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乔木同志认为,我们建国三十多年来(就当时起草《历史决议》的时限而言)的历史教训,最重要的是“文革”这一段,因此要注意着力研究,否则对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就变成了一种空洞的议论。然而,这种研究是很不容易的。一般地说,这要与我们的感情发生矛盾。研究者难免要带有对这场巨大灾难的愤怒情绪。但是,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学家。我们不能象法国的著名作家雨果那样,尽管在他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作品里充满了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却并没有把那一段历史解释清楚。而马克思则不同,他以广阔的视野、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写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这部历史名著,对这段历史作了科学的解释。乔木同志认为,写“文化大革命”史甚至比写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还难。但是我们要知难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