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把握，是从“对象性”这个人的基本规定出发的，通过揭示人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社会存在物、有意识的对象性存在物、对象性的类存在物和劳动的对象性存在物，划清了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人”主张和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人”主张的界限，从而为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人类呵护自然的逻辑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实践视域；对象性；“自然人”；“理性人”；生态伦理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1-0059-0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用一系列的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习近平同志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更是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1]如何更好地理解这个“共同体”，更好地把握人类呵护自然的逻辑？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基本规定中寻找到答案，并在同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人”主张和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人”主张划清界限的过程中，深化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认识。
一、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基本规定
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既是自然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既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是能动的存在物；既是“普遍”的存在物，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既是“类存在物”，也是“劳动”存在物；而在本质上，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2]15换句话说，人的基本规定就是“对象性”，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人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关于人是自然界进化发展而形成的自然存在物，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就有所表述：“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动物的无数的纲、目、科、属、种，……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其中自然界获得了自己的意识，——这就是人。”[3]17人是自然存在物不但表现在人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上，还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同质性上。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人和动植物都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或“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4]105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地就是自然与自然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这是因为，人的自然本性是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得以体现的，离开了“对象”，人的自然性就无以维持。“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4]106因此，外部自然界是人得以维持生存和获得发展的对象，人只能通过对象性的活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离开了活动的对象，人就只能是一种抽象的、观念上的“非存在物”。
2.人是对象性的“社会存在物”。关于人的社会性问题，马克思最著名的论断便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56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黑格尔所归结的抽象的“类”或“抽象的人格”，不是抽象的异在，而是他的社会特质。在他看来，人就是人的世界，国家和社会是现实的人假以实现其现实内容的一些类形式。[6]457这就是说，只有作为国家和社会中的一员，人才能实现其现实性，而同时，国家和社会的产生，也是因为人的实现自身现实性的需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把“整个社会的力量”，而不是“单个个人的力量”视作人的“天性的力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视作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以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人定义为“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7]2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的社会性是通过人的对象性表现出来的。这是因为，只有在对象性的活动中人才能把他人看作对象；只有以社会性做前提，对象性活动才成为可能。换句话说，人与人所构成的社会关系是对象性活动发生的前提，同时，对象性活动也为这种社会关系提供了可能，人的社会性和对象性活动是内在同一的。抽象的一般的人不过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最多只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8]404
3.人是对象性的有意识的存在物。马克思主义肯定了人的意识是真实存在的。如《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中认为“人是能思想的存在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人与动物的直接区别，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的“真正的人=思维着的人的精神”。恩格斯也强调了意识的属人性，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人是天生就有思维和意识能力的，人可以用思维而不是用需要来解释行为，由此构成人类特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人的意识性是通过人的对象性生成并表现出来的，人的意识是外部对象以“观念的形式”在人脑中的反映。“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受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4]87同时，人的意识活动本身也是对象性活动，因为人的任何行动都是与人的意志、动机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人的意识性和对象性活动，构成了人与动物的直接区别，使人不仅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还是类存在物。
4.人是对象性的“类存在物”。人是类存在物，换句话说就是，人是自由的、普遍的存在物。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意识、理性等同于人的自由，因此，人类的本性就是“普遍自由”，“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6]67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一个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4]57可以看到，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是由人的意识决定的。因此，人的自由性和人的普遍性也根源于人的意识。 三、对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人”主张的扬弃
在一些人类中心主义者的理解中，人的本质规定是理性，理性是属人的决定了价值也是属人的，进而决定了人为自然立法而不是相反。美国著名的人类中心主义者默迪认为，不论非人类中心主义如何诘难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都是不可超越的，这种不可超越从根本上说是取决于“使我们成为人类的那些因素”，即理性的独特性。在他看来，人的理性——作为知识和文化——的“获得”、“存储”、“遗继”使得人从动物中脱颖而出，理性帮助人积累知识和增长能力，并最终获得对世界的控制权和主宰权。按照默迪的理解，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有理性文化，人是理性文化所化育而成的特殊物种。默迪还看到，“生、死和繁衍对于所有的生命是同样的，但是由于人能对其行为进行反思和计划，所以他的行为就不像其他有机体那样，仅仅是对自然的盲目的反应：他同化和转化自然，并在其中投入一种意义和可理解的道德价值。”[12]18他强调了人的“反思和计划”等理性特征，从而强调了理性的属人性和专有性决定了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客体性，决定了人的能动性和自然的受动性，并在此种逻辑上强调了人与自然的主仆关系、统治和被统治关系。概括的说，就是人的理性的客观实在性决定了人类中心地位的逻辑必然性，即便我们否定人类中心主义，其实质上也不过是理性的人作为主体的自我否定，它不但没有否认人的主体性，反而强化了人的主体性。
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人”看上去是逻辑的、严密的，但是无论逻辑过程是怎样的完整，逻辑起点的片面性最终也将导致其结论的片面性。把理性作为人的本质是正确的，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性、意识、思想等归根结底是对象性活动的产物，是自然通过对象性活动在人脑中的内化和反映，人的理性、意识等相对于动物是具有独特性的，但是这个独特性与对象性活动相比较，不具有“第一性”的、“根本”的或“本质”的意义。因此，人类中心主义用理性规定劳动，而不是用劳动规定理性的观点，也就只不过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是“从天上降到地上”来理解人的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而已。[11]30
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人”主张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里早就出现过。19世纪上半叶，一些把人的理性、意识视做人的本质的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承认人是自然的派生物，另一方面又把人的理性、意识等看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镜子”。在他们看来，在人类以外的生物那里，自然的本能和力量是零散、无意识地出现的，只有在人这里，这些本能和力量才是结合在一起的，是有意识的，因此，人的本性是整个自然界的镜子，自然界可以在这面镜子中认识自己。马克思看到了这些社会主义者的“黑格尔色彩”，并反驳指出以人的理性统摄人的自然性来消解世界“二重性”（物质和意识的二重性）的主张其实是把人的意识神秘化了。人固然是有自我意识的，但人的理性和意识不过是作为自然界的单个生物的本能和力量的“表现”。如若把它视为是整个自然界的本能和力量在自我意识中的结合，那么，人的自我意识就成为了蕴含在人身上的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这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最终合流到了一起。
因此，我们看到，人的现实是多样的，人的本质也是多样的，理性和意识是人的本质规定性的重要组成而不是全部，它不可能像对象性活动那样可以综合地耦合多种多样的人的规定。如果把理性、意识看作人的全部本质规定，那么人必定会在人的自然性或生物性上难以得到确证。
四、生态伦理启示
非人类中心主义从人的自然性和生物性出发，所看到的主体只不过是“自然人”；而人类中心主义把理性视为人的唯一本质规定性，所看到的主体只不过是“理性人”。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由于其片面性，而无助于生态伦理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以“对象性”作为基本规定的“现实的人”的主张，对于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人呵护自然的逻辑有着重要的启示。
首先，作为主体的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决定了人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进而决定了人尊重、呵护自然的必要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依存关系比作是植物和太阳的关系，“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4]106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而自然是人之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人类要维持自身生存的条件就必须珍惜和呵护自然。
其次，作为主体的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物，这就决定了人必须像尊重、爱护他人一样尊重和爱护自然界。人的社会性是借助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活动而得以生成的，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社会存在物，是以人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对象为前提的，是取决于对象性活动的深度和广度的，亦即是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的。既然人的社会性是以自然的对象性为前提的，人的社会化程度是以自然的对象化程度为尺度的，而对象性活动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离不开他人，那么自然就成为了人与他人联系的纽带，进而爱护自然实际上就是爱护他人，就是爱护人类自身。
再次，作为主体的人是有意识的对象性存在物，这就决定了人必须也能够意识到自然的本原性与客观性，并把自然界当作人的自身来认识。站在认识的客体方面来看，正是因为自然作为对象的独特性造就了人的意识的各种器官的独特性。而站在认识的主体方面来看，即便人的意识离不开人自身的器官及其功能，但是没有外部自然的丰富性和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丰富性，那么人的器官的各项功能实质上是无从谈起的。要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同时要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人就必须在自己的意识世界中将自然界和自身同等对待。
最后，作为主体的人是劳动的对象性存在物，这就决定了人对自然的尊重和爱护不仅是劳动本身，而且还是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人的对象化就是劳动的现实化，自然是人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进行生产的材料，因此，如果没有自然界，劳动本身就失去了必要条件，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进而人的生活本身也难以为继。因此，人类必须把自然界作为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首要源泉而加以爱护。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3-11-16.
[2]孙道进.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9][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0][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2][美]W.H.默迪.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J].哲学译丛，1999，（2）.
[责任编辑：黎 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实践视域；对象性；“自然人”；“理性人”；生态伦理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1-0059-0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用一系列的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习近平同志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更是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1]如何更好地理解这个“共同体”，更好地把握人类呵护自然的逻辑？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基本规定中寻找到答案，并在同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人”主张和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人”主张划清界限的过程中，深化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认识。
一、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基本规定
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既是自然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既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是能动的存在物；既是“普遍”的存在物，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既是“类存在物”，也是“劳动”存在物；而在本质上，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2]15换句话说，人的基本规定就是“对象性”，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人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关于人是自然界进化发展而形成的自然存在物，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就有所表述：“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动物的无数的纲、目、科、属、种，……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其中自然界获得了自己的意识，——这就是人。”[3]17人是自然存在物不但表现在人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上，还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同质性上。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人和动植物都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或“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4]105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地就是自然与自然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这是因为，人的自然本性是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得以体现的，离开了“对象”，人的自然性就无以维持。“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4]106因此，外部自然界是人得以维持生存和获得发展的对象，人只能通过对象性的活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离开了活动的对象，人就只能是一种抽象的、观念上的“非存在物”。
2.人是对象性的“社会存在物”。关于人的社会性问题，马克思最著名的论断便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56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黑格尔所归结的抽象的“类”或“抽象的人格”，不是抽象的异在，而是他的社会特质。在他看来，人就是人的世界，国家和社会是现实的人假以实现其现实内容的一些类形式。[6]457这就是说，只有作为国家和社会中的一员，人才能实现其现实性，而同时，国家和社会的产生，也是因为人的实现自身现实性的需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把“整个社会的力量”，而不是“单个个人的力量”视作人的“天性的力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视作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以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人定义为“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7]2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的社会性是通过人的对象性表现出来的。这是因为，只有在对象性的活动中人才能把他人看作对象；只有以社会性做前提，对象性活动才成为可能。换句话说，人与人所构成的社会关系是对象性活动发生的前提，同时，对象性活动也为这种社会关系提供了可能，人的社会性和对象性活动是内在同一的。抽象的一般的人不过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最多只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8]404
3.人是对象性的有意识的存在物。马克思主义肯定了人的意识是真实存在的。如《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中认为“人是能思想的存在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人与动物的直接区别，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的“真正的人=思维着的人的精神”。恩格斯也强调了意识的属人性，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人是天生就有思维和意识能力的，人可以用思维而不是用需要来解释行为，由此构成人类特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人的意识性是通过人的对象性生成并表现出来的，人的意识是外部对象以“观念的形式”在人脑中的反映。“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受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4]87同时，人的意识活动本身也是对象性活动，因为人的任何行动都是与人的意志、动机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人的意识性和对象性活动，构成了人与动物的直接区别，使人不仅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还是类存在物。
4.人是对象性的“类存在物”。人是类存在物，换句话说就是，人是自由的、普遍的存在物。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意识、理性等同于人的自由，因此，人类的本性就是“普遍自由”，“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6]67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一个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4]57可以看到，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是由人的意识决定的。因此，人的自由性和人的普遍性也根源于人的意识。 三、对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人”主张的扬弃
在一些人类中心主义者的理解中，人的本质规定是理性，理性是属人的决定了价值也是属人的，进而决定了人为自然立法而不是相反。美国著名的人类中心主义者默迪认为，不论非人类中心主义如何诘难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都是不可超越的，这种不可超越从根本上说是取决于“使我们成为人类的那些因素”，即理性的独特性。在他看来，人的理性——作为知识和文化——的“获得”、“存储”、“遗继”使得人从动物中脱颖而出，理性帮助人积累知识和增长能力，并最终获得对世界的控制权和主宰权。按照默迪的理解，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有理性文化，人是理性文化所化育而成的特殊物种。默迪还看到，“生、死和繁衍对于所有的生命是同样的，但是由于人能对其行为进行反思和计划，所以他的行为就不像其他有机体那样，仅仅是对自然的盲目的反应：他同化和转化自然，并在其中投入一种意义和可理解的道德价值。”[12]18他强调了人的“反思和计划”等理性特征，从而强调了理性的属人性和专有性决定了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客体性，决定了人的能动性和自然的受动性，并在此种逻辑上强调了人与自然的主仆关系、统治和被统治关系。概括的说，就是人的理性的客观实在性决定了人类中心地位的逻辑必然性，即便我们否定人类中心主义，其实质上也不过是理性的人作为主体的自我否定，它不但没有否认人的主体性，反而强化了人的主体性。
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人”看上去是逻辑的、严密的，但是无论逻辑过程是怎样的完整，逻辑起点的片面性最终也将导致其结论的片面性。把理性作为人的本质是正确的，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性、意识、思想等归根结底是对象性活动的产物，是自然通过对象性活动在人脑中的内化和反映，人的理性、意识等相对于动物是具有独特性的，但是这个独特性与对象性活动相比较，不具有“第一性”的、“根本”的或“本质”的意义。因此，人类中心主义用理性规定劳动，而不是用劳动规定理性的观点，也就只不过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是“从天上降到地上”来理解人的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而已。[11]30
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人”主张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里早就出现过。19世纪上半叶，一些把人的理性、意识视做人的本质的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承认人是自然的派生物，另一方面又把人的理性、意识等看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镜子”。在他们看来，在人类以外的生物那里，自然的本能和力量是零散、无意识地出现的，只有在人这里，这些本能和力量才是结合在一起的，是有意识的，因此，人的本性是整个自然界的镜子，自然界可以在这面镜子中认识自己。马克思看到了这些社会主义者的“黑格尔色彩”，并反驳指出以人的理性统摄人的自然性来消解世界“二重性”（物质和意识的二重性）的主张其实是把人的意识神秘化了。人固然是有自我意识的，但人的理性和意识不过是作为自然界的单个生物的本能和力量的“表现”。如若把它视为是整个自然界的本能和力量在自我意识中的结合，那么，人的自我意识就成为了蕴含在人身上的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这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最终合流到了一起。
因此，我们看到，人的现实是多样的，人的本质也是多样的，理性和意识是人的本质规定性的重要组成而不是全部，它不可能像对象性活动那样可以综合地耦合多种多样的人的规定。如果把理性、意识看作人的全部本质规定，那么人必定会在人的自然性或生物性上难以得到确证。
四、生态伦理启示
非人类中心主义从人的自然性和生物性出发，所看到的主体只不过是“自然人”；而人类中心主义把理性视为人的唯一本质规定性，所看到的主体只不过是“理性人”。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由于其片面性，而无助于生态伦理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以“对象性”作为基本规定的“现实的人”的主张，对于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人呵护自然的逻辑有着重要的启示。
首先，作为主体的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决定了人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进而决定了人尊重、呵护自然的必要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依存关系比作是植物和太阳的关系，“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4]106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而自然是人之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人类要维持自身生存的条件就必须珍惜和呵护自然。
其次，作为主体的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物，这就决定了人必须像尊重、爱护他人一样尊重和爱护自然界。人的社会性是借助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活动而得以生成的，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社会存在物，是以人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对象为前提的，是取决于对象性活动的深度和广度的，亦即是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的。既然人的社会性是以自然的对象性为前提的，人的社会化程度是以自然的对象化程度为尺度的，而对象性活动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离不开他人，那么自然就成为了人与他人联系的纽带，进而爱护自然实际上就是爱护他人，就是爱护人类自身。
再次，作为主体的人是有意识的对象性存在物，这就决定了人必须也能够意识到自然的本原性与客观性，并把自然界当作人的自身来认识。站在认识的客体方面来看，正是因为自然作为对象的独特性造就了人的意识的各种器官的独特性。而站在认识的主体方面来看，即便人的意识离不开人自身的器官及其功能，但是没有外部自然的丰富性和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丰富性，那么人的器官的各项功能实质上是无从谈起的。要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同时要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人就必须在自己的意识世界中将自然界和自身同等对待。
最后，作为主体的人是劳动的对象性存在物，这就决定了人对自然的尊重和爱护不仅是劳动本身，而且还是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人的对象化就是劳动的现实化，自然是人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进行生产的材料，因此，如果没有自然界，劳动本身就失去了必要条件，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进而人的生活本身也难以为继。因此，人类必须把自然界作为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首要源泉而加以爱护。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3-11-16.
[2]孙道进.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9][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0][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2][美]W.H.默迪.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J].哲学译丛，1999，（2）.
[责任编辑：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