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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人李调元所撰《剧话》，其中大部分条目实系剿自翟灏的《通俗编》，其剿录方式主要表现为照录原文、精简赅括、增补修订以及整合多则为一则等四种。在版本流传上，《剧话》《通俗编》及收录它们的《函海》也表现出了彼此牵缠、棼丝难解的面貌特征，这主要是由于《函海》的不同编者在不同时段的编订意图不同而造成的。此外，《剧话》尽管主要系剿录而成，但也具有它自身独特的历史贡献与文献价值。
关键词：《通俗编》;《剧话》;《函海》;李调元;版本牵缠;内容重合
中图分类号：J8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1）01-0046-17
清人李调元所撰《剧话》是一部重要的古代文人笔记体戏曲论著，初刊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本《函海》，共两卷;复刊于清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本《函海》，题四卷，实两卷;此后诸版《函海》均未再收录。直至民国年间任讷所编《新曲苑》，据某氏传抄《函海》本排印，然此本或因传抄之故有所改动，已与《函海》原本不尽相同。
多年以来，《剧话》一直作为古典戏曲重要论著在学界传用，且影响颇大。如《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等大型戏曲资料丛书，即据清乾隆四十九年《函海》本对其进行收录。据中国知网统计，自1990年代以来，共有477篇专业论文引用过该书，论著则更难以悉数。然而，笔者近期考察后发现，该书绝大部分内容，均剿自清人翟灏所著类书《通俗编》。今不揣谫缪，略陈如下，以祈方家指谬。
一、《剧话》与《通俗编》内容上的高度重合
《通俗编》系清代康乾间人翟灏所编的一部资料性类书，其书根据门类分列为天文、地理、时序、伦常等三十八卷，其中多收俗语民谚及故事传说等。从是书内容可见，作者于元明清戏曲小说颇为熟稔，书中涉及戏曲曲词者计有三百余则，而论及戏曲伎艺及传奇杂剧本事考证者又有一百余则，可算是半部戏曲文献的资料汇编。然而也正因此，是书和与其同时稍后且酷嗜戏曲的著名学人李调元之著作《剧话》在内容上发生了言说难尽的牵缠。
据笔者考察，《剧话》上下卷共收剧话80则，计有67则与《通俗编》高度重合。其中见于《通俗编》卷三十一者10则，见于卷三十七者54则，另有3则分别见于卷七、卷十七和卷二十五。《剧话》上卷27则，见于《通俗编》卷七“文学”、卷十七“言笑”、卷二十五“服饰”、卷三十一“俳优”、卷三十七“故事”者14则;下卷53则则全部剿自《通俗编》卷三十七“故事”（见附表）。
按《剧话》初刻本刻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复刻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经邓长风比较，二者除壬寅本题署二卷，甲辰本题署四卷而实二卷外，在内容及文字上均完全相同;而翟氏无不宜斋刻本《通俗编》则刊刻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二者相去逾三十年。然而由附表可见，二书在篇目乃至文字上竟表现出极为显著的“相似度”，李调元剿袭《通俗编》以成己书的嫌疑恐无法开脱。
具体而言，李调元《剧话》对《通俗编》原作的“改造”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四端：
一是完全照录《通俗编》原文，一字不改。《剧话》中照录《通俗编》原文者计有19则，数量接近因袭《通俗编》条目的三成。其中绝大部分均为完全照录，几乎一字不改，如出自《通俗编》卷三十一的“南戏”条（见表1）：
由表1文字比对可见，刊印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十九年（1784）的《剧话》在文字上几乎与早其三十余年刊行的《通俗编》一字不差，惟文中“胡氏王实甫关汉卿《西厢》为戏文祖耳”句，语意似不可解，而究其实，乃自翟氏《通俗编》“胡氏乃以王、关《西厢》为戏文祖耳”一句转录时因疏忽脱字之故。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两文在征引祝允明《猥谈》时，均有“予见旧牒，有赵闳榜禁”句，凡熟悉戏曲史者皆知，其中“赵闳”实应为“赵闳夫”，翟氏《通俗编》刻本脱字，李调元《剧话》与之错得一模一样，显然系未加详察，直接迻录《通俗编》而未经校订所致。
此外，还有极少数将原文转引出处删去，径云被引之书的，如同样出自《通俗编》卷三十一的“海盐腔”条（见表2）：
表2两节文字，《剧话》除去仅删去了《通俗编》中所转引《乐郊私语》的文献来源《香祖笔记》，而径云《乐郊私语》，以及“实发于贯酸斋”作“实法于贯酸斋”外，其余文字俱同。尽管翟、李二书有显著的刊刻时间先后之别，但为彻底弄清二者文字的因袭关系，笔者特意查阅了其中引用的《乐郊私语》及《香祖笔记》二书原文。
《乐郊私语》（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籍本）：
（海盐）州少年多善歌乐府，其传皆出于澉川杨氏。当康惠公存时，节侠风流，善音律，与武林阿爾哈雅之子云石交善。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髙引，可彻云汉，而康惠独得其传。今杂剧中有《豫让吞炭》、《霍光鬼谏》、《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制，以寓祖父之意，第去其著作姓名耳。其后长公国材、次公少中，复与鲜于去矜交好。去矜亦乐府擅场，以故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歌调者。由是州人徃徃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云。[3]
《香祖笔记》（卷一，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乐郊私语》云：“海盐少年多善歌，盖出于澉川杨氏。其先人康惠公梓与贯云石交善，得其乐府之传。今杂剧中《豫让吞炭》、《霍光鬼谏》、《敬徳不伏老》，皆康惠自制。家僮千指，皆善南北歌调，海盐遂以善歌名浙西。”今世俗所谓‘海盐腔’者，实发于贯酸斋，源流远矣。[4]
由上可见，《乐郊私语》文字与《通俗编》《剧话》差异颇大，而《香祖笔记》中文字除“澉川”二字与翟、李二书中“澉浦”略有差异外，其余文字俱同。并且，《香祖笔记》在引用《乐郊私语》时，并非原文引用，而是作了较大幅度的精简与加工，并且加上了自己的评价：“今世俗所谓‘海盐腔’者，实发于贯酸斋，源流远矣”。其后翟氏在处理这段文字时，应当并未见到《乐郊私语》原书，而系引用《香祖笔记》所改易的文字，因此，不仅文字与《香》书全同，就连《香》书在文末的那句评价，也当作了《乐》书一并照录。而李调元在剿录翟书时，不辨来源，在不校核原文的情况下径引《乐郊私语》，以致闹出了书名与文字张冠李戴的笑话。同时，他又因承了翟氏书中讹“澉川”为“澉浦”的错误。由以上数端，可以确定：《剧话》这段文字必系剿袭自翟氏《通俗编》无疑。 在《剧话》中，第6、7、8、11、12、20、25、26、32、34、40、42、43、47、50、55、74、76、79则均属此类（因《剧话》各则未标题目，以下各则次序俱依附表）。
二是在《通俗编》原文基础上的精简赅括。《通俗编》原文考证往往比较琐细，对于经眼文献，多一一照录，致使每则词条相对较长，适合初学者了解本末源流，但对于文人学士来说难免过于芜杂。李调元或许是因为嫌其芜汰，因而很多条目仅摘其要录，粗陈梗概即已。《剧话》中据《通俗编》原文精简者计有36则，数量超过因袭《通俗编》条目的一半以上。究其节录方式，又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综合节录原文梗概
李调元综合节录原文梗概的计有24则，就内容而言，多是自《通俗编》原文中提炼精简而得，文字虽有差异，大意则并无区别。如出自《通俗编》卷三十七的“荆钗剧”条（见表3）：
由表3可见，李调元仅是在《通俗编》文字基础上缩写了近百字，使之更符合学者的阅读习惯。至于其主体内容及引用文献等，则俱因仍于《通俗编》，没有任何变化。
2.略去出处考察而径用按语
李调元在剿录《通俗编》时，或许是为了节省笔墨，很多条目往往省去《通俗编》原文对戏曲本事的出处考察，而直接截用翟氏按语。这类情况共有5则，如出自《通俗编》卷三十七的“程婴匿赵孤”条（见表4）：
由表4《剧话》文字，一望可知系直接舍弃了翟书引用《容斋随笔》的考证文字而剿录其按语，攘为己见。
3.删减原文征引文献
《通俗编》在考证戏曲本事源流时，征引颇富，往往相关文献连类而下。而李调元在剿录《剧话》时，或是嫌其过于芜汰，往往只节录部分征引文献。这类情况共有7则，如出自《通俗编》卷三十七的“范蠡载西施”条（见表5）：
由表5可见，《剧话》在剿录时，大约是嫌《通俗编》原文征引太繁，刻意删去了皮日休、李商隐、宋之问等人咏西子故事的诗句，其余文字，则基本因袭于《通俗编》。
在《剧话》中，第2、27、28、29、30、31、33、35、37、38、41、44、48、49、51、52、54、56、58、60、61、62、63、64、65、66、68、69、70、71、72、73、75、77、78、80则均属此类。
三是在《通俗编》原文基础上的增补修订。《剧话》中在《通俗编》原文基础上进行增补者计有6则，数量约占因袭《通俗编》条目的9%。其增补方式主要有二：
1.在《通俗编》原文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大幅补充并发表见解
这是《剧话》最具文献价值的部分之一（另一部分为《剧话》尚有13则暂未见抄袭来源的条目，颇有个人创见;其中关于“弋腔”“秦腔”“胡琴腔”等地方唱腔的介绍，系较早在戏曲论著中论及地方戏者），计有4例。其中有的系在个人知识储备基础上对《通俗编》原文的大幅补充，有的则结合个人阅历，在原文后以按语的形式发表个人见解。如出自《通俗编》卷三十一的“宾白”条（见表6）：
由表6两节文字可见，《剧话》系在剿录《通俗编》原文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按语，使得对宾白的解读更深一层。按李调元酷嗜戏曲，时常外出看戏，即便在乾隆诏禁官绅私蓄家伶的氛围中仍顶风蓄养家班，并携带家班四处游历，见李调元《童山集》相关记述。如《文集》卷十《答祝芷塘同年书》：“因就家童数人，教之歌舞，每逢出游山水，即携之同游。” 因而其在戏曲方面的理论素养甚高，除《剧话》外，还有《雨村曲话》等戏曲论著问世。在这则文字中，他根据自身阅历，在按语中提出了“曲白不欲多”的主张，可谓颇有见地。
2.补充个别字句或增补性说明
这种情况计有2例，基本与第一种“改造”方式完全照录《通俗编》原文无异，仅补充了个别引文或是在照录原文的最后，加上一句增补性的说明文字。如出自《通俗编》卷三十七的“杨六郎”条（见表7）：
表7两节文字，《剧话》仅在文末增补说明《宋史》所载潘美即戏曲中所谓之潘仁美，其余几乎无一字不重见于《通俗编》。
在《剧话》中，第5、9、10、16、46、57则均属此类。
四是整合《通俗编》多则文字，合为一则。《剧话》中依照题材，将《通俗编》不同条目整合为一则者计有6则，数量约占因袭《通俗编》条目的9%。这类情况主要是依照题材的相关度加以整合，内容上没有创新，仅是将相类题材条目摘要汇为一则，与第二种“改造”方式精简赅括《通俗编》原文差别不大。如整合自《通俗编》卷三十七的“刘关张恩若兄弟”“秉烛达旦”“单刀会”三则（见表8）：
在《通俗编》中，“刘关张恩若兄弟”“秉烛达旦”“单刀会”三则俱出自卷三十七“故事”，且三则条目依序衔接排列（其余被整合为一则的各主题亦均如此），李调元或许因见其主題相近、次序相接，因而将之整合在一则之内。
在《剧话》中，第36、39、45、53、59、67则均属此类。
不仅在文字上高度雷同，《剧话》与《通俗编》在各条目的排列次序上也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由文末附表可见，《剧话》重合于《通俗编》的条目仅有3则出自卷七、卷十七和卷二十五，其余64则全部出于《通俗编》卷三十一和卷三十七，为数最多。据笔者比对，发现在这两卷内部，《剧话》几乎全部因袭《通俗编》的编排次序，仅有“达磨渡江”与“祝发记”两则前后错位，以及整合为一则的“尉迟恭打朝”和“单雄信追秦王”次序颠倒。
鉴于《通俗编》（1751）与《剧话》（1784）在成书年代上有明显的先后之分，而二书在文字内容与排列次序上却均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一现象的直接指向便是——李调元在编撰《剧话》时大量剿袭了翟灏的《通俗编》。
二、《通俗编》《剧话》与《函海》的版本流变
古人以学问为天下“公器”，没有现代的明确版权意识，著书立说，往往多所摘引，并不以之为不德。如《困学纪闻》《日知录》《蛾术编》《茶香室丛钞》等，于前人所论均多有迻录。从这一点上看，李调元剿录《通俗编》而成《剧话》似乎并没有多少可疵议之处。然而前人迻录他人著述，往往博征群典，于各家著述，只取可用者摘引一两则，多亦不过三四则，从无仅就一部书逐条全抄之事。及至清代，文人学士的“著作权”意识已有萌芽，不少著作不仅明标征引书目，甚且在卷首小序说明成书缘由，一字不肯攘夺他人。如焦循《剧说》，卷首明谓，系“于书肆破书中得一帙，杂录前人论曲、论剧之语”“养病家居……因取前帙，参以旧闻……名之以‘剧说’。”[5] 与之相较，李调元《剧话》八成以上的内容均剿自《通俗编》第三十一、三十七等卷（仅剿自卷三十七者即有54则，接近全书的七成），早已突破了著书征引的界限。其穷一生心力编纂的《函海》一书，诸版本所收书目，在涉嫌剿袭的《剧话》《通俗编》等书的取舍上又表现得遮遮掩掩，欲盖弥彰，反而更坐实了这一事实。
《通俗编》《剧话》及曾收录它们的《函海》，在自清代以来的版本流传上均经历了数度变化，并且在版本上多有牵缠，厘清这些变化、牵缠的轨迹，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翟、李二书之间的因袭关系。
（一）《通俗编》的作者、版本与流传
《通俗编》的作者翟灏，清代藏书家、学者，字大川，一字晴江，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生年不详，卒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十九年进士，曾官浙江金华府教授、衢州府教授等。史称其“博览群书，精心考证”[6]，除《通俗编》外，尚着有《湖山便览》《艮山杂志》《四书考异》《尔雅补郭》《东皋杂记》《无不宜斋诗文集》等。
作为翟灏一生用力最钜，也是影响力最大的著作，《通俗编》的版本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数度变易，据笔者考察，其主要版本大约有五，今一一缕叙之如下：
1.清乾隆十六年（1751）翟氏无不宜斋刻本，凡三十八卷
该本系翟氏亲自校订的定本，其牌记署曰“无不宜斋雕本”“武林竹简斋藏版”，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及南京图书馆等均有藏。
2.清嘉庆六年（1801）李调元增补《函海》本，凡二十五卷
该本或系李调元对翟氏无不宜斋本作了重新编排，不仅删去了无不宜斋本每则条目之首的条目名，并且逞己意打乱了原无不宜斋本按类目排列的方式，对其进行重新分卷。同时，翟氏原本的文字也遭到了大幅的删减与修改。据统计，无不宜斋本三十八卷共收词目5456条，而《函海》二十五卷本仅收1231条。[7]值得一提的是：该本第十九、二十两卷，即是《剧话》上下卷全编，仅删改了原《剧话》卷端的书名卷次著者等信息，署为“通俗编卷十九/二十 仁和翟颢撰 绵州李调元童山”，在李调元名下，不题“校”或“辑”“撰”等编著信息。因条件限制，此本笔者未曾亲见，据言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8]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七十收有《函海》全书目录，据其中各函收书排列顺序及“第二十三函 《通俗编》二十五卷 翟灏”、“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函 童山诗集”、“第三十七函 童山文集”等描述，[9]其所依据之本当即嘉庆六年李调元增补本《函海》。清光绪七年广汉锺登甲乐道斋重刊“仿万卷楼原本”《函海》，所收《通俗编》虽然也是二十五卷，但该版《函海》不收《童山诗集》、《童山文集》，且《通俗编》在第二十八函，与刘氏所述“第二十三函”有异。以是考之，刘氏《清续文献通考》所据《函海》当是清嘉庆六年李调元增补本。
3.清嘉庆十四年（1809）李鼎元重校《函海》本，凡十五卷
该本与前本最大的区别在于抽去了前本二十五卷本《通俗编》中的十卷，仅剩十五卷。被抽去的部分，大多是李调元在壬寅初刻本及甲辰本中攘取《通俗编》的内容，李调元在嘉庆六年增补《函海》本中曾还归《通俗编》卷末，至此又被抽去。李鼎元如此做法，恐系为维护乃兄声誉而为。此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均有藏。
4.清道光五年（1825）李朝夔补刊《函海》本，凡十六卷
该本与前嘉庆十四年本相较，又增入一卷，共16卷，但是曾经为李调元攘取的内容并未还入原书。该版本流传较广，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均有藏。
5.清光绪七年（1881）廣汉锺登甲乐道斋重刊“仿万卷楼原本”《函海》本，凡二十五卷
该本牌记署曰“川西李雨村编”“仿万卷楼原本”，虽然有学者认为“已非李氏之旧”[10]190，但就《通俗编》二十五卷而言，似是以清嘉庆六年（1801）李调元增补《函海》本为底本刻成。其第十九、二十卷两卷即系将壬寅、甲辰本中的《剧话》上下卷直接补入，仅更改了每卷卷端原有书名卷次，连李调元自撰及录自他书的13则剧话（目前有据可察录自他书者6则）也一并阑入其中。
由以上《通俗编》版本情况的介绍可见，在该书已知的五个版本中，有四种均与李调元及其子弟修纂的《函海》有关，且这四个版本的《通俗编》在内容与形式上均较大程度地受到了李调元及其子弟的改窜，只有翟氏无不宜斋自刊本《通俗编》体现了该书的原貌。从李调元及其子弟在各版《函海》中对《通俗编》的改窜程度来看，李调元曾从该书中攫取部分内容用为自己所辑录之新书亦是不争的事实。
（二）《剧话》与《函海》的版本变化及其与《通俗编》的版本牵缠
曾在不同时段分别收录《剧话》与《通俗编》的《函海》，是李调元穷半生心力而为的一部大型丛书，在翟、李二书版本流传过程中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因而有必要以《函海》为中心，对这几部书的版本情况作一梳理，以便更清楚地窥出这几部书之间的因果联系。
据相关学者研究，《函海》的版本情况相当复杂，前后至少曾有七个版本流传，今一一叙之如下：
1.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壬寅初刻本
该版系《函海》初刻本，凡二十集，收书一百四十二种，一百三十四册分装二十函，刻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卷首有李调元自撰的《函海总序》。长期以来，国内一直以为乾隆四十九年刻甲辰本系《函海》初刻，直至1990年代初，邓长风先生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壬寅本，方知初刻本另有版在。而邓长风先生更据此推测：“从近人多种著作皆以甲辰本为初刻本的情况来推测，国内恐已无存本。国会图书馆所藏，实乃逸世珍品。”[11]367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该版《函海》，收有李调元《剧话》（二卷），未收翟灏《通俗编》。
2.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甲辰本
该版曾长期被国内学者误认作《函海》初刻，直至邓长风先生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乾隆壬寅初刻本。在该版中，李调元修改了壬寅本《总序》，自称“书成，分为三十函，自第一至十皆刻自晋而下以至唐宋元明诸人未见书，自十一至十六皆刻明升庵未见书，自十七至三十则附以拙刻”[12]，然而甲辰本实际仅共二十四函，收书“一百五十四种，六百二十八卷，附录二卷”[10]189。 在该版中，依然仅收有《剧话》（题四卷，实为二卷），未收《通俗编》。
3.清乾隆末万卷楼本
该本今存佚不详，邓长风曾检《童山诗集》《小仓山房诗集》《春融堂集》等清人诗作为证，认为“在乾隆末年，《函海》应当还刊刻过一次。”[11]370
4.清嘉庆六年（1801）李调元增补本
该版牌记右上角署曰“川西李雨村编”，左下角署“万卷楼藏板”。[13]该版共收书一百五十九种，分装为四十函。
该版较之前各版，最大的变动在于抽去了原有的《剧话》《弄谱》《续制义科琐记》等书（此后各版再未收录），在第二十三函补入了《通俗编》二十五卷，将从前攘取《通俗编》所成己书，一并删改卷端书名卷次，还入《通俗编》内。《剧话》全本收在其第十九、二十两卷。值得一提的是：该本《通俗编》卷首李调元《序》，实则是已删去的李氏《续制义科琐记》卷首小序，该序在此后诸本《函海》中一直为编者忽视，未曾删削，至今仍冠于《函海》本《通俗编》卷首。
5.清嘉庆十四年（1809）李鼎元重校本
该版系李调元身后，由其从弟李鼎元为之重校编定而成，共四十函，收书凡一百六十一种，八百三十四卷。卷首有李鼎元《重校〈函海〉序》谓：“因合四十函重加校正：讹者正之，脱者补之，残毁者足之，阙文者仍之。”[14]
该版仍不收《剧话》，但较之嘉庆六年李调元增补本将《通俗编》删减为十五卷，所有李调元曾自该书攘取者，一概删去。
6.清道光五年（1825）李朝夔补刊本
该版由李调元之子李朝夔增补刊定，共收书一百六十三种，八百五十二卷。是本刻印精良，流传甚广，卷首有罗江县令贺懋椿《重镌〈函海〉序》。编者谓前版（李鼎元版）“书板繁多，残缺得补者半而待补者亦半”，而自谓“刻志搜求，因获初刊原板所印全部”，“是书此后复归完美”。[15]然而细察之下，此不过编者欲自高身价之诡辞。笔者将其总目与《函海》甲辰本相比照，发现二者收目相去甚远，决非其自诩的据“初刊原板所印全部”补成。至于是本与嘉庆十四年（1809）李鼎元重校本之间的关系，邓长风曾对此两版《函海》作细致比照，谓“《函海》道光本（1825）对于嘉庆本只有少量的增补，两本的面貌基本相仿”[11]372。由是可见，李朝夔补刊本只不过在其叔墨庄重校本的基础上略加增补而已，亦非其《跋》中所自诩的增补近半。所谓“是书此后复归完美”云云，恐怕仅指其刻印质量较为精良而已。
该本依然不收《剧话》，而于《通俗编》，则增嘉庆十四年本的十五卷为十六卷。
7.清光绪七年（1881）广汉锺登甲乐道斋重刊“仿万卷楼原本”
该本共收书一百五十八种，牌记署曰“川西李雨村编”“仿万卷楼原本”，虽然有学者认为“已非李氏之旧”[10]190，但根据笔者对该版本与李氏自刻本的文本比对来看，应当有相当一部分系出自李氏旧本。这一问题笔者当另文撰述，此处不再赘余。
该版仍不收《剧话》，但《通俗编》又增回二十五卷，从卷次内容分布来看，似是依嘉庆六年李调元增补本之旧制。
由以上《函海》版本的梳理可见，在《函海》早期的两个版本中（乾隆末万卷楼本存佚不详，今姑且不论），均收有《剧话》，而之后的各版中，俱抽去《剧话》，而补入《通俗编》。虽然各版《通俗编》卷数不一，但从刊刻年代及刻印者身份看，李调元刊刻的几个版本，《剧话》先题二卷，而后题四卷实二卷，似是原本有拟在记录数据基础上加以增补，自着一书的可能;其后至嘉庆六年本抽去《剧话》，增入《通俗编》，或是因为精力不济，或是因万卷楼被兵火焚毁，心力交瘁，书籍资料亦损失殆尽，无力为之，遂抽去《剧话》等攘自《通俗编》的书稿，而补入翟书，因相应文献缺乏，此事真实情况已不可考，笔者此处仅系推断。而嘉庆十四年及道光五年的两个版本之所以删减《通俗编》卷数篇幅，则极可能是李鼎元、李朝夔叔侄出于“為尊者讳”的目的，为维护李调元的声誉而刻意为之。
《剧话》与《通俗编》在《函海》诸本中棼丝难解的版本牵缠，恰说明了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因果纠结。
三、《函海》编者增删《剧话》《通俗编》之原因探考
由以上对《函海》诸书的版本梳理可知，《剧话》《通俗编》在《函海》各版中的收录情况、卷次均有不同：凡收有《剧话》的两版，俱不收《通俗编》;而此后收《通俗编》的数版，又均不收《剧话》。翟、李二书关系之牵缠，于中可见。而《函海》各版增删翟、李二书的编订意图，也颇值得一作探究。
（一）李调元亲编诸版《函海》增删《剧话》《通俗编》的编订意图
李调元亲编《函海》，据目前所知共四版，除乾隆末万卷楼本“存佚不详”[11]371外，其余三版俱有传世者可睹。其中乾隆壬寅、甲辰两版俱收《剧话》而遗《通俗编》（这两版所收者还包括同样剿录自《通俗编》的《弄谱》和在甲辰本中已被抽去的《续制义科琐记》），而在嘉庆六年李调元手订本《函海》中，则抽去了攘取的《剧话》《弄谱》等书，而收入《通俗编》二十五卷，并将曾经攘取的内容不加拣择全部归附于《通俗编》卷末。
1.壬寅、甲辰版《函海》收《剧话》而遗《通俗编》
邓长风在对李调元著作及《函海》的研究中认为：“在壬寅初刻本《函海》中，凡李调元在卷首署了名的各书，分为撰、辑、校三类。他对于这三类是区分得很严格的。”[11]374然而恰恰是我们通过比对已确定是剿录自《通俗编》的《剧话》，在《函海》壬寅本及甲辰本的卷首皆署曰“李调元撰”[11]378。如果说李调元刻意非要攘夺他人之成果为己有，似乎又难以说通。笔者以为，倘若将之与李调元的编撰意图联系起来看，或许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圆通的解释。
李调元作为一代才子，心气颇高，其同年祝德麟尝谓其“盛气压侪偶”[16]。在编书传世的“名山事业”面前，李调元也同样抱有极大的冀望。这一点，从其在《函海》中大量收录己著（初刻本己作已逾四分之一，以后各版收录更夥），以冀与古人名著争胜便可看出。他在壬寅本《函海总序》中称：“自十五至二十则附以拙刻，冀以仰质高明”，又曰：“庶几睹此书者，不目之为景星卿云，则珍之为明珠拱璧，必有与《汉魏》、《津逮》、《知不足斋》所刻共列为四部以炳耀乎宇内者……是则区区之心，愿与天下共宝之”，[17]清楚地将他的编书目的表露无遗。所以，他在辑录《剧话》时，显然不是想以拾他人牙慧的方式完成一部辑作，而是想要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自加著述，流传后世的。也正因此故，他在壬寅本《函海》中只著录《剧话》二卷，而到了甲辰本，虽然实际还是两卷，却题作“四卷”，显然是想在原有“半成品”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考证，以“自铸伟词”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李调元别的著作中找寻到一点轨迹：李调元在其《雨村诗话》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仁和翟晴江灏，博览群书，兼明佛理。癸酉浙闱，……时先北路公亦在闱中，深加器之，出闱即访，以所著《通俗编》来质。余已采十余条加以考证，入《唾余新拾》。 [18]
按：引文中“癸酉”即乾隆十八年（1753），时翟氏《通俗编》已刻成两年，故得以以之求教于李调元之父李化楠，李调元亦因此得阅其书。从李调元本人的记述来看，他早已从《通俗编》中撷取数据，不过他并不满意于翟氏的数据罗列，而要先“加以考证”，然后才收入己著《唾余新拾》（这部书自壬寅初刻直至嘉庆、道光诸本，均收在《函海》，从未抽去，可见这才是李调元满意的“成品”形式）。由此看来，李调元从《通俗编》中剿录《剧话》《弄谱》等材料时，可能也是想仿《唾余新拾》之例，待自己日后详加考证，以成为“己书”的，故而才收入《函海》壬寅本，又在甲辰本中题曰“四卷”。然而不想正在此时，李调元遭遇官司，“在通永道遭事去官，板片零散”，而自己“获罪在保阳臬司狱，方将远戍万里，无暇及此”，后来虽然得以侥幸脱罪赎归，并且得以“因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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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之暇，修成此书”。[19]在这期间，毕竟因为罢职去官，李调元内心的郁忿可想而知，自然无心再去编撰什么《剧话》了。甲辰本题“《剧话》四卷”而实则两卷的虎头蛇尾的状况，倘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似可说通。
尽管如此，但从其依然将《剧话》编入《函海》，并且在目录中标为“四卷”的情况来看，此时的李调元应当并未放弃继续撰成《剧话》的计划，依然寄希冀于日后。
2.嘉庆六年李调元手订本《函海》收《通俗编》二十五卷而抽去《剧话》
乾隆五十年（1785）李调元自通州归蜀以后，主要沉浸于两件事：一是游历山水寄情戏曲。其在《答祝芷塘同年书》中谓：“窃念此身非贱，万金乃归，不及时行乐，岂不负一刻千金之直？因就家童数人，教之歌舞，每逢出游山水，卽携之同游。不见官府，不谈世事” [20]，尝作诗自谓：“祸福无凭皆自召，功名有定只看优。若将我辈登场演，粉面何人可与侔！”[21]在这期间，李调元作有一系列观剧诗，并且跟当时名伶魏长生还有书信往来，于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作有《得魏宛卿书二首》诗。[22]由其这一时期参与戏曲活动的频繁程度推断：李调元在此期间当对戏曲一道颇为醉心，或许会在此基础上对《剧话》有所增补。二是在罗江县家中先后起建了万卷楼和函海楼。前者收藏了“昔在通永道任所抄《四库全书》附本及历年所购宋本并古器”，“俱贮于楼上”[23];后者则用来专贮绵州李氏万卷楼《函海》雕板。嘉庆五年四月，李调元避白莲教兵燹于成都，不意其罗江家中贮有“昔在通永道任所抄《四库全书》附本及历年所购宋本并古器”的万卷楼“为土贼所焚，片物无存”[23]，李调元听说此事后，“一恸几绝”[24]，然而犹“幸《函海》另贮，未成焦土”[25]。
据此，笔者推断：有可能李调元之先为编撰《剧话》等“半成品”所收集的历年资料甚至修订书稿都在此次焚楼事件中荡然无存，此时李调元已年届六十七岁（三年后即病逝），伤痛之余，可能意识到自己有生之年再也无法完成这些未竟的著作了，故而在嘉庆六年增订重刻《函海》时，将原有的“半成品”全部抽去，匆匆补入新收入的二十五卷《通俗编》卷末，于是成就了我们后来所见嘉庆六年及光绪七年两版《函海》中的《通俗编》面貌。
（二）李调元子弟所编诸版《函海》增删《通俗编》卷次的编订意图
在李调元身后，其从弟李鼎元为之重新修订《函海》，自称“合四十函重加校正：讹者正之，脱者补之，残毁者足之，阙文者仍之”[14]。然而在实际修订过程中，编者却并未严格地遵循这一原则，仅以《通俗编》为例，竟然将李调元在嘉庆六年亲订收入的二十五卷《通俗编》删去了十卷，仅余十五卷。如此大规模的删汰其一向尊崇的从兄李调元手订稿，似乎既不合逻辑，也不合情理。经比对考察，笔者发现：被删去的十卷中，至少有五卷系经李调元攘夺后又还入《通俗编》的，卷十九、二十即《剧话》，卷廿一、廿二即由李氏《弄谱》补入，而卷廿五即是其序言曾在函海本《通俗编》卷首张冠李戴的《续制义科琐记》。笔者据此推断：或许由于李鼎元在编辑修订《函海》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其兄李调元抽去《剧话》等著述而将之补入《通俗编》的秘密。面对这位从小教导自己，有如师长的从兄见李鼎元《重校〈函海〉序》，有曰：“雨村于余，兄而师也。” ，李鼎元十分尊敬，在发现这个可能有损从兄声誉的秘密后，为了维护乃兄声誉，李鼎元极有可能采用 “眼不见为净”的方式，将嘉庆六年《函海》本《通俗编》中所有可能跟李调元产生著作权冲突的内容通通删除干净，因而，在嘉庆十四年重校本的《函海》中，《通俗编》只留下了十五卷本。然而，李调元剿袭《通俗编》的印迹并没有被完全从《函海》本《通俗编》里消除干净，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李调元在嘉庆六年将《通俗编》收入《函海》时，出于种种原因，竟然将自己为剿袭自《通俗编》的《续制义科琐记》所作之序文阑入卷首，署曰“通俗编序”;又将为部分取材自《通俗编》的《唾余新拾》所作序文改头换面，仅抽换个别字句，即充作“通俗编总序”，冠于全书之首。李鼎元在校订至《通俗编》时，或许只专注于内容，发现了乃兄的剿袭现象而加以删削，然而却并未发现较为隐晦的这两篇卷首序文，遂致令其得以一直保存在《函海》中，直至今日。
至道光五年，李调元之子李朝夔补刊《函海》。按朝夔系李调元第三子，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除补刊《函海》外，生平事迹无考。据道光补刊本《函海》卷首贺懋椿《重镌〈函海〉序》所言补刊缘起，有谓“岁己卯，余甫下车，其（李调元）子朝夔适应童子试”[26]。按此处“岁己卯”乃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此时李朝夔已届三十七岁，犹以布衣之身“应童子试”，可见此人文章学识俱不足道，诚虎父之犬子。以他的器识，在进行补刊、重订《函海》如比巨大工程的过程中，想來必是捉襟见肘，难以承担的。因而，最好的办法便是萧规曹随，在叔叔墨庄重校本的基础上加以简单增补。在这过程中，或许是因为不敢忤逆叔叔的意思曝父之短，或许是李调元最后一次亲订的《函海》藏板在上回李鼎元的重校后为维护其名誉已经被毁，所以无奈之下，只补入了多方搜求而得的无损父亲声誉的一卷残本，形成了道光十六卷本的《函海》版《通俗编》。 结 语
李调元的《剧话》，几乎完全剿袭自翟灏的《通俗编》，或许李调元本拟在《通俗编》所载数据的基础上结撰自己的著作《剧话》，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完成，所以在他晚年重订《函海》的时候，抽去了《剧话》而补入了《通俗编》。但是收有其两卷《剧话》的甲辰本《函海》毕竟刻印年代较早，流传较广，在百余年后，又被人们重新翻印而流行于世，从而使得他终没能逃过剿袭他人的尴尬。然而，李调元《剧话》的辑录，毕竟也是有他的历史贡献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端：
一是推广了相关文献的接受面，通过《函海》的刊行，特别是近代以来《剧话》被各专业丛书重新翻印以后大量发行，使得更多的人（特别是专业研究者）得以接触到这些难得的戏曲文献资料，从而推动了现代学界关于戏曲史的认识与建构。
二是翟氏《通俗编》原本中的一些条目，叙述语言过于繁琐芜杂，《剧话》通过自己的剪裁熔炼，使得这些条目更加精练可读，更具有学术性。如《通俗编》中的《双红剧》条，原文共计619字，以极大的篇幅详细介绍该剧本事出处唐传奇《昆仑奴传》和《红线传》的故事内容，对于以文人群体为主体的读者来说，他们早已熟知了唐传奇的故事内容，就会觉得内容芜杂、语言繁复，可读性较差。而《剧话》此则则仅用了157字对之提炼赅括，曰：
《双红》剧，一《红绡》，见《昆仑奴传》所称奴摩勒负崔生至一品院，与歌妓红绡会，逾十重垣，双负出，挝杀猛犬者也。一《红线》，见《甘泽谣》：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青衣盗田承嗣金合，一夜去来，辞嵩不知所往者也。沈德符《顾曲杂言》：“梁伯龙有《红线》、《红绡》二杂剧，颇称谐惬;今被俗优合为一大本南曲，谓之《双红》，遂成恶趣。”[2]
先以一两句极精炼的语句对《昆仑奴传》和《红线传》提要钩玄，随即缀以《顾曲杂言》的评论收尾，显得文字洗练，逻辑清晰，比较适合文人赏读。
三是《剧话》中有一些对《通俗编》原文的增补修订，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原文的内容，颇具认识价值。此外，尚有近五分之一的内容系由作者自创，特别是其中关于“弋腔”“秦腔”“胡琴腔”等地方唱腔的介绍，系较早在戏曲论著中论及地方戏者，对于研究地方戏的历史颇有帮助。
总之，尽管《剧话》剿袭自翟灏《通俗编》是不争的事实，但它本身所具有的学术与文献价值也甚为值得我们去对之进行仔细认真的研究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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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
关键词：《通俗编》;《剧话》;《函海》;李调元;版本牵缠;内容重合
中图分类号：J8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1）01-0046-17
清人李调元所撰《剧话》是一部重要的古代文人笔记体戏曲论著，初刊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本《函海》，共两卷;复刊于清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本《函海》，题四卷，实两卷;此后诸版《函海》均未再收录。直至民国年间任讷所编《新曲苑》，据某氏传抄《函海》本排印，然此本或因传抄之故有所改动，已与《函海》原本不尽相同。
多年以来，《剧话》一直作为古典戏曲重要论著在学界传用，且影响颇大。如《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等大型戏曲资料丛书，即据清乾隆四十九年《函海》本对其进行收录。据中国知网统计，自1990年代以来，共有477篇专业论文引用过该书，论著则更难以悉数。然而，笔者近期考察后发现，该书绝大部分内容，均剿自清人翟灏所著类书《通俗编》。今不揣谫缪，略陈如下，以祈方家指谬。
一、《剧话》与《通俗编》内容上的高度重合
《通俗编》系清代康乾间人翟灏所编的一部资料性类书，其书根据门类分列为天文、地理、时序、伦常等三十八卷，其中多收俗语民谚及故事传说等。从是书内容可见，作者于元明清戏曲小说颇为熟稔，书中涉及戏曲曲词者计有三百余则，而论及戏曲伎艺及传奇杂剧本事考证者又有一百余则，可算是半部戏曲文献的资料汇编。然而也正因此，是书和与其同时稍后且酷嗜戏曲的著名学人李调元之著作《剧话》在内容上发生了言说难尽的牵缠。
据笔者考察，《剧话》上下卷共收剧话80则，计有67则与《通俗编》高度重合。其中见于《通俗编》卷三十一者10则，见于卷三十七者54则，另有3则分别见于卷七、卷十七和卷二十五。《剧话》上卷27则，见于《通俗编》卷七“文学”、卷十七“言笑”、卷二十五“服饰”、卷三十一“俳优”、卷三十七“故事”者14则;下卷53则则全部剿自《通俗编》卷三十七“故事”（见附表）。
按《剧话》初刻本刻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复刻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经邓长风比较，二者除壬寅本题署二卷，甲辰本题署四卷而实二卷外，在内容及文字上均完全相同;而翟氏无不宜斋刻本《通俗编》则刊刻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二者相去逾三十年。然而由附表可见，二书在篇目乃至文字上竟表现出极为显著的“相似度”，李调元剿袭《通俗编》以成己书的嫌疑恐无法开脱。
具体而言，李调元《剧话》对《通俗编》原作的“改造”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四端：
一是完全照录《通俗编》原文，一字不改。《剧话》中照录《通俗编》原文者计有19则，数量接近因袭《通俗编》条目的三成。其中绝大部分均为完全照录，几乎一字不改，如出自《通俗编》卷三十一的“南戏”条（见表1）：
由表1文字比对可见，刊印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十九年（1784）的《剧话》在文字上几乎与早其三十余年刊行的《通俗编》一字不差，惟文中“胡氏王实甫关汉卿《西厢》为戏文祖耳”句，语意似不可解，而究其实，乃自翟氏《通俗编》“胡氏乃以王、关《西厢》为戏文祖耳”一句转录时因疏忽脱字之故。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两文在征引祝允明《猥谈》时，均有“予见旧牒，有赵闳榜禁”句，凡熟悉戏曲史者皆知，其中“赵闳”实应为“赵闳夫”，翟氏《通俗编》刻本脱字，李调元《剧话》与之错得一模一样，显然系未加详察，直接迻录《通俗编》而未经校订所致。
此外，还有极少数将原文转引出处删去，径云被引之书的，如同样出自《通俗编》卷三十一的“海盐腔”条（见表2）：
表2两节文字，《剧话》除去仅删去了《通俗编》中所转引《乐郊私语》的文献来源《香祖笔记》，而径云《乐郊私语》，以及“实发于贯酸斋”作“实法于贯酸斋”外，其余文字俱同。尽管翟、李二书有显著的刊刻时间先后之别，但为彻底弄清二者文字的因袭关系，笔者特意查阅了其中引用的《乐郊私语》及《香祖笔记》二书原文。
《乐郊私语》（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籍本）：
（海盐）州少年多善歌乐府，其传皆出于澉川杨氏。当康惠公存时，节侠风流，善音律，与武林阿爾哈雅之子云石交善。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髙引，可彻云汉，而康惠独得其传。今杂剧中有《豫让吞炭》、《霍光鬼谏》、《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制，以寓祖父之意，第去其著作姓名耳。其后长公国材、次公少中，复与鲜于去矜交好。去矜亦乐府擅场，以故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歌调者。由是州人徃徃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云。[3]
《香祖笔记》（卷一，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乐郊私语》云：“海盐少年多善歌，盖出于澉川杨氏。其先人康惠公梓与贯云石交善，得其乐府之传。今杂剧中《豫让吞炭》、《霍光鬼谏》、《敬徳不伏老》，皆康惠自制。家僮千指，皆善南北歌调，海盐遂以善歌名浙西。”今世俗所谓‘海盐腔’者，实发于贯酸斋，源流远矣。[4]
由上可见，《乐郊私语》文字与《通俗编》《剧话》差异颇大，而《香祖笔记》中文字除“澉川”二字与翟、李二书中“澉浦”略有差异外，其余文字俱同。并且，《香祖笔记》在引用《乐郊私语》时，并非原文引用，而是作了较大幅度的精简与加工，并且加上了自己的评价：“今世俗所谓‘海盐腔’者，实发于贯酸斋，源流远矣”。其后翟氏在处理这段文字时，应当并未见到《乐郊私语》原书，而系引用《香祖笔记》所改易的文字，因此，不仅文字与《香》书全同，就连《香》书在文末的那句评价，也当作了《乐》书一并照录。而李调元在剿录翟书时，不辨来源，在不校核原文的情况下径引《乐郊私语》，以致闹出了书名与文字张冠李戴的笑话。同时，他又因承了翟氏书中讹“澉川”为“澉浦”的错误。由以上数端，可以确定：《剧话》这段文字必系剿袭自翟氏《通俗编》无疑。 在《剧话》中，第6、7、8、11、12、20、25、26、32、34、40、42、43、47、50、55、74、76、79则均属此类（因《剧话》各则未标题目，以下各则次序俱依附表）。
二是在《通俗编》原文基础上的精简赅括。《通俗编》原文考证往往比较琐细，对于经眼文献，多一一照录，致使每则词条相对较长，适合初学者了解本末源流，但对于文人学士来说难免过于芜杂。李调元或许是因为嫌其芜汰，因而很多条目仅摘其要录，粗陈梗概即已。《剧话》中据《通俗编》原文精简者计有36则，数量超过因袭《通俗编》条目的一半以上。究其节录方式，又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综合节录原文梗概
李调元综合节录原文梗概的计有24则，就内容而言，多是自《通俗编》原文中提炼精简而得，文字虽有差异，大意则并无区别。如出自《通俗编》卷三十七的“荆钗剧”条（见表3）：
由表3可见，李调元仅是在《通俗编》文字基础上缩写了近百字，使之更符合学者的阅读习惯。至于其主体内容及引用文献等，则俱因仍于《通俗编》，没有任何变化。
2.略去出处考察而径用按语
李调元在剿录《通俗编》时，或许是为了节省笔墨，很多条目往往省去《通俗编》原文对戏曲本事的出处考察，而直接截用翟氏按语。这类情况共有5则，如出自《通俗编》卷三十七的“程婴匿赵孤”条（见表4）：
由表4《剧话》文字，一望可知系直接舍弃了翟书引用《容斋随笔》的考证文字而剿录其按语，攘为己见。
3.删减原文征引文献
《通俗编》在考证戏曲本事源流时，征引颇富，往往相关文献连类而下。而李调元在剿录《剧话》时，或是嫌其过于芜汰，往往只节录部分征引文献。这类情况共有7则，如出自《通俗编》卷三十七的“范蠡载西施”条（见表5）：
由表5可见，《剧话》在剿录时，大约是嫌《通俗编》原文征引太繁，刻意删去了皮日休、李商隐、宋之问等人咏西子故事的诗句，其余文字，则基本因袭于《通俗编》。
在《剧话》中，第2、27、28、29、30、31、33、35、37、38、41、44、48、49、51、52、54、56、58、60、61、62、63、64、65、66、68、69、70、71、72、73、75、77、78、80则均属此类。
三是在《通俗编》原文基础上的增补修订。《剧话》中在《通俗编》原文基础上进行增补者计有6则，数量约占因袭《通俗编》条目的9%。其增补方式主要有二：
1.在《通俗编》原文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大幅补充并发表见解
这是《剧话》最具文献价值的部分之一（另一部分为《剧话》尚有13则暂未见抄袭来源的条目，颇有个人创见;其中关于“弋腔”“秦腔”“胡琴腔”等地方唱腔的介绍，系较早在戏曲论著中论及地方戏者），计有4例。其中有的系在个人知识储备基础上对《通俗编》原文的大幅补充，有的则结合个人阅历，在原文后以按语的形式发表个人见解。如出自《通俗编》卷三十一的“宾白”条（见表6）：
由表6两节文字可见，《剧话》系在剿录《通俗编》原文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按语，使得对宾白的解读更深一层。按李调元酷嗜戏曲，时常外出看戏，即便在乾隆诏禁官绅私蓄家伶的氛围中仍顶风蓄养家班，并携带家班四处游历，见李调元《童山集》相关记述。如《文集》卷十《答祝芷塘同年书》：“因就家童数人，教之歌舞，每逢出游山水，即携之同游。” 因而其在戏曲方面的理论素养甚高，除《剧话》外，还有《雨村曲话》等戏曲论著问世。在这则文字中，他根据自身阅历，在按语中提出了“曲白不欲多”的主张，可谓颇有见地。
2.补充个别字句或增补性说明
这种情况计有2例，基本与第一种“改造”方式完全照录《通俗编》原文无异，仅补充了个别引文或是在照录原文的最后，加上一句增补性的说明文字。如出自《通俗编》卷三十七的“杨六郎”条（见表7）：
表7两节文字，《剧话》仅在文末增补说明《宋史》所载潘美即戏曲中所谓之潘仁美，其余几乎无一字不重见于《通俗编》。
在《剧话》中，第5、9、10、16、46、57则均属此类。
四是整合《通俗编》多则文字，合为一则。《剧话》中依照题材，将《通俗编》不同条目整合为一则者计有6则，数量约占因袭《通俗编》条目的9%。这类情况主要是依照题材的相关度加以整合，内容上没有创新，仅是将相类题材条目摘要汇为一则，与第二种“改造”方式精简赅括《通俗编》原文差别不大。如整合自《通俗编》卷三十七的“刘关张恩若兄弟”“秉烛达旦”“单刀会”三则（见表8）：
在《通俗编》中，“刘关张恩若兄弟”“秉烛达旦”“单刀会”三则俱出自卷三十七“故事”，且三则条目依序衔接排列（其余被整合为一则的各主题亦均如此），李调元或许因见其主題相近、次序相接，因而将之整合在一则之内。
在《剧话》中，第36、39、45、53、59、67则均属此类。
不仅在文字上高度雷同，《剧话》与《通俗编》在各条目的排列次序上也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由文末附表可见，《剧话》重合于《通俗编》的条目仅有3则出自卷七、卷十七和卷二十五，其余64则全部出于《通俗编》卷三十一和卷三十七，为数最多。据笔者比对，发现在这两卷内部，《剧话》几乎全部因袭《通俗编》的编排次序，仅有“达磨渡江”与“祝发记”两则前后错位，以及整合为一则的“尉迟恭打朝”和“单雄信追秦王”次序颠倒。
鉴于《通俗编》（1751）与《剧话》（1784）在成书年代上有明显的先后之分，而二书在文字内容与排列次序上却均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一现象的直接指向便是——李调元在编撰《剧话》时大量剿袭了翟灏的《通俗编》。
二、《通俗编》《剧话》与《函海》的版本流变
古人以学问为天下“公器”，没有现代的明确版权意识，著书立说，往往多所摘引，并不以之为不德。如《困学纪闻》《日知录》《蛾术编》《茶香室丛钞》等，于前人所论均多有迻录。从这一点上看，李调元剿录《通俗编》而成《剧话》似乎并没有多少可疵议之处。然而前人迻录他人著述，往往博征群典，于各家著述，只取可用者摘引一两则，多亦不过三四则，从无仅就一部书逐条全抄之事。及至清代，文人学士的“著作权”意识已有萌芽，不少著作不仅明标征引书目，甚且在卷首小序说明成书缘由，一字不肯攘夺他人。如焦循《剧说》，卷首明谓，系“于书肆破书中得一帙，杂录前人论曲、论剧之语”“养病家居……因取前帙，参以旧闻……名之以‘剧说’。”[5] 与之相较，李调元《剧话》八成以上的内容均剿自《通俗编》第三十一、三十七等卷（仅剿自卷三十七者即有54则，接近全书的七成），早已突破了著书征引的界限。其穷一生心力编纂的《函海》一书，诸版本所收书目，在涉嫌剿袭的《剧话》《通俗编》等书的取舍上又表现得遮遮掩掩，欲盖弥彰，反而更坐实了这一事实。
《通俗编》《剧话》及曾收录它们的《函海》，在自清代以来的版本流传上均经历了数度变化，并且在版本上多有牵缠，厘清这些变化、牵缠的轨迹，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翟、李二书之间的因袭关系。
（一）《通俗编》的作者、版本与流传
《通俗编》的作者翟灏，清代藏书家、学者，字大川，一字晴江，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生年不详，卒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十九年进士，曾官浙江金华府教授、衢州府教授等。史称其“博览群书，精心考证”[6]，除《通俗编》外，尚着有《湖山便览》《艮山杂志》《四书考异》《尔雅补郭》《东皋杂记》《无不宜斋诗文集》等。
作为翟灏一生用力最钜，也是影响力最大的著作，《通俗编》的版本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数度变易，据笔者考察，其主要版本大约有五，今一一缕叙之如下：
1.清乾隆十六年（1751）翟氏无不宜斋刻本，凡三十八卷
该本系翟氏亲自校订的定本，其牌记署曰“无不宜斋雕本”“武林竹简斋藏版”，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及南京图书馆等均有藏。
2.清嘉庆六年（1801）李调元增补《函海》本，凡二十五卷
该本或系李调元对翟氏无不宜斋本作了重新编排，不仅删去了无不宜斋本每则条目之首的条目名，并且逞己意打乱了原无不宜斋本按类目排列的方式，对其进行重新分卷。同时，翟氏原本的文字也遭到了大幅的删减与修改。据统计，无不宜斋本三十八卷共收词目5456条，而《函海》二十五卷本仅收1231条。[7]值得一提的是：该本第十九、二十两卷，即是《剧话》上下卷全编，仅删改了原《剧话》卷端的书名卷次著者等信息，署为“通俗编卷十九/二十 仁和翟颢撰 绵州李调元童山”，在李调元名下，不题“校”或“辑”“撰”等编著信息。因条件限制，此本笔者未曾亲见，据言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8]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七十收有《函海》全书目录，据其中各函收书排列顺序及“第二十三函 《通俗编》二十五卷 翟灏”、“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函 童山诗集”、“第三十七函 童山文集”等描述，[9]其所依据之本当即嘉庆六年李调元增补本《函海》。清光绪七年广汉锺登甲乐道斋重刊“仿万卷楼原本”《函海》，所收《通俗编》虽然也是二十五卷，但该版《函海》不收《童山诗集》、《童山文集》，且《通俗编》在第二十八函，与刘氏所述“第二十三函”有异。以是考之，刘氏《清续文献通考》所据《函海》当是清嘉庆六年李调元增补本。
3.清嘉庆十四年（1809）李鼎元重校《函海》本，凡十五卷
该本与前本最大的区别在于抽去了前本二十五卷本《通俗编》中的十卷，仅剩十五卷。被抽去的部分，大多是李调元在壬寅初刻本及甲辰本中攘取《通俗编》的内容，李调元在嘉庆六年增补《函海》本中曾还归《通俗编》卷末，至此又被抽去。李鼎元如此做法，恐系为维护乃兄声誉而为。此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均有藏。
4.清道光五年（1825）李朝夔补刊《函海》本，凡十六卷
该本与前嘉庆十四年本相较，又增入一卷，共16卷，但是曾经为李调元攘取的内容并未还入原书。该版本流传较广，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均有藏。
5.清光绪七年（1881）廣汉锺登甲乐道斋重刊“仿万卷楼原本”《函海》本，凡二十五卷
该本牌记署曰“川西李雨村编”“仿万卷楼原本”，虽然有学者认为“已非李氏之旧”[10]190，但就《通俗编》二十五卷而言，似是以清嘉庆六年（1801）李调元增补《函海》本为底本刻成。其第十九、二十卷两卷即系将壬寅、甲辰本中的《剧话》上下卷直接补入，仅更改了每卷卷端原有书名卷次，连李调元自撰及录自他书的13则剧话（目前有据可察录自他书者6则）也一并阑入其中。
由以上《通俗编》版本情况的介绍可见，在该书已知的五个版本中，有四种均与李调元及其子弟修纂的《函海》有关，且这四个版本的《通俗编》在内容与形式上均较大程度地受到了李调元及其子弟的改窜，只有翟氏无不宜斋自刊本《通俗编》体现了该书的原貌。从李调元及其子弟在各版《函海》中对《通俗编》的改窜程度来看，李调元曾从该书中攫取部分内容用为自己所辑录之新书亦是不争的事实。
（二）《剧话》与《函海》的版本变化及其与《通俗编》的版本牵缠
曾在不同时段分别收录《剧话》与《通俗编》的《函海》，是李调元穷半生心力而为的一部大型丛书，在翟、李二书版本流传过程中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因而有必要以《函海》为中心，对这几部书的版本情况作一梳理，以便更清楚地窥出这几部书之间的因果联系。
据相关学者研究，《函海》的版本情况相当复杂，前后至少曾有七个版本流传，今一一叙之如下：
1.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壬寅初刻本
该版系《函海》初刻本，凡二十集，收书一百四十二种，一百三十四册分装二十函，刻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卷首有李调元自撰的《函海总序》。长期以来，国内一直以为乾隆四十九年刻甲辰本系《函海》初刻，直至1990年代初，邓长风先生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壬寅本，方知初刻本另有版在。而邓长风先生更据此推测：“从近人多种著作皆以甲辰本为初刻本的情况来推测，国内恐已无存本。国会图书馆所藏，实乃逸世珍品。”[11]367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该版《函海》，收有李调元《剧话》（二卷），未收翟灏《通俗编》。
2.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甲辰本
该版曾长期被国内学者误认作《函海》初刻，直至邓长风先生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乾隆壬寅初刻本。在该版中，李调元修改了壬寅本《总序》，自称“书成，分为三十函，自第一至十皆刻自晋而下以至唐宋元明诸人未见书，自十一至十六皆刻明升庵未见书，自十七至三十则附以拙刻”[12]，然而甲辰本实际仅共二十四函，收书“一百五十四种，六百二十八卷，附录二卷”[10]189。 在该版中，依然仅收有《剧话》（题四卷，实为二卷），未收《通俗编》。
3.清乾隆末万卷楼本
该本今存佚不详，邓长风曾检《童山诗集》《小仓山房诗集》《春融堂集》等清人诗作为证，认为“在乾隆末年，《函海》应当还刊刻过一次。”[11]370
4.清嘉庆六年（1801）李调元增补本
该版牌记右上角署曰“川西李雨村编”，左下角署“万卷楼藏板”。[13]该版共收书一百五十九种，分装为四十函。
该版较之前各版，最大的变动在于抽去了原有的《剧话》《弄谱》《续制义科琐记》等书（此后各版再未收录），在第二十三函补入了《通俗编》二十五卷，将从前攘取《通俗编》所成己书，一并删改卷端书名卷次，还入《通俗编》内。《剧话》全本收在其第十九、二十两卷。值得一提的是：该本《通俗编》卷首李调元《序》，实则是已删去的李氏《续制义科琐记》卷首小序，该序在此后诸本《函海》中一直为编者忽视，未曾删削，至今仍冠于《函海》本《通俗编》卷首。
5.清嘉庆十四年（1809）李鼎元重校本
该版系李调元身后，由其从弟李鼎元为之重校编定而成，共四十函，收书凡一百六十一种，八百三十四卷。卷首有李鼎元《重校〈函海〉序》谓：“因合四十函重加校正：讹者正之，脱者补之，残毁者足之，阙文者仍之。”[14]
该版仍不收《剧话》，但较之嘉庆六年李调元增补本将《通俗编》删减为十五卷，所有李调元曾自该书攘取者，一概删去。
6.清道光五年（1825）李朝夔补刊本
该版由李调元之子李朝夔增补刊定，共收书一百六十三种，八百五十二卷。是本刻印精良，流传甚广，卷首有罗江县令贺懋椿《重镌〈函海〉序》。编者谓前版（李鼎元版）“书板繁多，残缺得补者半而待补者亦半”，而自谓“刻志搜求，因获初刊原板所印全部”，“是书此后复归完美”。[15]然而细察之下，此不过编者欲自高身价之诡辞。笔者将其总目与《函海》甲辰本相比照，发现二者收目相去甚远，决非其自诩的据“初刊原板所印全部”补成。至于是本与嘉庆十四年（1809）李鼎元重校本之间的关系，邓长风曾对此两版《函海》作细致比照，谓“《函海》道光本（1825）对于嘉庆本只有少量的增补，两本的面貌基本相仿”[11]372。由是可见，李朝夔补刊本只不过在其叔墨庄重校本的基础上略加增补而已，亦非其《跋》中所自诩的增补近半。所谓“是书此后复归完美”云云，恐怕仅指其刻印质量较为精良而已。
该本依然不收《剧话》，而于《通俗编》，则增嘉庆十四年本的十五卷为十六卷。
7.清光绪七年（1881）广汉锺登甲乐道斋重刊“仿万卷楼原本”
该本共收书一百五十八种，牌记署曰“川西李雨村编”“仿万卷楼原本”，虽然有学者认为“已非李氏之旧”[10]190，但根据笔者对该版本与李氏自刻本的文本比对来看，应当有相当一部分系出自李氏旧本。这一问题笔者当另文撰述，此处不再赘余。
该版仍不收《剧话》，但《通俗编》又增回二十五卷，从卷次内容分布来看，似是依嘉庆六年李调元增补本之旧制。
由以上《函海》版本的梳理可见，在《函海》早期的两个版本中（乾隆末万卷楼本存佚不详，今姑且不论），均收有《剧话》，而之后的各版中，俱抽去《剧话》，而补入《通俗编》。虽然各版《通俗编》卷数不一，但从刊刻年代及刻印者身份看，李调元刊刻的几个版本，《剧话》先题二卷，而后题四卷实二卷，似是原本有拟在记录数据基础上加以增补，自着一书的可能;其后至嘉庆六年本抽去《剧话》，增入《通俗编》，或是因为精力不济，或是因万卷楼被兵火焚毁，心力交瘁，书籍资料亦损失殆尽，无力为之，遂抽去《剧话》等攘自《通俗编》的书稿，而补入翟书，因相应文献缺乏，此事真实情况已不可考，笔者此处仅系推断。而嘉庆十四年及道光五年的两个版本之所以删减《通俗编》卷数篇幅，则极可能是李鼎元、李朝夔叔侄出于“為尊者讳”的目的，为维护李调元的声誉而刻意为之。
《剧话》与《通俗编》在《函海》诸本中棼丝难解的版本牵缠，恰说明了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因果纠结。
三、《函海》编者增删《剧话》《通俗编》之原因探考
由以上对《函海》诸书的版本梳理可知，《剧话》《通俗编》在《函海》各版中的收录情况、卷次均有不同：凡收有《剧话》的两版，俱不收《通俗编》;而此后收《通俗编》的数版，又均不收《剧话》。翟、李二书关系之牵缠，于中可见。而《函海》各版增删翟、李二书的编订意图，也颇值得一作探究。
（一）李调元亲编诸版《函海》增删《剧话》《通俗编》的编订意图
李调元亲编《函海》，据目前所知共四版，除乾隆末万卷楼本“存佚不详”[11]371外，其余三版俱有传世者可睹。其中乾隆壬寅、甲辰两版俱收《剧话》而遗《通俗编》（这两版所收者还包括同样剿录自《通俗编》的《弄谱》和在甲辰本中已被抽去的《续制义科琐记》），而在嘉庆六年李调元手订本《函海》中，则抽去了攘取的《剧话》《弄谱》等书，而收入《通俗编》二十五卷，并将曾经攘取的内容不加拣择全部归附于《通俗编》卷末。
1.壬寅、甲辰版《函海》收《剧话》而遗《通俗编》
邓长风在对李调元著作及《函海》的研究中认为：“在壬寅初刻本《函海》中，凡李调元在卷首署了名的各书，分为撰、辑、校三类。他对于这三类是区分得很严格的。”[11]374然而恰恰是我们通过比对已确定是剿录自《通俗编》的《剧话》，在《函海》壬寅本及甲辰本的卷首皆署曰“李调元撰”[11]378。如果说李调元刻意非要攘夺他人之成果为己有，似乎又难以说通。笔者以为，倘若将之与李调元的编撰意图联系起来看，或许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圆通的解释。
李调元作为一代才子，心气颇高，其同年祝德麟尝谓其“盛气压侪偶”[16]。在编书传世的“名山事业”面前，李调元也同样抱有极大的冀望。这一点，从其在《函海》中大量收录己著（初刻本己作已逾四分之一，以后各版收录更夥），以冀与古人名著争胜便可看出。他在壬寅本《函海总序》中称：“自十五至二十则附以拙刻，冀以仰质高明”，又曰：“庶几睹此书者，不目之为景星卿云，则珍之为明珠拱璧，必有与《汉魏》、《津逮》、《知不足斋》所刻共列为四部以炳耀乎宇内者……是则区区之心，愿与天下共宝之”，[17]清楚地将他的编书目的表露无遗。所以，他在辑录《剧话》时，显然不是想以拾他人牙慧的方式完成一部辑作，而是想要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自加著述，流传后世的。也正因此故，他在壬寅本《函海》中只著录《剧话》二卷，而到了甲辰本，虽然实际还是两卷，却题作“四卷”，显然是想在原有“半成品”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考证，以“自铸伟词”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李调元别的著作中找寻到一点轨迹：李调元在其《雨村诗话》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仁和翟晴江灏，博览群书，兼明佛理。癸酉浙闱，……时先北路公亦在闱中，深加器之，出闱即访，以所著《通俗编》来质。余已采十余条加以考证，入《唾余新拾》。 [18]
按：引文中“癸酉”即乾隆十八年（1753），时翟氏《通俗编》已刻成两年，故得以以之求教于李调元之父李化楠，李调元亦因此得阅其书。从李调元本人的记述来看，他早已从《通俗编》中撷取数据，不过他并不满意于翟氏的数据罗列，而要先“加以考证”，然后才收入己著《唾余新拾》（这部书自壬寅初刻直至嘉庆、道光诸本，均收在《函海》，从未抽去，可见这才是李调元满意的“成品”形式）。由此看来，李调元从《通俗编》中剿录《剧话》《弄谱》等材料时，可能也是想仿《唾余新拾》之例，待自己日后详加考证，以成为“己书”的，故而才收入《函海》壬寅本，又在甲辰本中题曰“四卷”。然而不想正在此时，李调元遭遇官司，“在通永道遭事去官，板片零散”，而自己“获罪在保阳臬司狱，方将远戍万里，无暇及此”，后来虽然得以侥幸脱罪赎归，并且得以“因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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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之暇，修成此书”。[19]在这期间，毕竟因为罢职去官，李调元内心的郁忿可想而知，自然无心再去编撰什么《剧话》了。甲辰本题“《剧话》四卷”而实则两卷的虎头蛇尾的状况，倘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似可说通。
尽管如此，但从其依然将《剧话》编入《函海》，并且在目录中标为“四卷”的情况来看，此时的李调元应当并未放弃继续撰成《剧话》的计划，依然寄希冀于日后。
2.嘉庆六年李调元手订本《函海》收《通俗编》二十五卷而抽去《剧话》
乾隆五十年（1785）李调元自通州归蜀以后，主要沉浸于两件事：一是游历山水寄情戏曲。其在《答祝芷塘同年书》中谓：“窃念此身非贱，万金乃归，不及时行乐，岂不负一刻千金之直？因就家童数人，教之歌舞，每逢出游山水，卽携之同游。不见官府，不谈世事” [20]，尝作诗自谓：“祸福无凭皆自召，功名有定只看优。若将我辈登场演，粉面何人可与侔！”[21]在这期间，李调元作有一系列观剧诗，并且跟当时名伶魏长生还有书信往来，于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作有《得魏宛卿书二首》诗。[22]由其这一时期参与戏曲活动的频繁程度推断：李调元在此期间当对戏曲一道颇为醉心，或许会在此基础上对《剧话》有所增补。二是在罗江县家中先后起建了万卷楼和函海楼。前者收藏了“昔在通永道任所抄《四库全书》附本及历年所购宋本并古器”，“俱贮于楼上”[23];后者则用来专贮绵州李氏万卷楼《函海》雕板。嘉庆五年四月，李调元避白莲教兵燹于成都，不意其罗江家中贮有“昔在通永道任所抄《四库全书》附本及历年所购宋本并古器”的万卷楼“为土贼所焚，片物无存”[23]，李调元听说此事后，“一恸几绝”[24]，然而犹“幸《函海》另贮，未成焦土”[25]。
据此，笔者推断：有可能李调元之先为编撰《剧话》等“半成品”所收集的历年资料甚至修订书稿都在此次焚楼事件中荡然无存，此时李调元已年届六十七岁（三年后即病逝），伤痛之余，可能意识到自己有生之年再也无法完成这些未竟的著作了，故而在嘉庆六年增订重刻《函海》时，将原有的“半成品”全部抽去，匆匆补入新收入的二十五卷《通俗编》卷末，于是成就了我们后来所见嘉庆六年及光绪七年两版《函海》中的《通俗编》面貌。
（二）李调元子弟所编诸版《函海》增删《通俗编》卷次的编订意图
在李调元身后，其从弟李鼎元为之重新修订《函海》，自称“合四十函重加校正：讹者正之，脱者补之，残毁者足之，阙文者仍之”[14]。然而在实际修订过程中，编者却并未严格地遵循这一原则，仅以《通俗编》为例，竟然将李调元在嘉庆六年亲订收入的二十五卷《通俗编》删去了十卷，仅余十五卷。如此大规模的删汰其一向尊崇的从兄李调元手订稿，似乎既不合逻辑，也不合情理。经比对考察，笔者发现：被删去的十卷中，至少有五卷系经李调元攘夺后又还入《通俗编》的，卷十九、二十即《剧话》，卷廿一、廿二即由李氏《弄谱》补入，而卷廿五即是其序言曾在函海本《通俗编》卷首张冠李戴的《续制义科琐记》。笔者据此推断：或许由于李鼎元在编辑修订《函海》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其兄李调元抽去《剧话》等著述而将之补入《通俗编》的秘密。面对这位从小教导自己，有如师长的从兄见李鼎元《重校〈函海〉序》，有曰：“雨村于余，兄而师也。” ，李鼎元十分尊敬，在发现这个可能有损从兄声誉的秘密后，为了维护乃兄声誉，李鼎元极有可能采用 “眼不见为净”的方式，将嘉庆六年《函海》本《通俗编》中所有可能跟李调元产生著作权冲突的内容通通删除干净，因而，在嘉庆十四年重校本的《函海》中，《通俗编》只留下了十五卷本。然而，李调元剿袭《通俗编》的印迹并没有被完全从《函海》本《通俗编》里消除干净，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李调元在嘉庆六年将《通俗编》收入《函海》时，出于种种原因，竟然将自己为剿袭自《通俗编》的《续制义科琐记》所作之序文阑入卷首，署曰“通俗编序”;又将为部分取材自《通俗编》的《唾余新拾》所作序文改头换面，仅抽换个别字句，即充作“通俗编总序”，冠于全书之首。李鼎元在校订至《通俗编》时，或许只专注于内容，发现了乃兄的剿袭现象而加以删削，然而却并未发现较为隐晦的这两篇卷首序文，遂致令其得以一直保存在《函海》中，直至今日。
至道光五年，李调元之子李朝夔补刊《函海》。按朝夔系李调元第三子，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除补刊《函海》外，生平事迹无考。据道光补刊本《函海》卷首贺懋椿《重镌〈函海〉序》所言补刊缘起，有谓“岁己卯，余甫下车，其（李调元）子朝夔适应童子试”[26]。按此处“岁己卯”乃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此时李朝夔已届三十七岁，犹以布衣之身“应童子试”，可见此人文章学识俱不足道，诚虎父之犬子。以他的器识，在进行补刊、重订《函海》如比巨大工程的过程中，想來必是捉襟见肘，难以承担的。因而，最好的办法便是萧规曹随，在叔叔墨庄重校本的基础上加以简单增补。在这过程中，或许是因为不敢忤逆叔叔的意思曝父之短，或许是李调元最后一次亲订的《函海》藏板在上回李鼎元的重校后为维护其名誉已经被毁，所以无奈之下，只补入了多方搜求而得的无损父亲声誉的一卷残本，形成了道光十六卷本的《函海》版《通俗编》。 结 语
李调元的《剧话》，几乎完全剿袭自翟灏的《通俗编》，或许李调元本拟在《通俗编》所载数据的基础上结撰自己的著作《剧话》，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完成，所以在他晚年重订《函海》的时候，抽去了《剧话》而补入了《通俗编》。但是收有其两卷《剧话》的甲辰本《函海》毕竟刻印年代较早，流传较广，在百余年后，又被人们重新翻印而流行于世，从而使得他终没能逃过剿袭他人的尴尬。然而，李调元《剧话》的辑录，毕竟也是有他的历史贡献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端：
一是推广了相关文献的接受面，通过《函海》的刊行，特别是近代以来《剧话》被各专业丛书重新翻印以后大量发行，使得更多的人（特别是专业研究者）得以接触到这些难得的戏曲文献资料，从而推动了现代学界关于戏曲史的认识与建构。
二是翟氏《通俗编》原本中的一些条目，叙述语言过于繁琐芜杂，《剧话》通过自己的剪裁熔炼，使得这些条目更加精练可读，更具有学术性。如《通俗编》中的《双红剧》条，原文共计619字，以极大的篇幅详细介绍该剧本事出处唐传奇《昆仑奴传》和《红线传》的故事内容，对于以文人群体为主体的读者来说，他们早已熟知了唐传奇的故事内容，就会觉得内容芜杂、语言繁复，可读性较差。而《剧话》此则则仅用了157字对之提炼赅括，曰：
《双红》剧，一《红绡》，见《昆仑奴传》所称奴摩勒负崔生至一品院，与歌妓红绡会，逾十重垣，双负出，挝杀猛犬者也。一《红线》，见《甘泽谣》：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青衣盗田承嗣金合，一夜去来，辞嵩不知所往者也。沈德符《顾曲杂言》：“梁伯龙有《红线》、《红绡》二杂剧，颇称谐惬;今被俗优合为一大本南曲，谓之《双红》，遂成恶趣。”[2]
先以一两句极精炼的语句对《昆仑奴传》和《红线传》提要钩玄，随即缀以《顾曲杂言》的评论收尾，显得文字洗练，逻辑清晰，比较适合文人赏读。
三是《剧话》中有一些对《通俗编》原文的增补修订，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原文的内容，颇具认识价值。此外，尚有近五分之一的内容系由作者自创，特别是其中关于“弋腔”“秦腔”“胡琴腔”等地方唱腔的介绍，系较早在戏曲论著中论及地方戏者，对于研究地方戏的历史颇有帮助。
总之，尽管《剧话》剿袭自翟灏《通俗编》是不争的事实，但它本身所具有的学术与文献价值也甚为值得我们去对之进行仔细认真的研究与解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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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李调元.答赵耘菘观察书[M]//童山集，文集卷十.清乾隆刻《函海》道光五年增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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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