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原名孙毅，1957年生于大连。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曾担任鲁迅博物馆馆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品有《鲁迅忧思录》《鲁迅与周作人》等。
　　“趁现在光线还好，不如我们先下楼照几张相片吧？”采访孙郁之前，《环球人物》记者这样提议。北京的晚秋，太阳下得特别早，才不过3点来钟的样子，感觉暮色就已临近。斜斜的日光照在人民大学人文楼前的大草坪上，身材高大的孙郁站着拍了几张，摄影记者让他再换个坐姿，他的语气中颇有些为难：“有些不大习惯，像是在作秀。”记者又按动几下快门之后，他忙不迭地站起来：“好，就这样！”
　　回到办公室聊天，孙郁就自在多了。他一头花白的头发，粗黑的眉毛笑起来弯弯的，举止谦和、爽朗，毫无人大文学院院长的“官气”。早在几个月前，记者就曾联系他的采访，那时候他刚做了一次手术，如今大病初愈，处于“半休养”状态，“院里的事都交给年轻老师，基本不管啦”。他的新著《民国文学十五讲》不久前出版，这本书是基于他讲授现代文学的课程整理而来，代表着孙郁切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个人化的独特角度。
　　自嘲“野狐禅”
　　“文学史不都是知识的罗列，还有精神的对话。教师的任务之一，是与学生一起体验过往的精神，发现我们生命里缺失的存在。文明的延续，离不开对有诗意的灵魂的凝视。”在《民国文学十五讲》的“后记”里，孙郁这样写道。
　　这本书以随笔的方式写就，并非典型的文学史学术专著，孙郁自嘲有“野狐禅”的味道。但他仍然构建起了一个点面结合的体系，除以单篇独章重点论述鲁迅、老舍、曹禺、沈从文、萧红、张爱玲外，还以专题概述的方式勾画了民国文坛一些独特的现象，如“清末民初的文学生态”“新文学的起点”“旧诗词的余晖”“新诗之路”“学人笔记”“左派小说”等，让读者一窥民国文学的大致样貌。
　　他说，自己是想绘制一张不一样的文学地图：“我们通常讲现代文学史，偏重革命文学、新文学，讲述创作个体如何反抗旧的民族文化、建立新的文化秩序，展现一段带有先锋意味的文学史。但很多东西被忽略掉了。文学是一个大的概念，那些旧文学、半文半白的文字、章回小说等，拥有的读者不比新文学的读者少。”
　　孙郁的研究，兼顾了遗老遗少、戏剧戏曲、学人的创作等，在汗牛充栋的文学史著述中，他的书仍然闪现出一些新意。比如“梨园笔意”这一章，孙郁将戏剧（尤其是京剧）编剧引入了现代文学的讲述之中，列举了罗瘿公、齐如山、翁偶虹等人的创作。“大家都知道梅兰芳、程砚秋这些大艺术家，可往往忽视了给他们写戏的这些人，他们的作品中也有很强的文学性。以往我们的文学史都不讲，实际上，文学和古老戏曲之间的联系，非常深广。”
　　写作方式上，孙郁自谦“抒情太盛，学理性不足”。但这种感性，也使得他落笔之处，那些相隔久远的主角们，呈现出栩栩如生的样貌。“比如说钱钟书的高冷，老舍反文人的话语方式，张爱玲纠结一生的失败感……他提示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泛传媒的时代里，个性的存留、创作的独立性越来越少了。”作家黄集伟如此评价。

　　当然，最见功夫的，还是他写鲁迅。“如果要给书里的文章排个座次，《鲁迅的暗功夫》一文当属第一。”作家止庵说道。关于鲁迅的研究，可以说早已是“掘地三尺”，难以见新见奇。这次孙郁选择的独特角度是“鲁迅的暗功夫”。所谓暗功夫，就是“知识结构”，分析他对于古今中外文化的涉猎与积淀：鲁迅藏书14000多册，除了文学，还广泛涉猎金石学、考古学、科学史、哲学、美学、心理学等领域。正是因为鲁迅有着广泛而驳杂的知识谱系，文字背后“拖着历史的长影”，作品才蕴积着如此的厚度。
　　作为鲁迅的资深研究者，孙郁对这个话题是聊不完的。“鲁迅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是一个伟大的精神存在。他所呈现出的智慧是前无古人的。”
　　一辈子和鲁迅结缘
　　尽管论著颇丰，但孙郁谦称自己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建树。他给自己的定位是鲁迅思想的普及者和传播者。多年来，从鲁迅博物馆、《北京日报》文艺部，到人大文学院，他的工作几度变换，但孙郁认为，

　　最核心的工作没有变，是同一件事——研究鲁迅及鲁迅同时代的人。
　　他和鲁迅的结缘，要从年少时期说起。孙郁幼年贫苦，出生后没几年，父母就被打成“反革命”，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全家人住在大连某个小镇的一座破庙里，孙郁至今还记得那里硕大无比、满地乱窜的耗子。因为出身不好，很少有同龄人愿意跟他一起玩，幸亏小镇上有一个图书室，排遣了他童年的孤独时光。
　　他记得第一次读到鲁迅的著作是在1968年，在这间破旧的图书室里他借到一本旧版的《呐喊》。在一种灰暗压抑的处境之下，他接触到鲁迅的文章，“我知道自己并未从本质上把握那些文字，但是，那种幽愤的情思、沉郁的人间情怀，给我触动很大，令我感到一种深切的心灵呼应。”
　　1977年他参加高考，考了县里的文科第一名，但是政审没有通过，所以上不了大学。几经努力，他被大连师专录取。在师专，他的老师叶德浴先生是一位十分优秀的鲁迅研究专家，在他影响之下，孙郁对鲁迅的思想脉络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后来他继续深造，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鲁迅博物馆，负责编辑《鲁迅研究月刊》，接触了唐弢、王瑶、钱理群、赵园等国内最好的鲁迅研究学者。 　　上世纪90年代初，他进了《北京日报》，负责副刊的编辑工作。“有意思的是，我在鲁迅博物馆没有写关于鲁迅的书，却在离开后开始了鲁迅研究。”1993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关于鲁迅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1994年，他又编了《被亵渎的鲁迅》一书，在学界引起很大的震动。之后他又编著了多部作品。他将鲁迅这个众说纷纭的个体，还原到一个真实的历史语境中，在学界开风气之先，对鲁迅成为研究热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和鲁迅相关的研究和写作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我也搞不清楚最后怎么一辈子从事这个了。”回忆起旧事来，孙郁感慨道，“我是从一个人人自危的苦难年代走过来的，它曾在我内心投下阴影。其实我研究鲁迅，一直就是为了和心中的那个影子告别。鲁迅先生让我看到，逃到山林野谷、书斋闲阁，都不能算是好汉。迎着苦难，且和苦难捣乱，是多么让人尊敬的事。和这样坚强的艺术家依傍着，心是充实的。”
　　学院派·读书人·诗人
　　好友止庵曾这样评价孙郁：“老孙这个人，有一极是学院派，有一极是读书人，可他骨子里是一个诗人。”热衷学术的孙郁，被称为“学院派”自不待言;热爱读书，是从小培养起来的习惯，如今他在学校图书馆的借书数目还时常高居在排行榜上;他说自己也有“自由散漫”的一面，文字中透着诗人般的浪漫气质。
　　多年与文学相伴塑造了孙郁的人格。他对记者说，特别感谢在《北京日报》当编辑的那十年，“那时候我们发表过冰心、巴金、端木蕻良、汪曾祺、张中行等很多人的作品，我认识了很多老先生。这段经历让我知道文学有一个现场，每个人背后都有着丰富的故事。这对做研究特别重要。”
　　他后来写了《张中行别传》《在民国》《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等著作。在他看来，从民国时期走来的作家们“都是有古风的，文字中带着历史。”反观当下的作品，孙郁时常批评它们“无智无趣”。“很多作品你看完一遍后，打死也不会看第二遍。因为它只有单一的意向。汉语是有着最美韵致的语言之一，当代小说家大部分不及格，对汉语言缺乏敬畏。”
　　多年身在研究前沿和教育一线，让他看到当下的种种缺憾。说起文学研究，他直言“很多都缺乏问题意识”，仅仅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甚至为了评职称等功利性的目的来研究。而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充其量也不过是“熟悉的陌生人”。谈到文学的教育，他也直陈其弊病：“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分析段落大意、主谓宾定状补，把学生们的胃口都弄坏了。对于孩子们来说，引导他们的审美直觉更重要。而大学的文学教育，更应该赋予这门课智慧和趣味，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孙郁如今年近花甲，在担任人大文学院院长的六七年间，他扶持了一些优秀学者的学科建设，在管理上建章建制。他谦虚地说：“我是一个很平庸的院长。老啦，身体不行，之前辞职学校没批，一会儿我还要去见校长谈这件事情。”
　　他不爱玩微博、微信，也很少读报纸、看电视，有些“与世隔绝”，只专心和那些“故人”们交流。前一阵子有人问他对黄晓明大婚一事的看法，他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个演员，和《环球人物》记者提及此事时，还把名字说成了“黄晓波”。
　　孙郁说自己最向往的其实是自由职业，“搞了半辈子的行政，忙忙碌碌，把自己的兴趣耽误了。文学是让我快乐的事情，在多重的焦虑里面，是文学把我拯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