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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力，北京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鸿影雪痕》《南北行吟》等。曾获冰心散文奖。
论节气，明天就是小雪了，天刚透亮，京城空中便叫飞絮似的雪花蒙得一片苍灰。记起小时候，也是这样的雪天，我和哥哥从西四的家中出来，骑车南行而东折，进了东受禄街，来看徐悲鸿故居。门房坐着个老头，正守着炉子烤着一小块白薯，真叫香！我俩掏一毛钱买本印着徐悲鸿头像的简介，进院。小孩子眼里，这个院儿可真大。树身高过房檐，花池里的草尖上落了薄薄的雪。几间屋子，全是画：《九方皋》《徯我后》《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图》，当然还有奔马，比方《八骏图》。有的画幅大，我得离开几步看。白色画布上用木炭条勾绘的《鲁迅和瞿秋白》线稿，我瞧得最细，人物眼睛里的光，牵着我的心。
前些日子，我到明城墙遗址公园走了几回。这守护内城的巍然墙体，六百年的时光给它添了太多的风霜。凸凹的雉堞列出整齐的锯齿，苍灰的残垣仰向飘云的天空。不同的月份里来，总能收尽韶秀的风光：国槐、银杏、油松挺着枝;碧桃、紫薇、海棠开着花;马蔺、萱草、水仙摇着叶。施彩的角楼，孤峭地耸于故都的东南。有一次，走着走着，就转进城墙北边的胡同，又到了东受禄街。这街，只剩了百十来米长的一截儿。忽然想起几十年前的旧事，便想寻一点昔年的影子。跟胡同里的大妈打听徐悲鸿故居，人家说就剩一个门楼了。我找到一扇紧闭的院门，上下一瞥，像是如意门。门口冷清，老模样是看不出了。故居内的纪念馆，早就搬到新街口了。那个年老的看门人，永远不会守在这了——连我都过了他那会儿的岁数！
奔前走。胡同曲里拐弯，好像绕不出去。不怕，都通着。到了一个岔口，墙头牌子上写着“盔甲厂胡同”。靠南立起一座楼，四层高。底层的墙漆，天蓝色，海水那般澄净，余下的，涂作一片明黄，太阳照来，金子那么亮。设色这样讲究的建筑，在低矮的平房堆儿里，特别显出它的姿态。这是一家宾馆。就在我过身的一瞬，门前的铭牌引起我注意——“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北京居住地旧址”，旁边附着标注：《红星照耀中国》写作地旧址。
胡同中的这一走，给了我意外的发现。
《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个书名《西行漫记》。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心里是装着这本书的，更知道写这书的人：美国记者斯诺。
八十多年前，这地方没有楼，斯诺夫妇住的是一个四合院，广可六亩，是他俩跟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瑞典地质学家奈斯特龙合租下来的。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做过两年客座讲师，教授专题写作课，后来受聘做了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能租到这处院落，一住就是两个年头，离不开跟燕京大学的因缘。
宾馆里挂着一张老照片：奈斯特龍和海伦在这个院子里的留影。底色已经发黄，人的眉目倒还清楚：奈斯特龙是一个体态发胖的老者，穿白色西服，背手，笔直地站着。他头发稀疏，宽大光亮的额头下，是一双深陷在皱纹里的眸子。海伦一身长裙，左手抬起，半掩着脸。想必拍照那天，阳光是很晃眼的。海伦挨着的，是石头堆叠的山，太湖石皱、漏、瘦、透的质感，触着我的视觉。
从前，这个门牌标为盔甲厂胡同13号的宅院，应该是讲究的，除开房间，还有假山和亭子，“咫尺有幽旷之异”，花园似的。老院子早没了，旧景未曾谙，想找些描写它的文字，办不到。幸而有旧照珍存。海伦与许地山的合影，就在宾馆前厅的镜框里平正地镶着。许地山身量瘦，穿着白色长衫，双手放在身后，浅浅地笑着，镜片后面透出温蔼的眼光。其时，许地山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和宗教学院执教鞭，海伦听过他的课，佛教和道教的学问，皆有解悟。二人身后一排屋，正方格窗开了几扇，树荫遮下来，地上摆了多盆花。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女学生在斯诺家中隐蔽时拍下的。女学生叫陆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发起者，有她。一个才女，年纪那样轻，遭警察关押而没被吓慌，信仰的力量使她内心强大。当时，斯诺“曾经站在那弹痕累累的内城城墙下，看到上万名学生在那里集合，他们不顾宪警的棍棒，齐声高呼：‘一致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割华北的要求！’”又一路追到警察局采访陆璀，称她是中国的贞德。转过年，获得保释的陆璀再陷险境，为避开军警耳目，须求助一个足可信赖的人，这个人就是斯诺。1936年3月1日这天，斯诺接她在自己家中住了一个多星期。进到这个院子，陆璀一定会想起数月前在斯诺的客厅里和燕京大学的张兆麟、陈翰伯、黄华、龚普生、李敏，清华大学的姚依林、黄敬，东北大学的宋黎等学生领袖，共同商议十二月九日新华门前请愿、长安街上游行的情景。旧照片上的陆璀，短发齐耳，沉静的表情流露着自信。三月的天气里，早春的气息已隐隐地透出了。她的背后，是一个藤架，枯着;身前右侧，戳着一个白石构件，像是大过平常的柱础，雕饰的纹路显出风蚀的印痕。豪家富户的深宅，才有这等摆设。一角景物，叫我对整个院子生出浮想。
“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穷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这是写在《西行漫记》开头的话。那个午夜，斯诺“带了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暂别北京城的春景，拎起行囊，跨出院门，向着陕北保安（志丹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行去。凝望中，红都像夜天中的灯塔，熠熠闪耀于前方，永不失去它的光。难抑的激情在他心底燃烧：“我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身上有点不舒服，可是心里却非常兴奋。我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由此，他成了“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他的这次出发，不仅出于职业自觉，更表现着对新事物探求的渴望，以及寻索真理的精神。
走出悠长的胡同，视野霎时宽广了。从这里到延安，伸展着一条理想的大道。
这一年的十月，完成了实地考察的斯诺，从“被国民党强大部队重重围困的红军根据地”回到北京。那是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夕，他能洞察时局的艰危吗？ 盔甲厂胡同的这处宅子是安静的，斯诺的全部感情依然留在陕北。他的心头吹过黄土高原的风，耳畔飘响奔放的信天游。革命领袖生动的音容和胸怀的志向，红军将士活跃的身影和战斗的意志，感染并震撼着他，使他深刻地认识了革命与战争年代的中国。
陕北归来，斯诺热烈的情感火炬般炽燃，照亮自身周围和更广的天地。他整理笔记和照片，开始了一次不寻常的写作——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报告给全世界。几个月下来，在深深的院落里，斯诺完成了这部纪实文学作品。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初版在伦敦问世;翌年2月，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考虑到敌占区和国统区的政治环境，译本改名《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中文译本的行世，在解放区得到极大重视。艾克恩编纂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载其事，且摘引一段斯诺写在书前的序文：“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怀着一颗温暖之心写出的字句，很带感情，像散文一样好。
就在当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职掌艺术宣传，徐悲鸿任第六处第三科科长，管理绘画木刻。他和斯诺，一个用画笔，一个用文字，挽手向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斗争。
中国的新文学，激荡着社会变革的巨澜，斯诺的译介，为其衍成创作界的主流叙述并且走向域外，做了历史性推进。他将这项工作排进人生计划，视作事业的中心。
去陕北红区之前，即1936年5月里的一天，斯诺带着海伦列出的问题单（海倫为《活的中国》一书撰写的论文《现代中国文学运动》尚未脱稿，须向鲁迅请教），由姚克相陪，来到上海北四川路大陆新村9号，和鲁迅就中国新文学运动做了长时间晤谈。主客问答后，斯诺很有可能把下月就要前往陕北中央红军根据地的采访计划说给了鲁迅。
上海的这处鲁迅故居，我是去过的，红砖楼屋里，留着桌椅、书柜和床，带字的纸摊展着，点点涂改的痕迹，瞧得清楚。墙上悬着鲁迅的黑白头像：深邃的眼神，冷峻的目光。到了这样的地方，脚步自然就放轻了。缓缓移着身子的我，能够感受到先生的气息。
我记不清客厅的样子了，斯诺应该是在那里向鲁迅请益的。
在北京的家里，斯诺劬劳日久，于窗前灯下显示着努力——把鲁迅、柔石、茅盾、丁玲、巴金、沈从文、孙席珍、萧军、林语堂、萧乾、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杨刚、沙汀等中国作家的创作，用心血细细译出。他选辑那些“揭露性的，谴责性的，描述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左翼革命文化对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文化的抵抗，昭示独立的民族文化的建立。胡愈之说“他编译了一部英文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是首先把鲁迅著作介绍到西方的人之一”。斯诺“透过中国现代小说所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被鞭笞着的民族的累累伤痕，还包括这个民族倔强而高傲的灵魂”。恰如萧乾所讲，在《西行漫记》面世之前，“斯诺最重要的一部书不是《远东战线》，而是《活的中国》。这本书的编译，也正是他在鲁迅先生指引下，认识旧中国的现实和新中国前景的开端”。此后，在欧洲采访战事的斯诺仍感慨道：“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活的中国》于1936年底在伦敦出版，鲁迅却在两个月前离世，没能见到这部小说集。
我又想起徐悲鸿的那幅《鲁迅和瞿秋白》。
斯诺在现实中认知中国，有了《西行漫记》;在文学中认知中国，有了《活的中国》。
海伦也走出盔甲厂胡同，西去延安，时在1937年4月21日。她踏上这块热土，采访红军将领和苏区军民，给丈夫的写作搜集急需的材料，也为自己撰述《续西行漫记》做着准备。海伦有个笔名：尼姆·威尔斯，斯诺起的。
冬天的阳光照来，打在玻璃窗上，四外反射，宾馆的庭院愈加明亮。斯诺和海伦的塑像沐浴在灿灿日影下，面庞漾满暖意，深陷的眼窝闪露着希望。
往南不远，便是古砖垒砌的明代城壁。高峻的墙身披满鳞伤而兀傲地横在天底下，好似一个性格坚卓、刚硬的巨人，衰颓是不肯的。来自太平洋对岸的年轻夫妻，领受着一个伟大民族的意志，看到这个国家精神的城。
责任编辑：魏建国
论节气，明天就是小雪了，天刚透亮，京城空中便叫飞絮似的雪花蒙得一片苍灰。记起小时候，也是这样的雪天，我和哥哥从西四的家中出来，骑车南行而东折，进了东受禄街，来看徐悲鸿故居。门房坐着个老头，正守着炉子烤着一小块白薯，真叫香！我俩掏一毛钱买本印着徐悲鸿头像的简介，进院。小孩子眼里，这个院儿可真大。树身高过房檐，花池里的草尖上落了薄薄的雪。几间屋子，全是画：《九方皋》《徯我后》《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图》，当然还有奔马，比方《八骏图》。有的画幅大，我得离开几步看。白色画布上用木炭条勾绘的《鲁迅和瞿秋白》线稿，我瞧得最细，人物眼睛里的光，牵着我的心。
前些日子，我到明城墙遗址公园走了几回。这守护内城的巍然墙体，六百年的时光给它添了太多的风霜。凸凹的雉堞列出整齐的锯齿，苍灰的残垣仰向飘云的天空。不同的月份里来，总能收尽韶秀的风光：国槐、银杏、油松挺着枝;碧桃、紫薇、海棠开着花;马蔺、萱草、水仙摇着叶。施彩的角楼，孤峭地耸于故都的东南。有一次，走着走着，就转进城墙北边的胡同，又到了东受禄街。这街，只剩了百十来米长的一截儿。忽然想起几十年前的旧事，便想寻一点昔年的影子。跟胡同里的大妈打听徐悲鸿故居，人家说就剩一个门楼了。我找到一扇紧闭的院门，上下一瞥，像是如意门。门口冷清，老模样是看不出了。故居内的纪念馆，早就搬到新街口了。那个年老的看门人，永远不会守在这了——连我都过了他那会儿的岁数！
奔前走。胡同曲里拐弯，好像绕不出去。不怕，都通着。到了一个岔口，墙头牌子上写着“盔甲厂胡同”。靠南立起一座楼，四层高。底层的墙漆，天蓝色，海水那般澄净，余下的，涂作一片明黄，太阳照来，金子那么亮。设色这样讲究的建筑，在低矮的平房堆儿里，特别显出它的姿态。这是一家宾馆。就在我过身的一瞬，门前的铭牌引起我注意——“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北京居住地旧址”，旁边附着标注：《红星照耀中国》写作地旧址。
胡同中的这一走，给了我意外的发现。
《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个书名《西行漫记》。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心里是装着这本书的，更知道写这书的人：美国记者斯诺。
八十多年前，这地方没有楼，斯诺夫妇住的是一个四合院，广可六亩，是他俩跟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瑞典地质学家奈斯特龙合租下来的。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做过两年客座讲师，教授专题写作课，后来受聘做了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能租到这处院落，一住就是两个年头，离不开跟燕京大学的因缘。
宾馆里挂着一张老照片：奈斯特龍和海伦在这个院子里的留影。底色已经发黄，人的眉目倒还清楚：奈斯特龙是一个体态发胖的老者，穿白色西服，背手，笔直地站着。他头发稀疏，宽大光亮的额头下，是一双深陷在皱纹里的眸子。海伦一身长裙，左手抬起，半掩着脸。想必拍照那天，阳光是很晃眼的。海伦挨着的，是石头堆叠的山，太湖石皱、漏、瘦、透的质感，触着我的视觉。
从前，这个门牌标为盔甲厂胡同13号的宅院，应该是讲究的，除开房间，还有假山和亭子，“咫尺有幽旷之异”，花园似的。老院子早没了，旧景未曾谙，想找些描写它的文字，办不到。幸而有旧照珍存。海伦与许地山的合影，就在宾馆前厅的镜框里平正地镶着。许地山身量瘦，穿着白色长衫，双手放在身后，浅浅地笑着，镜片后面透出温蔼的眼光。其时，许地山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和宗教学院执教鞭，海伦听过他的课，佛教和道教的学问，皆有解悟。二人身后一排屋，正方格窗开了几扇，树荫遮下来，地上摆了多盆花。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女学生在斯诺家中隐蔽时拍下的。女学生叫陆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发起者，有她。一个才女，年纪那样轻，遭警察关押而没被吓慌，信仰的力量使她内心强大。当时，斯诺“曾经站在那弹痕累累的内城城墙下，看到上万名学生在那里集合，他们不顾宪警的棍棒，齐声高呼：‘一致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割华北的要求！’”又一路追到警察局采访陆璀，称她是中国的贞德。转过年，获得保释的陆璀再陷险境，为避开军警耳目，须求助一个足可信赖的人，这个人就是斯诺。1936年3月1日这天，斯诺接她在自己家中住了一个多星期。进到这个院子，陆璀一定会想起数月前在斯诺的客厅里和燕京大学的张兆麟、陈翰伯、黄华、龚普生、李敏，清华大学的姚依林、黄敬，东北大学的宋黎等学生领袖，共同商议十二月九日新华门前请愿、长安街上游行的情景。旧照片上的陆璀，短发齐耳，沉静的表情流露着自信。三月的天气里，早春的气息已隐隐地透出了。她的背后，是一个藤架，枯着;身前右侧，戳着一个白石构件，像是大过平常的柱础，雕饰的纹路显出风蚀的印痕。豪家富户的深宅，才有这等摆设。一角景物，叫我对整个院子生出浮想。
“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穷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这是写在《西行漫记》开头的话。那个午夜，斯诺“带了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暂别北京城的春景，拎起行囊，跨出院门，向着陕北保安（志丹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行去。凝望中，红都像夜天中的灯塔，熠熠闪耀于前方，永不失去它的光。难抑的激情在他心底燃烧：“我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身上有点不舒服，可是心里却非常兴奋。我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由此，他成了“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他的这次出发，不仅出于职业自觉，更表现着对新事物探求的渴望，以及寻索真理的精神。
走出悠长的胡同，视野霎时宽广了。从这里到延安，伸展着一条理想的大道。
这一年的十月，完成了实地考察的斯诺，从“被国民党强大部队重重围困的红军根据地”回到北京。那是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夕，他能洞察时局的艰危吗？ 盔甲厂胡同的这处宅子是安静的，斯诺的全部感情依然留在陕北。他的心头吹过黄土高原的风，耳畔飘响奔放的信天游。革命领袖生动的音容和胸怀的志向，红军将士活跃的身影和战斗的意志，感染并震撼着他，使他深刻地认识了革命与战争年代的中国。
陕北归来，斯诺热烈的情感火炬般炽燃，照亮自身周围和更广的天地。他整理笔记和照片，开始了一次不寻常的写作——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报告给全世界。几个月下来，在深深的院落里，斯诺完成了这部纪实文学作品。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初版在伦敦问世;翌年2月，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考虑到敌占区和国统区的政治环境，译本改名《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中文译本的行世，在解放区得到极大重视。艾克恩编纂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载其事，且摘引一段斯诺写在书前的序文：“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怀着一颗温暖之心写出的字句，很带感情，像散文一样好。
就在当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职掌艺术宣传，徐悲鸿任第六处第三科科长，管理绘画木刻。他和斯诺，一个用画笔，一个用文字，挽手向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斗争。
中国的新文学，激荡着社会变革的巨澜，斯诺的译介，为其衍成创作界的主流叙述并且走向域外，做了历史性推进。他将这项工作排进人生计划，视作事业的中心。
去陕北红区之前，即1936年5月里的一天，斯诺带着海伦列出的问题单（海倫为《活的中国》一书撰写的论文《现代中国文学运动》尚未脱稿，须向鲁迅请教），由姚克相陪，来到上海北四川路大陆新村9号，和鲁迅就中国新文学运动做了长时间晤谈。主客问答后，斯诺很有可能把下月就要前往陕北中央红军根据地的采访计划说给了鲁迅。
上海的这处鲁迅故居，我是去过的，红砖楼屋里，留着桌椅、书柜和床，带字的纸摊展着，点点涂改的痕迹，瞧得清楚。墙上悬着鲁迅的黑白头像：深邃的眼神，冷峻的目光。到了这样的地方，脚步自然就放轻了。缓缓移着身子的我，能够感受到先生的气息。
我记不清客厅的样子了，斯诺应该是在那里向鲁迅请益的。
在北京的家里，斯诺劬劳日久，于窗前灯下显示着努力——把鲁迅、柔石、茅盾、丁玲、巴金、沈从文、孙席珍、萧军、林语堂、萧乾、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杨刚、沙汀等中国作家的创作，用心血细细译出。他选辑那些“揭露性的，谴责性的，描述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左翼革命文化对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文化的抵抗，昭示独立的民族文化的建立。胡愈之说“他编译了一部英文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是首先把鲁迅著作介绍到西方的人之一”。斯诺“透过中国现代小说所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被鞭笞着的民族的累累伤痕，还包括这个民族倔强而高傲的灵魂”。恰如萧乾所讲，在《西行漫记》面世之前，“斯诺最重要的一部书不是《远东战线》，而是《活的中国》。这本书的编译，也正是他在鲁迅先生指引下，认识旧中国的现实和新中国前景的开端”。此后，在欧洲采访战事的斯诺仍感慨道：“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活的中国》于1936年底在伦敦出版，鲁迅却在两个月前离世，没能见到这部小说集。
我又想起徐悲鸿的那幅《鲁迅和瞿秋白》。
斯诺在现实中认知中国，有了《西行漫记》;在文学中认知中国，有了《活的中国》。
海伦也走出盔甲厂胡同，西去延安，时在1937年4月21日。她踏上这块热土，采访红军将领和苏区军民，给丈夫的写作搜集急需的材料，也为自己撰述《续西行漫记》做着准备。海伦有个笔名：尼姆·威尔斯，斯诺起的。
冬天的阳光照来，打在玻璃窗上，四外反射，宾馆的庭院愈加明亮。斯诺和海伦的塑像沐浴在灿灿日影下，面庞漾满暖意，深陷的眼窝闪露着希望。
往南不远，便是古砖垒砌的明代城壁。高峻的墙身披满鳞伤而兀傲地横在天底下，好似一个性格坚卓、刚硬的巨人，衰颓是不肯的。来自太平洋对岸的年轻夫妻，领受着一个伟大民族的意志，看到这个国家精神的城。
责任编辑：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