、邓小平都对此承担了责任，并做了检讨。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于7月28日决定撤销工作组。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毛泽东认为，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被压下去了，为了排除“阻力”，必须再作一次全面发动。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4日，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并在插话中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第二天，毛泽东又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提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没有点名，但明眼人一望便知，这指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
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发表后，邓小平就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谢富治首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点名批判邓小平，说他在全国解放后变了，并说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所以如此之大，同邓小平的影响不无关系。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邓小平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
同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被点名批判，并被指责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邓小平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他直言：
“在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很显然，“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是邓小平被迫检讨时所用的违心之语。在检讨时，他为了保护干部，减少损失，主动承担了大部分责任，他说：“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当时，毛泽东还认为刘、邓问题是党内问题，并说：“把对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
然而，一些部门的造反派在江青等人的蛊惑下，到中南海去向毛泽东送决心书，要求坚决揭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
11月8日，曾率先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纠集另外10个人一起贴出了题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在大字报中颠倒黑白地肆意诬称“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走资派就是邓小平”。随后，在江青一伙的鼓动下，社会上很快出现了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口号。
1967年8月，江青一伙乘毛泽东离京之机，公然在中南海组织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夫妇。邓小平被无端地扣上了“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并被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赶了下来，过起了被关押隔离的生活。
从1967年9月到1969年10月，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邓小平一直被幽禁在中南海的住宅里。
1969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三年多的时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林彪、江青一伙则趁机不断聚敛手中的权力。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之后，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从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上赶了下来。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林彪一伙乘中苏边境局势紧张之机，别有用心地签署了“一号命令”，命令全军处于一级战斗状态，并对首都实行“战备疏散”。在这个命令下，当时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等分别被遣散到河南、江西、广东、安徽等地，并由当地省军区实行监护。名为“战备疏散”，实为政治迫害，以达到他们清除障碍、排除异己、篡党夺权的目的。
“一号命令”下达时，邓小平已被关押隔离了两年的时间。他虽然仍住在中南海，但家里只有他和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三位老人。他的几个儿女已被“文化大革命”的狂流冲得飘零四散。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大儿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邓林、邓楠、邓榕、邓质方则被下放到河北、安徽、陕西、山西的农村劳动，接受“改造”。 1969年10月25日，邓小平夫妇和继母离开中南海，乘飞机来到江西南昌，开始了长达3年的监禁劳动生涯。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事先关照，江西省革委会把邓小平夫妇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住在厂子附近的望城岗南昌步兵学校原校长徐光友少将的房子，即“将军楼”里。
“将军楼”是一栋两层楼房，楼上有6间房子，楼下除大厅之外，左右另有两个单间。邓小平一家住在楼上，管理秘书兼警卫黄文华和其他管理人员住在楼下。在这里，邓小平一家一住就是3年。
江西省革委对他的安置非常重视，他们指定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党支部书记罗朋负责。罗朋曾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对邓小平来厂劳动和安全问题考虑得尤为细致，想方设法给邓小平以多方面的照顾。为了使邓小平在厂里免受干扰，厂房内外、车间内外有关打倒邓小平的标语都被彻底清除。罗朋还规定其他车间的工人一律不准进修理车间，不准喊“打倒邓小平”的口号，不准干扰邓小平夫妇的正常劳动。如遇外单位人员来厂干扰时，要及时制止，确保邓小平的安全。
邓小平在拖拉机修配厂劳动的日子里，无论是酷暑盛夏，还是数九寒天，无论是烈日暴晒，还是刮风下雨，他总是按时进厂，按时上班，从不间断，从不无故缺勤。经过他加工的零件，从没有出过废品、次品。
邓小平刚来厂上班时，都是通过工厂的大门进入车间。这样需要绕一个大弯，多走好几里的路程。
罗朋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感到，邓小平夫妇顺大路来厂上班，很容易惹人注目，不太安全。于是，罗朋便考虑如何能避开大路，并尽可能缩短邓小平夫妇上下班的路程。他找来车间主任陶端缙，两人沿着厂区围墙进行实地考察。
在围墙的一角，他们发现此处跟“将军楼”遥相呼应。如果从这里能开一个小门，沿着山坡从田间小道可直达邓小平的住处。这样不但大大缩短了路程，而且又僻静安全，可以说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罗朋和邓小平的管理秘书黄文华商量后，便和工人们拆开围墙，安了个小门。为了避免雨天路滑不好走，罗朋又亲自画线定点，在山坡上修了一条小路，可以直达厂区。
这条小道修好后，邓小平夫妇上下班再也不用绕大弯子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邓小平夫妇或戴着草帽，或撑着雨伞从不间断地在这条小路上行走着。他们经过这条小路时很少言语，或低头沉思，或极目远视。千百次坚定的足迹，踏平了这条小路。
在这条不寻常的小路上，邓小平艰难地走了3年。当地的人们亲切地称这条小路为“邓小平小道”。
“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
在邓小平谪居江西的日子里，中国政坛发生了两件大事：先是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阴谋败露；接着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便传达了关于这一事件的中央文件。邓小平听到这个传达后，非常平静，仿佛这一切早在他的预料之中。是啊，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恶果。到1971年，在已经进行了5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作用被严重削弱，党的纪律被破坏，大批富有经验的老干部被打倒或被排斥，党的各级组织涣散，国家的民主和法制被践踏，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公开化、合法化，整个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动乱之中，这也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团能够横行无忌，敢于铤而走险。
因此，当他听到林彪自我爆炸的消息后，说道：“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1972年1月6日深夜，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林彪迫害的陈毅元帅，走完了他一生坎坷的旅程。1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陈毅元帅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毛泽东本人也拖着病弱的身体参加了追悼会。
这天，在八宝山火化场休息室里，毛泽东对陈毅的夫人张茜和在座的领导干部讲了很多意味深长的话。毛泽东肯定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他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还说：邓小平与刘少奇不一样，虽然“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坐在一旁的周恩来听到毛泽东的这些话，随即暗示张茜和她的子女想办法把毛泽东关于邓小平的这番话传出去。
不久，被林彪“一号命令”赶到江西东乡红星垦殖厂劳动的王震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后，王震首先向毛泽东揭露了林彪的反革命罪行，并详细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他向毛泽东力荐邓小平，希望毛泽东早日起用邓小平。
林彪事件后，远在江西的邓小平曾两次给中央去信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并提出到江西老根据地参观的要求。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给中央的第二封信上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工作的重新肯定，也可以说是准备起用邓小平的一个信号。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后，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他指示：“可以让邓小平同志搞一些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活动。”
这年的11月和12月间，邓小平先后两次到井冈山和赣南地区参观考察。
1973年2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通知，邓小平携家人乘火车离开江西返京。
从1973年初到1975年底，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逐步参与并负责党政军的日常工作，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又一次辉煌。
（摘自台海出版社2014年版《影响世界改变中国的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