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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人类灵魂的密码。诗与心灵是息息相通的，只要能读懂他们的诗，就会很容易触摸到他们跳动的脉搏。
诗能发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民心灵的声音，不管你的语言如何、国度如何。诗歌，是人类灵魂的密码。诗与心灵是息息相通的，只要能读懂他们的诗，就会很容易触摸到他们跳动的脉搏。
诗歌的时代是否离我们越来越远，诗歌史上灿烂的一页似乎也已翻过，诗歌“边缘化”的哀叹也一再戳疼我们的耳膜。但，激情燃烧岁月的遗痕犹在，无数心血的结晶犹在。我们无法忘记，无法忘记诗歌带给我们的心灵震撼与连绵不断的影响力……
《中国新诗选》(1919—1949)臧克家编选
臧克家编选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可谓是新生的呐喊，收录了五四运动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30年间我国有代表性诗人的新诗作品。
从第一首郭沫若的《站在地球上呼号》到最末一首张志民的《死不着》，我一口气读完这本书，至今还意犹未尽。心，被滚烫的诗情燃烧得炽烈而灿烂；血液，因诤情的激荡而更加奔涌不息。
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如春阳，可以融化心中那沉郁的冰雪，又如秋风，可以扫去心中烦躁的酷暑。“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凤凰是大智大勇、敢于毁弃旧我、迎接烈火考验的象征。
而《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则使人更亲近自然、更热爱自然，更坚定了愿为祖国燃烧成灰烬的决心。虽然生活中也有太多的不如意，我们终能挺下去，不萎靡，不悲观，也不蝇营狗苟。
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艾青的《树》，严辰的《塔》等，于润物无声中，更新你的精神面貌，使你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家事杂务，儿女情长，提得起，放得下。“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更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炽望。”(何其芳：《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忧郁抛弃了，换上乐观，包袱丢掉了，轻装上阵。现如今奋斗着的我们，同样需要这样的精神。
郭沫若的《站在地球上呼号》，能使你体会到“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旋律”是何等伟大与壮观；田间的“擂鼓诗”，能使你的精力在激越的鼓声中恢复；蒲风的《我迎着风狂和雨暴》，能使你在遭受挫折时懂得“我们的胜利建立在我们的顽强和奋斗中”；冰心的《春水》中，那“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的意蕴，能提醒你不要在小有成就时沾沾自喜。
新诗的作者，大多既是诗人，又是战士。他们这些诗，创作于推翻旧社会的血与火的斗争中，抒发的是他们对祖国、对人民、对事业、对生活的激情。我们作为新世界的建设者，同样需要这种激情!
诗是不老的，爱诗的人的心也是不老的，洋溢着诗情的心永远年轻。我们这一代更需要从这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壮丽诗篇中，吸取诗意的滋养和激励，获得活力和激情。
《天安门诗抄》童怀周编
《天安门诗抄》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中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抨击“四人帮”的诗选，被誉为革命文学史上的丰碑。
以对周恩来的歌颂与悲悼为主题，以萧何、曹参、诸葛亮等古代贤相来比喻周恩来：“兴邦勋绩胜萧曹”、“万民悲蜀相，千古念周公”、“谁见宰相平民爱，唯独总理第一人。”在这一主旋律中，民众一方面把周恩来塑造成辅佐明君的贤相——“紧跟舵手数十载，功高从来不居功”；另一方面潜意识地将自己降格为臣民，所谓“人寰尚有臣民在，不许贼子弄王幡”。这其实也是民众当时内在心态与价值取向的真实流露。他们吟诵的是“功罪早有人民定，是非更有后人评…‘谁要违背人民愿，千古遗臭万人骂…‘近日人潮沸腾，来日天翻地覆”，把希望寄托于“来日”与“后人”，寄托于“千古”的历史，唯独没有现实解决的一席之地。所谓“自有人民写春秋”这类诗句，倒使人联想起刘少奇在其生命弥留之际说出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在专制威权高悬起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情势下，固然仍不乏以慷慨激昂的政治演说表达鲜明观点的志士，但更多的人宁可选择传统诗词的含蓄形式，或寄托，或隐喻，曲折表达自己的觉悟与心声。也正是通过此，我们后人才不难理解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竟然奇特地与诗歌结缘联娴，才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一奇特现象背后竟然是民主荡然无存与专制肆虐横行的冷酷事实。
在本书的《前言》中，编选者曾激情预言：“无论在我国或世界文学史上，它们必将占有光辉的一页。”时至今日，30多年过去了，即便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除记得那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著名绝句，是否还能想起别的有文学意味的佳作?但，《天安门诗抄》作为诗体史料，却留下了中国民主进程的思想档案与民众心影。
《朦胧诗选》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
“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1978年12月23日，《今天》杂志第一期在北京出刊。刊出的诗作有蔡其矫的《风景画》、《给》、《思念》，舒婷的《致橡树》、《啊，母亲》，芒克的《天空》、《冻土地》、《我是诗人》，北岛的《回答》、《微笑?雪花?星星》、《一束》、《黄昏：丁家滩》，席卷中国的朦胧诗潮自此波涛涌动。
在那时，有利剑和晨钟作用的诗，被称作“朦胧诗”。人们传诵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那时，诗歌朴素、真挚的情愫，表达了人们的心理诉求，催发了广泛的共鸣，也催发了诗歌繁荣和文化复兴。
虽然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尚处于摸索阶段，总体上来说，它们还未能超出三四十年代诗歌的艺术水平。但是这一大批诗人，以及他们的诗歌作品，却一致传达了人本主义的共同的思想。而其中侧重表达的，是诗人对“文革”政治神话的抗争和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探求，对“四人帮”专制暴行的批判和对自由理想的追寻，以及对斗争哲学无限扩大化思想的舍弃和对人道主义的追求等。
朦胧诗的年代是一个充满青春激情的年代，年轻的诗人为追求艺术的纯粹和表达精神的困惑，他们甘愿冒险去抗衡强大的既存诗歌传统，他们的探险“所遇到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前一时期甚至表现为人为的窒息。”
《朦胧诗选》几经磨难终于与企盼多时的读者见面，其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本诗选昭示了新时期新锐诗人的抗衡传统的锐气，也寄予了无数读者内心无法表达的激情，它是一部由作者、编选者和读者共同唱响的青春乐章。
‘《朦胧诗选》的出版就像久旱春天的一声春雷”(阎月君)，唤醒了被压制了20年的沉睡的读者。从“文革”噩梦中惊醒的国民，在自觉地反思那场浩劫 留给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巨大创伤，每一个经历了苦难的人都在努力抚慰心灵的伤痛。朦胧诗重视人的觉醒和理性反思的意识，以及对民族、国家、个人苦难的承担意识，是整个社会情感的一种折射，是对苦难人生和黑暗时代的理胜反思和坚定回答，它带领迷茫的人们走向一个新的精神高地。
《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编
1986年的10月，《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介绍了“100多名‘后崛起’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的‘诗派”’，这一大展“汇萃了1986年中国诗坛上的全部主要”的实验诗派。
两年后，在此基础上，徐敬亚、孟浪等人花了半年多时间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因为封面纯红色，它后来被诗歌界称为“红皮书”，在诗歌界影响很大，也成为学术界重要的研究资料。
读者们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本书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鸟瞰。本书的每一位严肃而认真的读者都将占有一种高度，都将因这一鸟瞰而晕眩。那是迷人的，它由巨大的希望引起，也由巨大的失望所致。而我仍然要说，那是迷人的，他们因此而被推人中国诗、中国艺术在当代的命运中去了。
他们的作品，和其他富有献身精神的中国前卫艺术家的作品一样，试图告诉人们：他们多么希望，他们是、仅仅他们是人类全部磨难和挫折的承当者；他们多么希望他们终将是、绝不仅仅他们终将是幸福而快乐的。这样的愿望长久地折磨着他们，长久地吸引着他们，使他们无法让自己的笔停下来。于是，便有了读者们已经握在手中的这本书，便有了这一首首诗篇因之闪烁着奇异光芒的语言。
本书汇集了诸多崭新的诗歌技巧，“数十流派、近百诗人力作约万行，并收有各诗歌艺术自释、群体简介等背景资料”，可以说将当时大大小小的诗歌流派一网打尽。只要一书在手，对当时诗歌“江湖”的分布，就可有大致的了解。
其中，有著名的“非非”、“他们”、“莽汉”等流派，还有很多不十分知名，甚至很快湮没的诗歌群体。只从这些流派的名称上，就可看出那种普遍的反叛、挑衅姿态，比如上海的一群诗人就自名为“撒娇派”，在宣言中他们是这样解释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看不惯。看不惯就愤怒，愤怒得死去活来就碰壁。头破血流，想想别的方法。光愤怒不行。想超脱又舍不得世界。我们就撒娇。”
当我打开这本诗集时，我变得更自信——我强劲地搏动着的心脏里，流动的也是诗人的血!
诗能发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民心灵的声音，不管你的语言如何、国度如何。诗歌，是人类灵魂的密码。诗与心灵是息息相通的，只要能读懂他们的诗，就会很容易触摸到他们跳动的脉搏。
诗歌的时代是否离我们越来越远，诗歌史上灿烂的一页似乎也已翻过，诗歌“边缘化”的哀叹也一再戳疼我们的耳膜。但，激情燃烧岁月的遗痕犹在，无数心血的结晶犹在。我们无法忘记，无法忘记诗歌带给我们的心灵震撼与连绵不断的影响力……
《中国新诗选》(1919—1949)臧克家编选
臧克家编选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可谓是新生的呐喊，收录了五四运动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30年间我国有代表性诗人的新诗作品。
从第一首郭沫若的《站在地球上呼号》到最末一首张志民的《死不着》，我一口气读完这本书，至今还意犹未尽。心，被滚烫的诗情燃烧得炽烈而灿烂；血液，因诤情的激荡而更加奔涌不息。
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如春阳，可以融化心中那沉郁的冰雪，又如秋风，可以扫去心中烦躁的酷暑。“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凤凰是大智大勇、敢于毁弃旧我、迎接烈火考验的象征。
而《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则使人更亲近自然、更热爱自然，更坚定了愿为祖国燃烧成灰烬的决心。虽然生活中也有太多的不如意，我们终能挺下去，不萎靡，不悲观，也不蝇营狗苟。
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艾青的《树》，严辰的《塔》等，于润物无声中，更新你的精神面貌，使你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家事杂务，儿女情长，提得起，放得下。“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更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炽望。”(何其芳：《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忧郁抛弃了，换上乐观，包袱丢掉了，轻装上阵。现如今奋斗着的我们，同样需要这样的精神。
郭沫若的《站在地球上呼号》，能使你体会到“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旋律”是何等伟大与壮观；田间的“擂鼓诗”，能使你的精力在激越的鼓声中恢复；蒲风的《我迎着风狂和雨暴》，能使你在遭受挫折时懂得“我们的胜利建立在我们的顽强和奋斗中”；冰心的《春水》中，那“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的意蕴，能提醒你不要在小有成就时沾沾自喜。
新诗的作者，大多既是诗人，又是战士。他们这些诗，创作于推翻旧社会的血与火的斗争中，抒发的是他们对祖国、对人民、对事业、对生活的激情。我们作为新世界的建设者，同样需要这种激情!
诗是不老的，爱诗的人的心也是不老的，洋溢着诗情的心永远年轻。我们这一代更需要从这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壮丽诗篇中，吸取诗意的滋养和激励，获得活力和激情。
《天安门诗抄》童怀周编
《天安门诗抄》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中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抨击“四人帮”的诗选，被誉为革命文学史上的丰碑。
以对周恩来的歌颂与悲悼为主题，以萧何、曹参、诸葛亮等古代贤相来比喻周恩来：“兴邦勋绩胜萧曹”、“万民悲蜀相，千古念周公”、“谁见宰相平民爱，唯独总理第一人。”在这一主旋律中，民众一方面把周恩来塑造成辅佐明君的贤相——“紧跟舵手数十载，功高从来不居功”；另一方面潜意识地将自己降格为臣民，所谓“人寰尚有臣民在，不许贼子弄王幡”。这其实也是民众当时内在心态与价值取向的真实流露。他们吟诵的是“功罪早有人民定，是非更有后人评…‘谁要违背人民愿，千古遗臭万人骂…‘近日人潮沸腾，来日天翻地覆”，把希望寄托于“来日”与“后人”，寄托于“千古”的历史，唯独没有现实解决的一席之地。所谓“自有人民写春秋”这类诗句，倒使人联想起刘少奇在其生命弥留之际说出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在专制威权高悬起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情势下，固然仍不乏以慷慨激昂的政治演说表达鲜明观点的志士，但更多的人宁可选择传统诗词的含蓄形式，或寄托，或隐喻，曲折表达自己的觉悟与心声。也正是通过此，我们后人才不难理解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竟然奇特地与诗歌结缘联娴，才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一奇特现象背后竟然是民主荡然无存与专制肆虐横行的冷酷事实。
在本书的《前言》中，编选者曾激情预言：“无论在我国或世界文学史上，它们必将占有光辉的一页。”时至今日，30多年过去了，即便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除记得那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著名绝句，是否还能想起别的有文学意味的佳作?但，《天安门诗抄》作为诗体史料，却留下了中国民主进程的思想档案与民众心影。
《朦胧诗选》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
“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1978年12月23日，《今天》杂志第一期在北京出刊。刊出的诗作有蔡其矫的《风景画》、《给》、《思念》，舒婷的《致橡树》、《啊，母亲》，芒克的《天空》、《冻土地》、《我是诗人》，北岛的《回答》、《微笑?雪花?星星》、《一束》、《黄昏：丁家滩》，席卷中国的朦胧诗潮自此波涛涌动。
在那时，有利剑和晨钟作用的诗，被称作“朦胧诗”。人们传诵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那时，诗歌朴素、真挚的情愫，表达了人们的心理诉求，催发了广泛的共鸣，也催发了诗歌繁荣和文化复兴。
虽然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尚处于摸索阶段，总体上来说，它们还未能超出三四十年代诗歌的艺术水平。但是这一大批诗人，以及他们的诗歌作品，却一致传达了人本主义的共同的思想。而其中侧重表达的，是诗人对“文革”政治神话的抗争和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探求，对“四人帮”专制暴行的批判和对自由理想的追寻，以及对斗争哲学无限扩大化思想的舍弃和对人道主义的追求等。
朦胧诗的年代是一个充满青春激情的年代，年轻的诗人为追求艺术的纯粹和表达精神的困惑，他们甘愿冒险去抗衡强大的既存诗歌传统，他们的探险“所遇到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前一时期甚至表现为人为的窒息。”
《朦胧诗选》几经磨难终于与企盼多时的读者见面，其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本诗选昭示了新时期新锐诗人的抗衡传统的锐气，也寄予了无数读者内心无法表达的激情，它是一部由作者、编选者和读者共同唱响的青春乐章。
‘《朦胧诗选》的出版就像久旱春天的一声春雷”(阎月君)，唤醒了被压制了20年的沉睡的读者。从“文革”噩梦中惊醒的国民，在自觉地反思那场浩劫 留给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巨大创伤，每一个经历了苦难的人都在努力抚慰心灵的伤痛。朦胧诗重视人的觉醒和理性反思的意识，以及对民族、国家、个人苦难的承担意识，是整个社会情感的一种折射，是对苦难人生和黑暗时代的理胜反思和坚定回答，它带领迷茫的人们走向一个新的精神高地。
《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编
1986年的10月，《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介绍了“100多名‘后崛起’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的‘诗派”’，这一大展“汇萃了1986年中国诗坛上的全部主要”的实验诗派。
两年后，在此基础上，徐敬亚、孟浪等人花了半年多时间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因为封面纯红色，它后来被诗歌界称为“红皮书”，在诗歌界影响很大，也成为学术界重要的研究资料。
读者们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本书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鸟瞰。本书的每一位严肃而认真的读者都将占有一种高度，都将因这一鸟瞰而晕眩。那是迷人的，它由巨大的希望引起，也由巨大的失望所致。而我仍然要说，那是迷人的，他们因此而被推人中国诗、中国艺术在当代的命运中去了。
他们的作品，和其他富有献身精神的中国前卫艺术家的作品一样，试图告诉人们：他们多么希望，他们是、仅仅他们是人类全部磨难和挫折的承当者；他们多么希望他们终将是、绝不仅仅他们终将是幸福而快乐的。这样的愿望长久地折磨着他们，长久地吸引着他们，使他们无法让自己的笔停下来。于是，便有了读者们已经握在手中的这本书，便有了这一首首诗篇因之闪烁着奇异光芒的语言。
本书汇集了诸多崭新的诗歌技巧，“数十流派、近百诗人力作约万行，并收有各诗歌艺术自释、群体简介等背景资料”，可以说将当时大大小小的诗歌流派一网打尽。只要一书在手，对当时诗歌“江湖”的分布，就可有大致的了解。
其中，有著名的“非非”、“他们”、“莽汉”等流派，还有很多不十分知名，甚至很快湮没的诗歌群体。只从这些流派的名称上，就可看出那种普遍的反叛、挑衅姿态，比如上海的一群诗人就自名为“撒娇派”，在宣言中他们是这样解释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看不惯。看不惯就愤怒，愤怒得死去活来就碰壁。头破血流，想想别的方法。光愤怒不行。想超脱又舍不得世界。我们就撒娇。”
当我打开这本诗集时，我变得更自信——我强劲地搏动着的心脏里，流动的也是诗人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