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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南京局势越来越危险,陈独秀于1937年9月9日匆匆离开南京,14日抵达武汉,租住在华中大学校园后侧一所旧式的四合院民房。陈独秀虽然不能亲自操戈上战场,但他对抗日满腔热情,积极鼓动宣传民众抗战救国。期间,除了遇上王明、康生制造的 “汉奸”冤案干扰外,陈独秀的生活基本是平静的。
在武汉期间,从延安叛逃来汉的张国焘在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驻汉口特派员、萍乡老乡蔡孟坚的安排下,与陈独秀见了面。对此,蔡孟坚回忆道:
因戴(即戴笠)悉国焘与我同系萍乡小同乡,即亲带他来我家会晤,嘱我对他力加保护,一如保护彼时已被释放也住在武昌粮道街的陈独秀一样,恰好陈、张二人同是北大中共建党发起人,他们原属鱼水相得,又是同病相怜,我让他们见面,因而他们密切往返,我与国焘为小同乡又中学先后同学,从乡谊成为友谊,同时我对他与陈独秀均有保护责任,有时招待他二人便餐。
但这种老友相谈的日子并不长久,由于两人所做的选择迥异,心境也不相同,逐渐越走越远,正如有人分析指出:“一个陈独秀,一个张国焘,同是共产党的元老,同是被共产党宣布开除的人,但两人对共产党的态度又迥然各异。陈独秀是从爱护共产党的角度出发批评共产党,虽被共产党开除却始终保持晚节,不当国民党走狗;张国焘是从痛恨共产党的角度出发反对共产党,心甘情愿地效忠于国民党。”
只有应邀到大学演讲,面对众多热情的青年学生时,人们才能看到革命家陈独秀的独特风采。据当年曾亲自去陈独秀家里邀请他到华中大学做抗日演讲的许俊千回忆,陈独秀的演讲,场面十分热烈。对于邀请经过,他作了详细的叙述:
其时,我正在华中大学学生联合会参与宣传工作,曾在《新青年》杂志上读过陈独秀先生的文章,也偶尔见过他的书法。其学识渊博,翰墨清香,素为人所仰慕。我与几位同学计议,应趁时请他到校园做一次演讲,几经打听,才问明他就住在华大校园后侧候补街5号,离校园后门不过几百步远。
一天,我和同学焦传统去敲门求见,一位容颜端秀,穿浅兰色旗袍女士(应是潘兰珍),轻轻启开门缝问我们找谁,我说要见陈独秀先生,并将学生会的邀请信送上,她忙说,呵!你们大学生。她进去告知,随即拉开大门请我们在天井旁另一间简陋的书房等候。一会儿,陈先生进来,我们起身鞠躬致敬,他一见我们都是年轻学生,喜形于色,热情地伸手让座。他的身材不高,鬓发灰白,显得有点驼背,一口安徽乡音,声音不大洪亮,但话语清楚好懂,启口就问我们个人的学习和家乡情况,接着就谈他对武汉三镇的了解,我们都做了简单的回话,他的态度谦和,使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拘束,我即提出来同学们都想请他到华大校园作一次抗日演讲,他低头想了想就答应了。好在距离很近,约定了一天由我们学生出面接送。我们高高兴兴地告辞出门时,对潘女士也表示了谢意,只知她是由南京陪伴同来,而不知她是何许人,以及与陈先生的关系。
演讲之日,早饭后,我们两人再到他家,陈先生穿上新的深色长袍、布鞋,显得非常雅洁,我们扶着他出门,请潘女士放心,她替陈先生理理衣领,对我叫一声,同学慢走。我们为回避路人围观,一进校门就从女生宿舍后侧转上根书林楼上大礼堂。陈先生刚上讲台,掌声不绝,听众越来越多,连讲台地下、窗台上都挤满了人。演讲开始,陈老问了一声大家好,就对抗日形势和抗日战争的意义做了一番思想深刻、逻辑性很强的讲演,看来事先做了很好的准备,不是即兴敷衍。……讲了一个多钟头,听众多作笔记。结束时,我们挡住不让人上台请他签名,呼吁让他休息。又从后门陪送回家,陈先生在校园流连忘返,精神很好。
1938年2月,亚东图书馆将这次演讲的内容与陈独秀的其他几篇抗战文章结集出版,名为《我对于抗战的意见》。除了这样偶尔的热闹之外,更多的时候陈独秀则是“闭门不出”。由于经济上没有固定来源,因此生活也很清贫。陈独秀的学生陈中凡“拟推荐先生至武大教书,或转托人向参政会设法,暂维目前生活”。但对于这些学生与旧友的好意,陈独秀都婉言予以谢绝,他主要考虑的是不给人添麻烦。当时武汉大学的校长王星拱与陈独秀是好友,但陈独秀说:“抚五与我至好,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校园后面的独院住不起了,便又搬到更为拥挤简陋的地方。对于陈独秀当时的窘迫生活,曾资助过陈独秀的郑学稼非常真实和生动地做了描述:
1938年5月5日,我……接重庆《时事新报》汉口办事处转该报总主笔薛农山函。内附30元钞票。要我马上转陈独秀先生……我不吃午饭,按址前往,问成衣店伙计:“楼上有姓陈的吗?”“是安徽的老头儿吗?他住在楼上。”由这些答话,显然他不知那老头儿是中共创立者和曾连任总书记的政治舞台上大人物。我正欲上楼,那个人又说:“小心啊,当心跌下来!”在黑暗中,我摸上扶梯。前楼的微光,引我走入室内。那是大约8个榻榻米的前楼,在左方靠窗的墙边放一张木板床,上挂蚊帐,中有单被。床前一张方桌,三四张木凳,两三只红皮箱放在床边。看见我,室内3个人有些惊讶,因为才下课的我,穿黄布军装(我是上校教官)。也许他们以为我是受中共指使来杀“托匪汉奸”的暴徒!那3个人中有一位妇人,我认得是在武昌住宅拒绝我和李素麦兄会见陈先生的陈夫人。另两人之一,穿短衣,身材矮小,花白头发,有胡子。我问他:“这儿有陈仲甫先生吗?”他走到我面前说:“你是谁?”我忙把名片递给他。他看后微笑道:“啊!我们是‘汉奸’同志。”我知道他就是陈独秀先生。他阅薛农山信后问我:“吃过饭没有?”我看方桌上盛好两碗饭,一碗青菜,一碗汤。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样的饭菜,实无法下咽,因此撒谎说:“已吃过了。”
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武汉期间的日子过得多么艰难!
但是没多久,即使这样清贫的日子也不能平静地过下去。由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不断沦陷,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开始对武汉进行轰炸,武汉也面临沦陷的危险。滞留在这里的逃难者于是又开始向上游地区逃去。陈独秀也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开始做逃离武汉的准备。
其实,早在1938年2月,陈独秀就有离开武汉的打算。只是由于碰上王明、康生栽赃陷害他是“汉奸”,为了辩诬,便耽误了下来。6月16日,陈独秀正准备乘坐好友包惠僧为他安排的船离开之时,分别30余年的大姐一家从安庆逃难来到武汉。姐弟两人难中相见,既悲又喜。于是,陈独秀抱歉地对热心的包惠僧说:“老姐姐来了,我怎能撇开他们,自己先行!”这样一来,陈独秀就在武汉又呆了十几天,于月底和姐姐一家一起动身。7月初,陈独秀一行抵达重庆。在渝逗留了一个月,便感到留在重庆“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只好退居人事比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江津在重庆上游90公里处,陈独秀于8月3日到达江津。谁知在江津也住不安稳,于是又于1939年5月份迁居到离江津县城10余公里的小镇鹤山坪。陈独秀哀叹道:“一切均不甚如意,唯只有既来之则安之而已。”由于落魄逃难,陈独秀在江津的住所很不固定,先后住过郭家公馆、延年医院、施家院子、聚奎书院、溜马岗邓家院子、康庄等处。对于一个垂暮之人,这样频繁搬家,且不说体力难支,而且心理和精神上会产生强烈凄凉的感觉。
当地士绅杨鲁承的孙子杨庆余想出版祖父的遗著,很希望有一位名家代为校正并作序。有一次,陈独秀偶尔在街上的旧书摊上看到了杨鲁承读《皇清经典》的手稿,颇感兴趣,便买了这本手稿。此事传到杨家,杨家便邀请陈独秀住进了颇为气派的石墙院,帮助整理其祖父遗稿。这样,陈独秀才算稍微安顿下来,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近4年时光。
如果说物质条件的艰苦,对于一个曾经冒着杀头危险的革命家来讲不算什么的话,那么,由于居住偏僻,加上各种外围有形或者无形的压力干扰,则使得陈独秀这个老人精神上十分压抑和孤独。他在给友人沈尹默的诗中淋漓地表达了这种感受: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民;
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
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
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儒事丹铅。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
百艺穷通谐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
对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来说,处于动荡不安的年代,再加上党派之争的纠纷,因此孤独的生活并不平静。有人对陈独秀在石墙院里的生活做了非常贴切的概括:“政治上软禁,经济上很穷,生活上靠朋友。”此外,陈独秀在思想上也很孤立。
所谓“政治上软禁”,是指尽管陈独秀在政治上已声明无党无派,身体也是疾病缠身,但是对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国民党当局仍不放心,时时派特务监视着他。据时任江津县长的黄鹏基说:“陈先生是受监视的,重庆方面常派人来侦察他的行动,一两个月要来问问。”另据朱明(陈独秀好友朱蕴山的长子)回忆:“当时曾有个德国人打电报到江津问候陈独秀,国民党特务即登门打听电报内容。于此可见,陈在江津,也一直处于国民党特务监视之下。据王葆斋生前谈,他曾和章士钊相约去江津看陈独秀。事先由章士钊找了蒋介石侍从室,取得同意,才去江津。在江津与陈独秀晤谈后,陈送他们一程,不再前走,说,我只能到此为止,不能越雷池一步了。这也足可说明,陈在江津是不自由的。”
甚至在陈独秀去世后,他的后事料理人邓蟾秋叔侄,也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和盘查。当陈独秀入葬时,“卫戍司令部特派得力人员亲临监视”。可见当时陈独秀所处的政治环境。
所谓“经济上很穷”,是指这个时候的陈独秀由于既没有官方职务,也无社会兼职,完全是一个无依无靠的自由人。他没有任何固定的经济来源,平时主要靠北大同学会的资助,以及自己的稿酬维持生活,其经济窘境可想而知。包惠僧曾描述过石墙院里的景象:“他们院里堆了一大堆土豆,是陈独秀和潘女士种的。他们用的家具是些破桌子破椅子,生活很苦。”据朱蕴山回忆说:“当时陈独秀可怜得很!没有东西吃。”朱蕴山拿了几只鸭子去看望他,陈独秀很感激,特意写诗表示谢意。诗云:“贯休入蜀唯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谗独羡武荣碑。”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生活艰难,但陈独秀保持了他一贯的高尚品格,对那些不应该或不值得接受的馈赠,他都予以拒绝。比如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赠给陈独秀5000元现金,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陈独秀以“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予以了拒绝。为此,郑学稼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忆时仍深切地感慨道:“他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他根本无富贵之意——可为我的模范,就为这一点,我尊敬他。”
所谓“思想上孤立”,主要是指陈独秀对一些问题的见解,比如他对战后世界大势的消极分析,在当时都被看作是“恶毒”的言论。因为他发表的文章不合时宜,因此他的文章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封杀。有的文章登了上篇,没有下篇,有时干脆开了个“天窗”。而且,陈独秀的言论又受到中共方面的批判。同时,托派也对陈独秀的立场进行指责。因此,某种意义上讲,“陈独秀后期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处于“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地。
由于上述原因,陈独秀虽然有时也在江津出席一些地方上的宴会,但在公开场合,他变得沉默了许多。据“一些老人回忆说,陈独秀在宴会上很少言语,沉默寡言”。1940年3月5日,对陈独秀具有知遇之恩的蔡元培先生在香港去世。闻听老友谢世的噩耗,陈独秀十分悲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这种感情:“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有增一伤痕矣!”陈独秀提起手中的毛笔,撰写了饱含感情的《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发表于1940年3月24日的《中央日报》。字里行间充满伤感情绪。
据老友台静农回忆,陈独秀晚年的遗愿是:“想写两部书:一是中国史,一是中国文字史。他在给我的信曾说: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而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中国古史表)以遗同好,免完全散失也。”但未来得及完成,陈独秀就因生活的折磨,离开了人世。
在客居江津期间,陈独秀一直受心脏病和高血压等疾病的折磨。1942年5月初,陈独秀听人说有一个偏方:喝农村庄稼地里生长的蚕豆花熬的汤可以医治高血压。由于药价太贵,为了省钱,潘兰珍就去弄了一些蚕豆花,熬给陈独秀喝。5月10日上午,陈独秀喝了这种汤后,感到腹胀难受,一夜未能睡好。此后肚子时好时坏,5月17日在上厕所时,陈独秀晕倒在地,苏醒后浑身冒冷汗,并开始发烧。5月22日陈独秀再次晕倒,经过抢救才苏醒过来,但病情并没有好转,却不断加重。5月25日,陈独秀知道自己不行了,对一直陪伴自己的好友何之瑜说:“我要和你分别了,谢谢你照看我。”并嘱咐自己的书稿和后事由何之瑜、三子陈松年等处理。5月26日,包惠僧的妻子来看望陈独秀,包惠僧与陈独秀在创建中国共产党时期就相识,并成为忘年之交。在弥留之际,陈独秀对包惠僧的妻子说:“要是惠僧来了多好啊!”听到消息,包惠僧次日便从城里赶来,但此时陈独秀已处于昏迷之中。1942年5月27日晚上9时许,陈独秀没能睁开眼睛见一见专程从重庆赶来看望他的包惠僧,便离开了人世。
对于陈独秀的死,笔者以为,董退思的感言十分中肯深刻:“一般所谓革命者,不成功,即成仁。成功者则富贵功名,生荣死哀;不成功者,死后亦往往有政府褒扬,社会追悼。陈先生无一于此,一生清苦,寂事以死,然而唯其如此,乃属难能可贵,‘独’之一字,陈先生足以当之!滔滔天下,能有几人?”(责任编辑:徐嘉)
在武汉期间,从延安叛逃来汉的张国焘在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驻汉口特派员、萍乡老乡蔡孟坚的安排下,与陈独秀见了面。对此,蔡孟坚回忆道:
因戴(即戴笠)悉国焘与我同系萍乡小同乡,即亲带他来我家会晤,嘱我对他力加保护,一如保护彼时已被释放也住在武昌粮道街的陈独秀一样,恰好陈、张二人同是北大中共建党发起人,他们原属鱼水相得,又是同病相怜,我让他们见面,因而他们密切往返,我与国焘为小同乡又中学先后同学,从乡谊成为友谊,同时我对他与陈独秀均有保护责任,有时招待他二人便餐。
但这种老友相谈的日子并不长久,由于两人所做的选择迥异,心境也不相同,逐渐越走越远,正如有人分析指出:“一个陈独秀,一个张国焘,同是共产党的元老,同是被共产党宣布开除的人,但两人对共产党的态度又迥然各异。陈独秀是从爱护共产党的角度出发批评共产党,虽被共产党开除却始终保持晚节,不当国民党走狗;张国焘是从痛恨共产党的角度出发反对共产党,心甘情愿地效忠于国民党。”
只有应邀到大学演讲,面对众多热情的青年学生时,人们才能看到革命家陈独秀的独特风采。据当年曾亲自去陈独秀家里邀请他到华中大学做抗日演讲的许俊千回忆,陈独秀的演讲,场面十分热烈。对于邀请经过,他作了详细的叙述:
其时,我正在华中大学学生联合会参与宣传工作,曾在《新青年》杂志上读过陈独秀先生的文章,也偶尔见过他的书法。其学识渊博,翰墨清香,素为人所仰慕。我与几位同学计议,应趁时请他到校园做一次演讲,几经打听,才问明他就住在华大校园后侧候补街5号,离校园后门不过几百步远。
一天,我和同学焦传统去敲门求见,一位容颜端秀,穿浅兰色旗袍女士(应是潘兰珍),轻轻启开门缝问我们找谁,我说要见陈独秀先生,并将学生会的邀请信送上,她忙说,呵!你们大学生。她进去告知,随即拉开大门请我们在天井旁另一间简陋的书房等候。一会儿,陈先生进来,我们起身鞠躬致敬,他一见我们都是年轻学生,喜形于色,热情地伸手让座。他的身材不高,鬓发灰白,显得有点驼背,一口安徽乡音,声音不大洪亮,但话语清楚好懂,启口就问我们个人的学习和家乡情况,接着就谈他对武汉三镇的了解,我们都做了简单的回话,他的态度谦和,使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拘束,我即提出来同学们都想请他到华大校园作一次抗日演讲,他低头想了想就答应了。好在距离很近,约定了一天由我们学生出面接送。我们高高兴兴地告辞出门时,对潘女士也表示了谢意,只知她是由南京陪伴同来,而不知她是何许人,以及与陈先生的关系。
演讲之日,早饭后,我们两人再到他家,陈先生穿上新的深色长袍、布鞋,显得非常雅洁,我们扶着他出门,请潘女士放心,她替陈先生理理衣领,对我叫一声,同学慢走。我们为回避路人围观,一进校门就从女生宿舍后侧转上根书林楼上大礼堂。陈先生刚上讲台,掌声不绝,听众越来越多,连讲台地下、窗台上都挤满了人。演讲开始,陈老问了一声大家好,就对抗日形势和抗日战争的意义做了一番思想深刻、逻辑性很强的讲演,看来事先做了很好的准备,不是即兴敷衍。……讲了一个多钟头,听众多作笔记。结束时,我们挡住不让人上台请他签名,呼吁让他休息。又从后门陪送回家,陈先生在校园流连忘返,精神很好。
1938年2月,亚东图书馆将这次演讲的内容与陈独秀的其他几篇抗战文章结集出版,名为《我对于抗战的意见》。除了这样偶尔的热闹之外,更多的时候陈独秀则是“闭门不出”。由于经济上没有固定来源,因此生活也很清贫。陈独秀的学生陈中凡“拟推荐先生至武大教书,或转托人向参政会设法,暂维目前生活”。但对于这些学生与旧友的好意,陈独秀都婉言予以谢绝,他主要考虑的是不给人添麻烦。当时武汉大学的校长王星拱与陈独秀是好友,但陈独秀说:“抚五与我至好,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校园后面的独院住不起了,便又搬到更为拥挤简陋的地方。对于陈独秀当时的窘迫生活,曾资助过陈独秀的郑学稼非常真实和生动地做了描述:
1938年5月5日,我……接重庆《时事新报》汉口办事处转该报总主笔薛农山函。内附30元钞票。要我马上转陈独秀先生……我不吃午饭,按址前往,问成衣店伙计:“楼上有姓陈的吗?”“是安徽的老头儿吗?他住在楼上。”由这些答话,显然他不知那老头儿是中共创立者和曾连任总书记的政治舞台上大人物。我正欲上楼,那个人又说:“小心啊,当心跌下来!”在黑暗中,我摸上扶梯。前楼的微光,引我走入室内。那是大约8个榻榻米的前楼,在左方靠窗的墙边放一张木板床,上挂蚊帐,中有单被。床前一张方桌,三四张木凳,两三只红皮箱放在床边。看见我,室内3个人有些惊讶,因为才下课的我,穿黄布军装(我是上校教官)。也许他们以为我是受中共指使来杀“托匪汉奸”的暴徒!那3个人中有一位妇人,我认得是在武昌住宅拒绝我和李素麦兄会见陈先生的陈夫人。另两人之一,穿短衣,身材矮小,花白头发,有胡子。我问他:“这儿有陈仲甫先生吗?”他走到我面前说:“你是谁?”我忙把名片递给他。他看后微笑道:“啊!我们是‘汉奸’同志。”我知道他就是陈独秀先生。他阅薛农山信后问我:“吃过饭没有?”我看方桌上盛好两碗饭,一碗青菜,一碗汤。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样的饭菜,实无法下咽,因此撒谎说:“已吃过了。”
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武汉期间的日子过得多么艰难!
但是没多久,即使这样清贫的日子也不能平静地过下去。由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不断沦陷,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开始对武汉进行轰炸,武汉也面临沦陷的危险。滞留在这里的逃难者于是又开始向上游地区逃去。陈独秀也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开始做逃离武汉的准备。
其实,早在1938年2月,陈独秀就有离开武汉的打算。只是由于碰上王明、康生栽赃陷害他是“汉奸”,为了辩诬,便耽误了下来。6月16日,陈独秀正准备乘坐好友包惠僧为他安排的船离开之时,分别30余年的大姐一家从安庆逃难来到武汉。姐弟两人难中相见,既悲又喜。于是,陈独秀抱歉地对热心的包惠僧说:“老姐姐来了,我怎能撇开他们,自己先行!”这样一来,陈独秀就在武汉又呆了十几天,于月底和姐姐一家一起动身。7月初,陈独秀一行抵达重庆。在渝逗留了一个月,便感到留在重庆“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只好退居人事比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江津在重庆上游90公里处,陈独秀于8月3日到达江津。谁知在江津也住不安稳,于是又于1939年5月份迁居到离江津县城10余公里的小镇鹤山坪。陈独秀哀叹道:“一切均不甚如意,唯只有既来之则安之而已。”由于落魄逃难,陈独秀在江津的住所很不固定,先后住过郭家公馆、延年医院、施家院子、聚奎书院、溜马岗邓家院子、康庄等处。对于一个垂暮之人,这样频繁搬家,且不说体力难支,而且心理和精神上会产生强烈凄凉的感觉。
当地士绅杨鲁承的孙子杨庆余想出版祖父的遗著,很希望有一位名家代为校正并作序。有一次,陈独秀偶尔在街上的旧书摊上看到了杨鲁承读《皇清经典》的手稿,颇感兴趣,便买了这本手稿。此事传到杨家,杨家便邀请陈独秀住进了颇为气派的石墙院,帮助整理其祖父遗稿。这样,陈独秀才算稍微安顿下来,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近4年时光。
如果说物质条件的艰苦,对于一个曾经冒着杀头危险的革命家来讲不算什么的话,那么,由于居住偏僻,加上各种外围有形或者无形的压力干扰,则使得陈独秀这个老人精神上十分压抑和孤独。他在给友人沈尹默的诗中淋漓地表达了这种感受: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民;
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
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
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儒事丹铅。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
百艺穷通谐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
对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来说,处于动荡不安的年代,再加上党派之争的纠纷,因此孤独的生活并不平静。有人对陈独秀在石墙院里的生活做了非常贴切的概括:“政治上软禁,经济上很穷,生活上靠朋友。”此外,陈独秀在思想上也很孤立。
所谓“政治上软禁”,是指尽管陈独秀在政治上已声明无党无派,身体也是疾病缠身,但是对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国民党当局仍不放心,时时派特务监视着他。据时任江津县长的黄鹏基说:“陈先生是受监视的,重庆方面常派人来侦察他的行动,一两个月要来问问。”另据朱明(陈独秀好友朱蕴山的长子)回忆:“当时曾有个德国人打电报到江津问候陈独秀,国民党特务即登门打听电报内容。于此可见,陈在江津,也一直处于国民党特务监视之下。据王葆斋生前谈,他曾和章士钊相约去江津看陈独秀。事先由章士钊找了蒋介石侍从室,取得同意,才去江津。在江津与陈独秀晤谈后,陈送他们一程,不再前走,说,我只能到此为止,不能越雷池一步了。这也足可说明,陈在江津是不自由的。”
甚至在陈独秀去世后,他的后事料理人邓蟾秋叔侄,也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和盘查。当陈独秀入葬时,“卫戍司令部特派得力人员亲临监视”。可见当时陈独秀所处的政治环境。
所谓“经济上很穷”,是指这个时候的陈独秀由于既没有官方职务,也无社会兼职,完全是一个无依无靠的自由人。他没有任何固定的经济来源,平时主要靠北大同学会的资助,以及自己的稿酬维持生活,其经济窘境可想而知。包惠僧曾描述过石墙院里的景象:“他们院里堆了一大堆土豆,是陈独秀和潘女士种的。他们用的家具是些破桌子破椅子,生活很苦。”据朱蕴山回忆说:“当时陈独秀可怜得很!没有东西吃。”朱蕴山拿了几只鸭子去看望他,陈独秀很感激,特意写诗表示谢意。诗云:“贯休入蜀唯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谗独羡武荣碑。”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生活艰难,但陈独秀保持了他一贯的高尚品格,对那些不应该或不值得接受的馈赠,他都予以拒绝。比如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赠给陈独秀5000元现金,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陈独秀以“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予以了拒绝。为此,郑学稼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忆时仍深切地感慨道:“他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他根本无富贵之意——可为我的模范,就为这一点,我尊敬他。”
所谓“思想上孤立”,主要是指陈独秀对一些问题的见解,比如他对战后世界大势的消极分析,在当时都被看作是“恶毒”的言论。因为他发表的文章不合时宜,因此他的文章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封杀。有的文章登了上篇,没有下篇,有时干脆开了个“天窗”。而且,陈独秀的言论又受到中共方面的批判。同时,托派也对陈独秀的立场进行指责。因此,某种意义上讲,“陈独秀后期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处于“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地。
由于上述原因,陈独秀虽然有时也在江津出席一些地方上的宴会,但在公开场合,他变得沉默了许多。据“一些老人回忆说,陈独秀在宴会上很少言语,沉默寡言”。1940年3月5日,对陈独秀具有知遇之恩的蔡元培先生在香港去世。闻听老友谢世的噩耗,陈独秀十分悲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这种感情:“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有增一伤痕矣!”陈独秀提起手中的毛笔,撰写了饱含感情的《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发表于1940年3月24日的《中央日报》。字里行间充满伤感情绪。
据老友台静农回忆,陈独秀晚年的遗愿是:“想写两部书:一是中国史,一是中国文字史。他在给我的信曾说: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而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中国古史表)以遗同好,免完全散失也。”但未来得及完成,陈独秀就因生活的折磨,离开了人世。
在客居江津期间,陈独秀一直受心脏病和高血压等疾病的折磨。1942年5月初,陈独秀听人说有一个偏方:喝农村庄稼地里生长的蚕豆花熬的汤可以医治高血压。由于药价太贵,为了省钱,潘兰珍就去弄了一些蚕豆花,熬给陈独秀喝。5月10日上午,陈独秀喝了这种汤后,感到腹胀难受,一夜未能睡好。此后肚子时好时坏,5月17日在上厕所时,陈独秀晕倒在地,苏醒后浑身冒冷汗,并开始发烧。5月22日陈独秀再次晕倒,经过抢救才苏醒过来,但病情并没有好转,却不断加重。5月25日,陈独秀知道自己不行了,对一直陪伴自己的好友何之瑜说:“我要和你分别了,谢谢你照看我。”并嘱咐自己的书稿和后事由何之瑜、三子陈松年等处理。5月26日,包惠僧的妻子来看望陈独秀,包惠僧与陈独秀在创建中国共产党时期就相识,并成为忘年之交。在弥留之际,陈独秀对包惠僧的妻子说:“要是惠僧来了多好啊!”听到消息,包惠僧次日便从城里赶来,但此时陈独秀已处于昏迷之中。1942年5月27日晚上9时许,陈独秀没能睁开眼睛见一见专程从重庆赶来看望他的包惠僧,便离开了人世。
对于陈独秀的死,笔者以为,董退思的感言十分中肯深刻:“一般所谓革命者,不成功,即成仁。成功者则富贵功名,生荣死哀;不成功者,死后亦往往有政府褒扬,社会追悼。陈先生无一于此,一生清苦,寂事以死,然而唯其如此,乃属难能可贵,‘独’之一字,陈先生足以当之!滔滔天下,能有几人?”(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