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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是造反派；‘百万雄师’坏，是保皇派。军区解散‘工总’，抓了人家的头头和那么多群众，不得人心。”这番话起了作用。毛泽东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刑事犯罪的另案处理。”他再吸两口烟，已经平静些：“陈再道呀，政治上落后了，不用脑子。”“他的错误很大。”王力急急抢一句。不料毛泽东却很宽容：“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长）都不要打倒。” 第二天晚上8时，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钟汉华走进毛泽东的客厅。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王力、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人在一旁作陪。
“你们怎么样呀？”毛泽东边从烟盒里掏烟，边问。点火吸燃后，毛泽东才说第二句：“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陈再道嘴唇蠕动两下，忽然冒出一句：“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是个地地道道的军人，有话直说，不知道转弯抹角。由于他思想不通，说话有点气呼呼的。 “哈哈。”毛泽东笑了，“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陈再道精神起来：“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马上开大会做检讨。”“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毛泽东笑着给陈再道出主意：“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并转过头来，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
谈话直至晚上10时才，毛泽东很客气地送陈再道等到走廊上。碰巧，几个服务员正站在走廊里，毛泽东一见他们，便把他们招呼过来，叫他们一一同陈再道、钟汉华握手，并笑着对服务员说：“再不能打倒你们陈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我的话你们同意不同意？”伟大领袖的话能不同意？服务员们都说：“同意！”毛泽东下了指示：“好，同意就拉拉手！”毛泽东下了“指示”。服务员们一个一个地和陈再道、钟汉华握手。握着握着，大家都笑了起来。
陈长江目睹了这一切，以为武汉问题从此有了结论，尖锐对立的两大派矛盾得到圆满解决，几天来绷得紧紧的心弦也有了几分松弛。
接见结束后，周恩来在走廊里同毛泽东话别。“文革搞了一年了，明年春天结束文革。”毛泽东说，“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
（二）与自然气候形成正比的武汉政治形势
7月18日晚，周恩来乘飞机离开武汉。不料就在周恩来的专机起飞后，到机场参加送行的谢富治向王力提议：“我们到水利学院去，看看最坚定的造反派。”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的陪同下，阳奉阴违的谢富治、王力戴上了造反派的袖标，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观察据点、工事，又是慰问武斗负伤人员，并召开大会。望着人群如潮，泪眼纷纷，谢富治热血陡涨：“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4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预想中的“大联合”被这么轻轻一触就碎了。
7月19日，武汉龟蛇二山、桥头码头、大街小巷“工总”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昨晚的讲话录音。这一来，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陈长江看到，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当天贴满了武汉街头。有人甚至贴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的大字报，决心要“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一时间，要求把王力揪出来的声浪愈高涨。
武汉已持续十几天高温。政治形势似乎与自然气候形成了正比。当天下午，谢富治和王力正在武汉军区大礼堂跟300余名师以上的干部讲话。谢富治说：“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要发表声明公开承认。‘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能支持和依靠他们，要支持少数数。所谓少数派，就是以‘工人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王力更是口若悬河，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走下讲台时，武汉军区大门早已无法通行。“百万雄师”的群众和大批部队指战员采取了非常的造反行动，前有几十辆警报呼啸的消防车开路，后有上百辆大卡车载满武装工人和军人，吼声山摇地动，驶过大街，涌入武汉军区，质问：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力好不容易钻回到下榻的百花二号。等候在武汉军区大院的群众见王力拒不接见，不顾军区领导的劝阻，开始涌向谢富治、王力的住所东湖宾馆，大有不见到王力决不罢休之势。
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的200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一夜未眠的陈再道赶到谢富治、王力的住处，想找他们研究一下如何控制当时的局势。王力躲在隔壁房间不敢出来见愤愤然地冲进来的“百万雄师”代表。陈再道急劝群众代表到外面去谈话。
陈再道和谢富治领着这200多人来到住所后的一片草坪上席地而坐，开始“谈判”。“谈判”的结果很好，气氛十分融洽，谢富治还答应下午接见他们。“百万雄师”的代表得到许诺，答应立即离开东湖宾馆。这时，躲在房间的王力一看这种气氛，也走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恰在此时，以独立师和二十九师战士为主的数百名群众冲了进来，喊着要抓王力。王力急忙跑回屋里，群众追进去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坚持不走，北航“红旗”的几个人开口骂人，激起了在场群众的更大义愤。他们强行将王力抓起来塞进汽车，拉到了武汉军区大院，并感情冲动地殴打了陈再道。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陈长江原来以为将事情似乎将向乐观的方向发展，没想到陡然间发生逆转。
接着，武汉三镇像炸了锅一样，数千辆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和驻军指战员，排成4路纵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一路张贴标语，高呼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群众抓走王力以后，陈再道心急如焚，马上报告了住在梅岭一号的毛泽东，毛泽东指示：立即找回王力。陈再道和钟汉华商量，决定陈留在东湖宾馆，以保卫毛泽东的安全，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副司令孔庆德负责找回王力……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陈长江能有什么办法？他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警卫战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主席的安全。但是，一想到警卫部队将要对付的是这样的一些人，陈长江的心情则异常的沉重与不安，简直憋闷得喘不过气来。
武汉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林彪、江青一伙认为大有文章可做，有意把武汉“七二○”事件说成“武汉兵变”。林彪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危言耸听的信，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修改。戚本禹认为事关重大，又去找陈伯达、关锋商量。最后，将修改稿送林彪、江青审定签名，由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乘专机送到武汉面呈毛泽东。信中说：“外面形势不好，主席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请及时转移……”毛泽东看完信后，将信将疑，对于是否立即也一时没有拿定主意。
毛泽东问：“为什么要转移？”邱会作挑拨说：“陈再道发动了‘兵变’，主席继续留在武汉，将有生命危险！”毛泽东仍然犹豫不决，自言自语：“如果走了，那么在武汉就游泳游不成了。”他显然不愿意离开武汉。
当天下午近5时，汪东兴匆匆找到陈长江，说：“长江，周总理快到山坡机场了，你快派人去接。”陈长江不解地问：“怎么不在王家墩机场降落，到了山坡呢？”
在陈长江看来，汉口王家墩机场距市区较近，而且那里的起降条件也是好的，且自己曾经常在那里接机。山坡机场距市区60余公里，属武汉空军管辖的军用机场，通常民用飞机很少在那里降落。“总理怎么会舍近求远呢？”陈长江有些质疑。
“现在还没有清楚。”看得出，汪东兴无心回答自己的问题，陈长江也不好再问下去。汪东兴随后向陈长江交待了注意事项和处理情况的原则，便又匆匆离去。
陈长江从仅有的警卫战士中组成了一个20余人的小分队，由中队指导员李连庆带队，一律着便装，并带了武器，乘几辆车子迅速向山坡机场开进。后来陈长江才知道，已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听说武汉闹事，顾不上吃饭，立即开会研究对策，急要为毛泽东解围，考虑如何将毛泽东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随后，周恩来率中央警卫团全副武装干部战士200余人分乘两架大型飞机“伊尔—18”，由王进忠和副驾驭李万福带一个机组、李克修和副驾驭张学连带一个机组，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直往武汉。
飞机在途中接到空中司令员吴法宪谎称的紧急通知：“陈再道已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总理，改降山坡机场。”接着，吴法宪又给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打电话：“武汉军区问题大了。现在总理要到，你马上派空降兵部队抢占山坡机场，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中国惟一一支空降部队此时驻湖北武汉，部队接到命令立即出动，抢占并封锁了山坡机场。泊于长江的东海舰队几艘舰艇也根据李作鹏的命令进入战备状态。原来，这些是在林彪的赞许下以反陈再道“兵变”为名进行了所谓临战部署，好像陈再道真的要到山坡机场劫持周恩来似的，用意在于制造假象，把“兵变”的帽子扣在武汉军区及陈再道的头上。
周恩来的专机在这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降落了。在形势不明的情况下，周恩来也做了应付不测的准备。他改了装：戴一顶普通军帽，茶色眼镜，口罩遮脸，身穿普通群众穿得最多的蓝制服。一下飞机，便登上了陈长江安排迎接的专车，在中央警卫一中队小分队的护卫下直奔武汉东湖宾馆。到达百花一号，周恩来立刻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研究了解事态可能的发展。
百花一号到梅岭一号有段距离，徒步容易被发现。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4人便挤进一辆小吉普，驱车去见毛泽东。“主席，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周恩来说。毛泽东还是摆手：“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汉。“那好吧。”毛泽东终于同意。
走，往哪里走？到长沙？到上海？还是到南昌？直到晚上8时，毛泽东才决定下来：去上海！“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杨成武问。毛泽东把手一拂：“天上！”向来不坐飞机的毛泽东这回下了决心。
这时，陈长江对毛泽东在他畅游长江1周年的时候没有实现自己的的愿意有些遗憾，安慰自己说：这愿望日后再来找机会补吧！
此时的武汉群众，甚至包括那些冲进东湖宾馆的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就在武汉。因此，毛泽东的转移一直在保密中进行着。
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决定毛泽东所乘坐的飞机自王家墩机场起飞。从东湖宾馆到王家墩机场要经过长长的武汉市区大街，还要通过长江大桥等交通要隘才能到达。沿途的安全，责成武汉军区负责。同时，决定把山坡机场的两架由北京来的飞机调到王家墩机场待命，以便毛泽东离开武汉时乘用。
夜阑人静，时针已指出凌晨2时。忙了个大半夜晚的毛泽东刚刚在硬板床上休息了一会儿，正点上一支烟坐在沙发上思考问题。陈长江走过去，说：“主席，全都安排好了，请您马上上车，现乘飞机去上海。”
毛泽东慢慢起了身，走出梅岭一号，门口正停着好几辆车。邱会作和刘丰等人已在那里待候。随即，毛泽东乘坐上了一辆普通的军用吉普军，陈长江等随行的警卫人员乘坐两辆大卡车。 因为司机是武汉人，不了解他的情况。陈长江考虑到主席的专职摄影师钱嗣杰会开车，悄悄让钱嗣杰坐在大卡车司机的副驾驶座位上，警卫部队一中队警卫丁钧坐在驾驭室的最外侧。于是，钱嗣杰在中间，如果一旦发生司机有什么意外动作，就可以立即干掉他，让钱嗣杰代理他驾驶。
车队驶出东湖宾馆，穿过沉睡的武汉街道，通过长江大桥，向王家墩机场开进。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情况，车队顺利驶达王家墩机场。机场并不像吴法宪报告的那样，没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造反”的军人。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机场旁，杨成武护送毛泽东上专列休息。天亮后，毛泽东登上专机。
“准备登机！”一声命令打破机场寂静的上空，似睡非睡的机组人员立即醒来，作好起飞准备。王进忠是毛泽东专机机长，跟随毛泽东已多年，执行过多次重要任务，此前他并不知道是来接送主席去上海。当飞机驾驭员潘景寅告诉他是主席来了时，王进忠大吃一惊，稍微镇定了一下情绪：主席的安全，是这次飞行任务的关键，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陈长江带20多人和毛泽东乘坐同一架飞机，其他人登上了另一架飞机。飞机飞离地面之后，就增加了几分安全感，陈长江那悬着的心也才落了下来。近日来提心吊胆、寝食不安的警卫战士总算有了几分平静，一时显得十分疲惫。飞机平稳飞行着，一切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大家安静地观赏着舷窗外不断变幻的云团，毛泽东则似睡非睡，很像在思考着什么……
7月21日上午11时，飞机稳稳当当地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
“主席，您好！”张春桥等人早已来到机场“迎接”。当毛泽东一只脚刚踏上舷梯上，张春桥便满面堆笑地迎上前去。毛泽东从容地走下飞机，和迎候的人们握手，随后回转身子，用眼睛搜寻机组人员。机组人员立即上前握着他那双大手。毛泽东高兴地大声说：“还是飞机快呀，比火车快多了嘛！”
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当年中央政治局考虑飞机总有些危险性，决定毛泽东不坐飞机，改坐专列）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飞机，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在机组人员印象中，最常坐飞机的是周恩来，成为了穿梭于国内外的“空中飞人”。自此，机组人员再也没有见过毛泽东。
（三）两个月零十天的南巡
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后，毛泽东下榻在虹桥宾馆。当天，自虚惊中走过来的毛泽东没有睡觉，时常考虑起武汉发生的事件。
7月24日晚饭后，杨成武在宾馆的院内陪毛泽东散步，陈长江侍卫在后。走着走着，毛泽东谈及武汉事件的：“杨成武，你以前认识陈再道吗？这个人怎么样？”杨成武答：“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毛泽东反剪双手，缓步向前走着，追问：“你说，他会反对我吗？”杨成武没有正面回答，迂回地说：“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您干革命的，他们对您是感情的。”毛泽东深情地说：“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杨成武会意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后来才知道，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后，林彪、江青组织了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这两位武汉归来的“英雄”，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由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后来，又改组了武汉军区领导班子，撤销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
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后，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并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3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增加了“同志”两字。谁都清楚，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加“同志”两字便意味着陈再道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所加的这两个字，无疑救了陈再道一命！
毛泽东自武汉转移到上海后，住了将近两个月。剧烈动荡的现实已使他难以像从前那样到处巡视，更难以自己进行以往他提倡的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主要是靠阅读文电、报刊以及从少数能同他接触的人员那里来了解国内外情况，指导工作。陈长江注意到，中央办公厅的机要通讯员几乎每天都要由北京到上海一趟，把重要文件给毛泽东送来，以使在外地的他及时解北京和全国的情况。通讯员也不断地把自己在北京所见所闻的有趣的、重要的情况带到上海，顺便告诉陈长江他们。因此，每有通讯员来了，大家都围了过去打听北京发生的新鲜事。当然，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毛泽东通过文电和报刊等渠道了解得来的情况十分有限，有些还是虚假不实的。因此，他提出的不少意见一度同客观现实有很大距离。
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各地造反派组织更加无所顾忌地冲击军事机关，大肆抢夺武器弹药，全国范围内的流血武斗继续升级，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产蒙受巨大损失，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在上海期间，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更多的军队将领受到冲击，毛泽东也更加关注军队将领的状况。他对上海的“形势”和居住很满意，曾对上海警备区的负责人说：“这次在上海很满意，上海很静，很好！”他也很注意看上海的一些小报、传单，看到有登载“许世友反毛主席”的，他就说：“许世友反我，我还未发现。许世友紧跟张国焘，许参加第四方面军，张是首长，许跟他也是自然的。许世友应该保。”
当时，来自全国全军的造反派云集南京，一夜间南京街头贴满“打倒许大和尚”、“揪出许大马棒”的大字报，“揪许”、“倒许”的声浪甚嚣尘上。南京军区机关多次遭到张春桥操纵的一些造反组织的冲击，并抄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家，扎烂了他的上将礼服。局势如此严峻，许世友心急如焚地躲进大别山。
8月17日上午9时许，杨成武给许世友打来电话，讲：“我正陪着‘客人’在上海，‘客人’要见你，派张春桥用‘客人’的专机去合肥接你。”许世友从杨成武的话音里听出“客人”不会是别人，肯定是毛主席，并深知毛主席派张春桥接自己的用意。 许世友风风火火地来了，正在门口值班的陈长江只见他穿着白布短袖汗衫、黄色军装裤子、草鞋，脸很黑，满脸忧云，似乎复员在农村、日子过得不景气的老兵，难以相信这就是曾在战争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的传奇式将军。正坐在沙发上看文件的毛泽东见许世友来了，便站起来热情迎接。许世友紧走几步迎上去，很是动情，声音有些哽咽：“主席……”此情此景，让陈长江也有些感动，双眼有些湿润。 待许世友坐下来稍微平静后，毛泽东说：“去大别山干吗去了？”“打游击！”许世友说着，连他自己也忍俊不禁了。毛泽东笑得更响了。
毛泽东这次接见时间较长，两个差不多谈了一个下午。谈完了，毛泽东送许世友到门外，拉着他的手说：“……不要难过，你要振作精神，把部队掌握好。你是司令，要靠部队，不要单独行动。回去好好干……”许世友向毛泽东敬了一个军礼，朗声说道：“主席，请放心！”看到谈话前后的许世友判若两人，精神面貌完全不同，陈长江猜想到刚才的谈话一定很好。 许世友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晚上，虽然来去匆匆，但事关重大，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南京市、江苏省甚至整个华东都在关心毛主席同他这次会面。许世友有意告诉手下的人：“红太阳”在上海接见了我，毛主席说不准揪许世友！政治嗅觉灵敏的张春桥，知道毛泽东对许世友的态度，便开始在各种场合“替许世友说话”。
9月16日，毛泽东又启动了他那列巡视大江南北的专列，开始闻名全国的大视察。陪同他巡视的有谢富治、张春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张耀祠等人。
当天到杭州，后经金华，于17日清晨到达南昌，在市郊的一条专线上停留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嫌下车休息对当地麻烦太多，便照例在车上休息、吃饭、办公。期间，毛泽东接见了江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程世清、杨栋梁、黄先、刘瑞森、郭先渊、陈昌奉等人，听取了有关江西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汇报。
在一个半小时的座谈中，毛泽东边听汇报边作指示，谈笑风生。毛泽东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
时近中午，毛泽东下车散步，和列车服务员随便聊了起来。服务员们在毛泽东面前有说有笑，一点也不拘束，有位服务员在说笑之间忽然提出：“主席，我们希望与您一起照个像。”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好，让大家都来吧。”于是，毛泽东分别坐在藤椅上或站着，所有工作人员围在他两侧或前后合影多张。期间，毛泽东显得很高兴，谈笑风生，不知讲了一句什么有趣的话，逗得大家哄然大笑。陈长江因为站得相对较远，没有听清楚。
“呜——”汽笛长鸣。专列轰隆隆地开出，继续向南奔驰。当天傍晚，专列停在湖南长沙市郊。
9月18日上午10时20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登上专列，接受毛泽东的召见并向毛泽东汇报湖南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泽东对他们要比江西的干部略熟悉些，一边握手，一边随意问道：“有什么新闻啊？湖南形势怎么样？”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黎原说：“湘潭问题解决了，不过，保守组织下边的工人有5万多，数量比较大。”毛泽东说：“湘潭的经验很好嘛！有那么多的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对保守组织的头头尤其要政策恰当。要让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反。造反派也要学习，不然回去还是不好混。”
毛泽东在听取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汇报时不断提问，并有针对性地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强调说：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今后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说：“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时间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文化大革命一年发动，二年看成果，三年扫尾，现在已经是第二年了，应当是看到成果的时候了。”毛泽东这次回湖南，还向华国锋等回忆了自己1917年步行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的情况，感慨地说：“那时的山路很难走呀！”毛泽东的记忆力很好，对长沙的很多情况都记得很清楚，引述了湖南工人运动的历史材料。
期间，毛泽东还询问了有关韶山的人与事，谈到他早年的塾师毛麓钟的儿子、湖南省科委原主任戈楷时，黎原汇报了戈楷的近况，问毛泽东：“他是主席的侄子还是弟弟？”毛泽东笑道：“不是侄子，是堂弟。他比我小20岁，但论辈分我们是同一辈的。他父亲叫毛麓钟，戈楷叫毛泽普。我们韶山原来没有文化，只有一个秀才，就是戈楷的父亲。这个秀才是我小时候的塾师哩！”
在视察湖南之后，专列掉头北上，19日抵达武汉。一下车，毛泽东就说：“还住东湖梅岭一号！”杨成武说：“好，政治形势基本已经稳定了。”
当天，毛泽东在武汉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重点放在他正考虑的下一步工作部署上。他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
20日，毛泽东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毛泽东说：“武汉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不像某些人估计的那样——形势那么严重。湖北出现了‘七二〇’事件，是坏事，也是好事，问题是不破不立。湖北乱透了，问题就好解决。”毛泽东认为湖北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元旦前可以成立“革委会”。又说到：“大概（明年）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4个多月。”毛泽东突然转换话题：“现在我很不喜欢‘四个伟大’！”他吮吮下唇，说道：“讨厌！”客厅里一阵沉寂，没有人敢出声。毛泽东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斥责道：“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4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大家看得出，毛泽东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
毛泽东在武汉住了两天三夜。期间，毛泽东曾两次吉普出去视察武汉市容，陈长江带领警卫战士跟随做安全保卫工作。在视察市容时，毛泽东总是同随从人员讲革命历史和历代掌故，引导大家如何教育教育干部、教育群众。
9月22日清晨，专列驶离武汉，风驰电掣。天一步步高，云一路路远，秋色越来越浓。毛泽东带着收获“文化大革命”硕果的心情也一阵阵迫切。 在郑州停留接见河南省领导刘建勋、王新、纪登奎时，刘建勋向毛泽东汇报：“康生和江青讲话，提出一个‘文攻武卫’。”毛泽东问杨成武：“她那个讲话录音调来了吗？放一遍，你们都听听。”这是江青9月5日接见安徽造反派赴京代表会时的讲话，录音播完时，毛泽东一口接一口吸烟，沉默许久，终于发话了：“‘文攻武卫’，不能这么提。”
9月23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驰回北京。下车时，陈长江掐指一算，这次南巡共有2个月零10天。在途中，毛泽东都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地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 25日，陈长江看到各大报纸发表了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的消息：“新华社24日讯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最近一个时期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主席现在已经回到北京。”
26日晚，毛泽东亲临京西宾馆，看望参加集训干部会议的900多名军队干部。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等欢呼声、口号声平息后前倾身子朝台下张望着、搜寻着，大声问：“陈再道来了吗？”一阵沉默，整个会场惊呆了，凝固了。陈再道高举右臂，满怀惊喜：“我是陈再道，我来了！”毛泽东高声说：“好！好！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整个会场静听着毛泽东的话，陈再道噙泪坐下，所有人被这一情景感动了……
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是造反派；‘百万雄师’坏，是保皇派。军区解散‘工总’，抓了人家的头头和那么多群众，不得人心。”这番话起了作用。毛泽东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刑事犯罪的另案处理。”他再吸两口烟，已经平静些：“陈再道呀，政治上落后了，不用脑子。”“他的错误很大。”王力急急抢一句。不料毛泽东却很宽容：“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长）都不要打倒。” 第二天晚上8时，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钟汉华走进毛泽东的客厅。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王力、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人在一旁作陪。
“你们怎么样呀？”毛泽东边从烟盒里掏烟，边问。点火吸燃后，毛泽东才说第二句：“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陈再道嘴唇蠕动两下，忽然冒出一句：“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是个地地道道的军人，有话直说，不知道转弯抹角。由于他思想不通，说话有点气呼呼的。 “哈哈。”毛泽东笑了，“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陈再道精神起来：“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马上开大会做检讨。”“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毛泽东笑着给陈再道出主意：“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并转过头来，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
谈话直至晚上10时才，毛泽东很客气地送陈再道等到走廊上。碰巧，几个服务员正站在走廊里，毛泽东一见他们，便把他们招呼过来，叫他们一一同陈再道、钟汉华握手，并笑着对服务员说：“再不能打倒你们陈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我的话你们同意不同意？”伟大领袖的话能不同意？服务员们都说：“同意！”毛泽东下了指示：“好，同意就拉拉手！”毛泽东下了“指示”。服务员们一个一个地和陈再道、钟汉华握手。握着握着，大家都笑了起来。
陈长江目睹了这一切，以为武汉问题从此有了结论，尖锐对立的两大派矛盾得到圆满解决，几天来绷得紧紧的心弦也有了几分松弛。
接见结束后，周恩来在走廊里同毛泽东话别。“文革搞了一年了，明年春天结束文革。”毛泽东说，“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
（二）与自然气候形成正比的武汉政治形势
7月18日晚，周恩来乘飞机离开武汉。不料就在周恩来的专机起飞后，到机场参加送行的谢富治向王力提议：“我们到水利学院去，看看最坚定的造反派。”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的陪同下，阳奉阴违的谢富治、王力戴上了造反派的袖标，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观察据点、工事，又是慰问武斗负伤人员，并召开大会。望着人群如潮，泪眼纷纷，谢富治热血陡涨：“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4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预想中的“大联合”被这么轻轻一触就碎了。
7月19日，武汉龟蛇二山、桥头码头、大街小巷“工总”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昨晚的讲话录音。这一来，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陈长江看到，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当天贴满了武汉街头。有人甚至贴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的大字报，决心要“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一时间，要求把王力揪出来的声浪愈高涨。
武汉已持续十几天高温。政治形势似乎与自然气候形成了正比。当天下午，谢富治和王力正在武汉军区大礼堂跟300余名师以上的干部讲话。谢富治说：“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要发表声明公开承认。‘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能支持和依靠他们，要支持少数数。所谓少数派，就是以‘工人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王力更是口若悬河，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走下讲台时，武汉军区大门早已无法通行。“百万雄师”的群众和大批部队指战员采取了非常的造反行动，前有几十辆警报呼啸的消防车开路，后有上百辆大卡车载满武装工人和军人，吼声山摇地动，驶过大街，涌入武汉军区，质问：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力好不容易钻回到下榻的百花二号。等候在武汉军区大院的群众见王力拒不接见，不顾军区领导的劝阻，开始涌向谢富治、王力的住所东湖宾馆，大有不见到王力决不罢休之势。
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的200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一夜未眠的陈再道赶到谢富治、王力的住处，想找他们研究一下如何控制当时的局势。王力躲在隔壁房间不敢出来见愤愤然地冲进来的“百万雄师”代表。陈再道急劝群众代表到外面去谈话。
陈再道和谢富治领着这200多人来到住所后的一片草坪上席地而坐，开始“谈判”。“谈判”的结果很好，气氛十分融洽，谢富治还答应下午接见他们。“百万雄师”的代表得到许诺，答应立即离开东湖宾馆。这时，躲在房间的王力一看这种气氛，也走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恰在此时，以独立师和二十九师战士为主的数百名群众冲了进来，喊着要抓王力。王力急忙跑回屋里，群众追进去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坚持不走，北航“红旗”的几个人开口骂人，激起了在场群众的更大义愤。他们强行将王力抓起来塞进汽车，拉到了武汉军区大院，并感情冲动地殴打了陈再道。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陈长江原来以为将事情似乎将向乐观的方向发展，没想到陡然间发生逆转。
接着，武汉三镇像炸了锅一样，数千辆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和驻军指战员，排成4路纵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一路张贴标语，高呼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群众抓走王力以后，陈再道心急如焚，马上报告了住在梅岭一号的毛泽东，毛泽东指示：立即找回王力。陈再道和钟汉华商量，决定陈留在东湖宾馆，以保卫毛泽东的安全，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副司令孔庆德负责找回王力……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陈长江能有什么办法？他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警卫战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主席的安全。但是，一想到警卫部队将要对付的是这样的一些人，陈长江的心情则异常的沉重与不安，简直憋闷得喘不过气来。
武汉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林彪、江青一伙认为大有文章可做，有意把武汉“七二○”事件说成“武汉兵变”。林彪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危言耸听的信，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修改。戚本禹认为事关重大，又去找陈伯达、关锋商量。最后，将修改稿送林彪、江青审定签名，由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乘专机送到武汉面呈毛泽东。信中说：“外面形势不好，主席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请及时转移……”毛泽东看完信后，将信将疑，对于是否立即也一时没有拿定主意。
毛泽东问：“为什么要转移？”邱会作挑拨说：“陈再道发动了‘兵变’，主席继续留在武汉，将有生命危险！”毛泽东仍然犹豫不决，自言自语：“如果走了，那么在武汉就游泳游不成了。”他显然不愿意离开武汉。
当天下午近5时，汪东兴匆匆找到陈长江，说：“长江，周总理快到山坡机场了，你快派人去接。”陈长江不解地问：“怎么不在王家墩机场降落，到了山坡呢？”
在陈长江看来，汉口王家墩机场距市区较近，而且那里的起降条件也是好的，且自己曾经常在那里接机。山坡机场距市区60余公里，属武汉空军管辖的军用机场，通常民用飞机很少在那里降落。“总理怎么会舍近求远呢？”陈长江有些质疑。
“现在还没有清楚。”看得出，汪东兴无心回答自己的问题，陈长江也不好再问下去。汪东兴随后向陈长江交待了注意事项和处理情况的原则，便又匆匆离去。
陈长江从仅有的警卫战士中组成了一个20余人的小分队，由中队指导员李连庆带队，一律着便装，并带了武器，乘几辆车子迅速向山坡机场开进。后来陈长江才知道，已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听说武汉闹事，顾不上吃饭，立即开会研究对策，急要为毛泽东解围，考虑如何将毛泽东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随后，周恩来率中央警卫团全副武装干部战士200余人分乘两架大型飞机“伊尔—18”，由王进忠和副驾驭李万福带一个机组、李克修和副驾驭张学连带一个机组，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直往武汉。
飞机在途中接到空中司令员吴法宪谎称的紧急通知：“陈再道已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总理，改降山坡机场。”接着，吴法宪又给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打电话：“武汉军区问题大了。现在总理要到，你马上派空降兵部队抢占山坡机场，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中国惟一一支空降部队此时驻湖北武汉，部队接到命令立即出动，抢占并封锁了山坡机场。泊于长江的东海舰队几艘舰艇也根据李作鹏的命令进入战备状态。原来，这些是在林彪的赞许下以反陈再道“兵变”为名进行了所谓临战部署，好像陈再道真的要到山坡机场劫持周恩来似的，用意在于制造假象，把“兵变”的帽子扣在武汉军区及陈再道的头上。
周恩来的专机在这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降落了。在形势不明的情况下，周恩来也做了应付不测的准备。他改了装：戴一顶普通军帽，茶色眼镜，口罩遮脸，身穿普通群众穿得最多的蓝制服。一下飞机，便登上了陈长江安排迎接的专车，在中央警卫一中队小分队的护卫下直奔武汉东湖宾馆。到达百花一号，周恩来立刻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研究了解事态可能的发展。
百花一号到梅岭一号有段距离，徒步容易被发现。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4人便挤进一辆小吉普，驱车去见毛泽东。“主席，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周恩来说。毛泽东还是摆手：“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汉。“那好吧。”毛泽东终于同意。
走，往哪里走？到长沙？到上海？还是到南昌？直到晚上8时，毛泽东才决定下来：去上海！“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杨成武问。毛泽东把手一拂：“天上！”向来不坐飞机的毛泽东这回下了决心。
这时，陈长江对毛泽东在他畅游长江1周年的时候没有实现自己的的愿意有些遗憾，安慰自己说：这愿望日后再来找机会补吧！
此时的武汉群众，甚至包括那些冲进东湖宾馆的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就在武汉。因此，毛泽东的转移一直在保密中进行着。
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决定毛泽东所乘坐的飞机自王家墩机场起飞。从东湖宾馆到王家墩机场要经过长长的武汉市区大街，还要通过长江大桥等交通要隘才能到达。沿途的安全，责成武汉军区负责。同时，决定把山坡机场的两架由北京来的飞机调到王家墩机场待命，以便毛泽东离开武汉时乘用。
夜阑人静，时针已指出凌晨2时。忙了个大半夜晚的毛泽东刚刚在硬板床上休息了一会儿，正点上一支烟坐在沙发上思考问题。陈长江走过去，说：“主席，全都安排好了，请您马上上车，现乘飞机去上海。”
毛泽东慢慢起了身，走出梅岭一号，门口正停着好几辆车。邱会作和刘丰等人已在那里待候。随即，毛泽东乘坐上了一辆普通的军用吉普军，陈长江等随行的警卫人员乘坐两辆大卡车。 因为司机是武汉人，不了解他的情况。陈长江考虑到主席的专职摄影师钱嗣杰会开车，悄悄让钱嗣杰坐在大卡车司机的副驾驶座位上，警卫部队一中队警卫丁钧坐在驾驭室的最外侧。于是，钱嗣杰在中间，如果一旦发生司机有什么意外动作，就可以立即干掉他，让钱嗣杰代理他驾驶。
车队驶出东湖宾馆，穿过沉睡的武汉街道，通过长江大桥，向王家墩机场开进。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情况，车队顺利驶达王家墩机场。机场并不像吴法宪报告的那样，没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造反”的军人。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机场旁，杨成武护送毛泽东上专列休息。天亮后，毛泽东登上专机。
“准备登机！”一声命令打破机场寂静的上空，似睡非睡的机组人员立即醒来，作好起飞准备。王进忠是毛泽东专机机长，跟随毛泽东已多年，执行过多次重要任务，此前他并不知道是来接送主席去上海。当飞机驾驭员潘景寅告诉他是主席来了时，王进忠大吃一惊，稍微镇定了一下情绪：主席的安全，是这次飞行任务的关键，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陈长江带20多人和毛泽东乘坐同一架飞机，其他人登上了另一架飞机。飞机飞离地面之后，就增加了几分安全感，陈长江那悬着的心也才落了下来。近日来提心吊胆、寝食不安的警卫战士总算有了几分平静，一时显得十分疲惫。飞机平稳飞行着，一切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大家安静地观赏着舷窗外不断变幻的云团，毛泽东则似睡非睡，很像在思考着什么……
7月21日上午11时，飞机稳稳当当地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
“主席，您好！”张春桥等人早已来到机场“迎接”。当毛泽东一只脚刚踏上舷梯上，张春桥便满面堆笑地迎上前去。毛泽东从容地走下飞机，和迎候的人们握手，随后回转身子，用眼睛搜寻机组人员。机组人员立即上前握着他那双大手。毛泽东高兴地大声说：“还是飞机快呀，比火车快多了嘛！”
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当年中央政治局考虑飞机总有些危险性，决定毛泽东不坐飞机，改坐专列）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飞机，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在机组人员印象中，最常坐飞机的是周恩来，成为了穿梭于国内外的“空中飞人”。自此，机组人员再也没有见过毛泽东。
（三）两个月零十天的南巡
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后，毛泽东下榻在虹桥宾馆。当天，自虚惊中走过来的毛泽东没有睡觉，时常考虑起武汉发生的事件。
7月24日晚饭后，杨成武在宾馆的院内陪毛泽东散步，陈长江侍卫在后。走着走着，毛泽东谈及武汉事件的：“杨成武，你以前认识陈再道吗？这个人怎么样？”杨成武答：“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毛泽东反剪双手，缓步向前走着，追问：“你说，他会反对我吗？”杨成武没有正面回答，迂回地说：“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您干革命的，他们对您是感情的。”毛泽东深情地说：“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杨成武会意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后来才知道，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后，林彪、江青组织了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这两位武汉归来的“英雄”，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由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后来，又改组了武汉军区领导班子，撤销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
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后，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并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3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增加了“同志”两字。谁都清楚，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加“同志”两字便意味着陈再道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所加的这两个字，无疑救了陈再道一命！
毛泽东自武汉转移到上海后，住了将近两个月。剧烈动荡的现实已使他难以像从前那样到处巡视，更难以自己进行以往他提倡的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主要是靠阅读文电、报刊以及从少数能同他接触的人员那里来了解国内外情况，指导工作。陈长江注意到，中央办公厅的机要通讯员几乎每天都要由北京到上海一趟，把重要文件给毛泽东送来，以使在外地的他及时解北京和全国的情况。通讯员也不断地把自己在北京所见所闻的有趣的、重要的情况带到上海，顺便告诉陈长江他们。因此，每有通讯员来了，大家都围了过去打听北京发生的新鲜事。当然，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毛泽东通过文电和报刊等渠道了解得来的情况十分有限，有些还是虚假不实的。因此，他提出的不少意见一度同客观现实有很大距离。
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各地造反派组织更加无所顾忌地冲击军事机关，大肆抢夺武器弹药，全国范围内的流血武斗继续升级，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产蒙受巨大损失，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在上海期间，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更多的军队将领受到冲击，毛泽东也更加关注军队将领的状况。他对上海的“形势”和居住很满意，曾对上海警备区的负责人说：“这次在上海很满意，上海很静，很好！”他也很注意看上海的一些小报、传单，看到有登载“许世友反毛主席”的，他就说：“许世友反我，我还未发现。许世友紧跟张国焘，许参加第四方面军，张是首长，许跟他也是自然的。许世友应该保。”
当时，来自全国全军的造反派云集南京，一夜间南京街头贴满“打倒许大和尚”、“揪出许大马棒”的大字报，“揪许”、“倒许”的声浪甚嚣尘上。南京军区机关多次遭到张春桥操纵的一些造反组织的冲击，并抄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家，扎烂了他的上将礼服。局势如此严峻，许世友心急如焚地躲进大别山。
8月17日上午9时许，杨成武给许世友打来电话，讲：“我正陪着‘客人’在上海，‘客人’要见你，派张春桥用‘客人’的专机去合肥接你。”许世友从杨成武的话音里听出“客人”不会是别人，肯定是毛主席，并深知毛主席派张春桥接自己的用意。 许世友风风火火地来了，正在门口值班的陈长江只见他穿着白布短袖汗衫、黄色军装裤子、草鞋，脸很黑，满脸忧云，似乎复员在农村、日子过得不景气的老兵，难以相信这就是曾在战争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的传奇式将军。正坐在沙发上看文件的毛泽东见许世友来了，便站起来热情迎接。许世友紧走几步迎上去，很是动情，声音有些哽咽：“主席……”此情此景，让陈长江也有些感动，双眼有些湿润。 待许世友坐下来稍微平静后，毛泽东说：“去大别山干吗去了？”“打游击！”许世友说着，连他自己也忍俊不禁了。毛泽东笑得更响了。
毛泽东这次接见时间较长，两个差不多谈了一个下午。谈完了，毛泽东送许世友到门外，拉着他的手说：“……不要难过，你要振作精神，把部队掌握好。你是司令，要靠部队，不要单独行动。回去好好干……”许世友向毛泽东敬了一个军礼，朗声说道：“主席，请放心！”看到谈话前后的许世友判若两人，精神面貌完全不同，陈长江猜想到刚才的谈话一定很好。 许世友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晚上，虽然来去匆匆，但事关重大，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南京市、江苏省甚至整个华东都在关心毛主席同他这次会面。许世友有意告诉手下的人：“红太阳”在上海接见了我，毛主席说不准揪许世友！政治嗅觉灵敏的张春桥，知道毛泽东对许世友的态度，便开始在各种场合“替许世友说话”。
9月16日，毛泽东又启动了他那列巡视大江南北的专列，开始闻名全国的大视察。陪同他巡视的有谢富治、张春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张耀祠等人。
当天到杭州，后经金华，于17日清晨到达南昌，在市郊的一条专线上停留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嫌下车休息对当地麻烦太多，便照例在车上休息、吃饭、办公。期间，毛泽东接见了江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程世清、杨栋梁、黄先、刘瑞森、郭先渊、陈昌奉等人，听取了有关江西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汇报。
在一个半小时的座谈中，毛泽东边听汇报边作指示，谈笑风生。毛泽东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
时近中午，毛泽东下车散步，和列车服务员随便聊了起来。服务员们在毛泽东面前有说有笑，一点也不拘束，有位服务员在说笑之间忽然提出：“主席，我们希望与您一起照个像。”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好，让大家都来吧。”于是，毛泽东分别坐在藤椅上或站着，所有工作人员围在他两侧或前后合影多张。期间，毛泽东显得很高兴，谈笑风生，不知讲了一句什么有趣的话，逗得大家哄然大笑。陈长江因为站得相对较远，没有听清楚。
“呜——”汽笛长鸣。专列轰隆隆地开出，继续向南奔驰。当天傍晚，专列停在湖南长沙市郊。
9月18日上午10时20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登上专列，接受毛泽东的召见并向毛泽东汇报湖南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泽东对他们要比江西的干部略熟悉些，一边握手，一边随意问道：“有什么新闻啊？湖南形势怎么样？”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黎原说：“湘潭问题解决了，不过，保守组织下边的工人有5万多，数量比较大。”毛泽东说：“湘潭的经验很好嘛！有那么多的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对保守组织的头头尤其要政策恰当。要让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反。造反派也要学习，不然回去还是不好混。”
毛泽东在听取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汇报时不断提问，并有针对性地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强调说：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今后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说：“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时间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文化大革命一年发动，二年看成果，三年扫尾，现在已经是第二年了，应当是看到成果的时候了。”毛泽东这次回湖南，还向华国锋等回忆了自己1917年步行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的情况，感慨地说：“那时的山路很难走呀！”毛泽东的记忆力很好，对长沙的很多情况都记得很清楚，引述了湖南工人运动的历史材料。
期间，毛泽东还询问了有关韶山的人与事，谈到他早年的塾师毛麓钟的儿子、湖南省科委原主任戈楷时，黎原汇报了戈楷的近况，问毛泽东：“他是主席的侄子还是弟弟？”毛泽东笑道：“不是侄子，是堂弟。他比我小20岁，但论辈分我们是同一辈的。他父亲叫毛麓钟，戈楷叫毛泽普。我们韶山原来没有文化，只有一个秀才，就是戈楷的父亲。这个秀才是我小时候的塾师哩！”
在视察湖南之后，专列掉头北上，19日抵达武汉。一下车，毛泽东就说：“还住东湖梅岭一号！”杨成武说：“好，政治形势基本已经稳定了。”
当天，毛泽东在武汉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重点放在他正考虑的下一步工作部署上。他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
20日，毛泽东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毛泽东说：“武汉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不像某些人估计的那样——形势那么严重。湖北出现了‘七二〇’事件，是坏事，也是好事，问题是不破不立。湖北乱透了，问题就好解决。”毛泽东认为湖北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元旦前可以成立“革委会”。又说到：“大概（明年）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4个多月。”毛泽东突然转换话题：“现在我很不喜欢‘四个伟大’！”他吮吮下唇，说道：“讨厌！”客厅里一阵沉寂，没有人敢出声。毛泽东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斥责道：“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4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大家看得出，毛泽东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
毛泽东在武汉住了两天三夜。期间，毛泽东曾两次吉普出去视察武汉市容，陈长江带领警卫战士跟随做安全保卫工作。在视察市容时，毛泽东总是同随从人员讲革命历史和历代掌故，引导大家如何教育教育干部、教育群众。
9月22日清晨，专列驶离武汉，风驰电掣。天一步步高，云一路路远，秋色越来越浓。毛泽东带着收获“文化大革命”硕果的心情也一阵阵迫切。 在郑州停留接见河南省领导刘建勋、王新、纪登奎时，刘建勋向毛泽东汇报：“康生和江青讲话，提出一个‘文攻武卫’。”毛泽东问杨成武：“她那个讲话录音调来了吗？放一遍，你们都听听。”这是江青9月5日接见安徽造反派赴京代表会时的讲话，录音播完时，毛泽东一口接一口吸烟，沉默许久，终于发话了：“‘文攻武卫’，不能这么提。”
9月23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驰回北京。下车时，陈长江掐指一算，这次南巡共有2个月零10天。在途中，毛泽东都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地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 25日，陈长江看到各大报纸发表了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的消息：“新华社24日讯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最近一个时期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主席现在已经回到北京。”
26日晚，毛泽东亲临京西宾馆，看望参加集训干部会议的900多名军队干部。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等欢呼声、口号声平息后前倾身子朝台下张望着、搜寻着，大声问：“陈再道来了吗？”一阵沉默，整个会场惊呆了，凝固了。陈再道高举右臂，满怀惊喜：“我是陈再道，我来了！”毛泽东高声说：“好！好！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整个会场静听着毛泽东的话，陈再道噙泪坐下，所有人被这一情景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