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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不仅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而且成为开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开端，对于新形势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
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167-03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1]4-14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2]3-16这次全会不仅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而且成为开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开端，对于新形势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1978年12月，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此为标志，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开启了党的建设的历史新时期。”[3]3-15
一、全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开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造了根本前提
在重要历史关头，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紧接着12月18日到22日，又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首要成果和主要贡献。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不论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都把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摆在首要位置。特别是邓小平的讲话，通篇讲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讲话着重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一样，必须靠实事求是，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他强调：“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4]143
如同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转折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5]130。全会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明确指出，必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认为只有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至此，一度遭到破坏的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以重新恢复和确立。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从根本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纠正多年来的“左”的指导思想，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础。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次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6]566。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不仅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确立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广阔道路，也为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建党学说、开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造了根本前提。
二、全会决定健全民主集中制，重新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开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奠定了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的“左倾”错误，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破坏，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党内的生活极不正常，党内缺乏应有的民主，党内的正确意见不能正常表达，党员的权利没有保障，干部的权力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生活准则受到严重破坏。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复出后的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做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讲话，强调必须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必须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事业。他还阐述了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指出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以后又有新的发展。用毛泽东完整的建党学说教育全党，使我们建设成了—个好的党。因此.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和它的建党学说恢复与发扬起来[7]44-45。在同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邓小平再次强调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全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努力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这不仅是对党的作风建设理论的重申和传承，而且指明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毛泽东晚年个人专断的严重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反对个人崇拜，少宣传个人。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全会强调一定要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并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全会进行过程中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堪称党内民主生活的典范。这种会风意味着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已经开始从缺乏民主的沉闷的不正常状态转变到民主活跃的正常状态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党内民主生活恢复的新起点，使党内民主生活逐渐进入了向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推进的新时期[7]4-7，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制度基础。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后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所继承和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民主建设。习近平反复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它正确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8]3-7“要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9]“补齐制度短板”[10]。这些治国理政思想和管党治党理念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健全民主集中制、规范党内民主生活是一脉相承的。
三、全会提出健全党规党法，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提供了重要遵循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演讲。他在谈到民主和法制建设时强调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4]147这篇讲话不仅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1]9-10，也是搞好党风建设、开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宣言书”。
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向全党严肃地提出了健全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的艰巨任务。会议认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12]13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认真地开始了党风党纪检查工作。1979年1月4日至22日，中纪委举行了首次全体会议，着重研究了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建设的问题。会议经过讨论明确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保证党员的权利，发挥党员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同一切违反党纪、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的不良倾向作斗争，切实搞好党风。会议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如何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一系列准则。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再一次讨论和修改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全会指出：《准则》是党的重要法规，全体党员要认真学习，自觉遵守，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把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这件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做好，使我们党成为更加团结一致、更加朝气蓬勃、更加具有战斗力的先锋队组织。《准则》是建党以来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党规党法，是我党历史上的首创。《准则》所体现出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提供了重要借鉴和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将其视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的题中应有之义”[13]。习近平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难从严治党的基础”，管党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严起[14]3-10。上述思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党规党法、搞好党风建设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深化、完善和发展。
四、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历史任务的提出和新时期党的建设指导方针的确定，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勾画了基本蓝图
1.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任务的提出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历史任务。邓小平的讲话为将要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明确了指导思想。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主要是解决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全会增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并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加强了党中央领导机构。全会通过的党章修改草案和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健全党的生活，提高党的战斗力做了重要的保证。邓小平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三中全会解决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解决组织路线。十一届五中全会既是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在拨乱反正中所取得成绩的系统总结，又是规划新时期党的建设道路和管党治党蓝图的一次重要会议。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改选和增选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标志着全党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决议》认真總结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几个根本问题：即必须把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等[15]340。这些问题的提出为新时期如何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指明了方向。 2.新时期党的建设指导方针的确定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又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大会确定了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宏伟纲领，审议和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系统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十二大对于新时期执政党建设主要贡献在于确立了党的建设的正确指导方针和实现这一方针的具体任务。十二大党章明确指出，党的工作重心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这一总任务，大会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正确指导方针[16]1006-1007。这一方针的确定是毛泽东建党学说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是全面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遵循。为继续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党的建设目标和任务，大会根据党的现状和新党章的精神，提出了当前党的建设必须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改革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黨，使党风根本好转。作为“最根本的党内法规”[17]14-20，新党章适应了新时期的需要和执政党的特点，对党员和党的干部提出了比过去更加严格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新时期党的建设指导方针的具体化，也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党规党法、搞好党风建设任务的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全面提高新时期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奠定了重要基础[18]4-2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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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党建研究，2012（12）.
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167-03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1]4-14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2]3-16这次全会不仅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而且成为开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开端，对于新形势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1978年12月，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此为标志，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开启了党的建设的历史新时期。”[3]3-15
一、全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开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造了根本前提
在重要历史关头，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紧接着12月18日到22日，又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首要成果和主要贡献。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不论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都把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摆在首要位置。特别是邓小平的讲话，通篇讲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讲话着重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一样，必须靠实事求是，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他强调：“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4]143
如同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转折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5]130。全会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明确指出，必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认为只有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至此，一度遭到破坏的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以重新恢复和确立。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从根本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纠正多年来的“左”的指导思想，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础。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次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6]566。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不仅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确立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广阔道路，也为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建党学说、开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造了根本前提。
二、全会决定健全民主集中制，重新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开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奠定了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的“左倾”错误，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破坏，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党内的生活极不正常，党内缺乏应有的民主，党内的正确意见不能正常表达，党员的权利没有保障，干部的权力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生活准则受到严重破坏。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复出后的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做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讲话，强调必须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必须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事业。他还阐述了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指出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以后又有新的发展。用毛泽东完整的建党学说教育全党，使我们建设成了—个好的党。因此.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和它的建党学说恢复与发扬起来[7]44-45。在同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邓小平再次强调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全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努力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这不仅是对党的作风建设理论的重申和传承，而且指明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毛泽东晚年个人专断的严重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反对个人崇拜，少宣传个人。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全会强调一定要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并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全会进行过程中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堪称党内民主生活的典范。这种会风意味着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已经开始从缺乏民主的沉闷的不正常状态转变到民主活跃的正常状态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党内民主生活恢复的新起点，使党内民主生活逐渐进入了向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推进的新时期[7]4-7，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制度基础。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后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所继承和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民主建设。习近平反复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它正确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8]3-7“要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9]“补齐制度短板”[10]。这些治国理政思想和管党治党理念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健全民主集中制、规范党内民主生活是一脉相承的。
三、全会提出健全党规党法，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提供了重要遵循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演讲。他在谈到民主和法制建设时强调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4]147这篇讲话不仅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1]9-10，也是搞好党风建设、开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宣言书”。
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向全党严肃地提出了健全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的艰巨任务。会议认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12]13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认真地开始了党风党纪检查工作。1979年1月4日至22日，中纪委举行了首次全体会议，着重研究了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建设的问题。会议经过讨论明确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保证党员的权利，发挥党员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同一切违反党纪、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的不良倾向作斗争，切实搞好党风。会议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如何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一系列准则。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再一次讨论和修改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全会指出：《准则》是党的重要法规，全体党员要认真学习，自觉遵守，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把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这件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做好，使我们党成为更加团结一致、更加朝气蓬勃、更加具有战斗力的先锋队组织。《准则》是建党以来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党规党法，是我党历史上的首创。《准则》所体现出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提供了重要借鉴和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将其视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的题中应有之义”[13]。习近平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难从严治党的基础”，管党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严起[14]3-10。上述思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党规党法、搞好党风建设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深化、完善和发展。
四、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历史任务的提出和新时期党的建设指导方针的确定，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勾画了基本蓝图
1.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任务的提出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历史任务。邓小平的讲话为将要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明确了指导思想。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主要是解决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全会增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并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加强了党中央领导机构。全会通过的党章修改草案和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健全党的生活，提高党的战斗力做了重要的保证。邓小平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三中全会解决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解决组织路线。十一届五中全会既是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在拨乱反正中所取得成绩的系统总结，又是规划新时期党的建设道路和管党治党蓝图的一次重要会议。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改选和增选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标志着全党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决议》认真總结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几个根本问题：即必须把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等[15]340。这些问题的提出为新时期如何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指明了方向。 2.新时期党的建设指导方针的确定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又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大会确定了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宏伟纲领，审议和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系统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十二大对于新时期执政党建设主要贡献在于确立了党的建设的正确指导方针和实现这一方针的具体任务。十二大党章明确指出，党的工作重心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这一总任务，大会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正确指导方针[16]1006-1007。这一方针的确定是毛泽东建党学说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是全面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遵循。为继续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党的建设目标和任务，大会根据党的现状和新党章的精神，提出了当前党的建设必须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改革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黨，使党风根本好转。作为“最根本的党内法规”[17]14-20，新党章适应了新时期的需要和执政党的特点，对党员和党的干部提出了比过去更加严格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新时期党的建设指导方针的具体化，也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党规党法、搞好党风建设任务的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全面提高新时期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奠定了重要基础[1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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