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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由儒家思想中锐意进取的入世精神决定的。这种精神强调每一个人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然后强调那种自我的修身,并逐渐地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儒家文化传统中关于劳作有时、勤勉刻苦、锐意进取、坚忍不拔的工作伦理,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企业家吃苦耐劳的品质。不论是先秦的孔孟之道,还是两汉以后的儒学,乃至程朱理学,其主旨都是经世致用、教民俗化、兴邦安国。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孔子又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要求将内在的修养外化为积极的事功,其精髓是积极的人生态度。
这种精神极大地影响着我国的企业文化。从20世纪50年代的“孟泰精神”,20世纪60年代的“铁人精神”,20世纪80年代的“二汽精神”(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坚持改革的创新精神;永攀高峰的竞争精神;顾全大局的主人翁精神)到当今时代的“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等,都贯穿了一条主线——不怨天,不尤人,发奋图强,艰苦创业,永攀高峰,无所畏惧。它构成了我国企业文化拼搏向上的局面。
影响之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
这是由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决定的。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并把“仁”作为他学说“一以贯之”的唯一原则和最高道德标准,而“仁”的内涵就是“爱人”,强调从无私的动机出发,舍己利人,舍己爱人。孔子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把人看做是天地万物的中心,深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人心。孟子提出“人人皆可为尧舜”,强调人只要努力,皆可成才。
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成为建设优良企业文化的有力思想武器,有利于维系企业员工的良好人际关系。在管理出色的企业里,管理者对人的态度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在管理不善的企业里,人要么被当做“机器”,要么被视为企业的经济负担,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压抑。全国模范企业青岛港的领导干部有一句座右铭:“职工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再难也要办好。”百年老店同仁堂以仁为企业文化之本。仁者爱人,对内体现为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管理的仁政思想;对外则体现为产业报国,回馈社会的济世精神。济世养生,追求的是个人价值与社会理想的和谐,凝结了同仁堂对员工、国家、社会所倾注的强烈责任。原巨人集团的史玉柱在总结失败教训时就提到,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巨人文化只是停留在空洞的宣传口号上,而没有变成员工的实际行为。这些案例都表明,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点,人本思想构成现代企业以人为中心管理的文化基础。
影响之三:追求诚信的企业经营理念
这是由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传统决定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进一步主张“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在商业活动中要求企业做到智慧和道德相交融,做人之道与经营之道相统一,坚持“守信与重义”,“修身与报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其中,“诚信不欺,一诺千金”是中国商业精神的一条重要原则。它要求企业家在经营企业和经商活动中信守道义和诺言,先义后利,不做亏心的买卖。即使不订书面契约,语既出就要诚守信誉,“非诚贾不得食于贾”,不是以诚为本的商人就不能以经商谋生。
重义轻利的思想对企业文化建设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它提倡在物质利益面前要“克己”,“寡欲”,“见利思义”,“义而后取”;它鄙弃“嗟来之食”,不取“不义之财”。百年老店同仁堂是有着三百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医药行业的著名企业。同仁堂继承儒家优秀思想,严格遵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诚信经营理念,树立“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识,创制了许多令消费者放心的精品良药,确保了同仁堂金字招牌熠熠生辉。同仁堂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能继承儒家思想精髓,坚持诚信为本的药德思想,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融入新的内涵。这种优秀的企业文化与诚信思想伴随着同仁堂人,不断在实践中加以落实,才使得同仁堂在市场竞争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影响之四:稳中求胜的企业文化理念
这种理念源于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关于恰到好处、不偏不倚的学说,它所提倡的是人类精神活动与行为活动应当控制在恰到好处、不偏不倚的状态。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的中庸之道主张人与人之间要和谐,提倡“礼之用,和为贵”,讲“仁”、“爱”、“诚”、“中和”待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无过之,无不及”,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把握事物要有“度”,不高不低为最理想。认为矛盾发展有三种可能“过,中,不及。在这三种可能中,人们应该取“中”。
把握“中庸之道”对于体现企业管理的艺术性、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是必不可少的。如在管理矛盾中,有的矛盾,其对立双方中的一方为“是”,另一方为“非”,对此,应该是非鲜明,坚持真理;有的矛盾,则对立双方均为“非”或“不完全是”,对此,就不能简单地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了,必须把双方协调起来,这就用到了“中庸之道”。在企业管理中经常要用到“中庸之道”,如:学习外国经验与坚持中国传统,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赏与罚,严格管理与宽松管理等等。
影响之五:企业员工的团队意识
这种团队意识可在儒家思想的三纲理论中得到体现。儒家一方面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家、国、天下四者统一起来,在社会整体中确立个人的价值,强调培养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的人生价值的追求。另一方面主张“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君子合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倡导团队中的团结与协作。儒家在“三纲”理论中讲究子从父,妻从夫,兄弟友爱,姐妹相助。这种家庭观念既包含有整体感、骨肉情,又包含有家长意识和服从意识。在一个家族团体内,以家族利益为最高目标,追求家族利益的最大化,强调团体(整体)重于个人,个人无条件服从整体,强调家族内部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和谐和稳定。
以家庭观念为先导的团队意识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企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可以视同“一个小家庭”。去掉封建性,保留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与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是不矛盾的。增强企业员工的“家族”观念,有利于企业形成团体凝聚力和竞争力,有利于重构人们以团体利益为重的团体精神。在企业里,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往往借助于家庭观念的中介,以“爱厂如家”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前所述的“孟泰精神”,20世纪80年代广州白云山制药厂的“白云山精神”,广州第一橡胶厂“志在改革齐进取,爱厂如家当主人”的企业精神,衡水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和谐管理”,从他们这里可以看出,“爱厂如家”是企业凝聚力的源泉。它一方面意味着工厂像家庭一样温暖,领导像父母一样可亲可信,同事像兄弟姐妹一样团结友爱;另一方面意味着员工对企业像对家庭一样关心爱护,与之融为一体,休戚与共,心甘情愿地为振兴企业而出谋划策和忘我劳动。应该说,这是我国企业文化内容中又一个独具特色的优势文化。因而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的团队意识和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高度责任感,处理好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在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基础上增强整体的凝聚力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影响之六:重视精神需要的奉献品质
儒家思想中重视名节的传统是:其体现。孟子有一段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在儒家思想中,民族国家的尊严和荣辱,个人的人格、信念和操守,被看得高于一切。这种思想,凝铸成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这种民族精神,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珍惜荣誉、崇尚气节、讲究廉耻、高度自尊。时穷节乃见,在危难时的表现为崇高的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不可辱”,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节操和荣誉,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敢于蔑视强暴,甘愿忍受贫苦,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只要去掉其中封建思想的糟粕,把自尊、自爱、自强、重视名节的精神,建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就会形成有形的心理环境,就能激发员工的爱国之情。
重视名节,要求我们破除那种贪图虚名、奢侈浪费的不良习气。坚决杜绝一些企业,文过饰非,报喜不报忧,甚至花钱买荣誉,不在实干上下工夫的现象。这些恶性的企业风气,势必腐蚀企业的肌体,甚至把企业推向破产倒闭的边缘。
这种精神极大地影响着我国的企业文化。从20世纪50年代的“孟泰精神”,20世纪60年代的“铁人精神”,20世纪80年代的“二汽精神”(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坚持改革的创新精神;永攀高峰的竞争精神;顾全大局的主人翁精神)到当今时代的“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等,都贯穿了一条主线——不怨天,不尤人,发奋图强,艰苦创业,永攀高峰,无所畏惧。它构成了我国企业文化拼搏向上的局面。
影响之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
这是由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决定的。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并把“仁”作为他学说“一以贯之”的唯一原则和最高道德标准,而“仁”的内涵就是“爱人”,强调从无私的动机出发,舍己利人,舍己爱人。孔子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把人看做是天地万物的中心,深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人心。孟子提出“人人皆可为尧舜”,强调人只要努力,皆可成才。
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成为建设优良企业文化的有力思想武器,有利于维系企业员工的良好人际关系。在管理出色的企业里,管理者对人的态度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在管理不善的企业里,人要么被当做“机器”,要么被视为企业的经济负担,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压抑。全国模范企业青岛港的领导干部有一句座右铭:“职工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再难也要办好。”百年老店同仁堂以仁为企业文化之本。仁者爱人,对内体现为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管理的仁政思想;对外则体现为产业报国,回馈社会的济世精神。济世养生,追求的是个人价值与社会理想的和谐,凝结了同仁堂对员工、国家、社会所倾注的强烈责任。原巨人集团的史玉柱在总结失败教训时就提到,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巨人文化只是停留在空洞的宣传口号上,而没有变成员工的实际行为。这些案例都表明,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点,人本思想构成现代企业以人为中心管理的文化基础。
影响之三:追求诚信的企业经营理念
这是由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传统决定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进一步主张“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在商业活动中要求企业做到智慧和道德相交融,做人之道与经营之道相统一,坚持“守信与重义”,“修身与报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其中,“诚信不欺,一诺千金”是中国商业精神的一条重要原则。它要求企业家在经营企业和经商活动中信守道义和诺言,先义后利,不做亏心的买卖。即使不订书面契约,语既出就要诚守信誉,“非诚贾不得食于贾”,不是以诚为本的商人就不能以经商谋生。
重义轻利的思想对企业文化建设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它提倡在物质利益面前要“克己”,“寡欲”,“见利思义”,“义而后取”;它鄙弃“嗟来之食”,不取“不义之财”。百年老店同仁堂是有着三百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医药行业的著名企业。同仁堂继承儒家优秀思想,严格遵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诚信经营理念,树立“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识,创制了许多令消费者放心的精品良药,确保了同仁堂金字招牌熠熠生辉。同仁堂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能继承儒家思想精髓,坚持诚信为本的药德思想,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融入新的内涵。这种优秀的企业文化与诚信思想伴随着同仁堂人,不断在实践中加以落实,才使得同仁堂在市场竞争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影响之四:稳中求胜的企业文化理念
这种理念源于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关于恰到好处、不偏不倚的学说,它所提倡的是人类精神活动与行为活动应当控制在恰到好处、不偏不倚的状态。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的中庸之道主张人与人之间要和谐,提倡“礼之用,和为贵”,讲“仁”、“爱”、“诚”、“中和”待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无过之,无不及”,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把握事物要有“度”,不高不低为最理想。认为矛盾发展有三种可能“过,中,不及。在这三种可能中,人们应该取“中”。
把握“中庸之道”对于体现企业管理的艺术性、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是必不可少的。如在管理矛盾中,有的矛盾,其对立双方中的一方为“是”,另一方为“非”,对此,应该是非鲜明,坚持真理;有的矛盾,则对立双方均为“非”或“不完全是”,对此,就不能简单地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了,必须把双方协调起来,这就用到了“中庸之道”。在企业管理中经常要用到“中庸之道”,如:学习外国经验与坚持中国传统,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赏与罚,严格管理与宽松管理等等。
影响之五:企业员工的团队意识
这种团队意识可在儒家思想的三纲理论中得到体现。儒家一方面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家、国、天下四者统一起来,在社会整体中确立个人的价值,强调培养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的人生价值的追求。另一方面主张“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君子合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倡导团队中的团结与协作。儒家在“三纲”理论中讲究子从父,妻从夫,兄弟友爱,姐妹相助。这种家庭观念既包含有整体感、骨肉情,又包含有家长意识和服从意识。在一个家族团体内,以家族利益为最高目标,追求家族利益的最大化,强调团体(整体)重于个人,个人无条件服从整体,强调家族内部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和谐和稳定。
以家庭观念为先导的团队意识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企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可以视同“一个小家庭”。去掉封建性,保留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与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是不矛盾的。增强企业员工的“家族”观念,有利于企业形成团体凝聚力和竞争力,有利于重构人们以团体利益为重的团体精神。在企业里,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往往借助于家庭观念的中介,以“爱厂如家”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前所述的“孟泰精神”,20世纪80年代广州白云山制药厂的“白云山精神”,广州第一橡胶厂“志在改革齐进取,爱厂如家当主人”的企业精神,衡水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和谐管理”,从他们这里可以看出,“爱厂如家”是企业凝聚力的源泉。它一方面意味着工厂像家庭一样温暖,领导像父母一样可亲可信,同事像兄弟姐妹一样团结友爱;另一方面意味着员工对企业像对家庭一样关心爱护,与之融为一体,休戚与共,心甘情愿地为振兴企业而出谋划策和忘我劳动。应该说,这是我国企业文化内容中又一个独具特色的优势文化。因而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的团队意识和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高度责任感,处理好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在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基础上增强整体的凝聚力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影响之六:重视精神需要的奉献品质
儒家思想中重视名节的传统是:其体现。孟子有一段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在儒家思想中,民族国家的尊严和荣辱,个人的人格、信念和操守,被看得高于一切。这种思想,凝铸成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这种民族精神,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珍惜荣誉、崇尚气节、讲究廉耻、高度自尊。时穷节乃见,在危难时的表现为崇高的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不可辱”,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节操和荣誉,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敢于蔑视强暴,甘愿忍受贫苦,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只要去掉其中封建思想的糟粕,把自尊、自爱、自强、重视名节的精神,建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就会形成有形的心理环境,就能激发员工的爱国之情。
重视名节,要求我们破除那种贪图虚名、奢侈浪费的不良习气。坚决杜绝一些企业,文过饰非,报喜不报忧,甚至花钱买荣誉,不在实干上下工夫的现象。这些恶性的企业风气,势必腐蚀企业的肌体,甚至把企业推向破产倒闭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