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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初年，西北史地研究受到王国维、陈寅恪、陈桓、李济、顾颉刚等大批民国大儒的重视，再次走向兴盛，并于20年代时进入高潮并一直持续至34年代。之所以如此，除了有清一代学术积累及外国汉学影响外，知识分子的民族情节和近代持续不断的边疆危机等是主要原因。
关键词：民国时期；西北史地研究；兴起原因
民国时期是历史大家辈出的时期，历史学可谓当时的显学，而西北史地研究则是历史这门显学中的显学，受到了包括王国维、陈寅恪、陈桓、李济、顾颉刚等大批民国大儒的重视。梁启超通观当时学术倾向，指出光宣后“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1]1945年顾颉刚在总结百年史学变化时，将民国史学取得成绩总结为六方面：“一、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研究，三、敦煌学的研究，四、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研究，五、古史的研究，六、社会史的研究”。[2]此六项成果均不同程度上关涉西北史地研究。本文拟从下面几个方面，探讨民国西北史地史研究热兴起的原因。
第一，清代修元史研究传统并在乾嘉后促力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成为经世显学。为了弥补前代元史编写粗糙简陋的缺憾，有清一代知识分子许多致力于修元史，元史与西北史地多有重合；道咸以降，外患纷扰，国土日蹙，边疆地区成为中华民族兴亡安危的焦点。有元史研究传统之积累，以经史致用为追求的西北边疆史地学遂兴起，并渐渐成为显学。此一时期西北史地论著主要有：祁韵士《藩部要略》， 徐松《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 张穆《蒙古游牧记》， 姚莹《康輶记行》，何秋涛《朔方备乘》，沈尧《新疆私议》、《西游记金山以东释》、《漳北滱南诸水考》、《西域小记》，魏源《答人问西北地域书》，龚自珍《御试安边绥远疏》等，从而为民国西北史地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咸丰以来外人对中国西北边疆的持续考察和研究为西北史研究积攒了外部力量。十九世纪后期,整个世界都被纳入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各国政府亟需了解被殖民国家各项情况。而汉学家受实证主义影响，十分重视从本土取材直接研究，提倡“在最细密处去直接解析遗文，只相信遗文所指出的意义。”[3]两者不谋而合，一些探险家、野心家、汉学家的考古活动因此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从十九世纪90年代至二十世纪20年代的30年间，俄国人克莱门兹、科兹洛夫、奥登堡，英国人斯坦因，德国人格鲁威德尔、勒柯克，法国人伯希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美国人华尔讷、安得思等，多次来中国边疆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进行考古发掘。考古发掘外，他们还大量收搜中国善本、孤本文献。根据这些珍贵史料和科学研究方法，西方汉学研究大大的深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也使西北由闭塞之地成为国际瞩目的明星。梁启超指出，由于“受外来学术之影响” 、“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材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甚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4]正说明学术发展中外部新鲜血液的重要性。
第三，西北史地考古考察是关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争论的焦点。西方治汉学，之所以“重视边疆、忽略本部。”[5]其中原因，除了对中国经史文化精髓不甚了了，缺少研究中华文化中心的优势外，不得不提及远在十七十八世纪就出现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当时流传多种观点，影响比较大的有四种：一，埃及说，早在1654年，德国耶稣会教士基尔什尔就对中国文字和埃及文字进行比较，认为中国文字类似于埃及的象形文字，而提出汉族为埃及苗裔的假说，此说还受到波兰籍耶稣会士波因漠、法国阿夫郎什主教胡爱、英国人威尔金森和十八世纪后半叶法国人德基涅的支持。二，巴比伦说，1894年，著名的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伯里的《中国古代文明西源说》一书出版，提出中国文化来源于巴比伦的假说。此说认为中国的文字、历法与古巴比伦甚为相像，乃是因为巴比伦人东迁的结果，他甚至找出西方名称和神话故事以对应中国的黄帝、神农与仓颉及其传说。此说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鲍尔《中国人与苏美尔人》承认并发展此说。该说影响甚至到达日本，如白河次郎《中国文明史》即持此说，在中国学术界也找到了一批粉丝，包括蒋智由、黄节、丁谦、章太炎、刘师培等；三，印度说，该说由法国人哥比诺首先提出，认为中国文明由雅利安人种之首陀罗人传入；四，中亚说，认为中国文明源于中亚，包括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英国汉学家里格，俄国的B·皮·瓦西里耶夫院士和C·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美国考古学家攀伯里等。[6]
种种说法，现在看来不免荒谬可笑，却因为提出时间即久且支持者众多，而深深的影响了外国人的汉学研究。中国文化的根源既自西而来，则进入中原必经的西部，就成了关系重大的研究地。如李希霍芬认为中国文明发源于塔里木盆地，李氏学生斯文·赫定就曾四次考察新疆、数次去往西藏地区；安特生通过砂锅屯考古，认为仰韶彩陶渊源于西亚彩陶。为证明己说，特地考察甘青地区，著《甘肃考古记》。
第四，知识分子的民族情结和以文报国的爱国情怀，是推动西北史地发展的动力。当西人盗得大批珍贵文物，利用新发掘史料而解决中国历史疑题、开拓新的学术领地，甚至提出中国文化非本土起源说，侵略中国有理的声音嚣然出现；当外人渐看不起中国学术研究而从日本入手研究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就越过了纯学术——在研究者看来它成为一个关涉民族独立、民族尊严的问题。学术尊严要怎么去取得？对学者来说，只有一途，就是学习并超越！
陈桓曾数次道明知识界务需与外人竞争的使命，他说：“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我们必须从自己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是干历史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7]在北大国学研究所国学门的一次集会上，他又慷慨陈辞：“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8]李济以反驳中国文化西来说为己任，立志“把中国境内史前的遗址完全考察一次”，[9]王国维的《流沙坠简》、《西胡考》二篇、《井渠考》一篇皆为伯希和之书而作。
第五，历史地理为徵实之学，亦忧患之学也。盖国族每逢外患，舆地之学则兴。清末胡马南下，乃有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及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出；晚晴有西北边疆危机而张穆《蒙古游牧记》、 姚莹《康輶记行》及何秋涛《朔方备乘》等出。民国继承了清末边疆危机，当时西南川藏地区，西北新、青地区，北部蒙古和东北不断受到骚扰，边疆危机有增无减。“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边疆的危机，几至极点，“四顾边边，尽都是外人势力”。 [10]边疆问题日渐严重，民族存亡只在旦夕，国人目光必然持续停留在边疆地区。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
[2]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李璜.法兰西近代历史学[J].少年中国，1922（1）.
[4]梁启超. 先秦政治思想史，晓红编：梁启超文选下[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5]梁容若.欧美与日本的汉学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论[J].商务印书馆1985.
[6]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7]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一一陈垣先生[J]. 东方杂志.
[8]郑天挺.自传，载于吴挺谬：郑天挺纪念论文集[J].中华书局1990.
[9]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址[J].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
[10]川康边防军学友社[J].互助周刊，1931（10）.
（作者简介：马嘉利，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10级历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关键词：民国时期；西北史地研究；兴起原因
民国时期是历史大家辈出的时期，历史学可谓当时的显学，而西北史地研究则是历史这门显学中的显学，受到了包括王国维、陈寅恪、陈桓、李济、顾颉刚等大批民国大儒的重视。梁启超通观当时学术倾向，指出光宣后“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1]1945年顾颉刚在总结百年史学变化时，将民国史学取得成绩总结为六方面：“一、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研究，三、敦煌学的研究，四、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研究，五、古史的研究，六、社会史的研究”。[2]此六项成果均不同程度上关涉西北史地研究。本文拟从下面几个方面，探讨民国西北史地史研究热兴起的原因。
第一，清代修元史研究传统并在乾嘉后促力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成为经世显学。为了弥补前代元史编写粗糙简陋的缺憾，有清一代知识分子许多致力于修元史，元史与西北史地多有重合；道咸以降，外患纷扰，国土日蹙，边疆地区成为中华民族兴亡安危的焦点。有元史研究传统之积累，以经史致用为追求的西北边疆史地学遂兴起，并渐渐成为显学。此一时期西北史地论著主要有：祁韵士《藩部要略》， 徐松《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 张穆《蒙古游牧记》， 姚莹《康輶记行》，何秋涛《朔方备乘》，沈尧《新疆私议》、《西游记金山以东释》、《漳北滱南诸水考》、《西域小记》，魏源《答人问西北地域书》，龚自珍《御试安边绥远疏》等，从而为民国西北史地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咸丰以来外人对中国西北边疆的持续考察和研究为西北史研究积攒了外部力量。十九世纪后期,整个世界都被纳入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各国政府亟需了解被殖民国家各项情况。而汉学家受实证主义影响，十分重视从本土取材直接研究，提倡“在最细密处去直接解析遗文，只相信遗文所指出的意义。”[3]两者不谋而合，一些探险家、野心家、汉学家的考古活动因此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从十九世纪90年代至二十世纪20年代的30年间，俄国人克莱门兹、科兹洛夫、奥登堡，英国人斯坦因，德国人格鲁威德尔、勒柯克，法国人伯希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美国人华尔讷、安得思等，多次来中国边疆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进行考古发掘。考古发掘外，他们还大量收搜中国善本、孤本文献。根据这些珍贵史料和科学研究方法，西方汉学研究大大的深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也使西北由闭塞之地成为国际瞩目的明星。梁启超指出，由于“受外来学术之影响” 、“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材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甚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4]正说明学术发展中外部新鲜血液的重要性。
第三，西北史地考古考察是关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争论的焦点。西方治汉学，之所以“重视边疆、忽略本部。”[5]其中原因，除了对中国经史文化精髓不甚了了，缺少研究中华文化中心的优势外，不得不提及远在十七十八世纪就出现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当时流传多种观点，影响比较大的有四种：一，埃及说，早在1654年，德国耶稣会教士基尔什尔就对中国文字和埃及文字进行比较，认为中国文字类似于埃及的象形文字，而提出汉族为埃及苗裔的假说，此说还受到波兰籍耶稣会士波因漠、法国阿夫郎什主教胡爱、英国人威尔金森和十八世纪后半叶法国人德基涅的支持。二，巴比伦说，1894年，著名的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伯里的《中国古代文明西源说》一书出版，提出中国文化来源于巴比伦的假说。此说认为中国的文字、历法与古巴比伦甚为相像，乃是因为巴比伦人东迁的结果，他甚至找出西方名称和神话故事以对应中国的黄帝、神农与仓颉及其传说。此说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鲍尔《中国人与苏美尔人》承认并发展此说。该说影响甚至到达日本，如白河次郎《中国文明史》即持此说，在中国学术界也找到了一批粉丝，包括蒋智由、黄节、丁谦、章太炎、刘师培等；三，印度说，该说由法国人哥比诺首先提出，认为中国文明由雅利安人种之首陀罗人传入；四，中亚说，认为中国文明源于中亚，包括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英国汉学家里格，俄国的B·皮·瓦西里耶夫院士和C·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美国考古学家攀伯里等。[6]
种种说法，现在看来不免荒谬可笑，却因为提出时间即久且支持者众多，而深深的影响了外国人的汉学研究。中国文化的根源既自西而来，则进入中原必经的西部，就成了关系重大的研究地。如李希霍芬认为中国文明发源于塔里木盆地，李氏学生斯文·赫定就曾四次考察新疆、数次去往西藏地区；安特生通过砂锅屯考古，认为仰韶彩陶渊源于西亚彩陶。为证明己说，特地考察甘青地区，著《甘肃考古记》。
第四，知识分子的民族情结和以文报国的爱国情怀，是推动西北史地发展的动力。当西人盗得大批珍贵文物，利用新发掘史料而解决中国历史疑题、开拓新的学术领地，甚至提出中国文化非本土起源说，侵略中国有理的声音嚣然出现；当外人渐看不起中国学术研究而从日本入手研究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就越过了纯学术——在研究者看来它成为一个关涉民族独立、民族尊严的问题。学术尊严要怎么去取得？对学者来说，只有一途，就是学习并超越！
陈桓曾数次道明知识界务需与外人竞争的使命，他说：“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我们必须从自己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是干历史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7]在北大国学研究所国学门的一次集会上，他又慷慨陈辞：“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8]李济以反驳中国文化西来说为己任，立志“把中国境内史前的遗址完全考察一次”，[9]王国维的《流沙坠简》、《西胡考》二篇、《井渠考》一篇皆为伯希和之书而作。
第五，历史地理为徵实之学，亦忧患之学也。盖国族每逢外患，舆地之学则兴。清末胡马南下，乃有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及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出；晚晴有西北边疆危机而张穆《蒙古游牧记》、 姚莹《康輶记行》及何秋涛《朔方备乘》等出。民国继承了清末边疆危机，当时西南川藏地区，西北新、青地区，北部蒙古和东北不断受到骚扰，边疆危机有增无减。“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边疆的危机，几至极点，“四顾边边，尽都是外人势力”。 [10]边疆问题日渐严重，民族存亡只在旦夕，国人目光必然持续停留在边疆地区。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
[2]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李璜.法兰西近代历史学[J].少年中国，1922（1）.
[4]梁启超. 先秦政治思想史，晓红编：梁启超文选下[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5]梁容若.欧美与日本的汉学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论[J].商务印书馆1985.
[6]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7]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一一陈垣先生[J]. 东方杂志.
[8]郑天挺.自传，载于吴挺谬：郑天挺纪念论文集[J].中华书局1990.
[9]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址[J].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
[10]川康边防军学友社[J].互助周刊，1931（10）.
（作者简介：马嘉利，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10级历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