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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电视剧《于成龙》热播,一代廉吏于成龙的事迹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本刊今年第3期编发的《合州知州于成龙》讲述了于成龙治理合川的故事,在广大读者特别是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众多读者希望能深入了解曾改变合川面貌的于成龙的事迹。为此,本刊从《学习时报》等媒体综合摘编了这篇文章,希望于成龙的故事,能对今天的党员干部做人、做官、做事有所启迪。
1681年(康熙二十年)的一天上午,康熙皇帝在紫禁城亲切接见了直隶巡抚于成龙,拉着他的手说:你是“今时清官第一!”
算起来,于成龙可能是受康熙皇帝表扬最多、评价最高的“干部”。由于皇帝推崇,300多年来,于成龙可谓家喻户晓。如今随着电视剧等文学艺术作品的渲染,于成龙的形象更加丰满,一些同志在感叹之余,又觉得他完美得高不可攀。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于成龙曾遭受“断崖式处理”
于成龙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与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有些硬件条件可能还不如我们。
落榜复读生,智商平平。于成龙是明代御史中丞于坦后人,但家道早已中落。虽然志向高远,偏偏考试不行,20多年过不了科举关。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23岁的青年于成龙在太原参加乡试,结果与举人擦肩而过,只中了个副榜贡生,就是落榜生中基础比较好的,可以免费到国子监复读。
不久明亡清兴,一耽搁又是几年。清朝恢复科举之后,于成龙又考了几次,仍然考不上。终其一生,他的最高学历还是落榜复读生。后来当了大官,在一些重要场合,礼仪规定必须写明职务级别和学历。这项规定对他来说无异于羞辱,等于举着牌子告诉所有人:我不但学历低,还是“伪”学历。
入职晚,工作岗位奇差。于成龙最终能进入官场,得益于政府的一项特殊政策。清初百废待兴,人才奇缺,科举取士根本赶不上需要,朝廷决定直接从社会上挖人才。于成龙喜从天降,居然被选中。但这块馅饼并不好吃。比如,他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广西罗城县令。当时,罗城刚刚归化不久,自古瘴疠荒蛮,而且距内地好几千公里。长期战乱导致县城只剩下6户人家,无民生可言,无基础设施,民风凶悍,犯罪分子明火执仗,根本不适合人居住。已经45岁的于成龙,赴任第一个岗位就摊上了这么一个“烫手山芋”,你说他郁闷不郁闷?
犯过错误,受到“断崖式处理”。于成龙不是神,至少有两次犯错误的记录,而且处分都很重。一次是在武昌知府任上,他负责为部队架桥。这个山西人对水乡不熟悉,工程质量不过关,军队还没使用,桥就被洪水冲垮了,结果受到了开除留用的严重处分。另一次发生在两江总督任上。这个职位是于成龙事业的巅峰,但因为年纪大、疾病缠身,他疏忽了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管束。他的助理田万侯打着领导旗号为非作歹,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康熙帝严肃追究了于成龙的领导责任——连降五级,实实在在的“断崖式处理”。
于成龙曾经动摇过,也有过自己的“小算盘”。初到罗城,两间四处透风的破茅草房便是办公室加宿舍,几块土疙瘩垒成办公桌,县太爷连正常生活都难维持。如此窘境,于成龙有些后悔:这鬼地方简直是人间地狱,我脑子有病啊!快扛不住的时候,他接连给上级打报告,强烈要求调动工作。然而,上级并没有理会。
虽然说了落后话,但于成龙的活儿确实干得漂亮,于是朝廷重用他为四川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知州。于成龙如释重负地告诉好朋友:“罗城的城隍庙真灵啊,我去求过平安,现在真的活着离开啦!”
于成龙也有小毛病、小爱好。于成龙可能是清代绰号最多的高干,比如“于青菜”“于糠粥”“于半鸭”“于青天”等等。实际上也有不那么正面的绰号,比如“酒徒”。他的确喜欢喝点小酒,但凡条件许可,每天必喝。尽管没有耽误事的记载,但作为地方“一把手”,被围观拍砖是逃不掉的。
“问题干部”于成龙为什么“能”
既然有这么一大堆毛病,于成龙为何还能如此成功?
主观上,与人民紧紧相拥。儒家倡导的民本思想、“为生民立命”的价值取向,是于成龙人生的基本信念。“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明末的腐败和明末清初的战乱,让他对人民的苦难抱有深深同情,坚定了他的使命感。正因为如此,当有人劝他别去罗城找死,暗示他副榜贡生前途有限,不值得拼命时,他一抒胸臆,解释了别人的疑问:科举制发明之前就没人做大事吗?我去罗城不求富贵温饱,只求“天理良心”,老百姓活得好一点。
于成龙卖掉房产凑齐路费,毅然赴任。“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宁愿吃糠咽菜,也不拿他们一个子儿。深入虎穴卧底,与土匪称兄道弟,然后从重从快活埋了匪首。所到之处,无不迅速恢復秩序,人民安居乐业——正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康熙帝称于成龙是“天下廉吏第一”,至今人们还把他同“清官”等同,其实这是不全面的。于成龍不但清廉自爱,而且大有作为、善于作为,施政目标始终是保土安民,代表和维护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人民性清晰。因此,于成龙的“得票率”自然高于曾国藩、左宗棠。
客观上,于成龙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大时代。1661年(顺治十八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时间节点。这一年,康熙皇帝登基,中国古代文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开启。同样也在这一年,老书生于成龙当上了罗城县令,幸运地赶上了大时代的“特快列车”。
“察吏安民”四个字正是康熙皇帝的执政理念,直指时弊,顺应民心,符合时代要求,契合于成龙这类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康熙帝围绕安民从严治吏,多次说“朕事事以百姓为念”。对这样的君主,于成龙没有理由不忠诚。而他的忠诚不是说在口头上、写在文件里,而是体现在保土安民的实际行动上,甚至愿意付出生命。
于成龙的忠诚还表现在胸怀坦荡,不揣摩上意,只要对社稷苍生有益的事就大胆去做。在两江总督任上,于成龙请求皇帝破格提拔与自己同名同姓的爱将、同样廉洁有为的“小于成龙”。康熙帝力排众议加以支持,最终“小于成龙”也成为名臣,贡献多多。假如没有志向的一致和心灵的默契,这样的故事不可能发生。
于成龙去世后,康熙帝还向人打听他的事迹,并且感慨说:“居官如成龙,能有几耶?”其实,经过一个甲子的努力,康熙的清官能吏队伍蔚为壮观,除了一个于成龙,还有张伯行、范承勋、格尔古德、赵申乔、彭鹏等等,名单很长很长。没有这样一份名单,就没有“康乾盛世”;没有康熙这样志向高远的卓越政治家,就没有这份名单,两者互为因果。
随着电视剧《于成龙》热播,一代廉吏于成龙的事迹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本刊今年第3期编发的《合州知州于成龙》讲述了于成龙治理合川的故事,在广大读者特别是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众多读者希望能深入了解曾改变合川面貌的于成龙的事迹。为此,本刊从《学习时报》等媒体综合摘编了这篇文章,希望于成龙的故事,能对今天的党员干部做人、做官、做事有所启迪。
1681年(康熙二十年)的一天上午,康熙皇帝在紫禁城亲切接见了直隶巡抚于成龙,拉着他的手说:你是“今时清官第一!”
算起来,于成龙可能是受康熙皇帝表扬最多、评价最高的“干部”。由于皇帝推崇,300多年来,于成龙可谓家喻户晓。如今随着电视剧等文学艺术作品的渲染,于成龙的形象更加丰满,一些同志在感叹之余,又觉得他完美得高不可攀。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于成龙曾遭受“断崖式处理”
于成龙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与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有些硬件条件可能还不如我们。
落榜复读生,智商平平。于成龙是明代御史中丞于坦后人,但家道早已中落。虽然志向高远,偏偏考试不行,20多年过不了科举关。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23岁的青年于成龙在太原参加乡试,结果与举人擦肩而过,只中了个副榜贡生,就是落榜生中基础比较好的,可以免费到国子监复读。
不久明亡清兴,一耽搁又是几年。清朝恢复科举之后,于成龙又考了几次,仍然考不上。终其一生,他的最高学历还是落榜复读生。后来当了大官,在一些重要场合,礼仪规定必须写明职务级别和学历。这项规定对他来说无异于羞辱,等于举着牌子告诉所有人:我不但学历低,还是“伪”学历。
入职晚,工作岗位奇差。于成龙最终能进入官场,得益于政府的一项特殊政策。清初百废待兴,人才奇缺,科举取士根本赶不上需要,朝廷决定直接从社会上挖人才。于成龙喜从天降,居然被选中。但这块馅饼并不好吃。比如,他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广西罗城县令。当时,罗城刚刚归化不久,自古瘴疠荒蛮,而且距内地好几千公里。长期战乱导致县城只剩下6户人家,无民生可言,无基础设施,民风凶悍,犯罪分子明火执仗,根本不适合人居住。已经45岁的于成龙,赴任第一个岗位就摊上了这么一个“烫手山芋”,你说他郁闷不郁闷?
犯过错误,受到“断崖式处理”。于成龙不是神,至少有两次犯错误的记录,而且处分都很重。一次是在武昌知府任上,他负责为部队架桥。这个山西人对水乡不熟悉,工程质量不过关,军队还没使用,桥就被洪水冲垮了,结果受到了开除留用的严重处分。另一次发生在两江总督任上。这个职位是于成龙事业的巅峰,但因为年纪大、疾病缠身,他疏忽了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管束。他的助理田万侯打着领导旗号为非作歹,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康熙帝严肃追究了于成龙的领导责任——连降五级,实实在在的“断崖式处理”。
于成龙曾经动摇过,也有过自己的“小算盘”。初到罗城,两间四处透风的破茅草房便是办公室加宿舍,几块土疙瘩垒成办公桌,县太爷连正常生活都难维持。如此窘境,于成龙有些后悔:这鬼地方简直是人间地狱,我脑子有病啊!快扛不住的时候,他接连给上级打报告,强烈要求调动工作。然而,上级并没有理会。
虽然说了落后话,但于成龙的活儿确实干得漂亮,于是朝廷重用他为四川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知州。于成龙如释重负地告诉好朋友:“罗城的城隍庙真灵啊,我去求过平安,现在真的活着离开啦!”
于成龙也有小毛病、小爱好。于成龙可能是清代绰号最多的高干,比如“于青菜”“于糠粥”“于半鸭”“于青天”等等。实际上也有不那么正面的绰号,比如“酒徒”。他的确喜欢喝点小酒,但凡条件许可,每天必喝。尽管没有耽误事的记载,但作为地方“一把手”,被围观拍砖是逃不掉的。
“问题干部”于成龙为什么“能”
既然有这么一大堆毛病,于成龙为何还能如此成功?
主观上,与人民紧紧相拥。儒家倡导的民本思想、“为生民立命”的价值取向,是于成龙人生的基本信念。“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明末的腐败和明末清初的战乱,让他对人民的苦难抱有深深同情,坚定了他的使命感。正因为如此,当有人劝他别去罗城找死,暗示他副榜贡生前途有限,不值得拼命时,他一抒胸臆,解释了别人的疑问:科举制发明之前就没人做大事吗?我去罗城不求富贵温饱,只求“天理良心”,老百姓活得好一点。
于成龙卖掉房产凑齐路费,毅然赴任。“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宁愿吃糠咽菜,也不拿他们一个子儿。深入虎穴卧底,与土匪称兄道弟,然后从重从快活埋了匪首。所到之处,无不迅速恢復秩序,人民安居乐业——正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康熙帝称于成龙是“天下廉吏第一”,至今人们还把他同“清官”等同,其实这是不全面的。于成龍不但清廉自爱,而且大有作为、善于作为,施政目标始终是保土安民,代表和维护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人民性清晰。因此,于成龙的“得票率”自然高于曾国藩、左宗棠。
客观上,于成龙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大时代。1661年(顺治十八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时间节点。这一年,康熙皇帝登基,中国古代文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开启。同样也在这一年,老书生于成龙当上了罗城县令,幸运地赶上了大时代的“特快列车”。
“察吏安民”四个字正是康熙皇帝的执政理念,直指时弊,顺应民心,符合时代要求,契合于成龙这类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康熙帝围绕安民从严治吏,多次说“朕事事以百姓为念”。对这样的君主,于成龙没有理由不忠诚。而他的忠诚不是说在口头上、写在文件里,而是体现在保土安民的实际行动上,甚至愿意付出生命。
于成龙的忠诚还表现在胸怀坦荡,不揣摩上意,只要对社稷苍生有益的事就大胆去做。在两江总督任上,于成龙请求皇帝破格提拔与自己同名同姓的爱将、同样廉洁有为的“小于成龙”。康熙帝力排众议加以支持,最终“小于成龙”也成为名臣,贡献多多。假如没有志向的一致和心灵的默契,这样的故事不可能发生。
于成龙去世后,康熙帝还向人打听他的事迹,并且感慨说:“居官如成龙,能有几耶?”其实,经过一个甲子的努力,康熙的清官能吏队伍蔚为壮观,除了一个于成龙,还有张伯行、范承勋、格尔古德、赵申乔、彭鹏等等,名单很长很长。没有这样一份名单,就没有“康乾盛世”;没有康熙这样志向高远的卓越政治家,就没有这份名单,两者互为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