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地震，牵动人心。此时，距离与雅安仅隔一山的那场5·12汶川特大地震5周年纪念日不到一月时间。在苍凉的废墟之上，人们似乎又回到了5年前。然而，与五年前那初逢巨灾时的忙乱与不知所措相比，历经5年的发展，这片饱受磨难的土地开始在一次次灾难中渐渐成熟起来。
　　是否真的成长起来？
　　从各方对地震所做出反应的速度来看，相比5年前的慌乱，已属十分快速。我们看到，无论是官方启动预案，还是民间慈善投入，在反应速度、应对针对性等方面，与汶川地震相比，显得更加快速、更加专业；无论是装备，还是信息传播，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大部分进步大家看在了眼里，但被拥堵在了进入灾区的路上。或许，这跟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关，多山道路狭窄崎岖，不利于大量车辆的通行。但是，除去客观因素的限制外，我们是否该去反思，与装备、技术这些硬件的提升相比，还有哪些地方并没有因一次次的灾难而成长起来？
　　历经5年的时间，社会的爱心与热情急速增长，但无序的爱心拥堵了救援的道路，道路成了灾区最为稀缺的资源；尽管专业的救援队成立起来了，但救援的主力还是依靠军队徒步冲锋、肩扛手刨；尽管社交媒体促使了地震信息迅速传递，但传统媒体在灾区的过剩以及主持人、记者成为主角的情况依然存在；当地主政官员从骑坐摩托车前去指挥部到如今跑步前往灾区，公款对直升机的配置还是缺位；尽管救援有了预案，但在救援最为紧迫的第一时间，高速路免费放行还要等通知；尽管5年前倒塌的房屋与校舍给人们敲响的警钟从未在灾难中断绝，但如今又一轮的房屋与校舍不堪一震，又该怎样鞭挞我们……
　　我们需要反思，从汶川到雅安，5年的时间，我们成长了多少？历经一次次的灾难，我们是否真的成长起来了呢？
　　灾难面前，本分与专业的力量
　　在此次雅安地震中，要说我们正在成长的，首先便是本分与专业的力量。本分与专业，存在于社会应对地震灾难的硬件配备当中，存在于网络上对如何救援如何自救的知识传递中，更存在于我们的意识当中。尽管此次依旧记者云集，但媒体不再像5年前那样以煽情的报道来感染人。前方采访的记者与后方编辑通过社交媒体，努力传递最具价值的信息，促使社会资源能够与灾区进行最佳的对接，因为不屈从煽情主义是我们了解这次灾难的必要品质；尽管有很多爱心人士自发前去灾区，但社会公众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劝导，给专业的救援队伍让道通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离开灾区回到北京，将救灾工作交给富有经验的四川地方政府，按照事先的预案进行……
　　做好本分工作，让专业发挥力量，与以往地震相比，这是此次地震救灾过程中的亮点。尤其是在看待社会公益与政府救援之间的关系时，尽管政府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社会普遍的看法是公益弥补政府空白，而不是越俎代庖。而在“红会”与壹基金这两个公益组织的对比中，人们选择了用脚投票，相信专业的壹基金能够把爱心配置得更好。
　　5年前，民间志愿者蜂拥前往汶川，因缺乏基本救援知识和能力，给专业救援行动增添了很多额外负担。相较之下，此次雅安地震，不管是民间组织还是个人志愿者，均多次提到“专业性”。
　　专业的事情需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社会要相信专业的力量。尤其是在地震这样的灾难面前，并不是人数越多就越有利于救援，而是要看救援人的能力和工作质量，否则去再多的人都没用。
　　依旧缺乏的社会组织
　　经过汶川特大地震之后，社会各方的热情可以被一个信息高度动员起来，但所面对的依然是一个低效运转的社会。社会低效运转，无法让社会的热情与爱心及时得到疏导，于是一场原本地方可以应对的灾难，在社会云集的热情面前变得有些忙乱。政府的、民间的、企业的各方力量一窝蜂地涌进来，打乱了地方原本的部署，让该进去救援的堵在了灾区外边，让该送出来得到救治的病人堵在了灾区里面。于是，当道路成为雅安最为稀缺的资源时，很多人疑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政府吗？我们看到政府有预案和应急对策，政府也始终在努力维护秩序，保障救援工作的进度。是民间的热情错了吗？面对地震这样的天灾，经由个体迸发的热情与爱心肯定没有错。那么，问题出在哪？
　　5年前的汶川地震，当个体的热情与爱心抵达灾区时，很多人陷入了无活可做、爱心不知如何有效配置的境地。5年后的雅安地震，个体的热情与爱心，一定程度上却阻碍了正常的救援。这其中的问题，除了集中、单向度的组织方式无法应对复杂的震后环境外，最重要的原因仍然跟5年前一样是缺乏社会组织。
　　热情与爱心的背后，我们看到当下的社会，依旧是有公民无公民组织的社会。社会不能自发地形成公民组织，公民个体的做好事与献爱心，并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高度动员和低效组织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形成远水难解近渴的局面。尤其是在灾难面前，很多前去献爱心的公民，多数还是自发的个体行为，缺少一定的组织性，灾后的社会出现短暂的失序成为一种必然。那么，此时此刻一个社会需要迅速地自我组织，有效地展开自救或者自我管理；否则，仅仅依靠政府的疏导，远远不能触及社会的全方位，而一旦某个方面出现混乱与无序，就会直接影响救灾的进度。进出灾区的公路拥堵不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一个社会的高效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通过自治来完成，这便是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的价值与意义所在。而一个社会在灾难面前能否发挥作用、自我组织起来，有赖于日常生活的训练，有赖于社会在正常的生活中能够实现在政府权力未延伸到的领域自我管理。
　　社会需要公民的爱心，但灾区更需要公民组织的力量来与政府力量有效配合，来完成对社会个体爱心的疏导和组织。5年前的汶川地震，唤醒了公民精神；唯愿这次雅安地震，能够让人们深刻意识到公民组织的力量。
　　灾难中的媒体
　　5年前的汶川在众人记忆中的震撼还没有退却，雅安地震又一次把全国人民带入了那个让人似曾熟悉却又悲伤痛苦的语境。一方面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是一次如此近距离的地震，不管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距离上。另一方面，这又是一场遥远的地震，因为大部分人并没有身处灾区，无法切身体会到灾难的无情、绝望的冲击、救援的紧张。通过媒体，这场地震对于那些远离灾区的人来讲，遥远却又相近、间接而又直接、瞬间却又持久。
　　大多数人经历的是一场媒介化的雅安地震。报纸、电视、广播、门户网站、论坛、微博、微信等各种传播媒介都参与了对这场灾难的报道和救援。媒介在拉近我们跟灾难距离的同时，也在影响重建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面对灾难，对媒体来讲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处理好理性与感性、整体与细节、责任与伦理之间的平衡。5年前的汶川地震，媒体记者曾经因为挖掘新闻过度“消费”处在死亡边缘的受难者而饱受诟病。这次，各种媒体上反复提醒媒体记者不要因为阻碍生命的通道而影响救灾。可以说，媒体在面对这次灾难变得更加成熟和理性了。
　　媒体没有必要刻意去描绘夸大自然灾难的悲惨凄凉，但媒体有义务呈现灾难的恐怖无情，只要它的目的是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灾难，帮助众人更好地营造社会生存状态。
　　这是一个民众期待快速传播的时代，而这种期待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进一步加强。迄今为止，以微博为首的新媒体在这场灾难报道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微博不仅是一个救援信息的快速发布平台，而且是一个有效的信息解读和观点说服平台。在地震发生的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内，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形成合力，劝阻公众不要盲目奔赴灾区，防止堵塞生命救援通道。
　　如果说电视等传统媒体侧重于现场呈现的话，那么微博等新媒体则更侧重于公众意见的表达。确实，微博平台上是评论和建议的交织。网民除了表达自己的情绪之外，也会把一些智慧性的建议通过这个平台扩散，从而让新媒体成为一个意见平台、建议平台、救援平台的综合体。
　　权威的媒体一定是彰显人性的媒体，当灾难让位给活动仪式，媒体失去的是对灾难的敬畏、对灾民的关爱。媒体对灾难的报道也再一次让公众反思媒体选择新闻的标准和动机是什么。面对灾难，生命和救助是最重要的主题。媒体有责任和义务让更多的关注、资源和帮助转向最需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