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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培养接受者具有一定的批判性解读能力，而培养这一能力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抵御低俗以及不健康的媒介内容，二是为了抵御外来媒介文化产品的冲击。
初衷是好，但媒介素养教育存在的问题，有点如施拉姆对传播学研究的论断：“研究传播行为就像研究大海一样，研究工作可以在任何水平上进行。但超过一定深度之后，研究就只能在黑暗中进行了。”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也不能往深处想，一想，就会发现我们有些培养内容与我们的培养初衷在理论上行得通但在现实中有相互“打架”的嫌疑，并且难以实际操作。
一、媒介批判力与媒介内容提供之间的博弈难题。
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文化开始向俗文化、商品文化快速靠拢。影响到媒介内容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经济关系。这促使媒介内容必须满足尽可能多的受众的需要从而换取利润，从而导致了大众的好恶直接引导着文化生产。但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大众在精神上倾向于浅层次的消遣愉悦与感官上的刺激愉悦。伯明翰学派的重要学者约翰·菲斯克提出：“通俗文化是由民众创造的，而并不是由文化业生产的。”①
经济高速发展与民主进程相对缓慢形成两极对峙的格局，从而导致消费主义畸形发展甚嚣尘上。②在这种氛围下，消费与休闲就意味着种种狂欢与快感的体验，这是一个新的、更为民主的、花花公子式的、充满着美女与绅士的城市。人们只是需要快乐，人们习惯并期待一种模糊的、无深度的、没有中心的、不能提供甚至也不需要提供真实世界基本意义的生活。③通俗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之间融合，人们的消闲时间注重精神的浅层次娱乐与生理上的及时行乐的刺激，从而排挤了严肃文化、高雅文化。这是消费时代都市人对媒介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共性追求特征。于是，媒介内容开始向商业文化转型，在这种情况下，纸媒介从文字、图像符号上刺激人的欲望；广播热线从听觉来刺激人的本能欲望，而电视从三个方面来刺激人对物质与本能精神生活的欲望。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就很通俗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要吸引受众看广告，就必须以制作电视节目为诱饵，而这个诱饵就是要做得适合他们的低俗趣味。
如今，我们的媒介生产内容存在着严重的低水平状态，这种内容上的低水平状态是向商业社会向消费对象妥协的结果。拉扎斯菲尔德在《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一书中指出，当大众传播的社会目标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社会目标就会被商业性大众媒介所抛弃。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大部分媒介被推向市场求生存，其虽不能抛弃社会责任与正面宣传为主功能，但可以对之进行弱化，即尽力躲避政治意识形态的敏感区，而向庸俗文化区域过渡。
那么，如果我们加强对媒介批判能力的培养，就会造成接受者对现有大部分媒介产品的否定；同时媒介批判力提升后需要有高质量的媒介内容为其提供阅读或视听上的保证，但由于上述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暂时还无法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也无法较完善地做到这一点。是将就我们的现有媒介内容，还是不放弃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两者之间的取舍以及均衡都是难题。
二、媒介批判力与外来媒介文化之间的博弈难题
无论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还是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论”，都指出了文化霸权存在这一事实。文化冲击主要指“我们先前已有的价值观和坚定的核心信仰遭到了重大冲击”。④
对于外来文化冲击的严重现状，不用理论阐释仅以身边情况就足以说明：科学上我们推崇西方，人文学科上引经据典也是言必称西方。西方大片的被推崇，英语的至高无上地位，以及英语学校、专门的英语培训机构在我国的遍地开花等，对部分人而言，已经形成了外国的文化、制度、经济、文明都比中国先进的整体认识。
当国民观念以及在生活行为中都开始向对方文化靠拢的时候，我们再只谈媒介素养教育，要我们批判地接受外来媒介文化产品，这种纯政治意识形态的教化肯定软弱无力。对于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在已经受到我们大部分接受者自觉愉悦地接受甚至崇拜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来应对冲击，教育必不可少外，更重要的还是要有优于人家的媒介文化以及其他文化。但如何创造出优秀的媒介文化则暂时无法给出答案。
在全球化社会，讲究交流融合，讲究抵御与借鉴并举，好的办法就是用自己的文化占领接受者的思想领地，但我们拿什么文化来占领。而这个占领不能是直白地泛政治化的宣传，因为，有媒介批判力的受众根本不吃这一套，倒会像霍尔所说的三种解读方式之一的“对抗式解读”。所以，我们说抵御其媒介文化产品，抵御其意识形态的瓦解，就必须有自己的东西，否则，怎么能培养媒介素养。即使真培养起来了，又如何面对我们拙笨的宣传内容?这也是难以处理的博弈难题。
三、媒介批判力与本土新闻之间的博弈难题
我国的媒介功能定位与媒介批判力素养的培养存在的微妙关系，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实。郑保卫教授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是“它能使普通民众掌握媒介传播的相关知识与技能……使自己真正成为媒介的主人，成为媒介的主动驾驭者，而不至于只是充当媒介传播的被动接受者”。林爱兵教授认为，我国的受众是很好的接受者，却不是很好的分析者、判断者和批判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受众长期以来，一是整体文化素质不高，二是我国长期单向度的宣传模式，造成分析的懒惰。尽管学者对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阐述各不相同，但其主要内容不外乎两个方面：一、增加对媒介的了解，学会以批判的意识接触媒介的信息；二、掌握与媒介交往的常识，懂得合理地运用媒介完善自我、服务自我。
如果我们强调培养受众的媒介批判素养，这些具有媒介素养的新一代受众就会用批判意识来阅读我们提供的新闻信息，其对本土新闻的批判性接受，造成的一个悖论就是对我国本土新闻媒介提供的新闻信息以及媒介文化产品的批评性解读。那么，在这种受众面前，一部分媒体所提供的新闻以及我们有些宣传理念就会面临挑战，也就存在着传者与受者的博弈状态：传者希望受者不加批判地接受其宣传意图，而受者则会对接触的新闻信息进行批判性的解析解读。接受者的批判性解读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待新闻产品不再是你怎么灌输他就怎么不加分析地接受，而是批判地接受；所以，媒介素养教育保持在什么程度上，怎样处理其与本土新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
“当人们学会了认识媒体文化是如何传达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有关阶级、种族、性别、性的压迫的再现(进而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时，它们就能够与媒体文化的作品拉开批判性的距离，从而获得超越其文化的力量。这样获得的力量可以有助于推进一种对社会组织的更为普遍的怀疑，也可以帮助诱导人们参与激进的政治运动，为社会的转型而斗争。”⑤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受众此时所固守的不再是接受主义，而是怀疑主义了，这个问题也许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如果说，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媒介批判能力主要是培养受众对外来媒介文化产品与新闻信息的批判能力，从而抵御其影响，这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它就不再是媒介素养教育，而是我们所说的马列价值观、新闻观的宣传教育。批判力的培养结果是一个双向的结果，受众不可能对一方面的媒介文化产品具有深刻尖锐的批判接受能力，而对另一方面的媒介文化产品无条件地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两套完全不一样的评价标准很难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主体者的意识中。
我们的本土新闻媒介在新闻信息的处理上还是存在很多不言自明的问题。如何处理媒介批判能力与我国本土新闻信息之间的问题，不是一个部门或学科就能给出可操作性办法的。所以，这一问题同样是一个只能模糊对待的问题。
我们指出的三个问题并不是为了反对媒介素养教育，或认为其已无力回天、无能为力。只是为了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媒介素养教育很有必要，但如何按其本意来推行媒介素养教育，就会发现要么自己会处于迷惑的境地，要么就只好对其进行另一种诠释，可见，切实有效可行的操作方式因上述原因，良方确实不好找到，两者的博弈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注释：
①［英］尼克·史蒂文森著：《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②张斌：《电视剧与文化研究》，《现代传播》，2006（5）。
③扈海鹏：《解读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④［英］理查德·D·刘易斯：《文化的冲突与共融》，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⑤［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作者单位：李铁锤，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胡建兵，井冈山学院人文学院）
编校：杨彩霞
初衷是好，但媒介素养教育存在的问题，有点如施拉姆对传播学研究的论断：“研究传播行为就像研究大海一样，研究工作可以在任何水平上进行。但超过一定深度之后，研究就只能在黑暗中进行了。”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也不能往深处想，一想，就会发现我们有些培养内容与我们的培养初衷在理论上行得通但在现实中有相互“打架”的嫌疑，并且难以实际操作。
一、媒介批判力与媒介内容提供之间的博弈难题。
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文化开始向俗文化、商品文化快速靠拢。影响到媒介内容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经济关系。这促使媒介内容必须满足尽可能多的受众的需要从而换取利润，从而导致了大众的好恶直接引导着文化生产。但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大众在精神上倾向于浅层次的消遣愉悦与感官上的刺激愉悦。伯明翰学派的重要学者约翰·菲斯克提出：“通俗文化是由民众创造的，而并不是由文化业生产的。”①
经济高速发展与民主进程相对缓慢形成两极对峙的格局，从而导致消费主义畸形发展甚嚣尘上。②在这种氛围下，消费与休闲就意味着种种狂欢与快感的体验，这是一个新的、更为民主的、花花公子式的、充满着美女与绅士的城市。人们只是需要快乐，人们习惯并期待一种模糊的、无深度的、没有中心的、不能提供甚至也不需要提供真实世界基本意义的生活。③通俗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之间融合，人们的消闲时间注重精神的浅层次娱乐与生理上的及时行乐的刺激，从而排挤了严肃文化、高雅文化。这是消费时代都市人对媒介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共性追求特征。于是，媒介内容开始向商业文化转型，在这种情况下，纸媒介从文字、图像符号上刺激人的欲望；广播热线从听觉来刺激人的本能欲望，而电视从三个方面来刺激人对物质与本能精神生活的欲望。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就很通俗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要吸引受众看广告，就必须以制作电视节目为诱饵，而这个诱饵就是要做得适合他们的低俗趣味。
如今，我们的媒介生产内容存在着严重的低水平状态，这种内容上的低水平状态是向商业社会向消费对象妥协的结果。拉扎斯菲尔德在《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一书中指出，当大众传播的社会目标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社会目标就会被商业性大众媒介所抛弃。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大部分媒介被推向市场求生存，其虽不能抛弃社会责任与正面宣传为主功能，但可以对之进行弱化，即尽力躲避政治意识形态的敏感区，而向庸俗文化区域过渡。
那么，如果我们加强对媒介批判能力的培养，就会造成接受者对现有大部分媒介产品的否定；同时媒介批判力提升后需要有高质量的媒介内容为其提供阅读或视听上的保证，但由于上述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暂时还无法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也无法较完善地做到这一点。是将就我们的现有媒介内容，还是不放弃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两者之间的取舍以及均衡都是难题。
二、媒介批判力与外来媒介文化之间的博弈难题
无论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还是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论”，都指出了文化霸权存在这一事实。文化冲击主要指“我们先前已有的价值观和坚定的核心信仰遭到了重大冲击”。④
对于外来文化冲击的严重现状，不用理论阐释仅以身边情况就足以说明：科学上我们推崇西方，人文学科上引经据典也是言必称西方。西方大片的被推崇，英语的至高无上地位，以及英语学校、专门的英语培训机构在我国的遍地开花等，对部分人而言，已经形成了外国的文化、制度、经济、文明都比中国先进的整体认识。
当国民观念以及在生活行为中都开始向对方文化靠拢的时候，我们再只谈媒介素养教育，要我们批判地接受外来媒介文化产品，这种纯政治意识形态的教化肯定软弱无力。对于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在已经受到我们大部分接受者自觉愉悦地接受甚至崇拜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来应对冲击，教育必不可少外，更重要的还是要有优于人家的媒介文化以及其他文化。但如何创造出优秀的媒介文化则暂时无法给出答案。
在全球化社会，讲究交流融合，讲究抵御与借鉴并举，好的办法就是用自己的文化占领接受者的思想领地，但我们拿什么文化来占领。而这个占领不能是直白地泛政治化的宣传，因为，有媒介批判力的受众根本不吃这一套，倒会像霍尔所说的三种解读方式之一的“对抗式解读”。所以，我们说抵御其媒介文化产品，抵御其意识形态的瓦解，就必须有自己的东西，否则，怎么能培养媒介素养。即使真培养起来了，又如何面对我们拙笨的宣传内容?这也是难以处理的博弈难题。
三、媒介批判力与本土新闻之间的博弈难题
我国的媒介功能定位与媒介批判力素养的培养存在的微妙关系，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实。郑保卫教授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是“它能使普通民众掌握媒介传播的相关知识与技能……使自己真正成为媒介的主人，成为媒介的主动驾驭者，而不至于只是充当媒介传播的被动接受者”。林爱兵教授认为，我国的受众是很好的接受者，却不是很好的分析者、判断者和批判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受众长期以来，一是整体文化素质不高，二是我国长期单向度的宣传模式，造成分析的懒惰。尽管学者对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阐述各不相同，但其主要内容不外乎两个方面：一、增加对媒介的了解，学会以批判的意识接触媒介的信息；二、掌握与媒介交往的常识，懂得合理地运用媒介完善自我、服务自我。
如果我们强调培养受众的媒介批判素养，这些具有媒介素养的新一代受众就会用批判意识来阅读我们提供的新闻信息，其对本土新闻的批判性接受，造成的一个悖论就是对我国本土新闻媒介提供的新闻信息以及媒介文化产品的批评性解读。那么，在这种受众面前，一部分媒体所提供的新闻以及我们有些宣传理念就会面临挑战，也就存在着传者与受者的博弈状态：传者希望受者不加批判地接受其宣传意图，而受者则会对接触的新闻信息进行批判性的解析解读。接受者的批判性解读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待新闻产品不再是你怎么灌输他就怎么不加分析地接受，而是批判地接受；所以，媒介素养教育保持在什么程度上，怎样处理其与本土新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
“当人们学会了认识媒体文化是如何传达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有关阶级、种族、性别、性的压迫的再现(进而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时，它们就能够与媒体文化的作品拉开批判性的距离，从而获得超越其文化的力量。这样获得的力量可以有助于推进一种对社会组织的更为普遍的怀疑，也可以帮助诱导人们参与激进的政治运动，为社会的转型而斗争。”⑤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受众此时所固守的不再是接受主义，而是怀疑主义了，这个问题也许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如果说，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媒介批判能力主要是培养受众对外来媒介文化产品与新闻信息的批判能力，从而抵御其影响，这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它就不再是媒介素养教育，而是我们所说的马列价值观、新闻观的宣传教育。批判力的培养结果是一个双向的结果，受众不可能对一方面的媒介文化产品具有深刻尖锐的批判接受能力，而对另一方面的媒介文化产品无条件地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两套完全不一样的评价标准很难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主体者的意识中。
我们的本土新闻媒介在新闻信息的处理上还是存在很多不言自明的问题。如何处理媒介批判能力与我国本土新闻信息之间的问题，不是一个部门或学科就能给出可操作性办法的。所以，这一问题同样是一个只能模糊对待的问题。
我们指出的三个问题并不是为了反对媒介素养教育，或认为其已无力回天、无能为力。只是为了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媒介素养教育很有必要，但如何按其本意来推行媒介素养教育，就会发现要么自己会处于迷惑的境地，要么就只好对其进行另一种诠释，可见，切实有效可行的操作方式因上述原因，良方确实不好找到，两者的博弈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注释：
①［英］尼克·史蒂文森著：《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②张斌：《电视剧与文化研究》，《现代传播》，2006（5）。
③扈海鹏：《解读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④［英］理查德·D·刘易斯：《文化的冲突与共融》，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⑤［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作者单位：李铁锤，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胡建兵，井冈山学院人文学院）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