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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影《破事儿》是彭浩翔对现代性伦理的一次诉说，现代性伦理是关于幸福的诉说，而非传统德性升华的追求，电影要追问的是何以现代性伦理是关于幸福的诉说，关于现代幸福的诉说何以实现。
[关键词] 《破事儿》现代性伦理人心幸福
现代性的叙述在国内仍走不出宏大叙述的圈子，很少涉及到个体偶在的现代性伦理——此世人心幸福的领域。本文将以电影《破事儿》为文本，做一次现代性伦理的探讨。
《破事儿》是彭浩翔对现代性伦理的一次诉说，现代性伦理是关于幸福的诉说，而非传统德性升华的追求。电影要追问的是何以现代性伦理是关于幸福的诉说，关于现代幸福的诉说何以实现。
香港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虽然没有完全的民主政治，但是香港的现代生活和人的生活理念是深受西方影响的。大都市的现代生活中，人自身的权利和感觉被宣扬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也就是自由主义的高涨，自由主义伦理萌生于人心深处。自由主义伦理在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中，表述得淋漓尽致。自由主义伦理是启蒙以后，人的自主地位取代了神的地位，人义论取代神义论，所谓上帝死了。在从前上帝是照看人心灵的神话，人有了苦难和罪责可以向那个上帝祈祷，并在喃喃的忏悔中，获得心灵的安宁。显然对于现代的人是不愿回到过去的。那么上帝死后，人在此世所依赖于什么?毫无疑问是使人取代神而自由自足的理性。理性高涨带来的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经济的腾飞，物质生活的富裕，及现代制度的完善，只是保证了人的意志的自由自足。除了意志的自由自足，人一直在追寻的还有更重要的幸福。心灵安然满足，幸福才出现然。然而自由自足的意志并不能完全消除此世肉身的不可超越性，人在此世的生活总会碰到那样或这样的不顺，难免苦闷、彷徨、负罪。那么人在苦闷、彷徨、负罪的时候，谁来慰藉人的心灵?如果人心灵的苦闷不能得到倾诉，累积的心灵重负会不会逐渐挤压掉此世的幸福的空间?心灵何以安然满足?人在此世所追求的幸福该有什么来保证呢?
自由主义伦理强调身体感——即自我的感觉的唯一，身体感是唯一神圣而值得肯定的感觉。刘小枫探讨的是，拥有了这种独立的自由的身体感的价值评判，是不是幸福就如期而至呢?将身体感作为生命幸福或者人生意义的根源是否可能呢?身体感是个体的、独立的、自由的，但也是偶然的、瞬间的、片段的。幸福的身体感就是偶然性的瞬间性的快感或者现时性的兴奋和眩晕，兴奋的不断反复就是幸福的延续。昆德拉的自由主义伦理强调了着瞬间短暂的快感式的幸福，把生活指向“无需寻求意义的人生”。这种兴奋的伦理是否就能心安理得呢?现代人抛却了从前人关于性情感觉的其他伦理，比如家庭背景，家族关系，财产关系等，只把此世的幸福寄托在偶然、飘浮的感觉上，夫妻关系不再是一个的两情相悦寄托在以兴奋快感为主要的身体伦理关系，由情感伦理走向身体伦理。那么生活中自由的个体是否能走向两人的相契呢?电影第一个故事《不可抗力》中，夫妻两个床第生活的幸福感——快感，因感觉上细微的不同的期盼而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隔膜与焦虑。生活中看似牢不可破，在过去根本不是问题的事，在现代性的个人叙述为主的思维下，变得不堪一击。两人是有相契的，正是相契而夫妻，而有长久的共同生活，然而也正是相契和对相契的极尽依赖，习惯变成了误读。夫妻在现代法律规定的义务与权利之关系的绑定，使他们找心理医生——这个现代理性的代词，结果是理性解决不了偶然的身体感觉的问题，故事也就讲述不下去了。现代性身体的故事真的不能完整叙事吗?有关于幸福的完整叙事吗?
在基督教的传统里，性是罪，罪恶只有在抑制中才能升华为道德——做人的德性。东方传统的道德把这种自身的欲求归为私密，归为遮蔽的意义(中国古代没有裸体画，即是秘戏图也有衣袂遮掩)，德性的提升与展示在于私密性的遮蔽，德性是在厅堂里的展示。显然，东西方的德性提升都是在善与恶的纠缠中出场的。德性的善和欲望的恶真的是此消彼长的吗?现代回归于德性后就能成为一个完整而又光亮的叙事吗?故事《做节》中，阿富和惠英对于婚前性行为有着不同的看法，阿富受欲望支配，惠英受传统道德约束。不经意间，自由主义的现代伦理就与传统的伦理相碰了。自然身体的欲望是幸福本身的载体，“身体感觉本身对自身的性有生机性的快感，灵魂寻求美好的幸福，才让性感变成了一种情愫。”正是这本身属于灵魂的“情惊”，使得欲望的界限在两情相契的时候得到突破，进而不可遏止。阿富找出越来越多的东西方节日(节日气氛本就是现代社会的越来越展示的一面)，然而这竟然导致惠英可笑的死。正是如此，即便电影里导演叙述出了“欲望即坟墓”，然而叙述理由带来的滑稽感更是对此的否定。
在善恶纠缠中幸福显然不是必然出现，或者可以给人以希冀的目光。单纯的肉体欲望更不是通向幸福之途，而仅仅是在幸福失落时现代人极力伸手去抓的一根稻草。《增值》叙述的是妓女与嫖客的故事，妓女显然不是《丹东之死》中的那个与丹东一起的玛丽昂。巧合的是这里的话语编织仍是男性的(导演编剧皆为彭浩翔)，正如苏格拉底以男性身份的进行的关于道德的话语编织。性感受由此指向单纯的欲望而不是相契的欢悦，单纯欲望满足的快感根本不是幸福，而是交易的关系。嫖客和妓女，阿强和菲菲，都是假名字——假名字相对的逻辑是没有什么是真的，更不是传说中的幸福，幸福尤其是，可见范围内可以希望的幸福，在这里只是传说，是望不到的。反而是“杜汶泽”(阿强)在一遍一遍输充值卡号的时候，菲菲把头温情而信赖的靠在阿强的肩上，偶然性的相契出现了，显然不是身体的感觉，而是灵魂。虽然只是瞬间，这瞬间似乎蔓延开来甚至抵抗了整部电影里的荒诞。但两人之间不是夫妻伦理关系而是消费关系，本可以成为幸福的偶然相契反而在出现时有些尴尬而陌生。
基督教的原罪，在灵魂维度上叫人不得作恶，人只有在此世赎罪、虔心忏悔，死后才能进入天堂。在未来天堂的笼罩下。人生存得小心翼翼。然而，人为何要在此世受苦，上帝的天堂何以存在?人义论追问下，人在与上帝对应中所要承担的罪责被完全诉说为一个千年谎言，然而当人的此世的幸福难以把握的时候，有人就回过头来质问这个谎言的言说。《德雅星》中关于德雅星的命名，在德雅星人的考古探源中，竟然来自于祖先——一个地球人——作为中学生时的谎言，并且此谎言是中学生因爱情而为，即便如此德雅星人竟然背上了原罪。撒谎在基督教是大罪之一。这里质问的是谁在撒谎，上帝还是人义论者?显然这样一个叙述话语的多层次的故事，其本身的意义就在于其意义的多义性。其缠绕的多义性的纠结之处是，谁企图为幸福命名?
在一个现代的社会，组织、结构、系统等科层化的体制无处不在，体制的建立是打着保护“幸福”的口号，然而体制是无形的， 也以自己的规则运行，人的个体规则就免不了与其相撞，它给人依靠的同时也给现代自由的人以羁绊。人依赖于政治制度、法律、工作、考试，然而这些又束缚着人的生活，使人在身体感受自由的同时而往往又存在于不可避免的与体制打交道中，面对庞大的社会座架，疏离之感和命运的无常也伴随而来。《大头阿慧》讲述的是命运无常，不可选择。阿琪和阿慧这对朋友，一个聪黠处处为自己计算，一个愚钝，处处依赖别人的建议。就是这样两人，阿琪选择了自己如意的男朋友，阿慧听从于阿琪的随口劝说选择了一个车房工作的男朋友。性——这个基督教的罪——使两个人先后怀孕，都出于不同的理由生下了孩子。生命都生存了下来。就看有怎样的命走怎样的路了。阿琪是独自生下孩子，自己过生活。阿慧和男朋友结婚、开店，生意兴隆。多年后，两人在同学会相遇，沧桑自知。两个人截然的对比，把此世偶在人的无常命运渲染极尽。这里两人显然不是苏格拉底话语编织的卡吉娅和阿蕾特，东西方的现代性伦理有着些许偏差。幸福就像是命运涛浪中的玩偶。个体偶在的人怎么来掌握无常的命运?幸福怎么在无常的命运中把握?
命运是一个中国性的词汇，中国人讲命好与不好，一个人的幸福与命好和命不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命运在这里没有一个可以依托的东西。没有宗教感的中国式生活里，引入了自由主义的伦理之后，依然面临的是命运的问题，这和西方是不同的。吴飞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的关于农村妇女自杀问题的人类学考察里，解析出中国人的幸福命运可以依靠的两个东西——“过日子”和“做人”。过日子是命运展开的动态过程，做人则是过程中人的心性的涵养。“过日子的好坏最终还是未必取决于人的选择，但为人的高度，却更取决于做人的境界。”然而命运的不可捉摸，不是心性可以控制的，于是吴飞指出最大范围内抵抗命运的不确定性需要关心人心政治的制度设置，而此制度首先要考虑人的自由自足。没有个人的独立自足，人作为个体就无法获得以偶在生命愉悦为基础的幸福感。“现代政治不但不能提升人心的德性，也无权惩治人心中的罪恶，而只能从制度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安排和规定，最大程度理性化地防范可能出现的种种不幸。”而后才是幸福——在命运较为可控情况下的做人——心性的涵养。
刘小枫分析出，人民民主政治下的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里指出的是人民伦理和日常生活的高度道德化，这些宏大的叙事都只是个体生活的表征，难以触及个体人的柔软的内心。同时自由主义伦理也难以解决自由身体在体性的欠缺，“人身的欠缺是自然而然的”，“人性的苦恼都来源于人身的在体性欠缺与美好的欲望之间的差距。”这里显然已经走出生存之难，进入人性之难是纬度。在肯定自在个体感受的基础上，基斯洛夫斯基也提出了自己见解：“在现代之后的时代，基斯洛夫斯基会认为这样的原则就是：不可轻浮。不仅有美好的感情，而且这感情不可轻慢、猥亵。”
对于香港来说，不管是昆德拉还是基斯洛夫斯基，他们的探究显然没有触及到东方现代性的具体问题，但对心灵关照却是不可缺少的参照。《破事儿》在香港这个前殖民地诞生，不仅展示出了现代性善恶纠缠之困境，也展露出东西方现代性伦理纠缠在一起的困境。香港作为一个身份不断变化的区域，使得香港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处于莫名的焦虑之中，香港的政治一直是介于民主与专政之间，香港的经济是依赖于其外的超级现代化，香港是多元的，它有人种、民族、文化、宗教、语言等多方面的混杂，是迷茫的、暧昧的。《公德心》里动感而吵闹的酒吧，暧昧而又眩晕的灯光，龌龊公德心的自我理解，用非本土的英文说出来，异域、混杂、现代、情欲、挑逗、及扭动的身体，简短而一闪而过的画面，一个把自身当作背景的图像，似乎没有什么希望或者也不期望什么希望之光。
香港处于东西交汇处是复杂的，又因失去传统而贫瘠的。艺术家有其自我的感知生活的独特触觉，彭浩翔在思索这个问题，但他对现代性伦理的描述似乎只能是《尊尼亚》里生命的荒诞与虚无，生命好似一个玩笑，创造和失去都不值得惊叹，更不提什么幸福与意义的追问，用生命的荒诞消解去生命意义以及在体幸福的追问。整部电影都充满了消解和荒诞，探讨之后自我消解，追问之后解构追问。《不可抗拒》中老师向学生咨询，而不愿意承认是寻求帮助。《做节》中的可笑的死亡理由之后竟然是一个令人惊悚的鬼魂。《德雅星》中关于谎言的谎言。彭浩翔想在这部电影里提及太多的东西，然而这些所有讽刺、黑色、挖苦、荒诞的背后，仍是一个人义论的思维，一切神圣的东西都是不同程度虚假，对于人生的追问也只能是显然被嘲笑之中。
现在的现代已经被认为是“后现代”或者“超级现代”，人的生存感完全变了，或者是消费中的买卖关系门，或者是网际中的讯息交流关系。固定的关系变成了流动的关系。“那些辽远的崇高和大写的情感，那些字正腔圆的装腔作势和英雄主义的拯救，那些据说可以救人于水火的教化、探索和启蒙，也逐渐变成了空洞和虚假……而小人物孤立个体的遭遇、感怀、友情、亲情，青春期的爱情和日常生活的情调、趣味则逐渐取得生命的切己感和真实性。”《破事儿》的所有故事都是个体小人物的现代性尴尬，这些故事综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股极具冲动的潜流，影响个体和社会的生活。一个个个体在看这些流动的视觉图像，会关照自身，做出自我的思考，在多个故事的映照下，伦理的思考直指人心。
[关键词] 《破事儿》现代性伦理人心幸福
现代性的叙述在国内仍走不出宏大叙述的圈子，很少涉及到个体偶在的现代性伦理——此世人心幸福的领域。本文将以电影《破事儿》为文本，做一次现代性伦理的探讨。
《破事儿》是彭浩翔对现代性伦理的一次诉说，现代性伦理是关于幸福的诉说，而非传统德性升华的追求。电影要追问的是何以现代性伦理是关于幸福的诉说，关于现代幸福的诉说何以实现。
香港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虽然没有完全的民主政治，但是香港的现代生活和人的生活理念是深受西方影响的。大都市的现代生活中，人自身的权利和感觉被宣扬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也就是自由主义的高涨，自由主义伦理萌生于人心深处。自由主义伦理在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中，表述得淋漓尽致。自由主义伦理是启蒙以后，人的自主地位取代了神的地位，人义论取代神义论，所谓上帝死了。在从前上帝是照看人心灵的神话，人有了苦难和罪责可以向那个上帝祈祷，并在喃喃的忏悔中，获得心灵的安宁。显然对于现代的人是不愿回到过去的。那么上帝死后，人在此世所依赖于什么?毫无疑问是使人取代神而自由自足的理性。理性高涨带来的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经济的腾飞，物质生活的富裕，及现代制度的完善，只是保证了人的意志的自由自足。除了意志的自由自足，人一直在追寻的还有更重要的幸福。心灵安然满足，幸福才出现然。然而自由自足的意志并不能完全消除此世肉身的不可超越性，人在此世的生活总会碰到那样或这样的不顺，难免苦闷、彷徨、负罪。那么人在苦闷、彷徨、负罪的时候，谁来慰藉人的心灵?如果人心灵的苦闷不能得到倾诉，累积的心灵重负会不会逐渐挤压掉此世的幸福的空间?心灵何以安然满足?人在此世所追求的幸福该有什么来保证呢?
自由主义伦理强调身体感——即自我的感觉的唯一，身体感是唯一神圣而值得肯定的感觉。刘小枫探讨的是，拥有了这种独立的自由的身体感的价值评判，是不是幸福就如期而至呢?将身体感作为生命幸福或者人生意义的根源是否可能呢?身体感是个体的、独立的、自由的，但也是偶然的、瞬间的、片段的。幸福的身体感就是偶然性的瞬间性的快感或者现时性的兴奋和眩晕，兴奋的不断反复就是幸福的延续。昆德拉的自由主义伦理强调了着瞬间短暂的快感式的幸福，把生活指向“无需寻求意义的人生”。这种兴奋的伦理是否就能心安理得呢?现代人抛却了从前人关于性情感觉的其他伦理，比如家庭背景，家族关系，财产关系等，只把此世的幸福寄托在偶然、飘浮的感觉上，夫妻关系不再是一个的两情相悦寄托在以兴奋快感为主要的身体伦理关系，由情感伦理走向身体伦理。那么生活中自由的个体是否能走向两人的相契呢?电影第一个故事《不可抗力》中，夫妻两个床第生活的幸福感——快感，因感觉上细微的不同的期盼而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隔膜与焦虑。生活中看似牢不可破，在过去根本不是问题的事，在现代性的个人叙述为主的思维下，变得不堪一击。两人是有相契的，正是相契而夫妻，而有长久的共同生活，然而也正是相契和对相契的极尽依赖，习惯变成了误读。夫妻在现代法律规定的义务与权利之关系的绑定，使他们找心理医生——这个现代理性的代词，结果是理性解决不了偶然的身体感觉的问题，故事也就讲述不下去了。现代性身体的故事真的不能完整叙事吗?有关于幸福的完整叙事吗?
在基督教的传统里，性是罪，罪恶只有在抑制中才能升华为道德——做人的德性。东方传统的道德把这种自身的欲求归为私密，归为遮蔽的意义(中国古代没有裸体画，即是秘戏图也有衣袂遮掩)，德性的提升与展示在于私密性的遮蔽，德性是在厅堂里的展示。显然，东西方的德性提升都是在善与恶的纠缠中出场的。德性的善和欲望的恶真的是此消彼长的吗?现代回归于德性后就能成为一个完整而又光亮的叙事吗?故事《做节》中，阿富和惠英对于婚前性行为有着不同的看法，阿富受欲望支配，惠英受传统道德约束。不经意间，自由主义的现代伦理就与传统的伦理相碰了。自然身体的欲望是幸福本身的载体，“身体感觉本身对自身的性有生机性的快感，灵魂寻求美好的幸福，才让性感变成了一种情愫。”正是这本身属于灵魂的“情惊”，使得欲望的界限在两情相契的时候得到突破，进而不可遏止。阿富找出越来越多的东西方节日(节日气氛本就是现代社会的越来越展示的一面)，然而这竟然导致惠英可笑的死。正是如此，即便电影里导演叙述出了“欲望即坟墓”，然而叙述理由带来的滑稽感更是对此的否定。
在善恶纠缠中幸福显然不是必然出现，或者可以给人以希冀的目光。单纯的肉体欲望更不是通向幸福之途，而仅仅是在幸福失落时现代人极力伸手去抓的一根稻草。《增值》叙述的是妓女与嫖客的故事，妓女显然不是《丹东之死》中的那个与丹东一起的玛丽昂。巧合的是这里的话语编织仍是男性的(导演编剧皆为彭浩翔)，正如苏格拉底以男性身份的进行的关于道德的话语编织。性感受由此指向单纯的欲望而不是相契的欢悦，单纯欲望满足的快感根本不是幸福，而是交易的关系。嫖客和妓女，阿强和菲菲，都是假名字——假名字相对的逻辑是没有什么是真的，更不是传说中的幸福，幸福尤其是，可见范围内可以希望的幸福，在这里只是传说，是望不到的。反而是“杜汶泽”(阿强)在一遍一遍输充值卡号的时候，菲菲把头温情而信赖的靠在阿强的肩上，偶然性的相契出现了，显然不是身体的感觉，而是灵魂。虽然只是瞬间，这瞬间似乎蔓延开来甚至抵抗了整部电影里的荒诞。但两人之间不是夫妻伦理关系而是消费关系，本可以成为幸福的偶然相契反而在出现时有些尴尬而陌生。
基督教的原罪，在灵魂维度上叫人不得作恶，人只有在此世赎罪、虔心忏悔，死后才能进入天堂。在未来天堂的笼罩下。人生存得小心翼翼。然而，人为何要在此世受苦，上帝的天堂何以存在?人义论追问下，人在与上帝对应中所要承担的罪责被完全诉说为一个千年谎言，然而当人的此世的幸福难以把握的时候，有人就回过头来质问这个谎言的言说。《德雅星》中关于德雅星的命名，在德雅星人的考古探源中，竟然来自于祖先——一个地球人——作为中学生时的谎言，并且此谎言是中学生因爱情而为，即便如此德雅星人竟然背上了原罪。撒谎在基督教是大罪之一。这里质问的是谁在撒谎，上帝还是人义论者?显然这样一个叙述话语的多层次的故事，其本身的意义就在于其意义的多义性。其缠绕的多义性的纠结之处是，谁企图为幸福命名?
在一个现代的社会，组织、结构、系统等科层化的体制无处不在，体制的建立是打着保护“幸福”的口号，然而体制是无形的， 也以自己的规则运行，人的个体规则就免不了与其相撞，它给人依靠的同时也给现代自由的人以羁绊。人依赖于政治制度、法律、工作、考试，然而这些又束缚着人的生活，使人在身体感受自由的同时而往往又存在于不可避免的与体制打交道中，面对庞大的社会座架，疏离之感和命运的无常也伴随而来。《大头阿慧》讲述的是命运无常，不可选择。阿琪和阿慧这对朋友，一个聪黠处处为自己计算，一个愚钝，处处依赖别人的建议。就是这样两人，阿琪选择了自己如意的男朋友，阿慧听从于阿琪的随口劝说选择了一个车房工作的男朋友。性——这个基督教的罪——使两个人先后怀孕，都出于不同的理由生下了孩子。生命都生存了下来。就看有怎样的命走怎样的路了。阿琪是独自生下孩子，自己过生活。阿慧和男朋友结婚、开店，生意兴隆。多年后，两人在同学会相遇，沧桑自知。两个人截然的对比，把此世偶在人的无常命运渲染极尽。这里两人显然不是苏格拉底话语编织的卡吉娅和阿蕾特，东西方的现代性伦理有着些许偏差。幸福就像是命运涛浪中的玩偶。个体偶在的人怎么来掌握无常的命运?幸福怎么在无常的命运中把握?
命运是一个中国性的词汇，中国人讲命好与不好，一个人的幸福与命好和命不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命运在这里没有一个可以依托的东西。没有宗教感的中国式生活里，引入了自由主义的伦理之后，依然面临的是命运的问题，这和西方是不同的。吴飞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的关于农村妇女自杀问题的人类学考察里，解析出中国人的幸福命运可以依靠的两个东西——“过日子”和“做人”。过日子是命运展开的动态过程，做人则是过程中人的心性的涵养。“过日子的好坏最终还是未必取决于人的选择，但为人的高度，却更取决于做人的境界。”然而命运的不可捉摸，不是心性可以控制的，于是吴飞指出最大范围内抵抗命运的不确定性需要关心人心政治的制度设置，而此制度首先要考虑人的自由自足。没有个人的独立自足，人作为个体就无法获得以偶在生命愉悦为基础的幸福感。“现代政治不但不能提升人心的德性，也无权惩治人心中的罪恶，而只能从制度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安排和规定，最大程度理性化地防范可能出现的种种不幸。”而后才是幸福——在命运较为可控情况下的做人——心性的涵养。
刘小枫分析出，人民民主政治下的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里指出的是人民伦理和日常生活的高度道德化，这些宏大的叙事都只是个体生活的表征，难以触及个体人的柔软的内心。同时自由主义伦理也难以解决自由身体在体性的欠缺，“人身的欠缺是自然而然的”，“人性的苦恼都来源于人身的在体性欠缺与美好的欲望之间的差距。”这里显然已经走出生存之难，进入人性之难是纬度。在肯定自在个体感受的基础上，基斯洛夫斯基也提出了自己见解：“在现代之后的时代，基斯洛夫斯基会认为这样的原则就是：不可轻浮。不仅有美好的感情，而且这感情不可轻慢、猥亵。”
对于香港来说，不管是昆德拉还是基斯洛夫斯基，他们的探究显然没有触及到东方现代性的具体问题，但对心灵关照却是不可缺少的参照。《破事儿》在香港这个前殖民地诞生，不仅展示出了现代性善恶纠缠之困境，也展露出东西方现代性伦理纠缠在一起的困境。香港作为一个身份不断变化的区域，使得香港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处于莫名的焦虑之中，香港的政治一直是介于民主与专政之间，香港的经济是依赖于其外的超级现代化，香港是多元的，它有人种、民族、文化、宗教、语言等多方面的混杂，是迷茫的、暧昧的。《公德心》里动感而吵闹的酒吧，暧昧而又眩晕的灯光，龌龊公德心的自我理解，用非本土的英文说出来，异域、混杂、现代、情欲、挑逗、及扭动的身体，简短而一闪而过的画面，一个把自身当作背景的图像，似乎没有什么希望或者也不期望什么希望之光。
香港处于东西交汇处是复杂的，又因失去传统而贫瘠的。艺术家有其自我的感知生活的独特触觉，彭浩翔在思索这个问题，但他对现代性伦理的描述似乎只能是《尊尼亚》里生命的荒诞与虚无，生命好似一个玩笑，创造和失去都不值得惊叹，更不提什么幸福与意义的追问，用生命的荒诞消解去生命意义以及在体幸福的追问。整部电影都充满了消解和荒诞，探讨之后自我消解，追问之后解构追问。《不可抗拒》中老师向学生咨询，而不愿意承认是寻求帮助。《做节》中的可笑的死亡理由之后竟然是一个令人惊悚的鬼魂。《德雅星》中关于谎言的谎言。彭浩翔想在这部电影里提及太多的东西，然而这些所有讽刺、黑色、挖苦、荒诞的背后，仍是一个人义论的思维，一切神圣的东西都是不同程度虚假，对于人生的追问也只能是显然被嘲笑之中。
现在的现代已经被认为是“后现代”或者“超级现代”，人的生存感完全变了，或者是消费中的买卖关系门，或者是网际中的讯息交流关系。固定的关系变成了流动的关系。“那些辽远的崇高和大写的情感，那些字正腔圆的装腔作势和英雄主义的拯救，那些据说可以救人于水火的教化、探索和启蒙，也逐渐变成了空洞和虚假……而小人物孤立个体的遭遇、感怀、友情、亲情，青春期的爱情和日常生活的情调、趣味则逐渐取得生命的切己感和真实性。”《破事儿》的所有故事都是个体小人物的现代性尴尬，这些故事综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股极具冲动的潜流，影响个体和社会的生活。一个个个体在看这些流动的视觉图像，会关照自身，做出自我的思考，在多个故事的映照下，伦理的思考直指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