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剑桥的家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地上躺着几封慈善机构的捐款号召信，对此，我早习以为常。不过两个星期前收到的一封邮件，却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它直接把两个折叠的大塑料口袋塞到了我家里，附信写道：“请把你不要的、干净整洁的衣服放到这些塑料口袋里，并在×月×日放到你家门口，我们届时会来取，并捐给××机构转卖……”慈善做得如此周到，让它真正成为举手之劳，正中我这种懒人的下怀。于是我把一批早已淘汰又不知该往哪里送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口袋，在指定日期放到门口，晚上回来一看，果然被拉走了。
　　正如市场经济体系中缺少的往往不是资本，而是引导这些资本流向合理项目的中间人，一个正常社会中缺少的往往不是人的善意，而是引导这些善意流向弱势群体的中间人。在经济体系中，那个给资本穿针引线的主角是金融机构，而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的善意做中介的则是各种公益慈善机构。
　　剑桥小镇虽然只有十来万人口，其公益组织却密密麻麻。我家方圆一公里内，我就见到过十几家慈善店铺，有帮助病人的Hospice Shop，有致力扶贫的Oxfam，有保护流浪猫的Cats Protection，有帮助问题青少年的Aid of Romsey Mill，有援助精神病人的Mind……如果再加上那些我没有路过或者注意到的慈善店铺，简直可以说到了“三步一小个、五步一大个”的地步。乍到剑桥时我还奇怪，为什么这个小镇有这么多卖便宜货的旧货铺，慢慢才知道，它们都是慈善组织的筹款渠道之一。至于镇中心每天有叫卖Big Issue的声音，所有熟悉剑桥的人恐怕都习以为常了———Big Issue是专门雇用流浪汉来叫卖、帮助流浪汉的一份街头报纸。
　　从这些组织的密度来看，凡是社会问题出现死角的地方，就有慈善的身影出现。但是慈善的兴盛，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土壤。比如，在英国注册一个慈善组织或其分部，行政门槛很低。慈善委员会的网上信息显示，如果申请材料规范，一般批准注册一个慈善组织只需要十个工作日左右。當然，慈善委员会对慈善组织监管也很严格，不但要求它们定期提供财务报表，而且将其财务公之于众（包括网络公开），使其接受民众监督。若有任何民众举报，委员会都会对慈善组织进行调查。同时，政府本身不但注资几十亿英镑资助NGO（非政府组织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英文缩写）发展，而且法律规定对慈善店铺至少免80%的税收，使得慈善事业的经济可行性大大提高。
　　相比之下，中国要筹办慈善组织，困难重重，不但要向民政部门申请注册，而且要找“挂靠单位”。而要找到一个“挂靠单位”，往往难于上青天。如果要成立筹款基金，还需要有非常高的启动资金。此外，“同一领域在同一行政区域不得重复设立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等法规明显阻碍NGO之间的良性竞争和扩展。正是因为这些制度障碍，中国的公益事业极不发达，而且政府也难以对其进行合理监管。
　　中国人和英国人一样乐于助人，但是给中国人的善意穿针引线的组织资源，却因为制度原因发育不良。民众可能从来没有统一的“天性”，好的制度可能会激励出人性最善良美好的一面，而坏的制度则可能会暴露其最丑陋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