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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及党、政、军、群中枢机关等8万余人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突围，即长征。瞿秋白未能参与突围，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群众游击战争。此事被后来的一些人或猜疑、或武断、或学舌地说成是博古对他的“抛弃”“陷害”。然则事实究竟如何呢？
留下了一批干部
长征前夕，中央苏区缩小到只剩瑞金、兴国、宁都、石城、会昌、于都、长汀等几个县，土地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中共中央据此对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后的斗争，作了周密布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仍保存了一套架子，并因此留下了一批干部。
当时，中共中央规定给留下的领导机关和红军部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和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并在苏区及周边开展游击战争，准备配合野战军反攻，收复敌占区，重建苏区。为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就需要一批富有党性和斗争经验、担任过一定领导职务并熟悉某方面工作，在当地又有密切联系并对地方有相当了解的高级干部留下。自然，领导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更不能没有高素质、担负更大责任的高级干部。
因而，中共中央留下了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瞿秋白、梁柏台、何叔衡、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分别组成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
博古在延安时期所作的笔记手稿扼要地记述了这件事，他写道：“中央苏区退出时，由于对形势——游击战争的形势及其困难的估计不足，致各级仍保存一套架子，由于这，留下了一批干部：中央局书记项英、组织潭秋、宣传秋白、军事陈毅、政府何叔衡。其余江西曾山书记、福建汪金得（祥）、鄂赣刘伯坚……”
毛泽东事后对此评价道：“红军留下了它的一些最有才能的指挥员：陈毅、粟裕、谭震林、项英、方志敏、刘晓、邓子恢、瞿秋白、何叔衡和张鼎丞。”“很多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共产党人现在用各种方式纪念他们的英雄品质。”“他们所进行的后卫战，使得红军主力在国民党能够调动足够的军队在行军道上包围和消灭他们以前，就已经走得很远了。”朱德也在1937年春对来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留下许多最能干的军事、政治和群众领导人。”“司法委员何叔衡和前任党书记、当时任教育委员的瞿秋白都留下未走。”
上述权威当事人的口（笔）述历史清楚而雄辩地说明：第一，当时高级干部的“去”和“留”，都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的需要，不存在谁刻意借机整谁、搞宗派主义的问题（事实上，当时处理高级干部去留就有条原则，叫作“六亲不认”）。第二，当时中央留下一批忠诚的高级干部领导中央苏区群众游击战争的部署，是正确的。它不仅实现了中央的战略意图，保证了红军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成功突围，而且稳定、争取了民心，有效地维护、扩大了党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的群众基础。这应是我们评价当时瞿秋白及其他高级干部留下一事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偏离了这个基本点谈论此事，就容易走到唯心论、庸俗化的极端上去。
那么，当时瞿秋白是否就是因为博古或博古们的忌恨、迫害而“不得不留”？他留在苏区有正当理由吗？
回答上述问题之前，不妨先来看看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的相关回忆。他说：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即张闻天），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由总政治部决定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见，也未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
引文中提到的中央组织局，相当于后来的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和陈云。作为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他的回忆具有权威性。这个回忆确切地说明了长征前夕，干部的去留是依据什么原则、走什么程序决定的。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事情并不像一些不负责任的回忆人和论者所说的，谁去谁留的生杀大权操于博古一人之手。
瞿秋白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兼任分局宣传部长、《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为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秘密，蒙蔽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中共中央除部署中央政府办事处一如既往地履行全部政府职能外，还特别要求《红色中华》报照常以中央政府机关报的名义编辑、出版、发行，并且版式、栏目、印纸、出版周期等都不变，总之一切照旧。要在整个编辑部严重缺人手，通讯员队伍不复存在，组稿、编稿、排版、校对等各个环节都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保证报纸的照常出版发行，实在非同小可。能担当此重任的，自然首推瞿秋白。事实证明，瞿秋白不负党中央重托，虽艰难却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敢放胆靠近、“收复”中央苏区核心地区。这也表明，中共中央和博古选择瞿秋白留下，是出以公心，也是对头的。
瞿秋白被留下，还有他自身的原因，那就是他“身患肺病，健康极差”，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的艰难险阻、战事袭扰及医疗困难。就连当时身体不错，“一天跑60里毫无问题，80里也勉强”的董必武，事后也坦率承认：“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25000里的路程，要经过13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是不是同样的坚决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悬揣。”
留下瞿秋白只是權宜之计，“原要潜入上海”去工作和治疗的。对年近花甲的何叔衡的安排，也和瞿秋白一样，打算最终让他和瞿秋白一起“潜入上海”。这个细节，也是由朱德在1937年春对史沫特莱披露的。此外，项英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这也证实了朱德的说法，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留下了一批干部
长征前夕，中央苏区缩小到只剩瑞金、兴国、宁都、石城、会昌、于都、长汀等几个县，土地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中共中央据此对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后的斗争，作了周密布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仍保存了一套架子，并因此留下了一批干部。
当时，中共中央规定给留下的领导机关和红军部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和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并在苏区及周边开展游击战争，准备配合野战军反攻，收复敌占区，重建苏区。为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就需要一批富有党性和斗争经验、担任过一定领导职务并熟悉某方面工作，在当地又有密切联系并对地方有相当了解的高级干部留下。自然，领导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更不能没有高素质、担负更大责任的高级干部。
因而，中共中央留下了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瞿秋白、梁柏台、何叔衡、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分别组成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
博古在延安时期所作的笔记手稿扼要地记述了这件事，他写道：“中央苏区退出时，由于对形势——游击战争的形势及其困难的估计不足，致各级仍保存一套架子，由于这，留下了一批干部：中央局书记项英、组织潭秋、宣传秋白、军事陈毅、政府何叔衡。其余江西曾山书记、福建汪金得（祥）、鄂赣刘伯坚……”
毛泽东事后对此评价道：“红军留下了它的一些最有才能的指挥员：陈毅、粟裕、谭震林、项英、方志敏、刘晓、邓子恢、瞿秋白、何叔衡和张鼎丞。”“很多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共产党人现在用各种方式纪念他们的英雄品质。”“他们所进行的后卫战，使得红军主力在国民党能够调动足够的军队在行军道上包围和消灭他们以前，就已经走得很远了。”朱德也在1937年春对来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留下许多最能干的军事、政治和群众领导人。”“司法委员何叔衡和前任党书记、当时任教育委员的瞿秋白都留下未走。”
上述权威当事人的口（笔）述历史清楚而雄辩地说明：第一，当时高级干部的“去”和“留”，都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的需要，不存在谁刻意借机整谁、搞宗派主义的问题（事实上，当时处理高级干部去留就有条原则，叫作“六亲不认”）。第二，当时中央留下一批忠诚的高级干部领导中央苏区群众游击战争的部署，是正确的。它不仅实现了中央的战略意图，保证了红军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成功突围，而且稳定、争取了民心，有效地维护、扩大了党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的群众基础。这应是我们评价当时瞿秋白及其他高级干部留下一事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偏离了这个基本点谈论此事，就容易走到唯心论、庸俗化的极端上去。
那么，当时瞿秋白是否就是因为博古或博古们的忌恨、迫害而“不得不留”？他留在苏区有正当理由吗？
回答上述问题之前，不妨先来看看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的相关回忆。他说：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即张闻天），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由总政治部决定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见，也未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
引文中提到的中央组织局，相当于后来的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和陈云。作为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他的回忆具有权威性。这个回忆确切地说明了长征前夕，干部的去留是依据什么原则、走什么程序决定的。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事情并不像一些不负责任的回忆人和论者所说的，谁去谁留的生杀大权操于博古一人之手。
瞿秋白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兼任分局宣传部长、《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为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秘密，蒙蔽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中共中央除部署中央政府办事处一如既往地履行全部政府职能外，还特别要求《红色中华》报照常以中央政府机关报的名义编辑、出版、发行，并且版式、栏目、印纸、出版周期等都不变，总之一切照旧。要在整个编辑部严重缺人手，通讯员队伍不复存在，组稿、编稿、排版、校对等各个环节都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保证报纸的照常出版发行，实在非同小可。能担当此重任的，自然首推瞿秋白。事实证明，瞿秋白不负党中央重托，虽艰难却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敢放胆靠近、“收复”中央苏区核心地区。这也表明，中共中央和博古选择瞿秋白留下，是出以公心，也是对头的。
瞿秋白被留下，还有他自身的原因，那就是他“身患肺病，健康极差”，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的艰难险阻、战事袭扰及医疗困难。就连当时身体不错，“一天跑60里毫无问题，80里也勉强”的董必武，事后也坦率承认：“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25000里的路程，要经过13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是不是同样的坚决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悬揣。”
留下瞿秋白只是權宜之计，“原要潜入上海”去工作和治疗的。对年近花甲的何叔衡的安排，也和瞿秋白一样，打算最终让他和瞿秋白一起“潜入上海”。这个细节，也是由朱德在1937年春对史沫特莱披露的。此外，项英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这也证实了朱德的说法，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