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四大高耗能工业（钢铁、有色、建材、化工）在消耗了全国电力的近三成，这还是在供给侧改革清退大量低效产能和僵尸产能之后得到的数据。在居民消费端，交通、居住、单位GDP能耗和碳排都过高。
　　不过值得振奋的是，经过十年的努力，中国一举跃升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但受限于间歇性，以及储能技术的限制，至少在2030年碳達峰目标之前，可再生能源几乎不可能取代煤电的地位。

“从历史案例来分析，一轮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一般伴随政策强刺激，这往往会拉动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投资。”

　　新冠疫情的暴发，让本就承受巨大下行压力的中国宏观经济更加严峻，经济复苏成为后疫情时代的头等大事。
　　“从历史案例来分析，一轮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一般伴随政策强刺激，这往往会拉动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投资。”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说，今年疫情后部分地方就存在倾向于依赖重化工项目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冲动，特别涉及煤炭、石油化工等重大项目。
　　例如在电力规划上，国家能源局2月26日发布《关于发布2023年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的通知》指出，到2023年除晋甘宁黑吉林五省区外，其余省（市、自治区）煤电装机充裕度预警指标全部为绿色等级，煤电“开绿灯”地区持续增多；又如在建设规划上，地方专项债额度大幅扩容，其中与基建、老旧住房改造相关的金额升至70%以上，将显著撬动钢铁和建材行业的增长。
　　“如果我们要考虑2030年前达峰，目前的形势还是十分严峻的。”姜克隽担忧，这些高耗能高碳排产业都属于长期投资，一般寿命在30～40年甚至更久，虽然可以一时将经济刺激上去，但在未来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清洁技术的挤压之下，大概率都会沦为搁置资产，造成巨大浪费。

后疫情时代，如何平衡减碳和经济复苏？

　　从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高耗能产业及碳排放与GDP增长的“脱钩”已经显现，意味着减碳目标的倒逼机制已具备操作的可能。
　　首先，高耗能产业与GDP增长的“脱钩”效应越来越明显。从2019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即便10%的钢铁增产和6%的水泥增产，对经济的拉动的效应均不及预期。以刺激高耗能产业来“保增长”的边际效益正在收窄，未来是否延续刺激高耗能产业来保增长，决策层会更加审慎。
　　此外碳排放和GDP增长的初步“脱钩”。2005年（NDC基准年）至2019年，中国GDP增长约4倍，碳排放年均增长率由2005—2013年的5.4%下降到2013—2018年的0.8%。这一结果让中国承诺碳达峰和碳中和更有底气。
　　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发布，其中明确指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制定二〇三〇年前碳排放达峰的行动方案”。
　　“当务之急是建立起一套基于总量目标的碳排放管理制度。”能源基金会低碳转型项目主任傅莎指出，目前国内的碳排放核算一直以来是基于强度目标，而碳达峰和碳中和都属于总量目标，强度目标与总量目标之间存在非常大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