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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站在海边看着壮观的大浪淘沙，便心潮难已。那滔天的白浪如万马奔腾滚滚而来，把海底的泥沙抛上沙滩，而水浪的退却又无情地把它们深深地沉入海底。潮汐潮落，周而复始，千万次地冲刷，那沙子却顽强地在阳光普照的海滩上闪烁着它们的光亮。
然而，那一颗曾经在我的生命中出现过的闪光的砂子在一个暴风骤雨的夜晚被一个巨浪卷去，就永远地消失了……
那颗闪光的砂子——淘淘，在上世纪六六年那个火红年代的夏秋与我同在上海市红卫兵报编辑部工作，他是总编，我是小编。那时候能够跟他说得上话的都是些智囊，整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博古论今。淘淘是我们中间最忙、挑灯夜战最多的。早晨当我们叽叽喳喳走进编辑部的时候，常常是他胡子拉碴、睡眼惺忪地找地方打盹儿的时候。我们都很佩服他的功底。他写的社论既有创意，又有见地，红卫兵报在他的主持下办得十分有生气，当然那绝对是宣扬斗争哲学的。
除了工作，我和淘淘其实并没有什么交往。我17岁，只比他小两岁，但却显得幼稚多了。那时的我对他不仅敬佩，还存几分敬畏。
我们的老保红卫兵总部不久就被造反派冲垮了。我和淘淘的第二次见面已是一年以后。短短的一年间，国事家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父亲都成了革命的对象。淘淘的父亲，一位在北伐战争中参加革命、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在华东局机关造反派的一次批斗会后，就在家中放煤气自杀身亡了。但我们都没有因为家庭“由红变黑”的变故而放弃革命的理想，即便在我们各自的学校里都有人贴大字报称我们是“修正主义的苗子”。但显然那段时间里我变得蔫蔫的，文革初期打破寒窗，如同阳光般的革命激情，已变得黯然失色，困惑地观望着如同海啸一样的革命毫无方向地冲垮着现存的一切。
有一天在广播里听到北京有几个中学生自愿到内蒙当牧民，我陡然兴奋起来。我和几个同学不约而同地想到，离开城市，离开这人斗人争的战场，到最苦的地方去脱胎换骨。我起草了一份热情洋溢的到边疆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倡议，得到了来自五、六所中学的二十多人的响应。
淘淘也是其中之一，他召集了他们学校的同学一起参加我们的讨论会。经他这个笔杆子修改后，我们向全国数省边疆发出了申请。但当时全国都在打派仗，乱哄哄的，没有权威性的地方政府可以接纳我们。直到一年后，1968年的八月，上海教卫组织才同意放我和几个同学去我们自己联系的青海藏民区插队落户。那还在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之前。
第一次离开城市，离开了妈妈（爸爸已被监禁），我这颗黄浦江边的海沙被吹到了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黄土高原，和那里的黄沙滚在了一起。虽然生活艰苦，气候恶劣，但是当地藏汉农牧民的纯朴和热情，让我感受了人间的真情和温暖。虽然离家遥远，但也远离了喧嚣，远离了海派小人当道的势力范围。
大概又过了一年，我忽然收到一封发自江西的来信，信的署名是淘淘。他从熟人那里打听到了我的情况和地址。原来，他在我离沪前一个月就已和几个同学步行到了江西井冈山地区的一个小山村，留下来当了农民。我至今依然记得他信中热情如火的豪言壮语：“这里的土是红色的，当年苏区红军的鲜血浇灌了这片土地。现在我们要在这红色但贫瘠的土地上写下新的篇章！”
我很快给他回了信。来往于“黄土”与“红土”之间的信件至少要一个月，这样反而使信件显得弥足珍贵。一封信被反反复复在煤油灯下翻看，熏得发了黑，可却被清清楚楚地印记在我的脑海中。
上海知青的到来，使我们村的信件报纸多了许多。县城的邮递员如不遇上风雪，一周总会来两次。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一半的路程是气喘咻咻地推着车上坡的。如果碰上我们在离公路不远处干活，他会像唱山歌似地吆喝着：“江西、上海、北京……来信了哟！”
我很爱读淘淘的信，有丰富的内容，深刻的内涵，又有潇洒的文采，还常常赋诗于信中。我的思绪常会随着他的字迹散发出的情感而流动着，跌宕起伏着。记得有一回他所在的村庄山洪爆发，他为抢救农民的孩子受寒发了高烧。灾后，为了援助失去生活用品的农民，他又捐出了全部的衣物，自己只剩下穿在身上的汗衫、短裤。我除了崇拜他的献身精神，一种无名忧虑的牵挂也常袭过心头。
冬来夏去，1971年的春节，我们都回到上海看母亲。当我们见面时，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有聊不完的话。他非常伤感地回忆起他父亲在走上绝路的那天早晨说的一番不着边际的话，还有一直送他到门口、站在那儿看他远去的情景。他深深地自责，总觉得原本是可能阻止这个悲剧发生的。他隐隐感到父亲的选择是因为他了解的政治内幕太多，也许他已预感到局势之险恶……但他又转而批评父亲太懦弱了，为革命闯荡了一辈子，竟经不起群众运动的考验。他还频频地说自己与父亲已不是同路人，自己不该这么重父子之情，等等。他与我谈起了大浪淘沙，谈起了金子是如何从海沙中淘出来的。但他的面部流露出的却是困惑和疑虑。他对父亲的至深的骨肉亲情和那分明是苦痛和强迫的坚毅，让我想起了我们崇拜的与父亲决裂的牛虻。
几天之内，他那深邃的思索，坚定的意念，幽默、机智的表达和善良的心让我俩贴近了。当我们的谈话触及到我内心感受，我才意识到我貌似坚毅的外表下藏着的孤独和柔弱。我在他眼前就像荒漠中的一棵小树苗，期待着关爱。他陪着我上医院做了足部的一个小手术，以后每天都搀扶着我，像是一个可以依偎的兄长。
一天，他似不经意地说，集体户的同学都开他的玩笑，说他回上海看母亲是假，会我是真。后来又说，他们集体户有好几个女生，但他不知为何唯独惦念着我……我的脸红了，我相信他的话撞开了我青春懵懂的心。这种心与心的交流和理解让一种不知是不是称为爱情的东西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尽管我们相距天南海北，但却彼此摸得到对方跳动的脉搏，这样的知己恐怕踏破铁鞋无觅处。
淘淘的一个姐姐是中央文革一位大人物的弟媳妇，也到上海过年。她邀我去她家，一见面她就说：“我们淘淘最崇拜你了，把你的信寄给我看过……”我被她夸得心里美滋滋的。后来她谈到文化大革命，拿出一本内部刊印的红封皮厚书——林彪文选。她翻到其中一段：文化大革命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她说：“你必须理解它的深刻含义。过去革过命的老干部成了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他们正是这次革命要清除的对象”。我相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如此明确的文化革命的定义，比玩什么“海瑞罢官”、“三家村”的玄学要鲜明得多了，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她又说：“我们过去有优越的地位，不懂工农，我们应该与工农这个泥土掺沙子，而沙子和沙子是掺和不起来的。”这一番深奥的谈话让我似懂非懂，我想，我在艰苦的地区当农民不正是在与工农结合吗？难道我的觉悟还不够高吗？ 春节过后，我先启程回青海。淘淘到火车站为我送行时再三嘱咐我到了就写信报个平安。他用那宽大的臂膀拥抚着我的肩头，就算是“亲热地”告别了。来去匆匆的我，心里多了一份深深的眷恋。
不知是由于心切，还是冬季的交通不便，我发出的那封报平安的信寄出以后，久久未得到回信，这几乎让我绝望。我生怕淘淘会有什么不测。我天天盼望着到公路边干活，天天盼着那辆绿色的自行车和邮递员的山歌。终于有一天淘淘来信了，薄薄的，可不像以往那样洋洋洒洒七、八页纸，几乎能把信封撑破。我迫不及待地撕开，读了几行就定格在那里，似乎血循环霎时停顿，头晕目眩……
那是一封绝交信。他告诉我，在我走后，他全家讨论了我们的事，做了他的思想工作，要点是：我们太年轻（那年我21岁），不适于早恋；地理原因，难以沟通；干部子弟应与工农结合，掺沙子 …… 淘淘说，家里的意见有道理，作为干部子弟我们要彻底地与工农相结合。他太感情用事，有小资产阶级情调，考虑不成熟，向我道歉。建议以后我们做朋友，不做恋人。
我的情绪当然是一落千丈，难过了好一阵子。后来我听与淘淘在一起插队的朋友说，他姐姐说我父亲有重大问题，不可能获释，让他一定要快刀斩乱麻。所以掺沙子不过是一个不想伤害我的妥当的托词。他也痛苦过一阵子，但他要求自己必须克服小资情调，不做感情的奴隶。从此我们再也不通信了，不做恋人，连朋友也难做了。
又过了一年，借调我工作的县农技站派我去南方出差。江西的朋友请我在路过时稍作停留。淘淘与我的许多熟人都在那县里当知青。我一到，便有多事者通知了已在县文工团当编剧的淘淘。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见到了他，朋友全借故溜了，让我们能单独谈话。我心慌意乱，尴尬不已，却故作自然地在那里谈天说地。
淘淘告诉我党组织正在考虑吸收他入党。我们都小心翼翼地不提敏感话题，可他最后仍没忘记提醒我：“我们的事就过去了吧，不要让小资情调左右自己。”我虽嘴上不说，心里很气，当晚写了一封信回敬他。我说我根本没打算来见他，以后也永远不会再见他。这气话后来居然成真。
由于紧跟形势，努力工作，克勤克俭，淘淘真的入了党。而入党前，他后来的女友，县文工团的歌唱演员（上海知青）却也因为家庭问题（舅舅是台湾的国民党员）又被他以家里不同意，以“要与泥土掺沙子”为由而分手。淘淘这颗几乎纯金般的砂子不仅不能与混杂的沙为伍，也一次次地背叛了自身的情感。他对自己一次次地掀起浪涛，荡涤着头脑中的污泥浊水，最终成了光荣的金色成员。
而经过“林彪事件”、“天安门事件”，我越来越清楚那些革“革过命的人”的命之流的野心，我已经根本不相信那些“左派”的言论。当我听说淘淘对邓小平出山愤愤不平，说这个老右倾肯定会翻案时，我庆幸没有和他走到一起，他的彻底的革命性不是我这个凡人接受得了的。
几年中，我被当地选送上海读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青海。在文革的第十个年头，四人帮打倒了，我父亲解放了，好事连连，我的心情又重新开朗了。
有一天收到江西一个朋友的信，那信中带来的消息如五雷轰顶：淘淘自杀身亡！
事情发生在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调兵遣将欲包围京、沪，抢班夺权，但却被叶剑英等老帅识破。眼看大势已去，淘淘的姐夫带着他哥哥（主导文革的四人之一）的儿子到淘淘那里躲避，并留下了两本日记。当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正式公布之后，淘淘偷偷把那两个日记本烧了。此事很快暴露了，好像还是他自己交待的。淘淘本已是干部提拔的对象，这会儿忽然成了审查的对象，被隔离在文工团。他始终交代不清那日记里记了什么，也说不明他为什么要烧掉的动机。小县城里越传越神，后来索性就说那是四人帮主犯阴谋篡党的日记，他交代不清是无法过关的。
可不知怎的，有一个晚上文工团演戏，看守他的人熬不住，交待了他几句就溜去看戏了。淘淘溜出去买了医院消毒用的来苏儿水，一饮而尽，结束了他29岁年轻的生命。死前，他在办公桌上留下了一份向党忏悔的遗书和一本存有七百元钱的银行存折，作为最后一次党费——报效他始终热爱的党……
看到这里我哭了。据我对他的了解，我相信那是他死前的真话。他不会仅仅是因为压力而死，他是为一个嵌入他灵魂的“真理”而死，他是为他的那个信仰的绝望而死，他是为他那颗赤诚的心无法再燃烧而死！是那个淘金的时代吞噬了他的灵魂！当理想破灭时，他残存的生命将不再有价值，他选择了让自己的生命和灵魂一起消亡。他的死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终结！
他和父亲都为了那场文革自杀了。一个是革命了一生，无怨无悔从国民党投入共产党的怀抱，却被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的波涛卷走了。另一个牺牲了一切投身于吞噬了他父亲的革命浪潮，在炼金的熔炉里化成了灰烬……
淘淘活着的时候，他已经在我的心里死了。而他悲剧般的命运却让我终身难忘，以至于在埋葬他的年代过去30多年后的今天，我竟忍心揭开我内心那块难以愈合的创伤，让我的故事永远不再埋在心里，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我，一颗无足轻重的尘沙，经狂风巨浪无数次冲刷，却始终没能成金。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我成了一颗自由自在的流沙，随波飘流，浪迹天涯，唯有生命仍存，坦诚依在。
我曾向一位懂得淘金的长者打听闪光的金子是如何从沙堆里淘出来的。他说，真金子埋藏在泥沙中并不发光，是经过加工才变得发亮的。他的话让我久久地深思，而终于顿悟……
后记：
几年前在上海，当年在淘淘那个文工团工作的老同学与我提起淘淘。他说淘淘的遗体在文工团的院子里放了几天，还是他买了鞋子给穿上，和几个知青凑了钱帮助下葬的。他说：“淘淘是个好人，但他对自己过于严酷。我们都等到了今天的好日子，他却永远不明不白地走了……”
然而，那一颗曾经在我的生命中出现过的闪光的砂子在一个暴风骤雨的夜晚被一个巨浪卷去，就永远地消失了……
那颗闪光的砂子——淘淘，在上世纪六六年那个火红年代的夏秋与我同在上海市红卫兵报编辑部工作，他是总编，我是小编。那时候能够跟他说得上话的都是些智囊，整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博古论今。淘淘是我们中间最忙、挑灯夜战最多的。早晨当我们叽叽喳喳走进编辑部的时候，常常是他胡子拉碴、睡眼惺忪地找地方打盹儿的时候。我们都很佩服他的功底。他写的社论既有创意，又有见地，红卫兵报在他的主持下办得十分有生气，当然那绝对是宣扬斗争哲学的。
除了工作，我和淘淘其实并没有什么交往。我17岁，只比他小两岁，但却显得幼稚多了。那时的我对他不仅敬佩，还存几分敬畏。
我们的老保红卫兵总部不久就被造反派冲垮了。我和淘淘的第二次见面已是一年以后。短短的一年间，国事家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父亲都成了革命的对象。淘淘的父亲，一位在北伐战争中参加革命、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在华东局机关造反派的一次批斗会后，就在家中放煤气自杀身亡了。但我们都没有因为家庭“由红变黑”的变故而放弃革命的理想，即便在我们各自的学校里都有人贴大字报称我们是“修正主义的苗子”。但显然那段时间里我变得蔫蔫的，文革初期打破寒窗，如同阳光般的革命激情，已变得黯然失色，困惑地观望着如同海啸一样的革命毫无方向地冲垮着现存的一切。
有一天在广播里听到北京有几个中学生自愿到内蒙当牧民，我陡然兴奋起来。我和几个同学不约而同地想到，离开城市，离开这人斗人争的战场，到最苦的地方去脱胎换骨。我起草了一份热情洋溢的到边疆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倡议，得到了来自五、六所中学的二十多人的响应。
淘淘也是其中之一，他召集了他们学校的同学一起参加我们的讨论会。经他这个笔杆子修改后，我们向全国数省边疆发出了申请。但当时全国都在打派仗，乱哄哄的，没有权威性的地方政府可以接纳我们。直到一年后，1968年的八月，上海教卫组织才同意放我和几个同学去我们自己联系的青海藏民区插队落户。那还在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之前。
第一次离开城市，离开了妈妈（爸爸已被监禁），我这颗黄浦江边的海沙被吹到了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黄土高原，和那里的黄沙滚在了一起。虽然生活艰苦，气候恶劣，但是当地藏汉农牧民的纯朴和热情，让我感受了人间的真情和温暖。虽然离家遥远，但也远离了喧嚣，远离了海派小人当道的势力范围。
大概又过了一年，我忽然收到一封发自江西的来信，信的署名是淘淘。他从熟人那里打听到了我的情况和地址。原来，他在我离沪前一个月就已和几个同学步行到了江西井冈山地区的一个小山村，留下来当了农民。我至今依然记得他信中热情如火的豪言壮语：“这里的土是红色的，当年苏区红军的鲜血浇灌了这片土地。现在我们要在这红色但贫瘠的土地上写下新的篇章！”
我很快给他回了信。来往于“黄土”与“红土”之间的信件至少要一个月，这样反而使信件显得弥足珍贵。一封信被反反复复在煤油灯下翻看，熏得发了黑，可却被清清楚楚地印记在我的脑海中。
上海知青的到来，使我们村的信件报纸多了许多。县城的邮递员如不遇上风雪，一周总会来两次。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一半的路程是气喘咻咻地推着车上坡的。如果碰上我们在离公路不远处干活，他会像唱山歌似地吆喝着：“江西、上海、北京……来信了哟！”
我很爱读淘淘的信，有丰富的内容，深刻的内涵，又有潇洒的文采，还常常赋诗于信中。我的思绪常会随着他的字迹散发出的情感而流动着，跌宕起伏着。记得有一回他所在的村庄山洪爆发，他为抢救农民的孩子受寒发了高烧。灾后，为了援助失去生活用品的农民，他又捐出了全部的衣物，自己只剩下穿在身上的汗衫、短裤。我除了崇拜他的献身精神，一种无名忧虑的牵挂也常袭过心头。
冬来夏去，1971年的春节，我们都回到上海看母亲。当我们见面时，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有聊不完的话。他非常伤感地回忆起他父亲在走上绝路的那天早晨说的一番不着边际的话，还有一直送他到门口、站在那儿看他远去的情景。他深深地自责，总觉得原本是可能阻止这个悲剧发生的。他隐隐感到父亲的选择是因为他了解的政治内幕太多，也许他已预感到局势之险恶……但他又转而批评父亲太懦弱了，为革命闯荡了一辈子，竟经不起群众运动的考验。他还频频地说自己与父亲已不是同路人，自己不该这么重父子之情，等等。他与我谈起了大浪淘沙，谈起了金子是如何从海沙中淘出来的。但他的面部流露出的却是困惑和疑虑。他对父亲的至深的骨肉亲情和那分明是苦痛和强迫的坚毅，让我想起了我们崇拜的与父亲决裂的牛虻。
几天之内，他那深邃的思索，坚定的意念，幽默、机智的表达和善良的心让我俩贴近了。当我们的谈话触及到我内心感受，我才意识到我貌似坚毅的外表下藏着的孤独和柔弱。我在他眼前就像荒漠中的一棵小树苗，期待着关爱。他陪着我上医院做了足部的一个小手术，以后每天都搀扶着我，像是一个可以依偎的兄长。
一天，他似不经意地说，集体户的同学都开他的玩笑，说他回上海看母亲是假，会我是真。后来又说，他们集体户有好几个女生，但他不知为何唯独惦念着我……我的脸红了，我相信他的话撞开了我青春懵懂的心。这种心与心的交流和理解让一种不知是不是称为爱情的东西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尽管我们相距天南海北，但却彼此摸得到对方跳动的脉搏，这样的知己恐怕踏破铁鞋无觅处。
淘淘的一个姐姐是中央文革一位大人物的弟媳妇，也到上海过年。她邀我去她家，一见面她就说：“我们淘淘最崇拜你了，把你的信寄给我看过……”我被她夸得心里美滋滋的。后来她谈到文化大革命，拿出一本内部刊印的红封皮厚书——林彪文选。她翻到其中一段：文化大革命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她说：“你必须理解它的深刻含义。过去革过命的老干部成了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他们正是这次革命要清除的对象”。我相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如此明确的文化革命的定义，比玩什么“海瑞罢官”、“三家村”的玄学要鲜明得多了，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她又说：“我们过去有优越的地位，不懂工农，我们应该与工农这个泥土掺沙子，而沙子和沙子是掺和不起来的。”这一番深奥的谈话让我似懂非懂，我想，我在艰苦的地区当农民不正是在与工农结合吗？难道我的觉悟还不够高吗？ 春节过后，我先启程回青海。淘淘到火车站为我送行时再三嘱咐我到了就写信报个平安。他用那宽大的臂膀拥抚着我的肩头，就算是“亲热地”告别了。来去匆匆的我，心里多了一份深深的眷恋。
不知是由于心切，还是冬季的交通不便，我发出的那封报平安的信寄出以后，久久未得到回信，这几乎让我绝望。我生怕淘淘会有什么不测。我天天盼望着到公路边干活，天天盼着那辆绿色的自行车和邮递员的山歌。终于有一天淘淘来信了，薄薄的，可不像以往那样洋洋洒洒七、八页纸，几乎能把信封撑破。我迫不及待地撕开，读了几行就定格在那里，似乎血循环霎时停顿，头晕目眩……
那是一封绝交信。他告诉我，在我走后，他全家讨论了我们的事，做了他的思想工作，要点是：我们太年轻（那年我21岁），不适于早恋；地理原因，难以沟通；干部子弟应与工农结合，掺沙子 …… 淘淘说，家里的意见有道理，作为干部子弟我们要彻底地与工农相结合。他太感情用事，有小资产阶级情调，考虑不成熟，向我道歉。建议以后我们做朋友，不做恋人。
我的情绪当然是一落千丈，难过了好一阵子。后来我听与淘淘在一起插队的朋友说，他姐姐说我父亲有重大问题，不可能获释，让他一定要快刀斩乱麻。所以掺沙子不过是一个不想伤害我的妥当的托词。他也痛苦过一阵子，但他要求自己必须克服小资情调，不做感情的奴隶。从此我们再也不通信了，不做恋人，连朋友也难做了。
又过了一年，借调我工作的县农技站派我去南方出差。江西的朋友请我在路过时稍作停留。淘淘与我的许多熟人都在那县里当知青。我一到，便有多事者通知了已在县文工团当编剧的淘淘。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见到了他，朋友全借故溜了，让我们能单独谈话。我心慌意乱，尴尬不已，却故作自然地在那里谈天说地。
淘淘告诉我党组织正在考虑吸收他入党。我们都小心翼翼地不提敏感话题，可他最后仍没忘记提醒我：“我们的事就过去了吧，不要让小资情调左右自己。”我虽嘴上不说，心里很气，当晚写了一封信回敬他。我说我根本没打算来见他，以后也永远不会再见他。这气话后来居然成真。
由于紧跟形势，努力工作，克勤克俭，淘淘真的入了党。而入党前，他后来的女友，县文工团的歌唱演员（上海知青）却也因为家庭问题（舅舅是台湾的国民党员）又被他以家里不同意，以“要与泥土掺沙子”为由而分手。淘淘这颗几乎纯金般的砂子不仅不能与混杂的沙为伍，也一次次地背叛了自身的情感。他对自己一次次地掀起浪涛，荡涤着头脑中的污泥浊水，最终成了光荣的金色成员。
而经过“林彪事件”、“天安门事件”，我越来越清楚那些革“革过命的人”的命之流的野心，我已经根本不相信那些“左派”的言论。当我听说淘淘对邓小平出山愤愤不平，说这个老右倾肯定会翻案时，我庆幸没有和他走到一起，他的彻底的革命性不是我这个凡人接受得了的。
几年中，我被当地选送上海读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青海。在文革的第十个年头，四人帮打倒了，我父亲解放了，好事连连，我的心情又重新开朗了。
有一天收到江西一个朋友的信，那信中带来的消息如五雷轰顶：淘淘自杀身亡！
事情发生在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调兵遣将欲包围京、沪，抢班夺权，但却被叶剑英等老帅识破。眼看大势已去，淘淘的姐夫带着他哥哥（主导文革的四人之一）的儿子到淘淘那里躲避，并留下了两本日记。当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正式公布之后，淘淘偷偷把那两个日记本烧了。此事很快暴露了，好像还是他自己交待的。淘淘本已是干部提拔的对象，这会儿忽然成了审查的对象，被隔离在文工团。他始终交代不清那日记里记了什么，也说不明他为什么要烧掉的动机。小县城里越传越神，后来索性就说那是四人帮主犯阴谋篡党的日记，他交代不清是无法过关的。
可不知怎的，有一个晚上文工团演戏，看守他的人熬不住，交待了他几句就溜去看戏了。淘淘溜出去买了医院消毒用的来苏儿水，一饮而尽，结束了他29岁年轻的生命。死前，他在办公桌上留下了一份向党忏悔的遗书和一本存有七百元钱的银行存折，作为最后一次党费——报效他始终热爱的党……
看到这里我哭了。据我对他的了解，我相信那是他死前的真话。他不会仅仅是因为压力而死，他是为一个嵌入他灵魂的“真理”而死，他是为他的那个信仰的绝望而死，他是为他那颗赤诚的心无法再燃烧而死！是那个淘金的时代吞噬了他的灵魂！当理想破灭时，他残存的生命将不再有价值，他选择了让自己的生命和灵魂一起消亡。他的死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终结！
他和父亲都为了那场文革自杀了。一个是革命了一生，无怨无悔从国民党投入共产党的怀抱，却被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的波涛卷走了。另一个牺牲了一切投身于吞噬了他父亲的革命浪潮，在炼金的熔炉里化成了灰烬……
淘淘活着的时候，他已经在我的心里死了。而他悲剧般的命运却让我终身难忘，以至于在埋葬他的年代过去30多年后的今天，我竟忍心揭开我内心那块难以愈合的创伤，让我的故事永远不再埋在心里，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我，一颗无足轻重的尘沙，经狂风巨浪无数次冲刷，却始终没能成金。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我成了一颗自由自在的流沙，随波飘流，浪迹天涯，唯有生命仍存，坦诚依在。
我曾向一位懂得淘金的长者打听闪光的金子是如何从沙堆里淘出来的。他说，真金子埋藏在泥沙中并不发光，是经过加工才变得发亮的。他的话让我久久地深思，而终于顿悟……
后记：
几年前在上海，当年在淘淘那个文工团工作的老同学与我提起淘淘。他说淘淘的遗体在文工团的院子里放了几天，还是他买了鞋子给穿上，和几个知青凑了钱帮助下葬的。他说：“淘淘是个好人，但他对自己过于严酷。我们都等到了今天的好日子，他却永远不明不白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