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将士7000里，三湘四水载辉煌。90年前，以邓小平为首的红七军7000多将士，从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出发北上，多次转战湖南，行程7000多里，在我军建设发展史和湖南人民革命史上，留下了极其灿烂的一页。在纪念“红七军转战湖南”90周年之际，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追思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老一辈革命家创造的历史功勋，进一步深化“红七军转战湖南”的历史研究，对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深入开展红七军转战湖南课题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时指出，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大批共产党人在这片热土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发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深入开展红七军转战湖南课题研究提供了动力和支撑。
　　深入开展红七军转战湖南课题研究是挖掘开发好红色资源的需要。从1930年11月10日至1931年7月，红七军从广西河池誓师出征，8个多月的时间跨越桂、黔、湘、粤、赣5省，行程7000多里，最终到达中央苏区，编入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12月19日至1931年6月中下旬，红七军9次进出湖南，经历通道、绥宁、城步、武冈、新宁、东安、道县、江华、宜章、汝城、资兴、桂东、酃县（炎陵）、茶陵、攸县、安仁16个县，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从敌人重重围追堵截当中杀开一条血路，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与朱毛红军会合的战略目标。毛泽东曾亲自授予红七军锦旗予以表彰。对于这一重要红色资源，对于红七军在湖南留下的遗址遗迹，我们研讨不多，挖掘不够，开发甚少，所以必须加强。
　　深入开展红七军转战湖南课题研究是讲好红色故事，搞好红色教育的需要。对于红七军转战湖南的历史，多年来我们重视不够、研究不够、宣传不够。湖南还没有出过一本专著，也没有编过一本论文集;没开过一次研讨会，也没有申报过专项研究课题，有的仅是零星的个人研究。我们深知，只有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我们才能讲好红七军转战湖南的故事，也才能搞好红色宣传教育。
　　深入开展红七军转战湖南课题研究是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需要。7000多名红七军将士，历经重重劫难，最后进入中央苏区的不足2000人，绝大部分热血男儿倒在了征途中。红七军转战湖南，彰显出来的伟大精神风范，留下的宝贵经验启示，对后来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红军长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国清、李天佑等红七军将领的成长产生了重要作用，这也是目前红七军转战湖南课题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我们要传承好红七军的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就必须加强这一研究，这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件大事、好事、要事。
　　重点围绕红七军转战湖南的若干特点开展课题研究
　　红七军转战湖南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这次战略转移具有以下若干特点，我们要围绕这些特点深入开展课题研究。
　　一是红七军的战略转移是具有长征性质的战略转移。从1934年10月开始到1935年10月结束的中央红军长征，历时1年，行程2.5万里，纵横11个省。红七军的这次战略转移是红军的第一次远征，与后来的中央红军长征比较，具有许多相似的历史特征：时间长，前后历时8个多月;跨越省际多，跨越桂、黔、湘、粤、赣5省;行程远，超过7000里。这次战略转移与后来的中央红军长征一样起到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宣传了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军队，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图谋的彻底失败。因此，史学界有人把这次战略转移称为“小长征”。
　　二是红七军的战略转移是具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性质的战略转移。红七军转战湖南的过程，不仅是战胜敌人、赢得胜利、实现战略转移的过程，而且是联系实际、创新开拓、探索正确革命道路的过程。此时的邓小平，一直在关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和实践，他十分赞同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因此，红七军虽然接受了李立三攻打中心城市的命令，但“会合朱毛红军”也是部队较早确定的目标。红七军转战过程中，邓小平多次考虑“待走不通时”部队就拉向江西，与朱毛红军会合。所以，红七军在征战过程中，尽量避开强敌，不冒险攻坚，不死打硬拼，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多次改变行动计划。
　　三是红七军的战略转移是不断纠正“左”倾冒险错误的战略转移。红七军从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出发后，一段时间内不仅连一座像样的城镇都没有占领，部队反而从7000多人锐减至4000人，指战员情绪低落。特别是攻打武冈失利后，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在东安县召开会议果断抵制“左”倾冒险错误，放弃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此后，他们又在全州和江华召开会议，进一步深挖“左”倾冒险错误的危害，再次改变部队进军方向，南下湘粤边，最后到达中央苏区。
　　四是红七军的战略转移是在党的组织处于公开和非公开状态下的战略转移。1929年12月，红七军成立后，在军内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1930年11月，红七军从广西河池誓师出征前，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召开了中共红七军第一次代表大会，改选红七军前委，邓小平仍任前委书记。会后，部队整编，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当时，红七军前委领导，以及红七军所属的师、团、营、连的政治委员（连一级后来称政治指导员），这些人的共产党员身份在部队中是公开的。但是，出于有关方面的需要，当时红七军中一些党员的身份在部队中是不公开的，党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但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共产党员都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每一次战斗中都带头冲锋陷阵。正如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所说：“前后发展同志虽不少，但每次作战死伤的大半是同志。”
　　五是红七军的战略转移是对后续中央红军长征具有广泛借鉴意义的战略转移。红七军出发时，辎重如山，骡马成群，就像是大搬家一样，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机动性与战斗力。到达江华后，因减员太多，才迫不得已丢掉一些笨重的辎重。由于是脱离根据地的远征，沿途没有群众基础，红七军一路孤军作战，缺衣少吃，造成一些非战斗减员。红七军转战湖南期间，虽然一路不忘宣传群众，但是没有去深入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活动，群众工作仅限于宣传层面。1931年4月，邓小平在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的错误路线，结果常常是处在被动地位……到处站不住脚，一直跑到赣南。”红七军转战湖南的这些十分宝贵的教训，为后来的红军长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挖掘弘扬红七军转战湖南课题的当代价值
　　红七军转战湖南这一光辉历史，为湖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和资源性物质基础。
　　红七军转战湖南留下的革命精神，为我们应对重大挑战、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提供了有力支撑。英勇的红七军将士，面对强敌的威胁，面对严酷无情的自然环境，面对绝地断粮等生死考验，以始终不渝的革命信仰，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完成了光荣而伟大的战略转移，被党中央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授予锦旗一面。在红七军将士身上体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精神、自我革命精神、开拓新路精神、奉献担当精神、敢打硬仗精神等，将跨越时空，永存史册，对于我们今天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具有积极意义，我们要进行深入挖掘和弘扬。
　　红七军转战湖南留下的崇高风范，为我们擦亮初心、勇担使命、敢于善于作为提供了模范样板。红七军转战湖南途中，不仅受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代表对行军打仗指挥上的干扰，还要面临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的考验。但是，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红七军领导人不唯上、不唯书，敢于从实际出发，选择正确的革命道路，制定正确的武装斗争策略。红七军前委团结、将士一心，全军上下同舟共济、共度时艰。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们绝对忠诚、严守纪律的政治本色，顧全大局、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勇担使命、不屈不挠的斗争品格，以及关心群众、爱民如子的工作路线等。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实现，即将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征程之际，深入研究和弘扬红七军将士的这些品格风范，对于我们来说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红七军转战湖南留下的遗址遗迹，为我们开展党史宣传、发展红色旅游、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丰富资源。我们要尽快摸清红七军转战湖南的遗址遗迹家底，要广泛征集红七军将士留下的各种文物史料，要深入挖掘其中生动感人的红色故事，要总结提炼其中展现出来的红色精神，为湘南各县开展“四史”学习教育提供生动教材，为整理红色文化、发展红色旅游提供历史支撑，为打通大西南通道、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提供重要引擎。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