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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亨利·菲尔丁在其代表作《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通过塑造三种类型化的角色，表达他所信奉的自然人性与自然道德，彰显他对当时英国社会道德改良运动的热忱。同时，作为土地贵族阶层的代表，这种扬善举德的自然道德观背后隐藏着作者心中根深蒂固的惟血统论和等级观念。
关键词：《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自然人性；自然道德；类型化人物
1740年英国感伤派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出版了他的书信体小说《帕米拉：美德有报》，其中凭借自身美德上升到“尊贵地位”的女主人公帕米拉成为了“淑女典范”，备受追捧。但是帕米拉希冀“美德报偿”的功利主义道德观，以及作者理查逊为中产阶级张扬平等权利的政治理想，却激起了另一位作家的反感和反诘。他就是被瓦尔特·斯各特称作“英国小说之父”的启蒙主义作家亨利·菲尔丁。他在戏拟（parody）小说《莎米拉》和流浪汉式（picaresque）小说《约瑟夫·安德鲁传》中，用嘲讽、夸张的手法取笑帕米拉的虚伪、做作、善于“谋划”，并在肯定现有等级制度的基础上，驳斥中产阶层不择手段实现阶级僭越的野心。菲尔丁和理查逊这两位文坛宿敌在道德标准上的激烈交锋，是18世纪英国文坛重视文学作品的教诲功能（to moralize and instruct），积极进行道德训诫的真实写照。在本课题系列成果之一《功利化的女性道德典范——解读〈帕米拉〉中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一文中，笔者已對理查逊所推崇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进行了梳理，在本文中则重点探讨菲尔丁在其代表作《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所秉持的人性道德观，及其背后隐藏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观念。
菲尔丁，“这位浸润着古典主义文学传统、斯威夫特式讽刺精神和塞万提斯流浪汉小说情节的作家，”[1]为18世纪英国小说在内容、形式、技巧上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小说创作理论与实践极大提升了小说的地位，使小说这种贴近并能真切反应世俗生活的文学体裁被评论家和读者所广泛接受。他创造性的将小说定义为“散文滑稽史诗”（a comic epic in prose），用喜剧化的手法来塑造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人物，同时展现广阔的世相全景。在刻画人物时，他笃信自然人性。他认为个人的本性是天生的、内在的、确定的，“道德方式是从出生以来就不可改变地确定了的，”[2]因此《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的主人公汤姆即被塑造成了一个类型化的扁形人物。区别于理查逊对帕米拉思想和情感生活的细腻描写，菲尔丁没有深入汤姆的内心世界，在漫长的历险过程中，汤姆缺乏能动的自我意识，性格上也没有出现演化和发展。除了主人公汤姆，小说中的其他角色也体现出了类型化的倾向，并从这些类型化的人物中折射出菲尔丁的自然道德观。
受新古典主义崇尚“和谐”、“秩序”、“对称”的美学观点的影响，小说故事架构被分成了乡村、旅途和伦敦三个板块，以呈现广阔纷繁的社会全景，铺陈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类型化人物。作者最为推崇的是那些血统高贵、天性善良，虽有弱点但瑕不掩瑜的人物，如忠厚仁慈、讲求原则但偏听轻信的奥尔华绥先生；对爱情忠贞不渝、充满智慧但却放纵爱人不端行为的索菲亚；率真善良、无私助人却鲁莽、冲动的汤姆。尤其在塑造主人公汤姆时，菲尔丁将他所信奉的自然人性赋予了这个寄托他道德理想的人物。
汤姆是奥尔华绥先生的妹妹白利姬和一位英俊文雅的教士之子在自然冲动下产生的“爱情结晶”，是“自然之子”。他带有与生俱来的自然纯真与美德，丝毫不受社会文明规范的约束。从小就是个“万人嫌”，他淘气滋事、小偷小摸。但是这些行为只是表象，与他高贵善良的本性无关。他无私地帮助穷苦的黑乔治一家，“他宁愿自己被打得皮开肉绽，也不肯背信弃义，出卖朋友”。[3]由于奥尔华绥先生误信布利非的毁谤，将他逐出家门。他意识到自己卑微的出身会给爱人索菲亚带来困扰，他毅然出走，独自一人承受痛苦。在旅行途中，他彰显“侠义精神”，挽救沃特斯太太于危难之中。而当他流落伦敦，自身难保之时，仍不辞辛劳的为房东密勒太太一家来回奔走。即使对阴险狡诈、虚伪做作、想要将他置之死地的布利非，汤姆依旧仁慈，为他从奥尔华绥先生那里争取了每年两百磅的年金。汤姆的身上永远闪耀着率真、善良、无私、勇敢的自然人性光辉。即使他性格上的最大瑕疵—屈从于女性的挑逗和诱惑—同样来源于自然天性的影响。他对女性的性冲动出于自然，受本我“力比多”（libido）的控制，因此他有了与毛丽、沃特斯太太、贝娜斯登夫人的肉体关系。但是当他明确与苏菲的爱情后，他开始约束自己的天性，“世上任凭哪个女人也不能再引诱他干负心的勾当了”[3]。因此，汤姆的身上还体现了自然道德不断臻于完善的趋向。
与汤姆的自然人性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由布利非所代表的阴险、虚伪、堕落人性。与自然爱情的结晶汤姆不同，布利非的父亲对于他母亲的追求，完全是出于对她财产的贪念。在信奉血统论的菲尔丁看来，布利非从出生起就被打上了贪婪、狡诈的天性标志。小时候，他就曾多次陷害汤姆，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阴险心机。长大成人的布利非满口仁义道德、伪善卑鄙，不择手段地想要除掉自己同母异父的哥哥汤姆，以独占舅舅奥尔华绥的财产。另外，跟冲动鲁莽，难以控制情欲的汤姆相比，布利非惯于自我压抑，他对索菲亚的追求，并非出自自然的本能或爱情，而只是觊觎索菲亚名下的财产。布利非没有成功得到索菲亚，也是菲尔丁对资产阶级金钱婚姻的彻底否定。作者将布利非身上卑鄙、堕落的本性与畸形的金钱观、商业价值观结合起来，揭露当时“文明外衣掩盖下的恶——伪善和虚假”[4]。并且，在菲尔丁看来，布利非的这种“恶”的天性，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小说结尾，在种种阴谋败露并被舅舅赶出家门、取消继承人资格后，布利非依然本性难改，梦想娶到富有遗孀，再次发家。性本“善”的汤姆与性本“恶”的布利非的对比，及两人不同的境遇，体现了菲尔丁所秉持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自然道德观。
除上述两种对立的类型人物，作者还塑造了一批出身下层，兼具善与恶两种天性的人物，如勤劳木讷，却将一直接济他们全家人的汤姆遗失的500磅银行券据为己有的猎场看守人黑乔治；在旅途中一直陪伴乔治，随和、善良却又经常盘算、多嘴多舌的庞立支；还有聪明善良、诚信勇敢却行为不检、引诱汤姆的沃特斯太太等等。这三种类型人物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悉数登场，菲尔丁为读者呈现了一幅不同阶层、不同特征、不同性格的18世纪英国社会的人物全景。
回到本文之初菲尔丁和文坛对手理查逊之间的论战。从表面上看，两人争论的中心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观之争，即自然道德观和功利主义道德观。理查逊宣扬贞洁观，并支持将美德作为实现社会攀爬的工具，以打破旧有的等级制度和政治秩序。而菲尔丁却认为只要保持天性的善良，小的过失可以被谅解。他把汤姆的不端行为当作必不可少的道德考验，认为“在道德发展过程中，那是一种很可能产生甚至是必不可少的阶段”。[2]因此，屡犯过失、情欲旺盛的汤姆被他塑造成了一个英雄人物。并且，菲尔丁在小说结尾出揭示了汤姆的血统之谜，肯定了他的贵族出身，在没有破坏现有社会秩序和门第等级观念的基础上，汤姆与索菲亚幸福结合。因此，相比帕米拉身上体现出的政治进步性，汤姆则流露出“（菲尔丁）心中根深蒂固的惟血统论和等级观念”。[5]因此两位小说家的文学论战、道德冲突，究其本质是两个阶级、两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冲突。
参考文献：
[1]曹波.人性的推求：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2]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M].高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3]亨利·菲尔丁.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M].萧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4]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5]Spearman，Diana.The Novel and the Society[M].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66.
作者简介：刘含颖（1980—），女，河北保定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化；
刘永昊（1996—），男，河北石家庄人，本科。
关键词：《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自然人性；自然道德；类型化人物
1740年英国感伤派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出版了他的书信体小说《帕米拉：美德有报》，其中凭借自身美德上升到“尊贵地位”的女主人公帕米拉成为了“淑女典范”，备受追捧。但是帕米拉希冀“美德报偿”的功利主义道德观，以及作者理查逊为中产阶级张扬平等权利的政治理想，却激起了另一位作家的反感和反诘。他就是被瓦尔特·斯各特称作“英国小说之父”的启蒙主义作家亨利·菲尔丁。他在戏拟（parody）小说《莎米拉》和流浪汉式（picaresque）小说《约瑟夫·安德鲁传》中，用嘲讽、夸张的手法取笑帕米拉的虚伪、做作、善于“谋划”，并在肯定现有等级制度的基础上，驳斥中产阶层不择手段实现阶级僭越的野心。菲尔丁和理查逊这两位文坛宿敌在道德标准上的激烈交锋，是18世纪英国文坛重视文学作品的教诲功能（to moralize and instruct），积极进行道德训诫的真实写照。在本课题系列成果之一《功利化的女性道德典范——解读〈帕米拉〉中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一文中，笔者已對理查逊所推崇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进行了梳理，在本文中则重点探讨菲尔丁在其代表作《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所秉持的人性道德观，及其背后隐藏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观念。
菲尔丁，“这位浸润着古典主义文学传统、斯威夫特式讽刺精神和塞万提斯流浪汉小说情节的作家，”[1]为18世纪英国小说在内容、形式、技巧上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小说创作理论与实践极大提升了小说的地位，使小说这种贴近并能真切反应世俗生活的文学体裁被评论家和读者所广泛接受。他创造性的将小说定义为“散文滑稽史诗”（a comic epic in prose），用喜剧化的手法来塑造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人物，同时展现广阔的世相全景。在刻画人物时，他笃信自然人性。他认为个人的本性是天生的、内在的、确定的，“道德方式是从出生以来就不可改变地确定了的，”[2]因此《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的主人公汤姆即被塑造成了一个类型化的扁形人物。区别于理查逊对帕米拉思想和情感生活的细腻描写，菲尔丁没有深入汤姆的内心世界，在漫长的历险过程中，汤姆缺乏能动的自我意识，性格上也没有出现演化和发展。除了主人公汤姆，小说中的其他角色也体现出了类型化的倾向，并从这些类型化的人物中折射出菲尔丁的自然道德观。
受新古典主义崇尚“和谐”、“秩序”、“对称”的美学观点的影响，小说故事架构被分成了乡村、旅途和伦敦三个板块，以呈现广阔纷繁的社会全景，铺陈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类型化人物。作者最为推崇的是那些血统高贵、天性善良，虽有弱点但瑕不掩瑜的人物，如忠厚仁慈、讲求原则但偏听轻信的奥尔华绥先生；对爱情忠贞不渝、充满智慧但却放纵爱人不端行为的索菲亚；率真善良、无私助人却鲁莽、冲动的汤姆。尤其在塑造主人公汤姆时，菲尔丁将他所信奉的自然人性赋予了这个寄托他道德理想的人物。
汤姆是奥尔华绥先生的妹妹白利姬和一位英俊文雅的教士之子在自然冲动下产生的“爱情结晶”，是“自然之子”。他带有与生俱来的自然纯真与美德，丝毫不受社会文明规范的约束。从小就是个“万人嫌”，他淘气滋事、小偷小摸。但是这些行为只是表象，与他高贵善良的本性无关。他无私地帮助穷苦的黑乔治一家，“他宁愿自己被打得皮开肉绽，也不肯背信弃义，出卖朋友”。[3]由于奥尔华绥先生误信布利非的毁谤，将他逐出家门。他意识到自己卑微的出身会给爱人索菲亚带来困扰，他毅然出走，独自一人承受痛苦。在旅行途中，他彰显“侠义精神”，挽救沃特斯太太于危难之中。而当他流落伦敦，自身难保之时，仍不辞辛劳的为房东密勒太太一家来回奔走。即使对阴险狡诈、虚伪做作、想要将他置之死地的布利非，汤姆依旧仁慈，为他从奥尔华绥先生那里争取了每年两百磅的年金。汤姆的身上永远闪耀着率真、善良、无私、勇敢的自然人性光辉。即使他性格上的最大瑕疵—屈从于女性的挑逗和诱惑—同样来源于自然天性的影响。他对女性的性冲动出于自然，受本我“力比多”（libido）的控制，因此他有了与毛丽、沃特斯太太、贝娜斯登夫人的肉体关系。但是当他明确与苏菲的爱情后，他开始约束自己的天性，“世上任凭哪个女人也不能再引诱他干负心的勾当了”[3]。因此，汤姆的身上还体现了自然道德不断臻于完善的趋向。
与汤姆的自然人性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由布利非所代表的阴险、虚伪、堕落人性。与自然爱情的结晶汤姆不同，布利非的父亲对于他母亲的追求，完全是出于对她财产的贪念。在信奉血统论的菲尔丁看来，布利非从出生起就被打上了贪婪、狡诈的天性标志。小时候，他就曾多次陷害汤姆，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阴险心机。长大成人的布利非满口仁义道德、伪善卑鄙，不择手段地想要除掉自己同母异父的哥哥汤姆，以独占舅舅奥尔华绥的财产。另外，跟冲动鲁莽，难以控制情欲的汤姆相比，布利非惯于自我压抑，他对索菲亚的追求，并非出自自然的本能或爱情，而只是觊觎索菲亚名下的财产。布利非没有成功得到索菲亚，也是菲尔丁对资产阶级金钱婚姻的彻底否定。作者将布利非身上卑鄙、堕落的本性与畸形的金钱观、商业价值观结合起来，揭露当时“文明外衣掩盖下的恶——伪善和虚假”[4]。并且，在菲尔丁看来，布利非的这种“恶”的天性，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小说结尾，在种种阴谋败露并被舅舅赶出家门、取消继承人资格后，布利非依然本性难改，梦想娶到富有遗孀，再次发家。性本“善”的汤姆与性本“恶”的布利非的对比，及两人不同的境遇，体现了菲尔丁所秉持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自然道德观。
除上述两种对立的类型人物，作者还塑造了一批出身下层，兼具善与恶两种天性的人物，如勤劳木讷，却将一直接济他们全家人的汤姆遗失的500磅银行券据为己有的猎场看守人黑乔治；在旅途中一直陪伴乔治，随和、善良却又经常盘算、多嘴多舌的庞立支；还有聪明善良、诚信勇敢却行为不检、引诱汤姆的沃特斯太太等等。这三种类型人物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悉数登场，菲尔丁为读者呈现了一幅不同阶层、不同特征、不同性格的18世纪英国社会的人物全景。
回到本文之初菲尔丁和文坛对手理查逊之间的论战。从表面上看，两人争论的中心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观之争，即自然道德观和功利主义道德观。理查逊宣扬贞洁观，并支持将美德作为实现社会攀爬的工具，以打破旧有的等级制度和政治秩序。而菲尔丁却认为只要保持天性的善良，小的过失可以被谅解。他把汤姆的不端行为当作必不可少的道德考验，认为“在道德发展过程中，那是一种很可能产生甚至是必不可少的阶段”。[2]因此，屡犯过失、情欲旺盛的汤姆被他塑造成了一个英雄人物。并且，菲尔丁在小说结尾出揭示了汤姆的血统之谜，肯定了他的贵族出身，在没有破坏现有社会秩序和门第等级观念的基础上，汤姆与索菲亚幸福结合。因此，相比帕米拉身上体现出的政治进步性，汤姆则流露出“（菲尔丁）心中根深蒂固的惟血统论和等级观念”。[5]因此两位小说家的文学论战、道德冲突，究其本质是两个阶级、两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冲突。
参考文献：
[1]曹波.人性的推求：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2]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M].高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3]亨利·菲尔丁.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M].萧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4]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5]Spearman，Diana.The Novel and the Society[M].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66.
作者简介：刘含颖（1980—），女，河北保定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化；
刘永昊（1996—），男，河北石家庄人，本科。