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贪得无厌、寡廉鲜耻，到底是因为不懂得、不知道、不清楚所作所为的意义，还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一些腐败分子被抓后痛哭流涕、大梦初醒般说：“我错了，请给我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善良的人们便从中得到了稍许警醒——可悲啊，当初竟然不知错了！
　　我首先聯想起了《人民的名义》中那个小官巨贪的赵德汉：当反贪总局侦查人员前来搜查时，他在简陋的旧房里一边吃面，一边镇定自若地说“权力大小，那都是为人民服务，有权就可以任性啊？”然而，当他去了豪宅被坐实罪证后，立马变成了软腿，一边痛哭流涕说：“我错了。”一边反复表示：“我一分都没有花过。”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表演，说他原来是“不懂得”“不知道”，你信吗？
　　或许善良的人们会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不然，我宁愿相信他们是知恶作恶。这一点，唐太宗李世民的事例颇能说明问题。执政初期，李世民重用贤臣，广施仁政，善于纳谏，是个明君。然而，他到了晚年却开始极尽享受之能事：大兴土木，浮华奢靡，只为一人声色犬马。驾崩前一年，他亲自为太子李治撰写了《帝范》十二篇。其中写道：“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也，勿以为是而法之。”据此而论，那些腐败分子原本就知道何好何坏，只不过做坏事比做好事放纵、快乐，而他们又不愿意抑制自身的“恣睢之心”罢了。
　　唐代宰相段文昌，少时穷得连饭都吃不上，曾到寺中求食。后来当了宰相，竟以金莲花盆盛水洗脸，有人责其太过分，他却振振有词：“人生几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在他的议事厅里，地上铺着锦绣，别人劝他不要这样奢靡，他却说：“我非不知，常恨少贫太甚，聊以自慰尔！”
　　可见，把一个人的寡廉鲜耻、多行不义说成“认识水平低”“不懂得”只是托辞，揣着明白装糊涂，抑或肆无忌惮地“自慰”倒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