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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身份问题是后殖民文学中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是生活在后殖民社会和国家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奈保尔的《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分析这一重要主题。《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展示给读者们的是毕斯沃斯先生在后殖民社会里，无论是定位于印度或特立尼达还是英国的身份寻找都注定是失败的。这一混杂性文化身份的确立，就注定了毕斯沃斯先生无论对印度﹑特立尼达还是英国文化都具有依附又背离的尴尬身份。
关键词：混杂性文化身份；依附和背离；《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
一、文化身份研究的价值
文化身份是否有被认同感会造成精神上的危机感、生活上的无意义感和价值上的无归依感。奈保尔在现实世界里选择到处旅行式生活方式，本质上是他精神层面无归属感的外在体现，对出生地特立尼达拼盘文化的否认和拒绝，对母国印度传统文化的爱恨交加的情感状态以及对宗主国文化的即依附有背离的实际，都是无身份归属感这一本质性原因所致。身份认同虽然不是20世纪才出现的问题，但20世纪可以说是身份认同危机的时代。
二、即依附又背离于三种不同的文化
（一）即依附又背离于印度文化
1.依附于印度教
印度教，印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奈保尔在情感上扎根并依附于印度古老的文化，人们对于它的态度无法避免地烙上文化身份的烙印。作为后殖民时期的重要作家，奈保尔把自己这一复杂文化归属感植入作品中。与印度教的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奈保尔的祖父时代。为了生计和家人提供富裕的生活条件，他的祖父在十九世纪初离开印度来到了特立尼达。尽管离印度甚远，但在印度的社会文化生活氛围，在异国他乡不但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年轻的奈保尔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祖辈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甚至语言的表达方式都没有改变过。在书中关于主人公毕斯沃斯的父亲露富先生的葬礼的描写就充满了印度传统宗教文化。在第32页 葬礼上的沐浴，炭灰和血让读者们看到奈保尔对印度教的崇敬和思乡的情怀。宗教的社会作用使得每一个体从道德上依附于这一文化相态当中。印度教对于印度人在民族上，道德上的和日常生活当中的影响就像基督教对欧洲人，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一样至关重要。宗教信仰就是一个民族心理的归属感，背离社会群体所属的宗教信仰就意味着背离他所属的文化，印度教也不例外。猴子，被印度人意味着神圣而纯洁，也已经成了印度人精神上的保护神。奈保尔在作品开头用“猴子-上帝”来形容哈努曼家族，预示着印度人对印度教的内心向往和归属感。
2.背离于印度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可谓印度社会的万恶之源，它阻挡了印度文明的前进脚步。就印度文明的发展来说，正如学者所言：“整个印度历史都是一部外族入侵史，种姓制度妨碍人们组织起强大的抵抗力量。” 对于奈保尔来讲，当他在特立尼达的印度社区生活时，他们甚至都可以拿种姓制度问题开玩笑了，没有人真正地拿种姓问题当回事。可是在印度，种姓问题依然是一件严肃的大事，阶级意识早已根深蒂固，没有一个印度人能够彻底摆脱他的种姓根源。早在荷马史诗之前一千五百年，印度的史诗已经在倡导阶级观念了， 而它的影响力持续到今天。在作家眼中，种姓制度已经不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可人们不能逾越这种制度，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在《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中对种姓制度的态度就体现得淋漓尽致。毕斯沃斯的家族--图尔斯家族是来自北印度的婆罗门种姓，与其在印度的家族仍然有通信来往。他们的身份比特立尼达其他印度人要高，坚持认为“血统是最重要的”，如这个家族的一个成员所言：“无论你怎么洗一头猪，你都不会把它变成一头牛”（第300页）。所以图尔斯家挑选女婿总是不会忘记对方的种姓，不怕经济状况或工作不济，就怕出身不好。这里不难发现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却是个卖椰子的女婿，如毕斯沃斯的联襟格温德；如穆罕·毕斯沃斯先生，不难理解的是，在印度，婆罗门身份本来就不必然对应着经济状况。
（二）即依附又背离于特立尼达文化
1.依附于特立尼达文化
特立尼达位于小安地列斯群岛的东南部，是加勒比海中的岛屿之一，西南和西北与委内瑞拉隔海相望。这个岛上的原著民为印第安人阿拉瓦克族和加勒比族。1498年哥伦布首次发现了这里，随后宣布为西班牙所有。1781年该岛被法国占领。1802年又据《亚眠条约》而被划归英国。1932年奈保尔出生时这个岛上的种姓构成已基本定型---其人口主要由黑人、印度人、欧洲殖民者组成，另外还有少数的混血中国人和不多的一些黑白混血人。正如奈保尔在《米格尔街》中所展示的那样，这里有非洲裔黑人文化、欧洲殖民者白人文化、亚洲印度教文化、印度的伊斯兰文化及混血人的“混杂文化”等。作为出生地和成长地的特立尼达文化不可避免的对奈保尔的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背离于特立尼达文化
维纳·克巴尔指出：“《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写的是特立尼达印度人的痛史：在一座岛上建造一座自己的房屋，却依然感觉是在异乡，不受欢迎。比斯沃斯居住、建造或拥有的每一座房子，从未给他带来安全感，相反的，那封闭的哈努曼大宅、拥有的乡村小铺子、未能完成的半现代化的房子，都是他的处境的象征以及那个时代特立尼达印度人的象征。在哈努曼大宅的淫民后代在淡化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却无法认同当地文化，依然把特立尼达视作是异己的土地。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到，奈保尔从来没把特立尼达视为安身立命之地。1949年11月24日奈保尔致卡姆拉的信里写道：“我呆在特立尼达的日子已快结束了， 只剩下9个月了。绝不再回来，我确信如此。”即使在父亲病危，家人要求他回家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回到这块土地。他把回到特立尼达看成是可怕的灾难。另外，他把这块祖辈就移居的土地看成是野蛮之地，人民目光短浅，从特立尼达来的亲戚们愚笨粗俗又令人讨厌，以至于认为“特立尼达是大海中最可笑的一座岛屿。”（1951年，致卡姆拉）。父亲死后，他给母亲写信说在：“我认为我不适宜特立尼达的生活方式，如果要我在那里度过一生，我会死掉。那地方太小，价值观念都是错误的。它是微不足道的。”（1954年，致母亲）。就是说，他虽然出生在特立尼达却不是特立尼达人，他没有特立尼达人所必须的特立尼达文化特征，这样，一开始就注定了作家其后必然要遭遇文化的认同危机，在后来也反映在有关特立尼达生活的作品里。 （三）即依附又背离于英国文化
1.依附于英国文化
对于印度和特立尼达文化身份的追求彻底失败之后，奈保尔对英国依附的情感追求随着他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被印度种姓制度在精神上破坏并使其分裂的特立尼达印度人试图用基督教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对文化身份的定位。基督教对于奈保尔的拯救从他的每一座房子中都能体现到。《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的第279页中写道：“你的父亲是谁？”“你 ？”“错， 我不是你的父亲。上帝才是你的父亲。”“啊，那你呢？” “我只是某人。不是其他人， 我只是你认识的一个人而已。”第340页中又写道： 比斯沃斯的儿子阿曼达就从发自内心地向往着基督教。有一次在他在歌声中这样唱到： “耶稣爱我，是的，我知道。”
的确，从遥远的西印度洋群岛那个“吃人的地方”（“加勒比”这个名字的西班牙语意思正是“食人地区”），那个“未开化”的野蛮小岛，“从帝国权势的另一端”来到大英帝国的首都，对于青年奈保尔是多么值得重视的事情！他的憧憬很多：期待看到狄更斯小说笔下的伦敦，期待身临想象中伟大如罗马的帝国之都，期待看到代表帝国的巨大和权力。来到英国之后，奈保尔的生活方式以舒适、方便、简单和现代为主。这种生活上的改变在作品中的体现得淋漓尽致。塔拉和阿扎哈夫妇为了体现优于特立尼达印度人传统的形象，模仿西方人喝咖啡、嚼口香糖、穿牛仔裤、喜爱西方的雕塑作品，被比斯沃斯称之为“抓蟹的人”（第438 页）。就这样，奈保尔在没有完全理解大英帝国的文化的状态下，接受了纯正英语的教育、在哈弗学习了西方历史和文学、享受着伦敦的现代生活的便利。但奈保尔能够真正地融入到英国人的生活并且找到在大英帝国的归属感吗？
2.背离于英国文化
奈保尔是带着对特立尼达的厌恶和对印度教的拒绝，满怀着希望和憧憬去欧洲的，那时他还不知道，在牛津求学将会对他造成怎样的困惑。英国展示给他的是一个：有思想、有哲学、有文学、有艺术的殿堂，哪个都是一个落后的殖民地人所望尘莫及的。但就在这里，奈保尔经历了远比贫困更痛苦地，渴望被认同的文化身份寻求之旅。
奈保尔拼起所有精力，努力地在书海里畅游着。然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所处处遇到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困惑。这使得奈保尔本来就模糊的文化归属感更加地迷茫不堪。再加上，印裔族群的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其他方面的边缘化，导致了奈保尔在去英国不久就意识到他的再次无根的漂泊感：殖民地人的歧视、语言的至上感及生活各个方面的无限优越感使得奈保尔对自己向往已久的大英帝国的情感有了逐渐疏远的心境。他在第312页上在婚姻的选择上，奈保尔也遵循了自己一开始所向往的美丽的白人姑娘，并与其结了婚。然而，好景不长，在无数次与自己接受过的印度教思想的博弈，斗争和挣扎后，他的婚姻以失败告终。因为，在印度，人们都严格地遵循着种姓制度来选择自己的婚姻，如果，有人与不同种姓的人通婚或与异族人结婚的话，就会遭到永远不能生育的诅咒。现实中的奈保尔坚信了这一点，因此，他也一生都因这段婚姻中而痛苦着而不能自拔，甚至，一度被传出奈保尔得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想必，这与他背弃了族群的宗教信仰而选择的婚姻不无关系吧。
三、结语
奈保尔就这样在三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当中游历着，漂泊者，无根地活着。他对哪一种文化都即依附又背离的文化植根方式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系列文化问题的一个。在随着国际移民的迅速增长，“移民不可避免地在民族国家内部形成民族文化多样化，改变认同，模糊传统的众多矛盾。”并同时在移民输出国和接纳国产生出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众多矛盾。奈保尔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在找寻固定的某一种文化身份的过程中漂泊着，就像比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一样漂泊着——寻根。
参考文献：
[1]邱永辉.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M].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第一卷（第三期）：60.
[2]刘象愚，罗钢.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M].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研究读本》， 2000， 第八卷（第32期）：98.
[3]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第8卷（第3期）：113-114.
[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 2002， 第二版（第47期）：57-58.
[5]汤林森著，冯建三译，郭英剑校.文化帝国主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第53卷（第8期）：38-39.
[6]贾英健.全球化与民族国家[M].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第3卷（第5期）：89-91.
[7]王宁.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J].外国文学， 1999， 第5卷（第4期）：38-39.
关键词：混杂性文化身份；依附和背离；《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
一、文化身份研究的价值
文化身份是否有被认同感会造成精神上的危机感、生活上的无意义感和价值上的无归依感。奈保尔在现实世界里选择到处旅行式生活方式，本质上是他精神层面无归属感的外在体现，对出生地特立尼达拼盘文化的否认和拒绝，对母国印度传统文化的爱恨交加的情感状态以及对宗主国文化的即依附有背离的实际，都是无身份归属感这一本质性原因所致。身份认同虽然不是20世纪才出现的问题，但20世纪可以说是身份认同危机的时代。
二、即依附又背离于三种不同的文化
（一）即依附又背离于印度文化
1.依附于印度教
印度教，印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奈保尔在情感上扎根并依附于印度古老的文化，人们对于它的态度无法避免地烙上文化身份的烙印。作为后殖民时期的重要作家，奈保尔把自己这一复杂文化归属感植入作品中。与印度教的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奈保尔的祖父时代。为了生计和家人提供富裕的生活条件，他的祖父在十九世纪初离开印度来到了特立尼达。尽管离印度甚远，但在印度的社会文化生活氛围，在异国他乡不但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年轻的奈保尔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祖辈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甚至语言的表达方式都没有改变过。在书中关于主人公毕斯沃斯的父亲露富先生的葬礼的描写就充满了印度传统宗教文化。在第32页 葬礼上的沐浴，炭灰和血让读者们看到奈保尔对印度教的崇敬和思乡的情怀。宗教的社会作用使得每一个体从道德上依附于这一文化相态当中。印度教对于印度人在民族上，道德上的和日常生活当中的影响就像基督教对欧洲人，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一样至关重要。宗教信仰就是一个民族心理的归属感，背离社会群体所属的宗教信仰就意味着背离他所属的文化，印度教也不例外。猴子，被印度人意味着神圣而纯洁，也已经成了印度人精神上的保护神。奈保尔在作品开头用“猴子-上帝”来形容哈努曼家族，预示着印度人对印度教的内心向往和归属感。
2.背离于印度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可谓印度社会的万恶之源，它阻挡了印度文明的前进脚步。就印度文明的发展来说，正如学者所言：“整个印度历史都是一部外族入侵史，种姓制度妨碍人们组织起强大的抵抗力量。” 对于奈保尔来讲，当他在特立尼达的印度社区生活时，他们甚至都可以拿种姓制度问题开玩笑了，没有人真正地拿种姓问题当回事。可是在印度，种姓问题依然是一件严肃的大事，阶级意识早已根深蒂固，没有一个印度人能够彻底摆脱他的种姓根源。早在荷马史诗之前一千五百年，印度的史诗已经在倡导阶级观念了， 而它的影响力持续到今天。在作家眼中，种姓制度已经不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可人们不能逾越这种制度，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在《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中对种姓制度的态度就体现得淋漓尽致。毕斯沃斯的家族--图尔斯家族是来自北印度的婆罗门种姓，与其在印度的家族仍然有通信来往。他们的身份比特立尼达其他印度人要高，坚持认为“血统是最重要的”，如这个家族的一个成员所言：“无论你怎么洗一头猪，你都不会把它变成一头牛”（第300页）。所以图尔斯家挑选女婿总是不会忘记对方的种姓，不怕经济状况或工作不济，就怕出身不好。这里不难发现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却是个卖椰子的女婿，如毕斯沃斯的联襟格温德；如穆罕·毕斯沃斯先生，不难理解的是，在印度，婆罗门身份本来就不必然对应着经济状况。
（二）即依附又背离于特立尼达文化
1.依附于特立尼达文化
特立尼达位于小安地列斯群岛的东南部，是加勒比海中的岛屿之一，西南和西北与委内瑞拉隔海相望。这个岛上的原著民为印第安人阿拉瓦克族和加勒比族。1498年哥伦布首次发现了这里，随后宣布为西班牙所有。1781年该岛被法国占领。1802年又据《亚眠条约》而被划归英国。1932年奈保尔出生时这个岛上的种姓构成已基本定型---其人口主要由黑人、印度人、欧洲殖民者组成，另外还有少数的混血中国人和不多的一些黑白混血人。正如奈保尔在《米格尔街》中所展示的那样，这里有非洲裔黑人文化、欧洲殖民者白人文化、亚洲印度教文化、印度的伊斯兰文化及混血人的“混杂文化”等。作为出生地和成长地的特立尼达文化不可避免的对奈保尔的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背离于特立尼达文化
维纳·克巴尔指出：“《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写的是特立尼达印度人的痛史：在一座岛上建造一座自己的房屋，却依然感觉是在异乡，不受欢迎。比斯沃斯居住、建造或拥有的每一座房子，从未给他带来安全感，相反的，那封闭的哈努曼大宅、拥有的乡村小铺子、未能完成的半现代化的房子，都是他的处境的象征以及那个时代特立尼达印度人的象征。在哈努曼大宅的淫民后代在淡化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却无法认同当地文化，依然把特立尼达视作是异己的土地。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到，奈保尔从来没把特立尼达视为安身立命之地。1949年11月24日奈保尔致卡姆拉的信里写道：“我呆在特立尼达的日子已快结束了， 只剩下9个月了。绝不再回来，我确信如此。”即使在父亲病危，家人要求他回家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回到这块土地。他把回到特立尼达看成是可怕的灾难。另外，他把这块祖辈就移居的土地看成是野蛮之地，人民目光短浅，从特立尼达来的亲戚们愚笨粗俗又令人讨厌，以至于认为“特立尼达是大海中最可笑的一座岛屿。”（1951年，致卡姆拉）。父亲死后，他给母亲写信说在：“我认为我不适宜特立尼达的生活方式，如果要我在那里度过一生，我会死掉。那地方太小，价值观念都是错误的。它是微不足道的。”（1954年，致母亲）。就是说，他虽然出生在特立尼达却不是特立尼达人，他没有特立尼达人所必须的特立尼达文化特征，这样，一开始就注定了作家其后必然要遭遇文化的认同危机，在后来也反映在有关特立尼达生活的作品里。 （三）即依附又背离于英国文化
1.依附于英国文化
对于印度和特立尼达文化身份的追求彻底失败之后，奈保尔对英国依附的情感追求随着他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被印度种姓制度在精神上破坏并使其分裂的特立尼达印度人试图用基督教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对文化身份的定位。基督教对于奈保尔的拯救从他的每一座房子中都能体现到。《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的第279页中写道：“你的父亲是谁？”“你 ？”“错， 我不是你的父亲。上帝才是你的父亲。”“啊，那你呢？” “我只是某人。不是其他人， 我只是你认识的一个人而已。”第340页中又写道： 比斯沃斯的儿子阿曼达就从发自内心地向往着基督教。有一次在他在歌声中这样唱到： “耶稣爱我，是的，我知道。”
的确，从遥远的西印度洋群岛那个“吃人的地方”（“加勒比”这个名字的西班牙语意思正是“食人地区”），那个“未开化”的野蛮小岛，“从帝国权势的另一端”来到大英帝国的首都，对于青年奈保尔是多么值得重视的事情！他的憧憬很多：期待看到狄更斯小说笔下的伦敦，期待身临想象中伟大如罗马的帝国之都，期待看到代表帝国的巨大和权力。来到英国之后，奈保尔的生活方式以舒适、方便、简单和现代为主。这种生活上的改变在作品中的体现得淋漓尽致。塔拉和阿扎哈夫妇为了体现优于特立尼达印度人传统的形象，模仿西方人喝咖啡、嚼口香糖、穿牛仔裤、喜爱西方的雕塑作品，被比斯沃斯称之为“抓蟹的人”（第438 页）。就这样，奈保尔在没有完全理解大英帝国的文化的状态下，接受了纯正英语的教育、在哈弗学习了西方历史和文学、享受着伦敦的现代生活的便利。但奈保尔能够真正地融入到英国人的生活并且找到在大英帝国的归属感吗？
2.背离于英国文化
奈保尔是带着对特立尼达的厌恶和对印度教的拒绝，满怀着希望和憧憬去欧洲的，那时他还不知道，在牛津求学将会对他造成怎样的困惑。英国展示给他的是一个：有思想、有哲学、有文学、有艺术的殿堂，哪个都是一个落后的殖民地人所望尘莫及的。但就在这里，奈保尔经历了远比贫困更痛苦地，渴望被认同的文化身份寻求之旅。
奈保尔拼起所有精力，努力地在书海里畅游着。然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所处处遇到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困惑。这使得奈保尔本来就模糊的文化归属感更加地迷茫不堪。再加上，印裔族群的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其他方面的边缘化，导致了奈保尔在去英国不久就意识到他的再次无根的漂泊感：殖民地人的歧视、语言的至上感及生活各个方面的无限优越感使得奈保尔对自己向往已久的大英帝国的情感有了逐渐疏远的心境。他在第312页上在婚姻的选择上，奈保尔也遵循了自己一开始所向往的美丽的白人姑娘，并与其结了婚。然而，好景不长，在无数次与自己接受过的印度教思想的博弈，斗争和挣扎后，他的婚姻以失败告终。因为，在印度，人们都严格地遵循着种姓制度来选择自己的婚姻，如果，有人与不同种姓的人通婚或与异族人结婚的话，就会遭到永远不能生育的诅咒。现实中的奈保尔坚信了这一点，因此，他也一生都因这段婚姻中而痛苦着而不能自拔，甚至，一度被传出奈保尔得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想必，这与他背弃了族群的宗教信仰而选择的婚姻不无关系吧。
三、结语
奈保尔就这样在三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当中游历着，漂泊者，无根地活着。他对哪一种文化都即依附又背离的文化植根方式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系列文化问题的一个。在随着国际移民的迅速增长，“移民不可避免地在民族国家内部形成民族文化多样化，改变认同，模糊传统的众多矛盾。”并同时在移民输出国和接纳国产生出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众多矛盾。奈保尔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在找寻固定的某一种文化身份的过程中漂泊着，就像比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一样漂泊着——寻根。
参考文献：
[1]邱永辉.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M].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第一卷（第三期）：60.
[2]刘象愚，罗钢.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M].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研究读本》， 2000， 第八卷（第32期）：98.
[3]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第8卷（第3期）：113-114.
[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 2002， 第二版（第47期）：57-58.
[5]汤林森著，冯建三译，郭英剑校.文化帝国主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第53卷（第8期）：38-39.
[6]贾英健.全球化与民族国家[M].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第3卷（第5期）：89-91.
[7]王宁.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J].外国文学， 1999， 第5卷（第4期）：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