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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2日清晨，从广东潮州籍著名摄影家蔡焕松先生处惊悉陈复礼先生于9月11日晚在香港医院辞世，享年103岁。陈复礼先生对中国摄影艺术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爱戴。
在当今著名的世界摄影大师中，陈复礼先生与吴印咸先生、郎静山先生并称摄影界“华夏三老”。陈复礼先生从事摄影长达80多年，200多件作品获国际摄影大奖。作为当代摄影“中国气派”的代表者，他对世界摄影界影响深远。
我结识陈复礼先生是在1984年，当时我正在南京市科技摄影协会筹办《摄影时报》，做为主编的我冒昧地给陈复礼先生写了一封信，想得他的指点与支持。信是寄至并委托香港《中国旅游》杂志社代转的，不久便收到了陈复礼先生的亲笔回信，并特别为《摄影时报》创刊号写了热情洋溢的寄语，至今难已忘怀。
1985年，那年的10月金秋之时，我在南京鼓楼广场的西北“英语角”，举办了自己的第一个摄影展“摄影一日展”。开幕的那天上午九点半，我随时任的新华社江苏分社摄影部主任、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丁峻老师，一同前往南京的瞻园，去接正在随全国政协参观团来南京的陈复礼先生。
第一次接触这样著名的国际大师，非常激动，赶忙上前接过陈复礼先生肩上那只沉甸甸的哈苏相机牛皮长方形高帮摄影包。随后，陪同陈复礼先生来到南京鼓楼广场“摄影一日展”现场，他认真地看完了我挂在树间绳上的200幅作品，并给予表扬及中肯的建议。
中午，在广场南侧的“马祥兴莱馆”里和陈复礼先生，还有时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袁毅平先生及丁峻先生在一起，聆听了大师们的教诲。下午，受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摄影艺术专业教授董介人先生之邀，陪同陈复礼先生、袁毅平先生和丁峻老师一起来到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摄影专业班，尊听了陈复礼先生的专题讲座。此次接触，让我对摄影艺术有了更深的了解。
从这以后，我同陈复礼先生有了书信上的来往，每次信中都能感到陈先生对我的启迪，同时陈先生还向香港《中国旅游》杂志社推荐和发表了我多组摄影作品，使我在摄影上有更高层次的悟道。后来，又多次在南京梅花节上见过陈先生，最后一次拜见陈先生是在苏州周庄，给他老人家过90大寿，寿宴上再次得到大师的指点，并且于次日与先生共游共创作在水乡。
陈复礼先生有着流落海外的一颗赤子心，先生1916年出生在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官塘镇一个贫穷的山村，陈父早年读过私塾，知书达礼，爱好绘画和音乐、读书，还喜爱养花种草。这种家庭的影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对陈先生以后的艺术生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再加上潮州农村美丽的风光和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的熏陶，渐渐地使陈复礼对艺术有一种自发的朦胧的向往和追求。进入潮州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后，他对中国古曲诗词更加喜爱，特别是对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更是熟记于心吟诵如流，更是一个王维迷。
1935年，中国农村经济破败，他的家境也逐渐中落，风华正茂的陈复礼不得不孑然一身，离乡背井，独立谋生。5月他来到泰国和老挝边界上洛坤拍隆府的一个小镇里，在亲戚的荣隆行杂货店里担任售货员、会计、杂务等职。
1938年，日军海陆空1万多兵力进攻潮汕。1939年6月21日，陈复礼家乡的府城潮州陷落。9月14日，陈复礼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当时正值武汉大会战，陈复礼给儿子取名“武雄”。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盖“雄”为辈分排列，“武”字则取自时下中国正在与敌武汉大会战之际。国之存亡在此一举。小儿当生此时，有莫大之意义，故用“武”字以示不忘也。此子若对于国家民族有所贡献，则尤所望焉。
几年间，寄人篱下的异国生涯和举目无亲的孤独处境，使他饱尝世态的炎凉辛酸。那時正值抗日战争酝酿、爆发至高潮的时段，为民族大义，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遂与若干友人参加了由当地知名华侨蚁美厚先生组织的“旅泰华侨各界抗日联合总会”，积极向侨众宣传团结对敌、一致抗日的救国道理，并在“海外抗日救国后援会”中从事地下抗日活动。同时，他还担任了蚁美厚先生所创办的华人报纸《泰京中原报》驻洛坤拍隆的特约记者，此报在日军登陆攻占曼谷后，才被迫停刊。此前，他一边拿起笔和相机去宣传抗日，一边还在泰国潮州会馆里组织募捐和推销公债活动，并利用贸易往来联系大小华人商家，宣传抗日救国。
《搏斗》是陈复礼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茫茫大海，渔民在浪尖上奋力划桨，天空之上，是波涛般的升腾云。陈复礼自己这样评价：“《搏斗》所表现的感情是长期积累的。因为我从小流浪于南洋各地，受了不少挫折、困难，需要一种搏斗的精神，才能生存。对人生来说，搏斗是一种生存的条件之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同感。”
1943年，他因不满泰国当局迫害华侨以及反日原因，不得不携家迁到越南河内，与友人创办泰华行，经营进出口生意。同时，开始了系统摄影的专业创作，并利用经商外出的机会练习摄影。《彷徨》，画面上孤鹤残枝，面对茫茫的江水和寂寞的远景，流露出一种彷徨寂寞的情绪。了解陈复礼经历的人，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他辗转于泰国、越南等地极不安定的生活。
多少年来，学徒生活的磨难和精神生活的苦闷，更激起了他对艺术的追求。194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此时他与越南西贡的摄影家陈芳渠先生相识了，早就仰慕陈芳渠先生的陈复礼决意拜他为师，陈芳渠先生对这位好学的青年朋友也不吝赐教。不过，当时师傅在西贡，徒弟在河内，一南一北相隔千里，只好通过书信等方式进行求教和交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陈复礼当天和朋友欢宴至深夜，并抄录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作为日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946年，刚刚取得对日胜利的国家陷入内战，越南为争取独立与法国军队爆发战争，陈复礼对此忧心忡忡。1950年以后，他的作品开始入选国际沙龙。1953年他在河内同越南人及华侨组织成立越南摄影学会，被推选为副会长。
当时，他还曾将部分作品寄给台湾的郎静山先生以求教，郎先生将这些作品展出，并在当地报纸予以宣传介绍，称陈先生为“越南青年摄影家”。50年代初，是陈复礼先生在国际摄影界初露头角的时期。1955年陈复礼携妻挈儿举家迁到香港定居，专门经营粮油生意。
上世纪40年代，陈复礼刚刚走上摄影艺术道路，郎静山先生的作品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走向实地去拍风光，拍人物，拍花卉，拍静物，摄影的题材日益广泛。在创作风格上刻意追求画意的效果，他早期的作品《香河朝汲》《昨夜江边春水生》等，就有着明显的画意的痕迹。
陈复礼的代表作《战争与和平》，以铁丝网中的鸽子为主角，配以布满乌云的天空背景。这与他的经历也是紧密相关的，日本侵华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日本侵入泰国迫使他辗转越南，在越南又赶上越法之战。所以，通过镜头表现出来的对和平的热爱尤其强烈。
陈复礼曾说过：“我的艺术生命植根于对祖国秀丽河山和民族文化真挚的爱。”的确，陈复礼的赤子之心，不止表现在对摄影艺术民族化的不懈探索，更表现为他浓厚的家国情怀。坎坷的人生经历，加上丰富的见闻学识，让陈复礼对故乡、对祖国、对民族，有了更加深刻独特的感触和体会。
最后，愿先生千古，一路走好！
在当今著名的世界摄影大师中，陈复礼先生与吴印咸先生、郎静山先生并称摄影界“华夏三老”。陈复礼先生从事摄影长达80多年，200多件作品获国际摄影大奖。作为当代摄影“中国气派”的代表者，他对世界摄影界影响深远。
我结识陈复礼先生是在1984年，当时我正在南京市科技摄影协会筹办《摄影时报》，做为主编的我冒昧地给陈复礼先生写了一封信，想得他的指点与支持。信是寄至并委托香港《中国旅游》杂志社代转的，不久便收到了陈复礼先生的亲笔回信，并特别为《摄影时报》创刊号写了热情洋溢的寄语，至今难已忘怀。
1985年，那年的10月金秋之时，我在南京鼓楼广场的西北“英语角”，举办了自己的第一个摄影展“摄影一日展”。开幕的那天上午九点半，我随时任的新华社江苏分社摄影部主任、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丁峻老师，一同前往南京的瞻园，去接正在随全国政协参观团来南京的陈复礼先生。
第一次接触这样著名的国际大师，非常激动，赶忙上前接过陈复礼先生肩上那只沉甸甸的哈苏相机牛皮长方形高帮摄影包。随后，陪同陈复礼先生来到南京鼓楼广场“摄影一日展”现场，他认真地看完了我挂在树间绳上的200幅作品，并给予表扬及中肯的建议。
中午，在广场南侧的“马祥兴莱馆”里和陈复礼先生，还有时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袁毅平先生及丁峻先生在一起，聆听了大师们的教诲。下午，受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摄影艺术专业教授董介人先生之邀，陪同陈复礼先生、袁毅平先生和丁峻老师一起来到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摄影专业班，尊听了陈复礼先生的专题讲座。此次接触，让我对摄影艺术有了更深的了解。
从这以后，我同陈复礼先生有了书信上的来往，每次信中都能感到陈先生对我的启迪，同时陈先生还向香港《中国旅游》杂志社推荐和发表了我多组摄影作品，使我在摄影上有更高层次的悟道。后来，又多次在南京梅花节上见过陈先生，最后一次拜见陈先生是在苏州周庄，给他老人家过90大寿，寿宴上再次得到大师的指点，并且于次日与先生共游共创作在水乡。
陈复礼先生有着流落海外的一颗赤子心，先生1916年出生在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官塘镇一个贫穷的山村，陈父早年读过私塾，知书达礼，爱好绘画和音乐、读书，还喜爱养花种草。这种家庭的影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对陈先生以后的艺术生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再加上潮州农村美丽的风光和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的熏陶，渐渐地使陈复礼对艺术有一种自发的朦胧的向往和追求。进入潮州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后，他对中国古曲诗词更加喜爱，特别是对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更是熟记于心吟诵如流，更是一个王维迷。
1935年，中国农村经济破败，他的家境也逐渐中落，风华正茂的陈复礼不得不孑然一身，离乡背井，独立谋生。5月他来到泰国和老挝边界上洛坤拍隆府的一个小镇里，在亲戚的荣隆行杂货店里担任售货员、会计、杂务等职。
1938年，日军海陆空1万多兵力进攻潮汕。1939年6月21日，陈复礼家乡的府城潮州陷落。9月14日，陈复礼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当时正值武汉大会战，陈复礼给儿子取名“武雄”。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盖“雄”为辈分排列，“武”字则取自时下中国正在与敌武汉大会战之际。国之存亡在此一举。小儿当生此时，有莫大之意义，故用“武”字以示不忘也。此子若对于国家民族有所贡献，则尤所望焉。
几年间，寄人篱下的异国生涯和举目无亲的孤独处境，使他饱尝世态的炎凉辛酸。那時正值抗日战争酝酿、爆发至高潮的时段，为民族大义，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遂与若干友人参加了由当地知名华侨蚁美厚先生组织的“旅泰华侨各界抗日联合总会”，积极向侨众宣传团结对敌、一致抗日的救国道理，并在“海外抗日救国后援会”中从事地下抗日活动。同时，他还担任了蚁美厚先生所创办的华人报纸《泰京中原报》驻洛坤拍隆的特约记者，此报在日军登陆攻占曼谷后，才被迫停刊。此前，他一边拿起笔和相机去宣传抗日，一边还在泰国潮州会馆里组织募捐和推销公债活动，并利用贸易往来联系大小华人商家，宣传抗日救国。
《搏斗》是陈复礼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茫茫大海，渔民在浪尖上奋力划桨，天空之上，是波涛般的升腾云。陈复礼自己这样评价：“《搏斗》所表现的感情是长期积累的。因为我从小流浪于南洋各地，受了不少挫折、困难，需要一种搏斗的精神，才能生存。对人生来说，搏斗是一种生存的条件之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同感。”
1943年，他因不满泰国当局迫害华侨以及反日原因，不得不携家迁到越南河内，与友人创办泰华行，经营进出口生意。同时，开始了系统摄影的专业创作，并利用经商外出的机会练习摄影。《彷徨》，画面上孤鹤残枝，面对茫茫的江水和寂寞的远景，流露出一种彷徨寂寞的情绪。了解陈复礼经历的人，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他辗转于泰国、越南等地极不安定的生活。
多少年来，学徒生活的磨难和精神生活的苦闷，更激起了他对艺术的追求。194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此时他与越南西贡的摄影家陈芳渠先生相识了，早就仰慕陈芳渠先生的陈复礼决意拜他为师，陈芳渠先生对这位好学的青年朋友也不吝赐教。不过，当时师傅在西贡，徒弟在河内，一南一北相隔千里，只好通过书信等方式进行求教和交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陈复礼当天和朋友欢宴至深夜，并抄录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作为日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946年，刚刚取得对日胜利的国家陷入内战，越南为争取独立与法国军队爆发战争，陈复礼对此忧心忡忡。1950年以后，他的作品开始入选国际沙龙。1953年他在河内同越南人及华侨组织成立越南摄影学会，被推选为副会长。
当时，他还曾将部分作品寄给台湾的郎静山先生以求教，郎先生将这些作品展出，并在当地报纸予以宣传介绍，称陈先生为“越南青年摄影家”。50年代初，是陈复礼先生在国际摄影界初露头角的时期。1955年陈复礼携妻挈儿举家迁到香港定居，专门经营粮油生意。
上世纪40年代，陈复礼刚刚走上摄影艺术道路，郎静山先生的作品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走向实地去拍风光，拍人物，拍花卉，拍静物，摄影的题材日益广泛。在创作风格上刻意追求画意的效果，他早期的作品《香河朝汲》《昨夜江边春水生》等，就有着明显的画意的痕迹。
陈复礼的代表作《战争与和平》，以铁丝网中的鸽子为主角，配以布满乌云的天空背景。这与他的经历也是紧密相关的，日本侵华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日本侵入泰国迫使他辗转越南，在越南又赶上越法之战。所以，通过镜头表现出来的对和平的热爱尤其强烈。
陈复礼曾说过：“我的艺术生命植根于对祖国秀丽河山和民族文化真挚的爱。”的确，陈复礼的赤子之心，不止表现在对摄影艺术民族化的不懈探索，更表现为他浓厚的家国情怀。坎坷的人生经历，加上丰富的见闻学识，让陈复礼对故乡、对祖国、对民族，有了更加深刻独特的感触和体会。
最后，愿先生千古，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