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在电视上解读《三字经》，在涉及殷商文化的段落，对两千多年来被冠以“暴君”的商纣王翻了一次案。
　　有趣的是，有不少人一本正经地为这种翻案文章辩护，一个主要理由是：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史书中的纣王形象，完全可能是战胜了纣王的王朝为了论证自己获取权力的正当性而刻意塑造出来的。胜利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随意地编写、伪造历史。
　　这当然部分地是事实。但是，看很多评论者的口气，他们似乎以为，历史记载就只能是这样。就像胡适博士早就说过，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所以，我们永远不可能了解真相。有些人更进一步，把这一点发展成为一种关于历史学的规范性信念：历史记载就应当由胜利者书写，胜利者想怎么记录历史、撰写历史，那是它的神圣权力。这样的信念有点荒唐了。
　　从哲学上说，没有人能够完全真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可以说，不存在绝对的真相——其实，即便是同时代的人，对于自己周围的世界，又知道多少呢?同时，历史学家也生活在具体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中，自然也有自己的价值偏好。因而，难免按照这种价值再现历史。
　　中国历代王朝有一个传统，建立之初必然做两件事情：为前朝修史，为本朝立法。由此而形成人类历史上一个文化奇迹：连续两千年不断的系统的历史记录。同时，每个王朝也都注意记录皇帝与朝廷的活动，因而形成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当然，既然是官修历史，皇权肯定会操纵历史记录，使之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陈寅恪先生就揭露了，唐代官史曾经故意掩盖李氏父子起兵之初向当时十分强大的突厥称臣的史实，至于玄武门之变，官史更是讳莫如深。
　　尽管有这样的事实，古代的史学家，哪怕是皇帝本人，也从来不敢、也不会宣称，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古人不会这样轻慢历史编篡。在中国人观念中，历史编篡是一门相当神圣的工作，司马迁的志向是“究天之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为让天子大臣“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作《资治通鉴》。
　　为此，古代史学家对于编篡历史是极其认真审慎的。司马迁自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网九疑，浮於沅、湘；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忘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在升为太史令之后，又“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所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为成《史记》。在文献记载、制度遗存、风俗传统等多重因素中求真求实的精神和方法，现代、当代又有几个史学家能做到?
　　事实上，正因为把历史学视为一种有助人心、治道的学问，所以，历代均不乏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家；哪怕是小小的起居注官，也可能受到这种精神熏陶。因而，陈寅恪先生才从唐代的起居注及新旧唐书的记录中，还原出李氏父子臣服突厥的真相。那些史官恐怕是故意给后人留下了那些线索、提示。梁启超先生曾谴责二十四史是一部相斫书，然而，这也许正是前世史官出于良知而故意记录的，他们想告诉后人，不受约束的权力是多么腐败而残酷。
　　正是这些历史学家，构成了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学术共同体，尽管受权力的操纵与压制，但他们依然在人的能力所允许之范围内，把真相呈现出来。掌权者当然会利用其权力掩盖真相，但时间总是站在真相与良知一边的。真相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地方露出一丝光亮，给读者以暗示，或者引导具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去探究。即使掌权者毁坏所有证据，导致人们无法发现真相，但至少，受过历史学训练而又负责任的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考证分析戳穿统治老编造的谎言。
　　因此，历史不是由权力书写的，而是由学术共同体书写的，归根到底是由该共同体的良心书写的。良心虽很柔软，却非权力所能压服。因此，书写历史的过程其实是以正义审判掌权者的过程。孟子说：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中国历史学传统中所说的“正统”，其实就是以正义对历史作判断。
　　当然，这样的审判是迟来的，但它总是人们追求真相、追求正义的努力之一种。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未免厚诬古人，而为今天的历史学家推卸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